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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八路軍三五九旅從陜西富平出發，渡過了黃河，十月間到達山西的忻、崞、代縣一帶。隨后，便分散到各地去發動群眾，擴大隊伍，組織人民武裝。 我們駐的地方叫上村；有一部分國民黨軍隊駐在下村。上村和下村相距不過十來里路，中間橫著一條小河。別看這條河不大，卻把上下兩村隔成了兩個世界。 記得我們向上村進發的那天，迎面遇上一群逃難的群眾。他們背著包袱，挑著家什，孩子哭，女人叫，憂慮而驚慌地走著。這種顛沛流離的景象，誰見了心里都沉甸甸的。可是，日軍離這還很遠，為什么他們就如此驚慌失措呢? 老鄉們停在路旁，用驚懼的眼光直盯盯地望著我們。我們為了打消他們的疑慮，就向他們說明我們是八路軍，就是過去的紅軍，是來和大家一起打鬼子的。去年紅軍東渡黃河，曾給山西群眾留下難忘的印象；最近我八路軍取得的平型關戰斗的勝利，更是家喻戶曉。因此，這樣一說，我們就像一塊有力的磁石，把老鄉們都吸引住了，他們圍上來向我們問長道短。 原來他們都是上村人，只因下村來了國民黨軍隊，嚇得他們急忙逃難。一提起國民黨軍隊，大家又恨又怕，都爭先恐后地向我們訴說由下村傳來的消息——國民黨軍隊一進村，就吹胡子瞪眼，吹什么抗戰“有功”，要老百姓慰勞。說是慰勞，實際上是趁國難當頭，搜刮民脂民膏。今天派糧，明天攤款，倘若交不出，不是吊打，就是翻箱倒柜，見啥搶啥。耕畜被拉走殺吃了，桌椅床板被搶去當柴燒了，那些當官的整天花天酒地，打麻將，耍紙牌，見了姑娘媳婦，擠眉弄眼，動手動腳。日軍還沒有來到，下村就已成了人間地獄。老鄉們說： “鬼子來了是死，國民黨來了咱也活不了，反正沒活路。” 我們的到來，給人民帶來了指望，誰愿意背井離鄉?他們又背著東西和我們一起回村了。部隊駐下，便組成了若干工作組，四處活動。從東頭到西頭，從村南到村北，到處張貼布告，訪貧問苦，幫助群眾解決生產和生活上的困難，運用各種方式進行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合理負擔”、“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政策，猶如春風化雨，沖走了人們的憂慮和不安，帶來了一片朝氣勃勃的景象。不幾天，我們就協助地方黨的組織，把抗日民主政權的基層組織建立起來了；農救會、青救會、婦救會、兒童團等群眾性的抗日組織也相繼成立了。群眾的抗日情緒高極了。 看吧： 這邊， 一群農民圍在一起聽宣傳員講解“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滿臉是興奮的神色；那邊，一個小戰士在教兒童團員唱歌：“向前走，別退后，生死已到最后關頭……”；村口，進來一伙收割歸來的農民和戰士，他們挑著金黃色的谷物，邊說邊笑。屋檐下，婦救會的會員們正趕做軍鞋，“三個姑娘一臺戲”，她們在一起唧唧喳喳，好不熱鬧。村外邊的打谷場上，游擊隊員正在練操，“一、二、三——四”的口令聲，時斷時續。一聲號召參軍，小伙子們雀躍而起：“走，當八路打鬼子去!”一串倆，倆串仨，馬上掀起了參軍的熱潮。來報名的人絡繹不絕，連不夠年齡的兒童團員，也哭哭啼啼鬧著要當小八路。部隊機關真是門庭若市，應接不暇。沒幾天，我們一個連就擴大到二、三百人。 下村的國民黨軍隊聽說我們和上村的老百姓團結無間，隊伍天天擴大，又眼紅又嫉妒，便千方百計和我們爭群眾。 開始，他們在橋頭、河岸，設下了一道封鎖線，五步一哨，十步一崗，不準老百姓過河。但是，人心豈能鎖住?下村的小伙子們看到上村那股熱鬧勁，心里怪癢癢的。他們借口趕集，走親戚，做買賣，偷偷地往上村溜，有的來了以后就再也不愿回去了，要求立即參加八路軍。后來，國民黨軍隊也搞擴兵了，自然，擴兵的辦法是很可笑的。他們要保長打著小鑼在街上喊：“當兵要當國軍，國軍是正牌軍，票子多，可以養家活口！“不要當八路，八路是窮光蛋!”喊了幾天，卻沒有一個人去報名。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們敲著小銅鑼又喊開了：“誰當國軍，四十塊大洋一個兵，當面交現款!”可是他們怎么也想不到：老百姓愛的不是錢，愛的是真理。盡管鑼聲敲得當當響，人們卻在背后議論：“白洋買不了我們的心。” 國民黨的軍官氣紅了臉，橫眉豎眼，罵老鄉們：“放著正大光明的國軍不當，偏要偷偷摸摸去當窮八路，真他媽的賤種！。誰知罵得越兇，老百姓躲得越遠。他們施盡了種種伎倆，一個兵也沒有擴到。最后，惱羞成怒了，便干脆把他們慣用的那一套搬了出來——抓。