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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必記本 許多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人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錢鍾書在他一生的文字中，極少提到魯迅，應當說，這個判斷大體可以成立。 魯迅和錢鍾書不是一代人，但因為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太重要，一切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少有不和他發生關系的，就是沒有直接關系，也有間接關系，沒有間接關系，也極少有在文章中不曾提到過魯迅的，特別是在1949年以后，中國知識分子中，從不提魯迅的，錢鍾書可能是極少的例外。 錢鍾書不提魯迅，不是一個偶然的習慣問題，而是有意識的選擇，這種選擇中包含了錢鍾書對他所生活時代中的知識分子的總體評價。 在錢鍾書眼中，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地位不高，錢鍾書看不起他們。 傅璇琮在《緬懷錢鍾書先生》一文中回憶，1984年他出版《李德裕年譜》后，因為書名是錢鍾書題寫，他給錢鍾書送去一本。錢鍾書對傅璇琮說：“拙著四二八頁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頁稱呂誠之遺著，道及時賢，唯此兩處。”這是錢鍾書說他在新版的《談藝錄》中提到了傅璇琮的《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匯編》，本書中還引述了呂思勉的《讀史札記》。從錢鍾書對傅璇琮說話的口氣中，可以看出他對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道及時賢，唯此兩處。” 這是一個自覺的選擇，選擇即是判斷。 既然錢鍾書不愿意在他的所有文字中提及魯迅，或者周氏兄弟，研究者總要找出原因和事實。 本來錢鍾書生活的時代，要完全避開周氏兄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一是因為他們的專業相近，二是早年也曾有過間接的文字關系。錢鍾書對中國文化的研究非常深入，特別是在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中有許多創獲，而這個領域恰好和周氏兄弟重合，所以在非要涉及周氏兄弟的時候，錢鍾書的辦法是暗指而不明說。 李國濤在《錢鍾書文涉魯迅》一文中注意到，上世紀40年代，錢鍾書在上海發表《小說識小》數題，其中談到《儒林外史》時，錢鍾書發現，吳敬梓沿用古人舊材料不少，創造力不是最上乘的。錢鍾書說：“中國舊小說巨構中，《儒林外史》蹈襲依傍處最多。”同時錢鍾書指出：“近人論吳敬梓者，頗多過情之譽。” 這個“近人”是指誰呢?李國濤認為是指胡適和魯迅，胡、魯之著都是名著，影響甚大，錢鍾書都曾寓目，更多是指魯迅。
高恒文研究指出，錢鍾書《小說瑣證》開篇即引焦廷琥《讀書小記》卷下一則筆記，《西游記》演比丘國事本《舊唐書·楊虞卿傳》，而有“此可補周氏《小說舊聞鈔》”之按語。“周氏”即周樹人，即魯迅。此文發表于1930年的《清華周刊》第三十四卷第四期，可見作者看到的《小說舊聞鈔》當為1926年版;查該書1935年版，雖然有所增加、改正，但錢鍾書以為“可補”的這條材料并沒有補入。 錢鍾書在晚年不得已提到魯迅的時候，主要傾向是否定的，一方面是避免直接提及魯迅，非要提及的時候，盡量少說或者不說，而且談鋒中頗有深意。解讀錢鍾書與周氏兄弟的關系，是理解錢鍾書的一個角度，也是理解錢鍾書心理的一個角度，注意這個思路，對于深入研究錢鍾書是有幫助的。 錢鍾書不愿意提及魯迅，不等于他從來沒有提過魯迅，而是說他可能從青年時代起就對周氏兄弟的學問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 從目前已見到的史料判斷，錢鍾書最早提到周氏兄弟是在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月》雜志(第四卷第四期)上。在這一期雜志的書評專欄中，錢鍾書以“中書君”的筆名發表了一篇評論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的文章，這一年錢鍾書只有二十二歲，還是清華大學的學生。 