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方志諸體的合理運用 ——以《紹興市志》為例

yzsr273 2022-09-30 發布于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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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任桂全 1945年10出生，男，浙江紹興人，中共黨員，紹興市委黨史研究室、紹興市地方志辦公室原主任。研究員。1970年畢業于杭州大學中文系，先后在紹興縣平水公社文化站、平水區文化站、紹興縣委對臺辦和紹興市委對臺辦、紹興市委統戰部工作。長期從事文史研究，合作編著出版《古城紹興》等6種地方文史書籍，著有《方志理論與實踐——〈紹興市志〉編纂札記》《紹興城市史》等。1989年起任《紹興市志》總纂，主持編纂的《紹興市志》出版后廣受好評，1997年8月，《紹興市志》在第二次全國地方志獎評選中位列榜首。1998年起任桂全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提要諸體并用是地方志的基本特征之一。綜合運用諸體，既是全方位記述地情的需要，也是方志資料的組織方法。合理運用諸體，具有加強志書綜合性、強化志書地方特色、增強資料互補性和提高志書可讀性等功能和作用。運用諸體時要從實際出發，堅持內容決定形式、突出資料性和靈活運用的原則。

關鍵詞 諸體功能價值利用

方志體裁，也稱文體或體式，是記述一方歷史與現狀的文字表達方式和組織形式。與其他形式的體裁如小說、詩歌、散文一樣，方志體裁也有自身的特征和規律。最顯著的就是通常所謂的“諸體并用”。章學誠在《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中說：“史部要義，本紀為經，而諸體為緯。”^⑴這也許就是“諸體”之說的來歷。有關方志諸體的基本功能和作用，歷代方志學家多有闡述，并且在修志實踐中被廣泛接受和運用。但是，方志為什么要采用多種體裁，怎樣發揮方志諸體功能，如何合理運用方志諸體？諸如此類，既是理論問題，也是實踐問題。從實際出發，合理運用方志諸體，對提高志書整體質量，包括志書的結構、體例、資料、深度、特色、版式和美觀等，都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

志書為什么采用多種體裁

方志體裁是在長期的修志實踐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為方志記述地情服務的一種形式。由于目前學術界對于方志起源的認識尚未形成一致意見，所以最初的方志體裁究竟是什么，也一時難下結論。而一般認為“志”屬史體，體裁當規史法，因此盡管舊志體裁很多，其中極大多數都是從《史記》《漢書》的記、表、書、志、傳等史體演化而來。致于其他一些名目的體裁，也只是稍加變通而已。

然而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與國史既有互相聯系的一面，又有明確區別和分工的一面。這就決定了方志體裁在吸收史體之外，還得尋求適合自身特點和發展需要的其他體裁。特別是在方志處于初創和發展階段時，這種體裁上的創新和探索，顯得格外活躍。以紹興為例，自東漢由袁康、吳平整理而成的《越絕書》問世以后，有關記載會稽山川人物風土的志書接踵而來，新式體裁也層出不窮。如東漢謝承撰《會稽先賢傳》，三國朱育撰《會稽土地記》，晉虞預撰《會稽典錄》、孔靈符撰《會稽記》，撰者及年代不詳的《會稽貢舉簿》和撰述年代不詳的夏侯曾先《會稽地志》，南朝宋謝靈運撰《山居賦》，以及唐至宋初的各種《越州圖經》等。其體裁已經涉及書、志、記、傳、錄、簿、賦、圖等。這些體裁雖然有些是從《史記》、《漢書》脫胎而來，但有些確實是根據記載地情需要而創新的，如簿、賦、圖、錄等就是。

這些方志除《越絕書》和《山居賦》之外，其余均已失傳，無法窺見其原本全貌。但魯迅先生在輯錄會稽郡故書時發現，這些“史傳地記之逸文”，“人物山川，咸有記錄”，“書中賢俊之名，言行之跡，風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遺，舍此更不可見”。^⑵說明這些故書，都屬于一方之志，所用體裁當屬志體無疑。

