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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小說取得文學的正宗地位 小說取得文學正宗地位的過程： A、傳統地位：邊緣，被正統士大夫不恥。 B、1902年，梁啟超發動“小說界革命”，提高了小說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 C、“五四”文學革命給小說的現代化帶來了契機。 D、外國小說的引入，推動了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型。 E、經濟的發展、稿費制度、市民閱讀群體對小說發展的作用。 “問題小說”的創作概況 一、“問題小說”形成的原因 “問題小說”是“五四”時期小說創作的一個突出現象。主要在1919——1923年間興盛一時，當時幾乎所有的新小說作者都寫過“問題小說”。因此藝術傾向更不相同，未能形成一種流派。1919年上半年《新潮》作家群的作品中，已出現了“問題小說”的端倪。1919年下半年冰心的《兩個家庭》《斯人獨憔悴》等短篇小說的發表，就正式開創了“問題小說”的創作風氣。后期的文學研究會公開倡導“表現并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更將“問題小說”創作引向高潮，“問題小說”最有影響的作家有冰心、廬隱、許地山等。 “問題小說”是一個寬泛的概念，一般來說，凡是明確接觸某一社會現象或人生現象，有意識的提出問題，甚至試圖解答問題的小說，都可謂之“問題小說”。“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表現和思考的主要是“一些有關人生的一般的問題”，核心是人生的目的、意義、價值，與此密切相關的是個性自由、戀愛婚姻、倫理道德、婦女解放等社會問題，還有的作品涉及到了勞動人民的疾苦、軍閥混戰帶來的戰禍，以及兒童、教育、勞工問題等。因此，當時“問題小說”的題材、主題相當廣泛，透露出五四時代特有的氣息。 “問題小說”形成一股創作潮流，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它根植于新舊交替的時代，是社會變革與思想啟蒙運動的產物。“五四”運動造就了“思考的一代”，造成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思想解放的活躍的局面，“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成為當時最響亮的口號。 其次，“問題小說”的興起與當時作家們的社會責任感密切相關，“五四”作家繼承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關注現實、經世致用的傳統，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因此，“問題小說”具有鮮明的啟蒙主義性質，使作家們社會責任感的集中體現。 第三，“問題小說”還受了外國文學的深刻影響，俄國文學正是以能夠提出種種社會問題為特點，高爾基曾稱俄國文學為“提出問題的文學”。另外，挪威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在“五四”時期的中國得到廣泛介紹和推崇。還有一些作家從印度泰戈爾的哲理小說和日本近代文學中的“問題小說”中吸取了營養。 “五四”問題小說集中、廣泛地反映那個時代的社會現實，尤其記錄了人們的思想和精神狀況，因此，問題小說已超出了文學的范疇，具有了歷史文獻的價值。