雖然錢鍾書在文章中對周作人的書先做了一個抽象的肯定，認為“這是一本可貴的書”，但在具體評述中，基本是對周作人看法的否定。在文章中錢鍾書有一段提道：“周先生引魯迅'從革命文學到遵命文學’一句話，而謂一切'載道’文學都是遵命的，此說大可斟酌。研究文學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個'抒寫性靈’的文學運動里面，往往所抒寫的'性靈’固定成為單一模型;并且，進一步說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繼續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 從一般常識上判斷，錢鍾書讀書的時代不可能不讀魯迅的書，這篇書評只透露了一個信息，錢鍾書是讀魯迅的。需要注意的是，就在錢鍾書發表這篇書評不久，他父親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在1933年9月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本書是中國早期文學史中較早對新文學和魯迅有明確評價的學術著作。本書中對魯迅的評價，很有可能是錢氏父子討論的結果。 《現代中國文學史》中提到魯迅時說：“而周樹人者，世所稱魯迅，周作人之兄也。論其文體，則以歐化國語為建設……周樹人以小說，徐志摩以詩，最為魁能冠倫以自名家。 而樹人小說，工為寫實，每于瑣細見精神，讀之者哭笑不得。……幽默大師林語堂因時崛起，倡幽默文學以為天下號;其為文章，微言諷刺，以嬉笑代怒罵，出刊物，號曰《論語》;而周樹人、徐志摩、郭沫若、郁達夫之流，胥有作焉。……樹人《阿Q正傳》，譯遍數國，有法、俄、英及世界語本。《吶喊》《彷徨》，彌見苦斗。 張若谷訪郁達夫于創造社，嘆其月入之薄，告知'魯迅年可坐得版稅萬金’以為盛事。語堂方張'小品’，魯迅則視為有'危機’，謂：'在風沙撲面，虎狼成群之時，誰還有閑工夫，玩琥珀扇墜，翡翠戒指。即要悅目，當有大建筑，堅固而偉大，用不著雅。’”
錢基博對周作人的評價是：“阿英有現代十六家小品之選。自作人迄語堂，附以小序，詳其流變;吾讀之而有感，喟然曰：此豈'今文觀止’之流乎?作人閉戶讀書，談草木蟲魚，有'田園詩人’之目。然流連廠甸，精選古版，未知與'短褐穿結，簞瓢屢空’之淵明何如?苦茶庵中又不知有否'田父野老’之往還也?” 請特別注意這一段對周作人的評價：“語堂又本周作人《新文學源流》，取袁中郎'性靈’之說，名曰'言志派’。嗚呼，斯文一脈，本無二致;無端妄談，誤盡蒼生!十數年來，始之非圣反古以為新，繼之歐化國語以為新，今則又學古以為新。人情喜新，亦復好古，十年非久，如是循環，知與不知，俱為此'時代洪流’疾卷以去，空余戲狎懺悔之詞也。” 本段行文及意思與錢鍾書在《新月》雜志上評價周作人的觀點完全相同，此點可說明錢氏父子的文學觀非常接近，是父影響子還是子影響父可以再作討論，但這個事實提醒研究者注意，錢鍾書文學觀念的形成和來源，很有可能與他父親有較大關系。如果確定了這一事實，對理解錢鍾書很有幫助。 魯迅很可能沒有讀到過錢基博的這本書，他只是在1934年出版雜文集《準風月談》的后記中剪貼了一篇《大晚報》上署名為“戚施”所做的《錢基博之論魯迅》。 該文對此書涉及魯迅的內容有這樣的介紹：“錢氏之言曰，有摹仿歐文而謚之曰歐化的國語文學者，始倡于浙江周樹人之譯西洋小說，以順文直譯為尚，斥意譯之不忠實，而摹歐文以國語，比鸚鵡之學舌，托于象胥，斯為作俑。……錢先生又曰，自胡適之創白話文學也，所持以號召天下者，曰平民文學也!非貴族文學也。一時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樹人以小說著。樹人頹廢，不適于奮斗。樹人所著，只有過去回憶，而不知建設將來，只見小己憤慨，而不圖福利民眾，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嘗有民眾耶!錢先生因此斷之曰，周樹人徐志摩為新文藝之右傾者。” 魯迅對此文發出這樣的感慨：“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話，贊為'獨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的。真'評’得連我自己也不想再說什么話，'頹廢’了。然而我覺得它很有趣，所以特別地保存起來，也是以備'魯迅論’之一格。” 