事實上，古往今來的方志學家們，也確實將這些故書納入了“方志”視野，并作為方志發展史上一個重要階段和代表性方志來看待。當代出版而且頗具影響的幾種方志學也都以此為例，分析論述了方志體裁多樣性的發展演變進程。來新夏先生在《方志學概論》中認為圖經（圖志、圖記）、傳、記、錄（記、志）、乘、志（誌）是“歷代方志的常見名目”,此外“還有經、書、通典、史、簿、論、志科、譜、考、志余、補、補乘、略等等的名目”。^⑶黃葦先生等著的《方志學》，則更為詳盡地分析了序（敘、緒、引）、跋（題跋、跋尾、后序）、圖、表、紀、記、書、志、考、略、譜、錄、傳等13種體裁，另外“方志還用簿、典、編、類、部、篇等體裁”。^⑷

雖然各家列舉的方志體裁，數量有多少，名目有異同，但是前人創下的方志體裁，大抵都已包括在內了。特別是歷代方志中常見的主要體裁，或者說基本體裁，都作了詳細介紹。這至少說明，修志固然有多種體裁可供選擇和運用，但如果是一部內容豐富全面、體例完備得當的志書，常見的主要體裁或基本體裁，是必須具備的。也許是出于這種考慮，《新編地方志工作暫行規定》第九條明確指出：“新方志的體裁，一般應有記、志、傳、圖、表、錄等”。這里所說的“一般應有”，可以理解為對運用方志體裁的基本要求，同時也不排斥選擇和運用其他體裁。從這個意義上說，方志之所以采用多種體裁，首先是地方志事業自身發展的必然邏輯結果。

其次，方志之所以采用多種體裁，最根本的是為了滿足全方位記錄地情的需要。地方志是一種巨大的地情載體，記載了一個地方的自然與社會的歷史和現狀。包括一地的建置沿革、自然環境、居民狀況、社會結構、政治組織、安全保障、經濟活動、風物特產、文化事業、社會交往、信仰習俗和觀念形態等等。因此有人說它是“統合古今，無所不包”之作，也有人稱之為地情的“百科全書”或“古今信息庫”。

對于這樣一部無所不包的著述來說，如果僅僅采用其中的一種體裁形式而想全方位記述地情的目標，是無論如何難以實現的。前面提到的宋以前紹興的各種方志，除《越絕書》外，所采用的基本上都是單一體裁，載記的地情也只是某一方面而已。從魯迅先生輯錄的逸文看，《會稽典錄》僅記人物一門，《會稽地志》以記山川風貌為主,《會稽記》多言風土之美^⑸。內容的單一，決定了形式的單一；而形式的單一，就不可能要求內容的全方位。

方志體裁是從不完備逐步發展到比較完備的漸進過程。如果沒有一種接著一種體裁的出現，每一種體裁又在長期的實踐中逐步得到完善，宋代方志體例的成熟和基本定型才有可能。這種成熟和定型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對方志體裁多源性的一次匯總和整合。將原來已經流傳很久的各種體裁整合在一起，將單一的體裁整合為綜合性的體裁，組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為地方志全方位記錄地情，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舞臺和空間。使地方志有可能借助于各種不同體裁，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通過不同渠道，分門別類，逐一記載地情，最終形成一部有系統，有重點，門類齊全，組織嚴密的地情全書。

經過整合后的方志體裁，并沒有因此而喪失各自原來的個性和功能，客觀上反而得到了加強。表現在：一是將單一體裁整合為綜合性體裁以后，在志書的整體結構中，使各種體裁的功能得到了合理配置，為全方位記述地情鋪平了道路；二是原來分散使用的體裁個體，經過整合后在志書整體觀照下，各自的優勢得到充分發揮，使體裁與體裁之間的功能分工更趨合理；三是各種體裁在獨立使用時暴露出來的局限性，經過整合后，使缺陷得到彌補、優勢得到互補，成為“邑志雖小，體例無所不備”的最佳模式。修纂者完全可以根據內容需要，量體裁衣，擇體而行，靈活運用。

當年章學誠修纂《永清縣志》就運用了“紀、表、圖、書、政略、列傳六體”。^⑹還說：“有文辭者，曰書，曰傳；無文字者，曰表，曰圖；虛實相資，詳略互見，庶幾可以無遺憾矣。”^⑺對方志諸體的形態特征、分工以及相互關系作了闡述，特別指出合理運用方志諸體，對于全方位記載地情的重要性，認為這是實現志“無遺憾”的必由之路。

