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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末期，隨著歐洲教會勢力的增強、君主權力的削弱、半自治性質的城市和商業的發展、來自于社會底層勞動者及同情他們境遇的知識者對打破貴族－平民等級關系的強烈要求，使歐洲陷入一個不確定的狀態。 這些以前在羅馬帝國時期不曾遇到的問題，甚至在雅利安人的后裔征服世界的過程里都不曾遇到的問題，現在成為歐洲知識精英們的一種巨大困惑。 恰恰這時，希臘和羅馬時期的思想與科學研究成果重新進入了他們的視野，為他們開啟了探索真理和反省自身的智慧之門。 特別是一批年輕的教士們，在神學知識基礎上，已經具備了獨立理解和分析神學和世俗學問的能力，似乎解決這些問題，成為那些矢志為人類服務的年輕教士們的責任。 在這些年輕的教士們走上歷史舞臺之前約1000年前的時代里，那個主要以《懺悔錄》、《論三位一體》、《上帝之城》等著作聞名的神學哲學家，由濫欲者轉為基督教的堅定信仰者、任過希波主教的圣奧古斯丁（354－430年），已經對基督教有關圣父、圣子、圣靈三者的一體性、唯一性、完美性、至善和超能、原罪和贖罪、欲愛和禁欲、信仰和化體等基本問題，進行了超然的、哲學的和激情的論述。 這一論述不僅將325年君士但丁皇帝的尼西亞會議上確立的有關基督教的教義，在理論上合法化，而且將以色列人的神耶和華上帝予以架空，使基督教成了日耳曼人的宗教，而且將猶太人和耶和華之間訂立的契約，硬生生涂改為耶穌與全體雅利安人后裔之間的無條件統治－服從關系的“神圣”法律（宗教裁判所大概就建立在這一法律關系上），以至于引導中世紀的信徒們（包括主教和神父）將彌撒儀式弄得神圣而莊嚴，連那些獻給基督的面包和酒，都因為彌撒儀式的進行而分有了神性，是的，吃掉這些面包、喝下這些酒的人，就會相信神性籍由儀式而傳導給了虔誠的信徒。神父們大概是因吃了夠多的化體，而具備了在人和神之間進行二次傳導的能力。 盡管這種極端的信教行為曾俘虜過絕大多數歐洲人的心，但敢于表示異議的人也正在悄悄地滋長，他們不能明確反對這一帶有巫術性質的行為，只能委婉地提出另一種見解，認為圣禮中的吃面包與喝酒，（與中國人吃祭祀祖先的供品一樣），只是一種對拿撒勒的耶穌的一種表示懷念的行為，神父只是彌撒儀式的主持者而已。 如果事情到這里為止，科學便不能沖破宗教的藩籬，也不能突破經院哲學扎制的籬笆。 這種對宗教儀式的質疑背后，潛伏著這樣一種判斷：日益嚴酷的宗教信仰，以及由信仰而衍生的禁欲主義、執著的信念、繁雜的儀式、眾多的教規，特別是教士們那些越來越偏離正常人的生活和人們常常聽說的他們對財富的貪婪、對乖張行為的偏好等等，是否是耶穌本人的的意愿呢？ 當種種疑問越來越濃重時，來自中國的造紙術和印刷術，在十五世紀的歐洲得到了成功的應用（1415年意大利用紙成功地印刷了古登堡版的《圣經》）。 原來只能為少數人閱讀且閱讀起來非常費力的圣經，成了一般信徒手中的讀物，承載著基督教教義的那些耶穌的言論和事跡，不再是教士們的專利，普通信徒都可以通過紙面的閱讀而給出自己的獨立思考了。 盡管圣經的讀者們從圣經里吸取的是他們的良心所同意的東西，但明顯地與神父們的教誨不同的、或是神父們的行為明顯不符合的、或是國王們與貴族們未能按照圣經所許可的種種問題，很快便袒露在信徒們的面前，引起了普通信徒更深的疑慮及不滿。 在這樣的宗教氛圍下，教皇及教會的影響力開始被懷疑的空氣吹拂。 