但問題小說中非文學因素過多，社會問題被擺在首要位置，問題小說的認識價值超過甚至損害了它的審美價值。在創作方法上基本傾向于現實主義，它反映和揭示的社會問題有現實社會基礎，而當它試圖回答和解決社會問題時，則表現出較明顯的主觀理想色彩，具有一定的浪漫主義因素。問題小說作家們真誠的想給生活在灰色人生中的人們以快樂和希望，作家們不惜從主觀臆想，去建造一些美妙然而虛幻的空中樓閣，從而影響了作品的真實性和藝術感染力。 二、冰心、王統照的創作 1、冰心（1900——）原名謝婉瑩，福建省福州市人，最早以問題小說步入文壇。1919年在《晨報》上發表處女作《兩個家庭》用對比的手法描寫了兩個不同的家庭，否定了封建官僚家庭培育出來的游手好閑的女子，肯定了受資產階級教育的賢妻良母，從而提出了作者自己對家庭、教育以至人生諸問題的某些幼稚的看法。接著又發表了《斯人獨憔悴》，直接以五四運動一個生活側面為題材，寫青年一代被頑固的官僚父親禁錮在家，而不能參加反帝愛國運動的苦悶，反映了具有一定時代意義的父子沖突。《去國》寫留洋回國的學生英士，滿腔理想，科學救國之志，在殘酷現實面前被無情粉碎，又不愿隨波逐流，只好再次去國，對北洋軍閥的腐敗黑暗表示了憤慨。 “小說里有哲學”，“借小說發表自己的思想”這是冰心問題小說的重要追求。弱點是未能透過社會現象而挖掘其深刻的社會根源。 冰心的這一類反映應知識青年面臨人生歧路的小說，雖然最終未能指明出路，但確實沉痛陳言，抓住了當時青年人所關心的種種問題。《最后的安息》提出了童養媳問題，《一個軍官的自述》通過一個軍官的自述，暴露了軍閥混戰的殘酷性和荒謬性。 冰心提出的一些問題并不是很深刻，她的態度也不是很激烈，正如茅盾所說：冰心具有不偏不激的中庸思想，極端派的思想，她是不喜歡的。因此，冰心的問題小說雖然反映了一些矛盾沖突，但沖突是平緩的，雖描寫了一些正面人物，但人物是軟弱的，是一些軟脊骨的好人。(茅盾《冰心論》)熱烈的時代氣息和清淺的哲理思考相結合，形成了冰心早期問題小說的基本格調：微憂的愛。憂指對時代的思考，憂而微則反映了入世不深，愛是追求哲理所獲得的濟世良方。 1921年《超人》的發表，標志著冰心問題小說有了較大的變化，由批評社會上種種不合理的弊病，轉向試圖安慰青年的苦悶、憂傷的心靈，作品不僅僅提出問題，更主要的是試圖回答問題、解決問題。1921年，五四高潮后，由熱情提出問題，變為憂慮的探討人生究竟的問題，由著重思考社會的弊端，變為著重的慰藉青年知識分子的苦悶心靈。以犧牲問題小說的廣闊性完成慰安青年煩悶的作家職責。“愛的哲學”戰勝了“憎的哲學”，《超人》及時反映了五四以后一部分青年中的精神危機，回答了“人生是什么”的問題。小說所開的藥方“愛的哲學”是空泛的、不現實的，對青年的慰安也是有限的，反映了一種局限性。在之后，冰心又寫了《超人》的姊妹篇《悟》，讓“愛”再一次戰勝“憎”，由于當時社會的急速發展，一般討論人生問題的問題小說不再受到人們的關注和興趣。冰心的問題小說也走到盡頭。三十年代，冰心還寫過一些小說，這時作家已與“愛的哲學”告別，開始較清醒地分析反映社會矛盾。童話體小說《分》就是通過兩個“初生的嬰兒”的“對話”和不同命運的描寫，揭示了舊社會貧富懸殊，階級對立的狀況，而且構思新穎，語言親切自然，有較高的思想藝術價值，標志著冰心小說創作向現實主義方向的發展。 冰心是繼魯迅之后，現代小說又一個出色的文體家。她的文學語言非常有“我”，有自己的個性和韻味，她歌頌過大海的“溫柔而沉靜”，“超越而威嚴”，“神秘而有容”，她的文體恰如海波一般滋潤從容，如秋菊一般雅致而秀美，她善于駕馭和驅遣流轉自如的句式，豐富繽紛的詞藻，著筆處死玉盤落珠，圓潤婉轉，飄逸灑脫，形成了獨有的“冰心體”。就美學范疇而言，冰心的文體屬于優美，但又不能以“優美”二字囊括，婉麗中帶有清雋，雋麗中增多了簡勁，被稱為“詩人的小說”。 冰心小說的結構，一言以蔽之——“單純”。