方志之所以采用多種體裁，除全方位記載地情所必須外，還因為合理組織方志資料所必須。地方志是一種資料性著述，志書修纂者通常以搜集、整理、編纂和提供地情資料為已任，其中又以資料的全面、系統、豐富、有用為重點。而現實生活中的資料是非常豐富多彩的，如何把它有機地組織起來，存儲于一“志”之中，對于修纂者來說，無疑是一大難題。因為資料本身既有形式上的多樣性，如實物資料，口傳資料，文字資料等；又有存在形態上的多樣性，如有物質的，文本的，數字的，圖像的。

如果想把各種資料組織到志書中來，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就不得不依靠各種方志體裁來實現。這時的方志體裁，既是不同形態資料的組織者，也是不同形式資料的有效載體。打個不恰當的比喻，一部志書仿佛就是一壇陳年佳釀，其中有黃酒、白酒、青稞酒、葡萄酒之分。為了不使各種形態的酒混雜起來，就得用大小不同的酒壇加以盛裝，然后再組裝成一大壇。這里的大小壇子，便是酒的載體，方志中的體裁，似乎就是盛裝資料的“壇子”。

以不同載體記載不同形態資料，實際上就是方志資料的組織方法。方志體裁有志、記、傳、圖、表、錄之分，每一種體裁又有各自的功能和分工。章學誠對此提出過一系列精辟見解。他認為按編年體撰寫的“紀”（記），凡一方之重大事件，都應“粗具于編年紀”之中，“以為一書之經”。在講到列“傳”時他說：“編年文字簡嚴，傳以申其未究，或則述事，或則書人，惟用所宜。”^⑻傳記要求把記人和記事結合起來。“圖”、“譜”之在志中，“圖像為無言之史，譜牒為無文之書，相輔而行，雖欲闕一而不可者也。”還特別指出：“要使不履其地，不深于文者，依檢其圖，洞如觀火。”^⑼“使覽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⑽對于“表”的功能和作用，他同樣說得明白透徹：“表之為體，縱橫經緯，所以爽豁眉目，省約篇章，義至善也。”^⑾讀者“按格而稽，于事足矣。”^⑿“照”是現代科學技術條件下的產物，章學誠當然不可能論及，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將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人、事、物定格于瞬息之時、方寸之間，真實形象，顯得格外珍貴。第一輪社會主義新方志編纂過程中出現的“索引”，其實也是一種新穎體裁，應該納入方志“諸體”之中。索引的出現和照片的普遍運用，說明方志體裁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必將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不斷更新。

綜上所述，方志諸體雖然分工不同，各有側重，但這種分工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諸體之間除了各有側重之外，同時還有互為補充、襯托、印證的功能和作用。修纂者在運用方志諸體時，既要善于發揮諸體之長，也要重視諸體之間的這種互動關系。加強諸體之間的互相配合，最大限度地將各種形態的資料組織到志書中來，以提高志書的資料性。

志書諸體并用能起什么作用

綜合運用方志諸體，如上所述除了能擴大地情記述范圍和加強資料的有機組合外，如果運用科學、合理、得體，對提高志書整體質量，同樣顯得十分重要。所起作用常常出乎意料，常見的主要有：

綜合作用

地方志的基本特征是“以志為主，諸體并用”。“志”是記事、載物、傳人的重要體裁，在地方志中占有主導性地位。像《紹興市志》所設48個門類中，除概述、大事記、人物傳、叢錄、索引等單立門目外,專志總數達43個,說明志書記載地情主要是依靠專志來完成的。^⒀

而“志”通常都按“橫分門類，縱述歷史”的史體記載事物發展歷程的。其優點是能夠分門別類、系統記載歷史，而弱點是往往由于門類分設過細，縱述起點較低，大多在“目”的層次上開始縱寫，由此造成的結果是缺乏事物的整體性以及相互之間的聯系。對于這種結構性弱點，除了在“志”中加強著述性之外，還可以用述、圖、表等體裁來彌補。

