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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后，世界逐步陷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冷戰格局。新中國的外交，就是在這樣的東西方冷戰格局下起步的。長期經歷戰亂的中國，猶如一只渴望和平的鴿子，它能夠飛越那道豎在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的“鐵幕”嗎？1949年1月31日，在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五位主要領導人，迎來了秘密來訪的遠方客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 
阿納斯塔斯·伊凡諾維奇·米高揚 此時的世界，冷戰格局大體形成，任何一個新誕生的國家都必須面對世界被分裂的現實。即將成立的新中國在外交上也并沒什么太多選擇。毛澤東對米高揚說：“關于中國的對外政策，是打掃好房子再請客，真正的朋友可以早點進屋子里來，但別的客人得等一等。”米高揚顯然聽明白了。經過一周的觀察，他已確認，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新中國會和蘇聯站在一起。1949年7月，中共中央已派出劉少奇秘密訪蘇，此行的目的是同斯大林和蘇共中央直接交換意見，通報中國國內形勢，取得蘇聯對新中國政治、經濟、外交各方面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對于劉少奇的這次出訪，斯大林十分重視。在劉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團團長身份給斯大林的一份一萬多字的書面報告上，斯大林連續寫下15個“對”字。在會談中，斯大林還對劉少奇明確表示：“中國政府一成立，蘇聯就立即承認你們。”在確定中蘇關系大框架的同時，中美關系的大框架也確定下來了。新中國成立后，美國的對華政策就是，不承認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新政權，繼續同臺灣國民黨政權保持“外交關系”，并阻止其他國家承認新中國，對新中國采取“遏制”和“孤立”。從這時起，中美之間開始長達20多年的對抗。新中國成立時倒向蘇聯的一邊，中國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之間曾出現第一次建交高潮。在較短時間內，有26個國家對新中國表示了外交承認。局面打開了，毛澤東也開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出國訪問。1949年12月，新中國成立剛剛兩個月，他出訪蘇聯。這次訪蘇的目的，主要是同斯大林就中蘇兩國間重大的政治、經濟問題進行商談，重點是處理1945年國民黨政府同蘇聯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毛澤東希望新的中蘇關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基礎上。他告訴斯大林，希望搞個“又好吃，又好看”的東西。這個東西，就是新的中蘇條約。1950年2月14日，中蘇兩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是新中國與外國政府簽訂的第一個條約。從此，中蘇開始結盟，兩國關系進入“蜜月期”。在美蘇冷戰的大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站到了蘇聯共產黨領導的蘇聯一邊。這條道路不是人為的選擇，而是當時國內外形勢下的必然。正如毛澤東所說，根據中國革命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不斷后退的朝鮮政府緊急請求中國政府出兵支援，蘇聯政府也建議中國派遣部隊援助朝鮮。 怎么辦？這對新中國的決策者來說，是個艱難的選擇。中國有句成語叫“唇亡齒寒”，面對朝鮮燃起的戰火，中國領導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這個成語。美國最高當局很自信地判斷：中國沒有能力單獨與美國對抗，只要蘇聯不采取軍事行動，中國作為蘇聯的盟國也不會出兵援朝。于是，美軍無視中國政府的立場，不僅越過“三八線”，還把戰火燒到了中朝邊境的鴨綠江邊。經過慎重討論，反復權衡利弊得失，新中國領導人決定派遣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并在全國開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群眾運動。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戰場。
1950年冬，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 好幾天睡不著覺的毛澤東稍微松了口氣。他在中南海會見了表兄王季范和老同學周世釗等人。談到抗美援朝，毛澤東對他們說了這樣一番意味深長的話，解釋為什么要出兵朝鮮：“如果要我寫出和平建設的理由，可以寫出百條千條，但這百條千條理由不能抵住六個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如果置之不理，美國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兇。用三把尖刀插在中國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頭上，從臺灣一把刀插在腰上，從越南一把刀插在腳下。天下有變，它就從三個方向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所以，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揭示出在冷戰格局下，新中國抗美援朝的真諦所在。美國對中國采取的遏制和孤立政策，除了戰爭威脅，還有經濟上的封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封鎖孤立，確實讓新中國無法迅速融入世界。