最初的社會問題小說，善用對比手法，到了心理問題小說時期，書簡筆記型的藝術構成顯著增加。后期小說在結構和情調上都起了很大的變化，但依然為離“單純”二字。 在描寫手法上，冰心是多用白描的，是“詩化的白描”，又一番清澈空靈，見情見性的詩趣。 2、王統照（1897——1957），字劍三，山東諸城人。1918年到北京就讀于中國大學英國文學系，并開始發表作品。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春雨之夜》（1924年）、長篇小說《一葉》（1922年）、詩集《童心》（1925年）。 王統照早期的小說在敘事上常具有一種童心與詩意，將“愛”與“美”實為彌合人生缺陷的良方。在他看來，“愛”與“美”及時解決世間“煩悶與混擾”的藥方，也是人類“樂其生”的歸宿。他在小說中著意描繪人生的藝術圖畫，把人們的生活幻想成美好的人生樂園，而這個人生樂園卻總是遭到外界突來惡勢力的粗暴破壞，甚至完全被毀滅。有探索，有蕪雜、迷誤，注重思考和探索人生問題，或多或少，或深或淺的感受到社會的苦悶和哀痛。 《春雨之夜》是一篇散文化的抒情小說，寫敘述著“我”在春雨瀟瀟的夜晚對一次旅行的回憶，一對上中學的小姐妹一路上相依為命的情狀，在作者充滿愛憐與詩意的眼中，成了一種負載著美麗、溫柔、憂郁、純潔的意象。小說沒有故事，卻有優美的意境。 《雪后》寫一個五、六歲的兒童，在河邊用雪筑了一座晶潔的小樓，晚上卻被軍人的馬蹄皮靴踐踏成泥污，暗示軍閥戰爭毀滅了人間的美和夢。 《沉思》：純潔美麗的瓊逸事作者理想的愛與美的象征。她希望通過畫面將“愛與美”傳給人們，卻發現人們只知“占有”，就連自己的愛人和以“表現真美”為職責的畫師，其實也并不懂得“愛與美”，她只好陷入痛苦的沉思，作者用象征的手法表達了對“愛與美”的贊頌，以及對“自私”“平庸”的輕蔑。 《微笑》從正面揭示了愛與美的偉大力量，青年小偷阿根因偶爾得到一個女犯人的微笑，后來又了解了女犯人的不幸身世，頓悟她的那一笑，乃是廣博的愛人類愛一切的慈祥的笑，一年后，阿根居然成了一個有知識的工人。作者企圖用這一微笑來表現他理想中的愛和美，并謳歌這美和愛所具有的莫大的“魔力”。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的蒙上了一層美麗而虛幻的色彩，往往“從空中設境或安排人物”，缺乏現實的力量。 《一葉》對人生深感凄惶和苦悶，小說探討人生問題，對人生陷入悲哀與彷徨。“為何生命是永久的如一葉飄墮地上？為何悲哀是永久而且接連著結在我心底？”王統照較為追慕“超越現實世界”的充滿光和花的“世界的花園”。 王統照的這些小說敘事的主觀想象大于細節的客觀寫實，充滿某種單純的理念如“愛”“美”等，由于作者善于以單純的情緒營造詩的意境，作品有一種單純的美。 1933年出版了最重要的長篇小說《山雨》，這表明他把主要精力傾注到養育他的齊魯大地，以中農奚大有一家的遭遇為線索呈縱向展開，寫出了“北方農村崩潰的幾種原因和現象，以及農民的自覺”，劃出了一幅新時代的“流民圖”。小說人物形象血肉豐滿，地方色彩濃郁，場景開闊，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三、“問題小說”的衰落 “問題小說”在五四時代密切關注著人生和社會現實問題，較真實地反映出“五四”時期一部分小資產階級青年的精神狀態，揭示了現實的丑惡，特別是啟發青年讀者探索人生社會問題，進行思想啟蒙。但問題小說一般只是提出問題而不能正確回答問題，作者答案或是抽象的“愛的哲學”，或是皈依宗教信仰等，削弱了作品的思想藝術力量，客觀上也造成了某些消極影響。在藝術上，問題小說比文學革命初期的作品圓熟，更多的擺脫了舊小說的痕跡，一些作者還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但他們的作品視野比較狹窄，大都以提出一個問題或說明一個概念為滿足，往往存在概念化的毛病。