用“述”加強志書整體性，就是常用而且行之有效的體裁。這種所謂“述”，可以是志首總述，卷首概述，章首無題小序，甚至節首也可運用，使用起來十分靈活方便。總述、概述、無題小序等各種“述”，由于所處層次不同，在加強志書整體性方面發揮的作用也不一樣。志首總述側重于從宏觀上對一地的自然與社會的歷史和現狀作用客觀、真實的概括敘述，給讀者以整體的了解。卷首概述則重在敘述行業興衰、專業特點和發展軌跡，必要時還可以“畫龍點睛”。而章首或節首的無題小序，可以簡述歷史，提要內容，說明范圍，介紹背景，交代體例等，起到導讀作用。

對于增強志書整體性的作用，在綜合性地圖中表現尤為明顯。《紹興市志》志首運用了33幅彩色地圖，有建置沿革圖7幅，地形地貌圖7幅，基礎設施圖6幅，資源分布圖5幅，經濟特產圖4幅。圖中反映的內容，極大部分按門類記述，分散于各專業志中，如土地資源、水利資源、礦產資源、海涂資源、氣候資源等，有的跨卷記述，有的跨章記述，即使在同一章中，也分散于不同的節、目之中。而《紹興市志》僅用5幅資源圖，將同類資源集聚于一圖，收到了“洞如觀火”、“一覽而周知”之效，使志書內容的整體性大為加強。

而“表”作為方志體裁之一，不僅可以表人、表事、表物，如職官表、沿革表、物產表，而且在列表過程中，將同類的人、事、物集中在一起，一目了然，所產生的整體性效應也是顯而易見的。章學誠給予了充分肯定，他說志中之表“篇幅簡而易省，事類從而易明，故能使流覽者，按簡而無復遺逸也。”^⒁正因為“表”具有事類相從的特點，才使得讀者一覽而“明”全貌，達到了志書整體性的效果。

強化作用

志書突出重點、反映特色的途徑和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在篇目上提高層次，在詳略上區分輕重，在記述上突出主體，當然也包括對于體裁的恰當選擇和運用。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體裁所起的作用顯得更為重要。

如記載一地古今人物，是地方志的基本任務之一。一般認為傳體是記人的最佳體裁，這當然沒有錯。但如果人才輩出、名人眾多成為顯著地方特色時，僅僅用傳體載人，就顯得力所不及，難以勝任，還得調動其他體裁優勢，為強化人才特色提供服務。為此，《紹興市志》首先在人口志中專設“人口質量”一章，從人口的身體素質、文化素質、思想道德素質三方面加以記述。因為良好的人口素質，是人才個體成長的基礎和土壤，一個積極、健康、向上的人文環境，是人才成長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方志記好人口素質，實際上是為記述人才輩出的地方特色打下了基礎。

與此同時，《紹興市志》還運用志、錄、表、圖等體裁，對人物群體作了分門別類的系統記述。先是以“錄”的形式，在人物志設古代文武進士名錄、當代兩院院士名錄，在會黨社團志列光復會會員舉錄，在戲曲曲藝志設藝人錄和劇作家名錄，在醫療衛生志設中醫專科世家，在政府志列歷代首官名錄，在宗教志設名僧錄。此外，對明清時期紹興特有的人才現象，即“紹興師爺”群體，在叢錄中也作了專門記述。再以“表”的形式，在人物志設立古代文武進士表、人物表和當代高級科技人才表。還以“志”的形式，寫好各類專業人才。“志”的特點是具有很強的專業性，而每一種專業周圍又集聚著大批的專業人才。因此，《紹興市志》在文學藝術圖書志中，對紹興歷代文學家、畫家、書法家作了簡要記述。在科技、教育、衛生、體育、藝文等志中，按照以事系人方法，記錄了大批專業人才。特別是在名家學術思想志里，對49名在我國學術領域里創宗立說、譽滿海內外的著名學者，作了集中記述。這種在專業志里寫人物群體，被林衍經先生稱為“群體系人法”，是一種“創造”。^⒂

在寫好人口整體、人物群體的同時，《紹興市志》還在人物傳中重點寫好人才個體。入傳人物按照生不立傳、本籍為主、正面人物為主、近現代人物為主的原則和明代方志學家張元忭“郡志與國史不同，郡志記一鄉賢，茍有一德一藝者，皆可書焉”^⒃的遺訓確定傳主。具體寫法上強調“寫好小人物的大事”、“大人物的小事”，“寫出同類人物的不同之處”和“求實存真，把握分寸”。^⒄并且從《中國歷代名人圖鑒》、《清代學者像傳》和各種家譜中收集圖像，又向社會各界廣泛征集近現代名人照相，共為120名傳主配備了畫像與照片。

