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內在結構

作者單位：西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西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原題《中國古代游牧民的內向發展與農耕民的關系——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內在結構》，摘自《青海民族大學學報》2022年1期，徐鑫摘

中國古代游牧民的發展分為內向發展與外向發展。內向發展，一是指游牧民在不同歷史階段向古代黃河流域農耕文化區域的遷徙、擴張，二是指古代游牧民從高地草原向低地河谷、綠洲等宜農地區的發展。相對“內向”發展而言，“外向”發展主要是指古代中國北方游牧民向西的遷徙。

在本質上，古代游牧民的內向發展，可以看作遷徙到靠近農耕民的地區或遷徙到適宜發展農業經濟的地區，因此也是一種試圖改善其內部并不完善的經濟結構的行為。

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已經有來自西部北部的游牧部落頻繁地內向（東南方向）發展，進而到達黃河流域，進入農耕文明區域。對于北部和西部游牧民的防范，是周王朝的國家大事。在西邊大片土地都被犬戎所占的情況下，周朝公元前770年遷都洛邑（今河南洛陽），在鄭、晉輔助下立國。東遷后的周朝，史稱東周。也就是說，當時西北游牧民的內向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周朝的歷史進程。

較早從北方蒙古草原游牧地帶向中原腹地農耕區域內向發展并對中國歷史產生重要影響的民族，應該是戰國時期的匈奴人的一支——白狄及其建立的中山國。“春秋晚期的白狄，已全部離開古雍州東遷到了冀州，即由陜西省北部東遷到了今山西省太原市以東的太行山東西兩側之地。”考古資料中顯示的燦爛輝煌的中山國文化，其實就是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相互融合的成果，其中可以看到中華文化形成的脈絡之一。

大體上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一些靠近北方的諸侯國，如秦、趙、燕等，為了防止西北游牧民的內向發展，大都修筑了規模不等的長城。秦滅六國建立大一統的農耕民王朝后，統一的萬里長城也就成了農耕與游牧之間的界線。

秦漢帝國及其對周邊游牧民的統治促進了古代中國多元一體格局的初現。南匈奴歸漢，不僅是中國古代民族關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漠北游牧民內向發展的典型事件。在南匈奴的內向發展進程中，與中國古代北方漢族等民族的農耕文化相互融合，是一種歐亞大陸上農耕民與游牧民關系演化的必然趨勢。

在中國歷史上農耕民與游牧民關系結構的形成過程中，秦漢的統一最為關鍵。秦漢時期中國統一格局的初現，是指開始了古代亞歐大陸東部區域的一體化進程，也就是亞歐大陸東部地區農耕文明與游牧文化兩大文化區之間一體結構的初步形成。

秦漢以后，中國古代歷史上又出現了兩次大規模的游牧民內向發展的現象，即魏晉南北朝時期和唐末五代宋遼金時期的北方游牧民的南下。在魏晉向北朝時期，以匈奴、鮮卑、羯、氐、羌為主的“五胡”，開始了南下、東進的內向發展進程。隨著內向發展中多民族相互融合的深入，不僅中國北方游牧民與農耕民的疆域界線逐漸模糊甚至消失，而且建立了眾多的游牧民地方政權。與此同時，這些游牧民也開始了定居化、農耕化和漢化的多民族大融合過程。這個民族大融合的必然趨勢是由農牧關系大結構所決定的，只要進入“大結構”的中心，融合是必然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大融合，為后來隋唐的統一格局奠定了基礎。到唐末五代時期，中國歷史又開始了一次西北游牧民內向發展的高潮。沙陀人的漢化，得到了中原漢族士人的認同，同時也意味著在“農牧大結構”下，在中國古代北方，包括漢族在內的多民族一體化進程得到了進一步鞏固。唐末的漠北回鶻汗國崩潰以后，回鶻人或南下，或西遷，從此走上了進一步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內向發展之路。

游牧民內向發展的結果是逐步形成了農耕文化與草原文化相互依存的內在的一體化的結構，最終形成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