社會功利的傾斜使之不免帶有觀念化與抽象化的陋病，人物形象被社會問題所沖淡，削弱了它的審美價值，只能說是一種特殊形態的文學風尚與潮流，尚未形成一個成熟的文學流派。1922年后，世代推進，現實變化了，熱烈討論人生問題的氣氛已不復存在。問題小說作家紛紛走出個人圈子，面向廣闊的社會生活，開始更具體深入的反映社會人生。問題小說成為特定歷史階段的文學現象而過去，但它關注社會現實、人生的傳統，卻對許多作家的現實主義創作道路發生了深刻影響。 人生派寫實小說 一、人生派寫實小說 由于文學研究會在它的成立宣言中強調文學與人生的關系，加之后期的創造社打出“為藝術”的旗幟與文學研究會抗衡，歷來人們便將文學研究會稱為“人生派”或“為人生”的一派。盡管文學研究會是一個非流派的作家團體，而“為人生”的概念也遠不能作為一個藝術概念指稱文學研究會的整體特征；但是在文學研究會作家中，有比較多的作家的確是帶著對人生與社會問題的現實關注進行寫作并企圖為社會“開藥方”的。因而對比浪漫抒情小說的自我表現，我們姑且將文學研究會中這類以社會和他人為描寫對象的小說稱為“為人生”的小說。 二、葉紹鈞的創作 葉紹鈞（1894——1988），辛亥革命后改字圣陶，江蘇蘇州人，文學研究會發起人之一。他早在1914年就在一些通俗雜志上發表文言小說和舊體詩詞，1919年開始白話文學創作。葉紹鈞家境貧寒，曾多年從事小學教育。他的小說常常揭示下層人民的痛苦和不幸，他寫得最好的，就是小市民和具有小市民習性的知識分子的灰色生活。20年代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隔膜》（1922）、《火災》（1923）、《線下》（1925）、《城中》（1925）、《未厭集》（1928）、及長篇小說《倪煥之》（1928）。 葉紹鈞的小說創作經歷了由問題小說向較廣的社會現實拓展的過程。以教育界、學校生活為題材的小說在葉紹鈞的全部小說作品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長年的教員生涯，使他對現代中國教育界的情形了解的深切詳明，對學校生活的各個側面觀察得細致入微，對教員和學生的思想狀態、希望欲求、心理活動了如指掌。作為中國現代教育史的見證人，葉紹鈞是新文學史上最早出現和最有成就的“教育小說家”。 暴露舊中國教育界黑暗的內幕，并透過教育界而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整個舊社會，是葉紹鈞 “教育小說”的基調。他以身臨其境般的感受和同情，反映了下層知識分子貧窮悲苦的生活狀況。與此同時，他對作為知識階層一部分的教員，也有著嚴峻的解剖與審視。 《潘先生在難中》（1925）是葉紹鈞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寫軍閥混戰時期江南某鎮一個小學校長潘先生攜家逃難的經歷，刻畫了潘先生這一患得患失、明哲保身、自私精明的小市民知識分子形象。這篇小說以客觀寫實的筆調展現了小人物在戰爭驚恐中茍全性命的艱難處境，但更主要的是通過潘先生精于算計、瑣屑庸俗、茍且偷生行為與心理的精采描繪，活畫出這類小市民知識分子卑瑣自私、缺乏正義感和道德意識的委瑣靈魂。 《倪煥之》(1928)是葉紹鈞唯一的長篇小說。比較完整地寫出了知識分子從辛亥革命到大革命失敗這一段時期的追求與遭遇。倪煥之抱著“教育救國”的宗旨，盡管有濃厚的改良主義色彩，還是為社會惡勢力所不容。他所追求的理想愛情也與他的理想教育一起遭遇危機。