于是，這兒打槍，那兒罵娘，不論老幼殘弱，碰上了就難幸免，弄得下村一帶的群眾，叫爹喚娘，晝夜不安。尤其惡毒的是，把抓來的壯丁關在一起，連大小便都要監視，晚上睡覺把衣服搜去，以防止逃跑。殊不知壓力愈大，反抗愈強。晚上，常有只穿短褲的小伙子，吁吁帶喘，滿身是汗地跑來上村。逃來的人，用這樣兩句流行于下村的歌謠來咒罵國民黨軍隊： “國民黨、遭殃軍，不打日本害人民!” 當時，我們和國民黨軍隊還是統一戰線關系，有些來往。一天，他們派了個軍官前來，問我們：老百姓為什么都跟你們走？我們回答說：因為我們是人民的軍隊，執行了我們黨的全民抗戰的方針，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與人民同舟共濟，人民有民主、自由，人人有抗日的自由，因而他們都能自覺自愿地起來抗日；你們對人民依然沒有放棄壓榨的錯誤政策，使人民呻吟于痛苦之中，無法抗日，也無心抗日。那個軍官不知是不感興趣，還是無理反駁，竟瞠目結舌，回答不出一句話，只是哼哼哈哈了一陣便走了。 送這位“客人”過河的時候，我站在橋頭，望著小河潺潺流水，心中無限感慨。上村和下村僅僅一河之隔，卻是兩種景象：我們，執行了黨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戰的方針，采取了種種發動群眾的辦法，結果搞得轟轟烈烈，群眾奮起抗日；國民黨部隊倒行逆施，執行了片面抗戰的方針，采取壓制群眾的辦法，結果是眾叛親離，陰風慘慘，人們根本無心抗日。兩種方針，兩種辦法，就必然產生這兩種結果。但是，河水永遠東流，真理必定獲勝，全面抗戰的正確方針，必然將在全中國土地上開出燦爛的花朵來。 左齊同志簡介：1911年生，江西省永新縣人。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6軍團17師49團連指導員、團俱樂部主任，紅二方面軍第6軍政治部宣傳隊隊長等職。參加了湘贛、湘鄂川黔蘇區反“圍剿”和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0師359旅司令部作戰參謀、偵察科長，717團參謀長，“平山團”參謀長，旅教導旅政委，旅政治部組織科科長。1938年10月參加了雁北明鋪伏擊戰，我軍以猛烈火力將日軍壓制于汽車底下，這時我軍重機槍卡殼，日軍見狀反撲，左齊躍進機槍陣地排除故障，敵一排子彈擊中他的右臂。這次戰斗全殲日軍200多人，燒毀汽車35輛，左齊因流血過多暈了過去。王震旅長得知白求恩到前方醫院巡診，要旅衛生部政委潘世征派人將左齊送到下石樊村，白求恩親自給他做了右臂截肢手術。1940年赴延安馬列學院學習，結業后任718團政委，參加了大生產運動。1943年5月26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大會上說：“左齊同志是該團的政治委員，他在戰爭中失去了一只手。開荒時，他拿不了镢頭，就在營里替戰士們做飯，挑到山上給戰士們吃，使戰士們感動得不可名狀。我們全體黨的干部，都要學習這種精神，和廣大群眾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1944年11月任南下支隊后勤部政委，隨軍挺進湘粵邊界地區。 解放戰爭時期，任晉綏軍區第五軍分區副政委、司令員，西北野戰軍第2縱隊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戰軍2軍政治部主任。組織領導了晉綏五分區反“蠶食”、反抓丁搶糧、反“清剿”、反“維持”斗爭，率部參加了呂梁、運城和轉戰陜北、解放大西北諸戰役。 新中國成立以后，任第2軍副政委，南疆軍區副政委、政委，新疆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濟南軍區副政委、顧問。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88年榮獲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他是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他以“左齊左筆書法”被譽為獨臂將軍書法家。1998年8月26日在濟南逝世，享年87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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