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虎山文化三足鬲 從老虎山文化的分布區域可以得知，“唐伐西夏”，從陶寺逃亡西北的廟底溝二期文化主人，也就是夏鯀部族（見“琳之說史”2022年8月23日《“唐伐西夏”后，夏鯀部族逃亡西北地區的考古學觀察》），在經過不長的休養生息后，又成為一支強大的不可忽視的力量。但這種力量，比起更為強大的陶寺文化主人，亦即唐堯部族來說，顯然還有不小的差距。 尤其是在唐堯戰勝他們并一舉成為黃河中游流域的唐堯古國聯盟盟主后，這種力量的對比，更為懸殊。再加上來自周圍其他部族勢力的虎視眈眈，譬如甘青一帶的馬家窯文化等，夏鯀部族要想得到長治久安，并最終實現復國夢，就必須退而求其次，在異地再建崇國，向唐堯“俯首稱臣”，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去掉唐堯的心腹之憂，得到他的認可和保護。  陶寺所出屬于廟底溝二期文化系統的釜灶 可能正是這樣的情況，才導致眾多古文獻里說，鯀被堯封于崇地，故稱崇伯鯀或崇伯。如《史記·夏本紀》引《連山易》：“鯀封于崇”，《史記正義》：“皇甫謐云：崇國，夏鯀封”，《太平御覽》卷一五五引《帝王世紀》云：“夏鯀封崇伯”，等等。 這里的“封”，其實就是指帝堯接納鯀成為其古國聯盟中的一員，并在法理上承認鯀所在的崇地就是他的法定居住地。這和后來《御批通鑒輯覽·帝堯陶唐氏》所云帝堯“封禹于夏，賜姓姒氏”，以及《帝王世紀》所說帝舜“封”禹“夏伯，故曰伯禹”，是一個道理。 那么，鯀后建的崇國在什么地方？《太平御覽》卷一五五引《帝王世紀》說：“故《春秋傳》謂之'有崇伯鯀’，國在秦晉之間。《左氏傳》曰：'趙穿侵崇是也。’” 趙穿是春秋時期的晉國大夫，怎么可能上溯近 2000 年去“侵崇”？ 裴骃在《史記正義》中解釋為：“虞、夏、商、周皆有崇國。” 《左傳》《尚書》《說苑·指武篇》等諸多文獻還出現了“文王伐崇”一類的記載，這說明： 第一，從堯舜至夏商周時期，崇國一直是個真實的存在； 第二，鯀后建的崇國處在秦晉之間； 第三，這個崇國當在中原范圍以外，但又在中原政權可控的范圍以內。因為，如果崇國處在中原，崇國就不可能在屢次被討伐后，還能屢次生存下來。 這樣看來，崇國的核心地理位置就只能處在晉西北、陜北和鄂爾多斯高原這一秦晉接壤地帶。這一結論和王夫之在《稗疏》中所說“此崇國必在渭北河湄，雖與秦，而地則近晉”不謀而合。 雖然一兩千年后的崇國和當初的崇國相比，可能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已經有了云泥之別，其控制的范圍可能也縮小了很多，但其核心地理位置應該是不會變化太大的，否則也不會名之曰崇地了。更關鍵的是，這個結論還和老虎山文化覆蓋的核心地區高度契合。 由此可見，以石峁城址為核心的陜北榆林及周邊地區極有可能就是古崇國所在，而面積達 400 萬平方米的石峁古城則是作為古崇國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中心的都邑所在。  遠眺石峁遺址 石峁古城是一個具備了初級國家都邑性質的大型城池。 文獻記載的“鯀作城”，讓我們至少從三處看到和石峁古城相關的鯀的迷離影子。 一處是說鯀是中國上古社會在建造城郭方面最有造詣的專家。成書于先秦時期的《世本說：“鯀作城。” 《呂氏春秋·君守篇》也說：“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 4300年前的石峁古城已經有了很先進的筑城技術。考古工作者在皇城臺的底部，發現了一條用石頭砌出的通向內城和外城東門的主干道。皇城臺前，還發現有多重結構的甕城、大墩臺和廣場。  內城東門遺址 在已發掘的皇城臺二級、三級石墻墻體內，更是發現了有橫向插入用于支撐墻體的纴木，纴木下面有石板予以支護。 宋《營造法式》曾記載古人造城的方法：“筑城時，城每高五尺，橫用纴木一排”，但過去一般認為在漢代才開始使用這種技術。