為了突破重圍，新中國領導人頗有智慧地在有限的空間下開展起對外貿易。 朝鮮戰爭爆發后，為了對中國實行禁運，美國要求產膠國禁止向中國出口橡膠。由于美國囤積橡膠過多，致使世界市場橡膠供過于求，膠價急劇下跌。一些主要產膠國的橡膠園難以維持，印度洋上的錫蘭（今斯里蘭卡），30萬割膠工人面臨著失業的威脅。錫蘭政府曾一再要求美國以合理價格購買，均遭拒絕。與此同時，由于主要輸出大米的國家出口量劇減，引起國際市場大米價格猛漲。嚴重的經濟困難特別是大米的短缺，激起錫蘭民眾的不滿。1952年9月，中國與錫蘭簽訂了以大米換橡膠為主要內容的政府貿易協定。錫蘭是南亞國家中第一個向中國派遣政府代表團并與之簽訂貿易協定的國家。中國和錫蘭的經濟貿易，開創了中國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開展貿易的先河，其他亞洲國家也先后同新中國做起了生意。與上述國家“自上而下”做生意不同，中國與日本的經貿來往則始于民間。1952年4月，三位日本國會議員帆足計、高良富、宮腰喜助在參加了蘇聯舉辦的國際經濟會議后來到中國，這是日本在戰后第一批訪問中國的客人。6月1日，他們與中國簽訂了第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議。
1952年6月1日，時任中國貿促會主席南漢宸（右）同日本議員高良富在北京簽訂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協議。 由于日本政府始終堅持反華立場，中日關系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只能在民間展開。中國政府就此定下“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對日民間外交總方針。在美國推行的對華經濟封鎖和孤立政策支配下，西歐國家的對華外交更是舉步維艱。對此，新中國領導人想盡一切辦法以貿易促外交。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中國組織了貿易代表團訪問英國，成為中國派往西方的第一個貿易代表團。其后，中英貿易額迅速增長。在中英貿易關系發展的帶動下，法國、瑞士、聯邦德國、挪威等國的工商界代表紛紛訪華，中國同西歐的貿易有了較快增長，到1957年底，中國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比1952年增長了6倍多。中國為發展經濟，想辦法對外開放和交流的愿望越來越明顯。正是從1957年開始，每年春秋兩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在廣州定期舉行。作為對外交流的窗口，廣州交易會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中，新中國就這樣用力撕開了一道道裂口。20世紀50年代中期，美蘇關系開始出現了微妙的變化。雖然美蘇雙方都有和平共處的良好愿望，但在遠東地區，沖突依然存在。在這樣的背景下，1954年2月，蘇、美、英、法四國決定，4月間在瑞士日內瓦舉行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國際會議。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以大國身份參加的極其復雜的多邊外交活動。 
1954年4月周恩來作為首席代表，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 和平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是緩和世界冷戰格局下東北亞和東南亞緊張局勢的關鍵，解決起來卻錯綜復雜。但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周恩來和他的同伴們向世界展示了一個不一樣的新中國。中國代表團在日內瓦會議上積極斡旋，協調各方，使這次會議最終在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上，達成關于在印度支那三國停止敵對行動的協議。1954年，周恩來還利用日內瓦會議休會空隙，訪問了印度首都新德里。印度是1950年同中國建交的，建交之初，中印之間包括邊界等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些問題并未解決。為此，中印兩國在1953年底開始邊界談判。周恩來在談判中接見印度代表團時，第一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印兩國總理在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寫進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新中國為世界冷戰格局中的國際社會實現和平提供的中國方案。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山城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新中國則因第一次扮演大型國際會議的“主角”，而受到世界的矚目和尊重。亞非會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第一次沒有西方殖民國家參加，由29個亞洲和非洲國家聯合舉行的國際會議，與會國家的人口超過了世界人口的半數。會議中，周恩來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異”方針。他說：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亞非會議通過了關于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藍本的處理各國關系的十項原則。亞非會議后不到10年的時間里，中國先后與30多個國家建交，是第二次建交高潮。這次建交高潮，使新中國在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外，開拓出新的國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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