正因為《紹興市志》綜合利用志、傳、錄、表、圖、照諸體記載人物，途徑廣闊，形式多樣，全志立傳525名，以事系人13619名。恰如梁濱久先生所說，這樣做不僅使紹興的人口整體、人物群體和人才個體得到了全方位、立體式的反映，使紹興歷代人才輩出、名人眾多的地方特色得到了充分展示。^⒅也為毛澤東“鑒湖越臺名士鄉”^⒆詩句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聯想空間。

互補作用

方志諸體既有各自的優勢，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制約作用。尤其是單獨運用某一體裁時，這種局限性與制約作用表現得更為明顯，有的甚至無法彌補。而由綜合運用諸體而產生的互補作用、襯托作用、佐證作用，不但使原有的局限性和制約作用得以克服，而且還因此提高了方志的真實性、科學性和資料性。

大事記是社會主義新方志普遍采用的文體，與其他志書不同，《紹興市志》用近6萬字的篇幅記載歷來的大事、要事、特事外，還隨文配備了60幅照片。其中有越國青銅器、秦《會稽刻石》、漢代會稽銅鏡、東晉蘭亭序書法、唐代日本遣唐僧所持“過證”（通行證）、宋六陵遺址、元代采礦摩崖題刻、明代“水則”碑文等。且不說大事記配備照片對活躍志書版面所起的美化作用，光是這組照片本身，就具有了很高的資料價值。何況大事記文句要求簡嚴，不可能事事詳說，配上照片一幅，其意盡在不言之中了。大事記配照片，既是對大事的補充和說明，也是為大事提供了佐證，從而提高了大事記的真實性。

同樣道理，紹興是江南水鄉，同時也是橋鄉，全市擁有各式橋梁10355座，建于唐、宋、元、明、清各代的橋梁均有保存。其中拱型類石橋中就有準圓鏈線拱、半圓形拱、橢圓形拱、馬蹄形拱、多邊形拱和拱梁組合橋，多邊形拱橋中又有三邊形拱、五邊形拱、七邊形拱等。橋梁專家認為，紹興能夠保存這么多不同形狀的拱橋，在全國并不多見。尤其是多邊形拱橋，出現年代很早，是向圓形拱過渡的一種特殊橋梁，其他地方已經難以找到。為此，《紹興市志》交通志用1.2萬字篇幅，對各種類型的石橋作了記錄，一些有代表性的橋梁還寫了它的長度、寬度、跨徑、拱高以及拱數，同時配上12幅不同拱形的照片。應該說文字本身已經具備了資料性和科學性的特征，再配上照片，使志書的資料性和科學性顯得更為具體、形象和直觀。在這里，既可以把文字看作是對照片的詳細說明，也可以把照片當作是對文字的補充。這種互補作用，使志書的內涵得到充實，外延得到拓展，進而提高了資料的科學性，為橋梁史研究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寶貴資料。

諸體之間的互補作用，在加強志書資料性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建于公元前490年的紹興古城，原來就是一座水城，在8.3平方公里建成區內，到1949年時尚有縱橫河道33條，總長60公里。解放后由于認識上的原因，填河筑路，河道減少。紹興被列入第一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后，有關方面加強保護，對所剩河道逐年進行疏浚。志書在詳記城市河道歷史沿變進程之外，特設3張表格，對原有河道、廢除河道和疏浚河道作了系統記載，用不同體裁，保持了水城資料的完整性。這其實就是志書為什么要諸體并用的真正原因所在。