最后在革命者王樂山的影響下投身社會革命，但又經受不了革命的曲折，在苦悶、彷徨、軟弱、動搖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這正是當時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尋求真理之路的真實寫照。葉紹鈞這些以知識分子為主角的小說都浸漬著一種作為知識者的作家的自省意識，為魯迅致力的“改造國民性”的命題又增添了一個重要的佐證。 葉紹鈞小說的突出藝術成就，在于他對“灰色人生”的冷靜觀察和客觀描寫，表現了鮮明的現實主義的特征。作家的冷雋、客觀的風格色彩并不排斥他的內在熱情和主觀見解，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很有些主觀見解”，只是寄托在“不著文字的處所”罷了。冷靜觀察和客觀描寫，在葉紹鈞小說風格的諸因素中最為突出。他帶著一雙透入的觀世的眼，冷靜的諦視著蜷伏在舊中國暗諏一角里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他的內心滿蘊著悲憫之情，而在落筆之際卻藏而不露、冷雋含蓄，意常見于言外，情不外露文中。 同情與諷刺兼備，是葉紹鈞對小市民知識分子用筆的基本特色，在生活的碾盤重壓下的知識者，作者看不慣他們的怯弱、空虛、玩忽職守、自私自利、不又要刺它一下，期望他們有所改變；但是他也深知他們的甘苦，造成他們這些不良表現的原因是復雜的，有時他們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因此，他在嘲諷的同時又毫不含糊的把筆鋒穿過這些人而指向其背后的黑暗現實制度，從而使他的批判現實主義達到了一定的深度。這樣有諷刺、剝露，又有同情、理解，而這兩方面又都含而不露，于是諷刺也就顯得溫婉、醇厚，不失葉紹鈞客觀寫實的基本風格。 結構多變、精于布局，講究結尾饒有余味，是葉紹鈞小說風格的又一方面。 葉紹鈞對外國小說的借鑒了無痕跡，他的小說文字整飭、嚴謹、平實、純正，既無歐化的成分，又沒有半文半白的現象，十分講究規范化。葉紹鈞的文學語言沒有五四作家常有的歐化氣息，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和嚴肅踏實的寫作態度，使葉紹鈞的文學作品為中國現代漢語的規范、純潔、健康作出了貢獻。 鄉土小說 一、鄉土小說的特點和成就 在現代小說史上最早顯露出流派風范的，是1923年左右在魯迅小說影響下，由文研會和未名社、語絲社一些作家創作的鄉土小說。“鄉土小說”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青年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鄉風土人情為題材，旨在揭示宗法制鄉鎮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發自己鄉愁的小說。這批作家有馮文炳、王魯彥、臺靜農、許欽文、彭家煌、許杰、蹇先艾、黎錦明等。鄉土小說的興起，是新文學小說對“五四”小說過分西化的一次反撥，是新文學在革命之后著手建設的象征，反映了新文學的現實主義象征。也是寫實派作家在堅持“為人生”文學觀念的前提下，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克服“思想大于形象”的通病，逐漸走向成熟的必然趨勢。 最早創作鄉土小說并證實其藝術魅力的，是魯迅。將這批作家回憶故鄉、抒寫鄉愁的小說稱為“鄉土小說”的，是魯迅1928年在《中國新文學大系· 小說二集·序》中指出：“……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又說，他們的作品大都是“回憶故鄉的”，“因此也只見隱現著鄉愁”。 