那些由于接受亞里士多德思想的年輕教士們，或正在教會學校學習的未來教士們，在這樣的空氣中再來理解那艱澀、深奧的以奧古斯丁著作為主的經院哲學時，潛藏著的絲絲懷疑，便如門縫中侵入的寒風，將圣經的書頁翻弄得出現了殘缺。于是在城市的雜貨攤上和講究的書齋里，出現了一種共同的傾向。 對此，赫·喬·韋爾斯告訴我們： “當在市場上和日常生活方式中人們對教士的道德和正直、獨身生活是否真正和恰當、以及教皇的稅收是否公正等等提出疑問時；當神學界人士全神貫注于化體的問題，即彌撒里的面包和酒是否神圣的問題時，在書齋里和講堂上對普通天主教的教導方法正在進行一場范圍更廣的批評。” 這種日益激烈的批評風潮，引導著那些智力卓越而品質端莊的人（主要是年輕的教士），去把神學的真理與哲學的真理進行區分，以便通過區分來維持神學的尊嚴和哲學的理性，或者說通過運用哲學的邏輯思維來將神學裝點得更加尊嚴。 那早在十三世紀已經由英國人羅吉爾·培根（約1210－1293年）大聲疾呼的問題，又重新回蕩在十五世紀的歐洲上空：“不要再受教條和權威的統治了，看看這個世界吧！” 不僅如此，羅吉爾·培根宣布，只要我們不受權威尊崇、習慣勢力、無知群眾的感覺、驕傲自負而不愿受教的束縛，一個有力量的世界就會向人類開放： “沒有劃手的航行機器是可能的，由一個人駕駛的，適合在江河洋海航行的大船，可以比擠滿了劃手的航行得更快。同樣的，也可以制造出無須畜力拖拉的車，而由不可估量的動力來開動，有點像我們想到的古人在上面作戰的裝有鐮刀的戰車那樣。飛翔的及其也是可能的，一個人坐在里面運轉某個機關，人工翅膀就會像飛鳥那樣騰空而起。” 羅吉爾·培根當然沒有見過希特勒的坦克、俄羅斯的戰艦和美國人的戰斗機，但他一定知道人類飛翔的夢想和亞里士多德對這個問題的探討。 此外，他可能也知道阿基米德那臺由螺旋永動機推動著的永遠可轉動的水磨，只是無法確定他有沒有聽說過三世紀中國諸葛亮制作的木牛流馬，也無法確定他有沒有聽說過九世紀的時候，中國人已經在使用水力輪式水磨了。 顯然，一個有力量的世界不是來自于上帝，而是來自于自然，來自于自然界的諸多奧妙同人類智慧的結合。 而認為上帝是人世間主宰的思想是不能夠實現這個結合的，而且，人類迄今為止的所有宗教，除了給人類描繪過那些超自然的力量對于人類的脅持外，還從來沒有什么宗教力量可以幫助人類去輕松地耕地、快速地將肥料運到地里、并且可以使我們比馬還快地在大地上馳騁，更不用說實現那飛翔的夢想了。 這種尋求力量的種子一旦種下，便會在人們的頭腦中生根，就像追求長生不老的夢想曾經使東西方的人們共同喜歡煉丹術一樣，歐洲人因宗教的禁錮而讓智慧之光頑強地去尋找著突破其禁錮的方向。 顯而易見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暫且把自己當作13世紀、14世紀那些熟讀經院哲學的年輕人吧），如何能證明上帝是的確存在呢？或者說上帝的那些無所不能的力量來自于哪里呢？ 托馬斯·阿奎那（1225－1274年）為了證明上帝的存在，花了30年的時間，力求運用邏輯的方法和力量，來推理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但除了用單一、完美、無限、永恒、一致等概念外，他無法找到更具說服力的事證。 但阿奎那的推理與證明，將上帝放在了一個至高的存在位置，這個位置是世俗和世俗的學問（包括哲學）所不能及的，因此具有了將神學與哲學相分離的意蘊。 這個分離，無意中、也恰恰是起到了將知識從宗教信仰中剝離開來的作用，也就是說將知識從宗教的禁錮中解放了出來。