石峁古城的發掘將這一筑城技術提前了兩千多年。 石峁古城遺址的另一個建筑奇跡是它的外城東門。這個東門還有內、外兩座甕城，南北兩個砌石夯土墩臺，以及“馬面”、門塾等組成石峁古城相對完備的防御體系。石峁古城的外城東門址是中國目前保存最完好、體量最龐大、結構最復雜、形制最規整的城門遺跡，被譽為“華夏第一門”。 老虎山文化有兩個鮮明的特征：一是以雙鋬鬲為代表的陶器群，二是以石城為代表的聚落群。 也許可以這樣認為，正因為有了無數個像老虎山遺址那樣的小石城，才有了超過 400萬平方米這樣巨型的石峁石城出現；因為造出了超過400萬平方米這樣史前最大的石城，才有了鯀是中國歷史上造城第一人的美稱。 第二處是指文獻記載的“鯀作城”以“衛君”“守民”與石峁古城的防御功能相吻合。 東漢的趙曄在《吳越春秋》中說：“鯀筑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這和石峁古城的防衛性質是一致的。 石峁古城在墻體的材料和形制規劃上，顯示出了對于防御力度的執著追求： 一是所有城墻全部用石塊砌成，即便小部分墻內是版筑夯土，外邊也是用石塊包砌，城墻內部還加了纖木支撐用來增加城墻的穩固性； 二是古城的城門都是彎道式城門，便門類似兩道城墻重疊，彌補了城墻開口所帶來的防御缺口，增加了敵方攻入城門時所需的人力與時間成本； 三是主要城門如外城東門都設置了內外甕城，形成了三重城門。一旦敵人進入其間，三重門可以同時閉合，利用高空作業，形成甕中捉鱉之勢。 兩座甕城相當于在防守上上了雙保險。 石峁古城地處農牧交錯地帶，北邊和西邊有同為石城的眾多游牧部落的虎視眈眈，歐陸大草原另一側的俄羅斯西伯利亞奧庫涅夫文化及中國新疆北部切木爾切克文化也在伺機而動，而東南邊還有勢力龐大的陶寺古國在伺機攫取，古崇國處境之艱險由此可見一斑。再加上鯀昔日因“城郭不修”而被唐堯部族滅國的慘痛教訓，因此，“衛君”“守民”必然成為鯀筑城的首要選項。 正如發掘者所說：“中國早期城防設施濫觴的空間分布位置高度一致，均位于中國北方或西北邊疆區域，遠離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這一點似乎表明軍事防御設施的需要是促使其產生發展的主要動因。” 第三處是指文獻記載的鯀作城的高度和石峁古城的發現相吻合。 《淮南子·原道訓》給出了鯀作城池的高度：“昔夏鯀作三仞之城。”《說文》云：“仞，伸臂一尋八尺也。”按此測算，三仞就是兩丈四尺。不過，按《禮記·祭義》的說法：“筑宮仞有三尺。”這里的“三仞”是形容極高的意思，不是確指。  石峁城墻遺址 石峁古城目前城墻殘存顯示，內外城墻總長度約 10 公里，寬度2. 5 米，殘高約 1 米。如果聯系到 4000 多年來，它經過了無數次的風侵雨蝕、戰火焚毀和人為破壞，其高度仍殘留有 1 米，那不難想象，它當初的高度達到所謂的“三仞”該是可信的。 鯀為什么能“作”出400萬平方米的超大城池？古文獻和石峁城址都無法給出我們明確的答案，但我們可以以常理推測，鯀昔日因“城郭不修，武士無位”而遭受到國破家亡的厄運打擊，這極有可能從反面激發了他帶領族人苦練心智以報仇雪恨的雄心壯志。而石峁城址從面積上、建筑技術上、防御安全性能上，全面壓倒陶寺城址，或許正是這種雄心壯志的體現。 考古發現也給我們這個推測提供了時間上趨向一致的證據：石峁遺址一類遺存分早晚兩期 3 段，石峁1段與陶寺中期偏早階段相當，2段與陶寺中期偏晚階段相當，3段與陶寺晚期階段相當。在石峁遺址中幾乎不見相當于陶寺早期的遺存。也就是說，石峁筑城時間同陶寺遺址二期開始時間相當。 學界一般認為陶寺遺址一期屬于堯都，二期屬于舜都，而在文獻記載中，舜是在代堯執政時，才同鯀有了交集。文獻記載和考古在這里達到了高度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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