鄉土小說的特征，首先是作家以批判的眼光審視故鄉風習，對愚昧、落后進行尖銳的諷刺和批判。 其次，鄉土小說作家往往懷著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復雜情緒描繪生活于苦難中而又麻木、愚昧的故鄉人，同情與批判、諷刺與哀憐相互交織，形成鄉土小說喜劇與悲劇相交融的美學風格。 第三，在批判和描繪故鄉愚昧習俗、麻木人性、凄涼人生時，鄉土小說作家仍然抑制不住對故鄉的眷戀，而這眷戀又往往與某種失落感相交織，因而小說大都具有憂郁的抒情調子。 第四，致力描寫故鄉的風土人情，是“鄉土小說”作家們的共同追求。其地方色彩主要是通過各地風俗習慣的描繪而表現出來，同時也感到某些風俗習慣的愚昧和野蠻，不得不對它們進行剖析和批判。 “鄉土小說”的出現，有著重要的文學史意義。它擴大了小說的題材領域，使小說從主要描寫知識分子的狹窄生活，變為較廣泛的反映中國農村的社會現實，使作家們的目光從自身轉到了下層勞動者，主要是農群眾身上。題材的變化，又影響了創作方法的變化，“鄉土小說”的作家們一般運用的都是客觀寫實的手法，作品具有較強的真實性，彌漫著濃郁的鄉土風味和生活氣息。因此，“鄉土小說”的出現，促使作家的藝術表現由主觀抒情轉向客觀寫實，由情緒展示轉向性格刻劃和環境描寫，發展和深化了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當然，鄉土作家都是年輕人，一般還缺少把握農村復雜關系和階級關系的眼光，還未能像魯迅那樣深邃，往往單純的描繪落后愚昧的農村生活圖景，總體的藝術質量尚屬稚拙階段。但作為一個潮流，一個流派，鄉土小說對于現代小說的確立時有不小的貢獻。 一、代表作家及作品 1、王魯彥（1901——1944），原名王衡，折江鎮海人。代表作有短篇小說集《柚子》、《黃金》、《童年的悲哀》、《屋頂下》等。30年代寫有長篇小說《野火》（《憤怒的鄉村》） 他的作品，與暴露社會黑暗之中充滿了呼之欲出的荒誕感和沉重的幽默情緒，開掘浙東沿海鄉鎮子民們在農業經濟衰敗的社會動蕩中的心理，始終堅持對鄉民的批判態度，審美上偏重于對惡的、丑陋的事物的深入體驗，是鄉土小說免于流入膚淺。最體現魯彥小說特征的是《菊英的出嫁》和《黃金》等。《菊英的出嫁》描繪了浙東農村的“冥婚”陋俗，作者以略含嘲笑的的筆調敘述菊英母親為這場婚禮耗費的精神、體力與金錢，描繪人物對于這種毫無意義之事所傾注的飽滿熱情。充實的物質鋪張、忙碌的人物行為，反襯出人物精神的空白與生命本質的無意義。細密的場面和人物描寫，顯示了古老中國農業社會落后于時代的蹣跚步伐，而這種奇特的封建陋習敘述得越是具體可見，就越發使人對這種落后性深感震驚。 《黃金》敘述了發生在浙東一個叫陳四橋的小鎮的世態炎涼，僅僅因為一個毫無根據的的臆想，昔日備受尊敬的如史伯伯便如喪家之犬，世人以他們最得心應手的市儈手段，給予如史伯伯一家難以承受的羞辱。魯彥以他對故鄉人情事故的諳熟，通過一種戲劇性情景的設置，將浙東小鎮人們的勢力心態揭示殆盡。 王魯彥此類作品提供了小說典型環境描寫的新的范式，也使早期鄉土小說獲得了民俗學的價值。周作人說過：“若在中國想建設國民文學，表現大多數民眾的性情生活，本國民俗研究也是必要，這雖然是人類學范圍內的學問，卻和文學有極重要的關系。” 2、彭家煌（1898——1933），湖南湘陰人。留下不少表現湖南閉塞農村士紳與鄉民之間所發生的各種活劇的作品。《慫恿》比較圓熟，是一種諷刺性的小說，喜劇人物的線條準確，動作緊張，場面調度有方，運用活潑的方言土語，以加強地方色彩，同時加強對話的可笑性。茅盾稱這篇《慫恿》為“那時期最好的農民小說之一”。彭的小說敘述冷靜、機智，具農民式的風趣，有強烈的地方性，其中將本是悲劇性的故事滲入喜劇色彩，尤為杰出。彭家煌將鄉村諷刺體小說這樣早地提到較高的水平，為沙汀等積累了很有價值的藝術經驗。