所以，不管人們對上帝是怎樣的一個態度，都不應妨礙他去對知識進行探討。 阿奎納認為證明上帝的最好方法，是先排除那些不可能是上帝的東西，而上帝擁有的五個基本屬性是其他的事物所沒有的。第一，上帝是簡單的，并沒有各種組成的部位，例如身體或靈魂、或者物質和形式；第二，上帝是完美的、毫無破綻的，上帝與其它事物的差異便在于完美無瑕這個特征上；第三，上帝是無限的，且并沒有如其它事物那樣有著實體上的、智能上的、或情緒上的限制；第四，上帝是永恒的、不變的，亦即上帝的本質和特征是無法像一般事務那樣可以改變的；第五，上帝是一致的，這一致性本質就如同上帝的存在一般。因此，阿奎那的結論是：“上帝存在：這個命題必然是真的，其主題和結論皆為如此。 另一個次一點重要的問題是，阿基米德早在1500年前就認為地球是圓球狀的并圍繞著太陽旋轉，而教會宣稱地球是一個圓形的物體且是宇宙的中心，到底誰對呢？ 對于認為天主教是“一個販賣欺騙的店鋪”，且相信“真理只有一個，他不是在宗教之中，而是在科學之中”的達·芬奇（1425－1519年）來說，可以直接地認為地球不是太陽系的中心，更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一顆繞太陽運轉的行星。 但對于身為天主教教士的波蘭人哥白尼（1473－1543年）來說，這樣簡單的判斷則是不夠的，他必須拿出像樣的證據出來，不然宗教裁判所的大門會將他的真知灼見永遠封閉在黑暗之中。因此，他必須運用所學到的天文觀測技術和來自于希臘的天文學理論，進行艱苦的求證工作。 好在達·芬奇所開創的、也曾為煉丹術士們所孜孜追求的 、并為羅吉爾·培根（那個弗蘭西斯·培根在1561年才出生）所主張的“實驗”方法——通過不斷的探索和實例驗證來發現一個假定的存在的方法，使得哥白尼相信，可以通過反復的計算和觀測，來求證地球、太陽和其他那些著名的天體之間的關系。 他觀察月食、觀察太陽的升起和降落，站在海邊觀察漸漸遠去的在波羅的海上航行的帆船、在寒冷而晴朗的夜晚通宵觀測星體的位置和與地球之間的距離，這些艱苦的工作使他確信且可以通過星體之間距離的計算來證實他所確信的：地球是一個球體，而且有規律地圍繞著太陽旋轉。 達·芬奇反對經院哲學家把教義和過去的言論作為知識的基礎，他認為人們應向大自然學習，到自然界中尋求知識和真理，并認為知識起源于實驗。 此外，還有關于布魯諾、伽利略、開普勒在天文學方面的成就，牛頓在地球引力和古典力學方面的成就，哈維在解剖學方面的成就、笛卡兒、萊布尼茨在數學方面的成就，以及笛卡兒、霍布斯、斯賓諾莎、萊布尼茨等在哲學方面的成就，弗蘭西斯·培根在實證科學方面的研究成就，但丁、彌爾、莎士比亞等在文學和戲劇方面的成就等，對于思想和科學發展的貢獻，大家都比較熟悉，這里就不一一介紹了。 因為我們關注的不是這些成就本身，而是這些成就產生的原因和這些成就對歐洲新力量形成的影響。 【本文完】 注釋 [英]赫·喬·韋爾斯著，吳文藻等譯，世界史綱，人民出版社，1981，第819頁。 說明：由于阿奎那的《神學大全》大陸中文版一直未見，這里的歸納來源于散見在各種讀物里的意見，有可能是不確切的。 有關煉丹術士對實驗的執著，以及因不斷嘗試而進行的研究對科學的貢獻，在赫·喬·韋爾斯的《世界史綱》中有簡略的論述，見該書第8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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