不過依然需要注意的是，錢鍾書在《容安館札記》第八十四則中，對于魯迅主張直譯的觀點，依然和他父親錢基博持同一立場。這更說明錢鍾書的文學觀和錢基博何其一致。甚至我們不妨再大膽假設一下，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中對新文學及其作家的評價，很有可能就來自于錢鍾書，因為錢鍾書早年曾為他父親代筆給錢穆的《國學概論》寫過序言，所以這種假設并不是沒有一點道理。 1979年錢鍾書訪問日本，在京都的一次座談會上，有人問他如何評價他父親的《現代中國文學史》，錢鍾書謹慎地說：他們“父子關系的好，是感情方面的良好;父親對自己文學上的意見，是并不常常贊同的。不過，父親的許多優點之一是開明、寬容，從不干涉自己的發展。至于《現代中國文學史》，有許多掌故，是一本很有趣味的書;而現代方式的文學批評成分似乎少了一點”。錢鍾書提到的“有許多掌故”是一個機智的回答，其中有可能包括了他們當時對中國新文學和周氏兄弟的評價。
錢鍾書對魯迅的看法，還有一個可能是和他與楊絳的婚姻有關。 錢、楊相識恰好也在1932年前后，在著名的“女師大風潮”中，被魯迅譏諷為“上海洋場上惡虔婆”的女師大校長楊蔭榆，是楊絳的三姑。楊絳晚年寫了《回憶我的姑母》，在文章中也一字沒有提及魯迅，只說了一句：“1924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校長，從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條'落水狗’。” 這種行文的風格極似錢鍾書，無言的深意在熟悉的文壇話語中盡現，提到了“落水狗”，還有想不到魯迅的嗎?但就是不提這個名字。 錢鍾書在小說《貓》中明顯諷刺了周作人。一般認為，《貓》中的陸伯麟這個人物源自周作人，雖然小說人物是虛構的，但虛構人物有生活來源也是事實。這個陸伯麟，錢鍾書在小說中描寫道：“就是那個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頭……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沒有像他那樣親日的人或東西。……中國文物不帶盆景、俳句、茶道的氣息的，都給他罵得一文不值。他主張作人作文都該有風趣。” 錢鍾書在這里敘述時用了一個“作人作文“，其實已暗示了這位小說人物的來歷。至于這位陸伯麟的言論，在錢鍾書筆下，就更讓人往周作人身上去想了。陸伯麟說：“這些話都不必談。反正中國爭不來氣，要依賴旁人。跟日本妥協，受英美保護，不過是半斤八兩。我就不明白這里面有什么不同。要說是國恥，兩者都是國恥。日本人誠然來意不善，英美人何嘗存著好心。我倒寧可傾向日本，多少還是同種，文化上也不少相同之點。我知道我說這句話要挨人臭罵的。” 錢鍾書還借書中一位人物陳俠君之口對陸伯麟作了這樣的評價：“這地道是'日本通’的話。平時的日本通，到戰事發生，好些該把名稱倒過來，變成'通日本’。”錢鍾書還說這位陸伯麟“是滬杭寧鐵路線上的土著，他的故鄉叫不響;只有旁人背后借他的籍貫來罵他，來解釋或原諒他的習性”。 錢鍾書寫《貓》是在1946年，當時紹興確實在杭甬鐵路線上。“某籍某系”是著名的“閑話事件”中陳源的說法，主要指當時北大國文系中的浙籍“太炎門生”(如馬幼漁、馬叔平兄弟，周樹人、周作人兄弟，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錢玄同，劉半農等)，這早已為人們所熟悉。由此判斷，《貓》為錢鍾書對周作人的諷刺，完全有史實依據。 195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討論何其芳的《論阿Q》，由于何其芳沒有過分用階級觀點來分析魯迅筆下的小說人物性格，曾受到了許多人的反對，但錢鍾書卻贊成何其芳的觀點。他指出，阿Q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某些文學作品中都能找到。錢鍾書以《夸大的兵》《女店東》《儒林外史》等作品中的人物和宋、金史實來證明自己的論斷，楊絳也和錢鍾書持同樣的看法。錢鍾書的這個認識，其實是不贊成把阿Q精神看成原創的人物性格，這也反映出錢鍾書對魯迅的理解和評價。 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講述錢鍾書的小說《靈感》時提道：“主人公是個聲名太響而簡稱作家的笨蛋，在競爭亟欲染指的諾貝爾文學獎金失敗后突然生病。他臥病在床，心中氣憤難遣;病榻前圍滿一群淚汪汪的崇拜者(這使人記起垂危的魯迅所得到的景仰，但這位作家較似蔣光慈、曹禺和早期的巴金混合體)。”