嚴家炎說：“比20年代一般鄉土作家的更為活潑有趣，也更加深刻成熟。” 3、臺靜農(1903——1990），安徽霍丘人，主要的作品有小說集《地之子》、《建塔者》。他的小說多是悲劇型的鄉鎮傳奇，大都筆調冷峻并深藏憂郁，善于以深摯的同情寫出人間的凄愴，抒發深廣的憂憤。同時，他的作品民間性特別強，大部分以故鄉安徽的人事為材料，描寫宗法制度對鄉村底層的精神統治，生生死死，尤為突出。魯迅說他“能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正如王魯彥學習了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彭家煌有魯迅的含淚微笑，而出身未名社、與魯迅關系密切的臺靜農，似乎專注的師承了“安特萊夫式的陰冷”，把中國鄉間的恐怖，和盤托出。這樣，就帶來臺靜農的渾厚。 “自敘傳”抒情小說及其他主觀性敘述小說 一、“自敘傳”抒情小說 中國現代抒情小說的最初體式是“自敘傳”抒情小說，作者多集中于創作社。“自敘傳”抒情小說又叫“自我小說”。作品中大都有一個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但作者并不著意于人物性格的刻畫，和以深刻的思想教育讀者，而是直接抒發主人公的強烈感情去打動讀者。在中國現代小說領域中，將“表現自我”的主觀抒情傾向推至極端的，是創造社的作家郁達夫。 1、“自敘傳”抒情小說興起的原因：其一是要求個性解放而又遭到社會壓抑的年輕人，不能自禁地交要通過文學來表達其內心的激情。其二是浪漫主義等西方文學思潮和日本“私小說”的影響。 2、“自敘傳”抒情小說的特點：其一是以自我作為藝術構思的中心。其二是側重表現情緒、感受、心境。其三是抒情性和散文化傾向。 二 、郁達夫的小說創作 郁達夫30年代以前小說的基本特征： 1、強烈的主觀抒情。郁達夫的小說，基本上是由一種獨白式的抒情話語構成， 2、大膽的自我暴露 郁達夫在小說中大坦地袒露內心，自我反省，根本改變了中國傳統小說專注于故事而忽視心靈，作家只充當虛偽的道德教訓者的狀況。 3、“零余者”的形象系列。郁達夫小說的主人公，都是有著嚴重憂郁癥的“零余者”，即“五四”時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識青年，他們是遭社會擠壓而無力把握自己命運的小人物，是被壓迫被損害的弱者。這些“零余者”同現實世界往往勢不兩立，寧愿窮困自戕，也不愿與黑暗勢力同流合污，這些形象，實際上是對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種自述，并經過拷問自己來探索“五四”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零余者”所表現出來的主要的特點：懷才不遇，有著報國無門的怨恨；時常失業，貧困的陰影一直伴著他們；有正義感，憤世嫉俗，然軟弱無力；自卑頹唐，感傷憂郁，內向而多敏感，孤傲復又自卑，縱情酒色以致心理變態，有著感傷放蕩的憤世嫉俗的心理二重性。 郁達夫30年代以后小說的變化： 1、情緒上由原來的憤世嫉俗、困頓焦慮向隱逸通脫轉化，直接宣泄情感的情形有所減少，意境的表現增多。 2、有些小說比較有意識地注重小說故事的傳奇性和小說情節的完整性。 《遲桂花》屬于他后期教圓熟的作品，全篇抒寫女主人公天真健全的人格，純潔無邪的美的感情，與清新自由的美的自然環境，構成了和諧的詩的意境，不僅完美地傳達了“人性返歸自然”，心靈凈化的主旨，而且完成了從感傷美向寧靜美的轉化。 前行莫彷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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