美化作用

志書當然也講究美，既要求內容真實、可信、有用，也要求形式樸實、大方、美觀，在內容和形式的結合上完美得體，相得益彰。

方志之美首先是內容上的真、善、美。新編社會主義新方法，幾乎都在志首安排了數量不等的彩色照片，以顯示地方特色和成就，同時兼有圖文并茂的效果。但在內容選擇上卻大有講究。《紹興市志》志首第一幅彩照，既不放政府辦公樓，也不搞領導班子集體亮相，而是一幅攝制精美的紹興市市花——蘭花彩照，然后用稽山鏡水等8組照片，展示歷史文化名城的形象風貌。以蘭花為市花，在國內唯紹興一家，置于全志之首，是編纂者出于對蘭花品格的敬仰，想不到此舉受到方志界的廣泛認同。林衍經先生在志評中寫道：翻開《紹興市志》，“首先映入讀者眼簾的是紹興市市花——蘭花，其幽雅清麗的美姿，芳香四溢的神韻，含蓄地展現了紹興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特質，令人產生了對她的向往愛慕之情，浮起一讀'市志’，借以了解紹興歷史與現狀的欲望。”^⒇孔令士^（21）、李明^（22）等先生也產生了類似的感受。由蘭花而引發的審美感受，催生了進一步閱讀文本的迫切欲望，這也許就是通常所謂的可讀性的一種深層表現。其實，《紹興市志》在相關專業志和大事記中都寫了蘭花之美，但是蘭花彩照產生的審美效果，是文本內容所無法替代的，因為它展示的是本質之美。

當然內容上的真、善、美，也要有合適的載體形式來反映。志書中有不少內容，可以用文字表述，也可以用示意圖、照片、表格來展示。特別是帶有數字量化和事物結構性的指標，用示意圖來表述，收到的審美效果可能會更佳。如一個地方的國民經濟增長指標，產業結構，財政收支，居民消費水平，物價指數，恩格爾系數等，用文字表述，未尚不可，但從視覺效果看，不一定突出、顯目、具有吸引力。而用圖表來反映，尤其是用電腦繪制成諸如柱形圖、條形圖、折線圖、餅形圖、圓環圖、雷達圖、圓柱圖、圓錐圖、梭錐圖等形體各異的圖像，不僅使志書內容得到反映，而且比純文字的表述更為形象直觀，賞心悅目。再與相應的文字內容相配合，還可以使版面顯得更加生動活潑，達到圖文并茂之成效。

這里還涉及方志諸體運用的協調問題。“協調”也是一種美，內容與形式的協調，文字與圖像的協調，便會產生一種美的感覺。在版式安排上，什么地方插圖、什么地方用照，什么地方設表，其實都很有講究。既要考慮本身的資料價值，又要考慮與文字的配合，還要考慮版心的承載能力。所謂“圖文并茂”，就是要求在圖與文的配合上，達到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程度，才談得上“協調”，才能收到“并茂”的效果。即使是封面設計，也要力求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出版社最初為《紹興市志》設計了小橋流水深巷烏篷船的封面，當然很有江南水鄉風光城市的情調。但編纂者感到這還不足以與紹興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相稱，要求把封面設計成像一塊青石板，四周飾以古城墻圖案，版心分別印上徐渭、陳洪綬、趙之謙、任伯年的畫和王羲之的書法，再集魯迅書法作書名，封底則統一硬印蘭花圖案。將這些文化精品匯集一起，和諧協調，既體現了志書的莊重、古樸、典雅，又展示了紹興歷史悠久、文化厚重的地方特色。

志書諸體并用應該注意些什么

如上所說，諸體并用固然具有優化志書結構，加強志書資料性，提高志書綜合性，突出志書地方特色，美化志書版面，增強志書可讀性等方面的作用，但是如何遵循志書諸體自身規律和特點，使各種體裁在最大限度內發揮作用和效益，真正成為提高志書整體質量的有效途徑，卻是修纂者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關鍵是要量體裁衣，合理運用，注意以下三個問題：

首先要堅持內容決定形式的原則。志書體裁，作為志書內容的載體，一方面如果運用合理、得當，就有利于志書內容的表達和傳遞；另一方面由于體裁自身的局限性和制約作用，如果運用失當，將直接影響到志書內容的表達。因此，在志書內容確定之后，體裁選擇是否得當，成了修纂面臨的一種考驗。

“紹興師爺”和“墮民”是封建社會紹興兩大獨特的社會現象。紹興師爺隨著封建社會的瓦解而消失，紹興墮民也由于新中國的誕生而徹底改變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在社會主義的今天，師爺和墮民雖然已經不復存在，相繼成為歷史，但兩者畢竟存在過數百年，影響之大，遍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領域。記載這些已經消失的社會現象，一足以補前志之闕（舊志均無系統記述），二能為研究者提供資料，三是認識封建社會的很好教材。