水晶在《侍錢“拋書”雜記——兩晤錢鍾書先生》中記述了1979年錢鍾書訪問美國時，他向錢鍾書提出的一個問題——當時他們忽然發現，忘了問錢鍾書關于魯迅的觀感，便連忙把這個問題提出來。錢鍾書回答：“魯迅的短篇小說寫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適宜寫 '短氣’(Short-winded)的篇章，不適宜寫'長氣’(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顯得太長了，應當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 趙瑞蕻曾回憶說，1983年6月，他在天津南開大學開會時，贈給錢鍾書自己的一本書《魯迅〈摩羅詩力說〉注釋·今譯·解說》，并請錢鍾書指正。趙瑞蕻說：“錢先生說他已大體上看了我送給他的書，說很不錯，對年輕人讀懂魯迅這篇東西很有幫助。他同意我關于魯迅與中國現代比較文學研究這一課題的論述。” 1986年10月9日，北京召開“魯迅與中外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錢鍾書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致開幕詞：“魯迅是個偉人，人物愈偉大，可供觀察的方面就愈多，'中外文化’是個大題目，題目愈大，可發生的問題的范圍就愈廣。中外一堂，各個角度、各種觀點的意見都可以暢言無忌，不必曲意求同。” 據說錢鍾書的開幕詞“換來的只是一片沉默的抵制，因為他說偉大人物是不需贊美的”。由此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判斷錢鍾書對魯迅的態度。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錢鍾書是一個特殊的作家，他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他對同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似乎極少正面評價。他是文學評論家，但他幾乎從沒有正面評價過他同時代的任何一個作家。他在學生時代評價過同學曹葆華的詩歌，但也是以否定為主。錢鍾書的這種個性和風格，在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中是很少見的。我們通過他的文學作品或者學術文字中的線索，來判斷他的思路和風格，可以為研究錢鍾書打開另外的思考天地。 錢鍾書是一個善于用諷刺手法的作家，在他所有的文字中，這是最明顯的風格，但作為小說家，錢鍾書的想象力并不超群，他憑空虛構故事的能力，從他已有的小說創作來判斷，也有較大局限。他的小說一般都有故事來源，有些甚至能讓讀者產生與真實生活對應的感覺。所以錢鍾書凡出小說集，都要強調他的故事是虛構的，不要對號入座，這其實是錢鍾書對自己小說虛構能力的不自信。 出版《人·獸·鬼》的時候，錢鍾書在前言中說：“節省人工的方法愈來愈進步，往往有人甘心承認是小說或劇本中角色的原身，借以不費事地自登廣告。為防免這種冒名頂替，我特此照例聲明，書里的人物情事都是憑空臆造的。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獸是馴服的家畜，而且鬼也并非沒管束的野鬼;他們都只在本書范圍里生活，決不越規溜出書外。假如誰要頂認自己是這本集子里的人、獸或鬼，這等于說我幻想虛構的書中角色，竟會走出了書，別具血肉、心靈和生命，變成了他，在現實里自由活動。從黃土摶人以來，怕沒有這樣創造的奇跡。我不敢夢想我的藝術會那么成功，唯有事先否認，并且敬謝他抬舉我的好意。” 到了《圍城》出版的時候，他又在序言中強調：“角色當然是虛構的，但是有考據癖的人也當然不肯錯過索隱的機會、放棄附會的權利的。” 楊絳在《關于小說》中表達過一個意思：“真人真事的價值，全憑作者怎樣取用。小說家沒有經驗，無從創造。” 這也可以看成是錢鍾書小說創作的一個經驗。所以，研究錢鍾書的小說，使用一些索隱的方法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這是理解錢鍾書小說的一個基本視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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