歷史上幾次游牧民大規模內向發展，進入農耕地區并與農耕民融合時期，大體上屬于相對的寒冷期。歷史上的游牧民與農耕民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客觀的自然現象。自然環境、氣候變化等因素是形成中國歷史上農耕民與游牧民之間相互依存關系的重要基礎。在自然環境因素的基礎上，歷史上的農耕民與游牧民之間的互動越來越頻繁、關系日益緊密，從而形成了一種內在的、相互依存的關系結構。

論述中國歷史上農耕民與游牧民的關系，繞不開的話題之一便是萬里長城的作用問題。“長城本身并非單純地是對歷史上游牧民族的阻擋，同時也是一種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關系體系結構中的'構件’，它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對于文化體系的形成，起到了建立文化間關系格局的作用”。

長城是傳統農耕社會中關于“家”的意識的一種延伸，即傳統的“家”在物質方面的體現：圍墻或院墻。中原農耕民，特別是在漢民族傳統的“家”的觀念中，家不僅僅是供人們居住的有形的“房屋”，家同時也是人們所希望的“安全”的歸宿或庇護之所。

更進一步說，中原農耕民傳統觀念中的這個“家”，還包括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歷史上長城的修筑，與其說是一種軍事設施，不如說是農耕家園的“院墻”，院墻內外都屬于家園，長城之外也是故鄉。因此，長城更多的是文化意義上的界線，反映的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內在的固化了的農牧關系大結構。

以絲綢之路為代表的商業貿易之路，維系著農耕與游牧關系大結構。游牧民的內向發展目的之一便是交易的需求，因此要盡可能地靠近農耕民或控制貿易線路如絲綢之路。游牧民的內向發展與農牧產品交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漢代綠洲絲綢之路開辟以后，草原絲綢之路仍然發揮著作用，隋唐時期中原內陸與北方草原游牧民突厥、回鶻等之間著名的“絹馬貿易”，實際上就是古代草原絲綢之路傳統貿易的繼續和發展。歷史上烏孫、月氏、匈奴、突厥、回鶻等游牧民的向西遷徙活動，實際上都是圍繞商業貿易線路而展開的。

僅僅依靠畜牧業生產是不能滿足游牧民對食物合理而科學的需求的，這就是游牧民草原畜牧業經濟的非自足性的主要表現。在中國歷史上，游牧民一直設法通過各種途徑解決這種“非自足性”對他們經濟生活的嚴重影響。途徑之一就是他們具有較強烈的與周圍的農耕民進行產品交流的意愿。

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展，始終伴隨著兩大文化系統間的相互依存又爭斗不斷，這種農牧大結構制約下的歷史進程，或許正是形成多元一體格局的內在邏輯。

中原王朝北部、西部的游牧民，受制于農耕與游牧的關系大結構，不斷南下或東進或進入西域。中原王朝對游牧民采取了多種“防御”策略，這種策略實際上維持著歷史上的農牧關系大結構。“防御”政策主要表現如歷史上長城的不斷修筑，用來防范游牧民的南下；設立“茶馬司”“互市監”等專門政府機構等控制周邊游牧民的朝貢人數、每年的朝貢次數以及貢品的數量等。

游牧民在生產過程中所采用的技術體系的主要環節如遷徙、轉場等生產方式，是一種有巨大潛力的開放體系，可以使畜牧業生產能夠在很短的時期內迅速地繁榮起來，這就是我國歷史上許多游牧民能夠迅速地興起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

游牧民興起初期草原面積“無限擴大”的可能性的存在及其不同程度的實現，不斷加劇草原生態系統的惡化，這就嚴重地破壞了游牧畜牧業生產生存發展的基礎——草原生態系統，最終的后果就是使整個游牧民的游牧經濟迅速崩潰。這樣，就完成了我國北方草原上游牧民又一次從興盛到衰落的歷史演變過程。

游牧民的草原畜牧業經濟有其自身不能克服的“非自足性”。中國古代的游牧民必須通過商業貿易、戰爭掠奪等途徑獲得農耕地區的產品，否則，難以長久地維持整個經濟社會的運轉。

農耕民與游牧民之間一直存在著經濟交流。歷史上互市的出現，對于貿易雙方的民族來說，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由此可見，農耕經濟與游牧經濟之間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在沖突的過程反而形成二元一體的結構，在沖突中走向融合。中國古代游牧民內向發展的根本動因來源于游牧民與農耕民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大結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