要不要記，不難回答，而用什么體裁來記，卻頗費斟酌。對于紹興師爺，一種意見認為事情發生在衙門里面，屬于行政行為，當然應該記入政府志。而另一種意見認為紹興師爺遍及全國各地，不是本地政府的行政行為，入政府志缺乏理由。對于墮民，有人認為是少數民族，理應納入人口志，何況有的志書確實是這樣處理的。反對者則認為視墮民為少數民族，只是9種墮民來源中的一種，依據不足，處理不當還會鬧出民族問題。爭論結果一致認為內容特殊，體裁上也應有特殊考慮，于是確定單獨列卷，冠以“叢錄”名稱。這樣既統一了思想認識，又為紹興師爺和墮民提供了記述上的自由空間。

然而，同樣使用“錄”的體裁，由于內容不同，在使用上也要因事制宜，區別對待。“錄”本身是記錄、載記的意思，既是一種方志別稱如《剡錄》，也是一種內容的集約名稱如“鄉賢錄”，還是一種載記難以按類編入正文的如“附錄”等。所以“錄”又有各種不同稱呼，諸如附錄、叢錄、舉錄、雜錄、序錄之類，所起的作用不盡相同，因此使用上仍需要有選擇，不能隨心所欲。《紹興市志》根據內容需要，共設37則“錄”，其中就有舉錄、叢錄、名錄、附錄之分，以附錄為主。又按內容歸類，區別不同層次，分置于相關專志的卷末、章末或節末，志末以叢錄收尾。

其次要堅持資料性的原則。不管編纂者以何種體裁來組織和記述地情，根本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計擴大志書的資料容量和提高資料價值。每一個分志，每一篇專記，每一種附錄，每一幅照片，每一張表格，都直接關系到志書的資料性及其價值問題。

圖照是社會主義新方志普遍采用的載體，只是入志數量多少而已。但是不是每幅圖照都有資料價值呢？不少還有待時間來作出評判。《紹興市志》文字規模較大，入志圖照數量亦較可觀，總數達966幅，其中隨文穿插黑白照772幅。這些直觀、形象、可視的照片，如果能產生美好的視覺效果，當然不應該被排斥在外，但首要的是它的資料性和存史價值。因此在圖照選擇和運用上，比較注重以下幾方面。

對重大歷史事件，除文字記述外，盡可能配以一定數量的圖照，以豐富志書的資料性。如辛亥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新中國建立后的重要政治、經濟、文化活動。光復會是辛亥革命時期全國三大革命團體之一，其活動中心又在紹興，并且涌現了蔡元培、陶成章、秋瑾、徐錫麟等一大批杰出志士，這些在文字上均有詳細記載，同時在相關分志中配上27幅照片，內容包括活動遺址遺物，名人遺像故居，紀念場所等，自成系列，具有重要資料價值。

對具有重要地方特色的事物，既有文字上的詳記，也有圖照上的配合，力求圖文并茂，以突出志書的資料性。如紹興歷史上之所以人才輩出，與傳統教育受到重視密不可分，為此，除文字敘述外，特別另配書院、私塾、義塾、殿試試卷、翰林匾、牌坊等照片9幅。再如風俗習慣往往具有強烈的地方色彩，有些內容難以用文字表述清楚，外鄉人也不易理解，因此在風俗志中配備照片27幅，既是對文字的補充，也是對風俗的形象解讀。

對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事物，盡可能用照片形式予以保存。特別是隨著時代的進步，一方面有許多舊事物正在逐漸消亡，失去昔日輝煌，另一方面新事物又層出不窮，再添新的輝煌。在這種情況下，運用現代科技手段，為舊事物“立此存照”，顯得更有意義。如當年王羲之“曲水流觴”活動用過的“觴”，至少到明代已經失傳，后人誰也不知道“觴”之為何物，因此《辭海》只好籠統解釋為“盛酒器具”。新中國成立后，紹興文物考古工作者從晉墓中出土“羽觴”，使長期失傳的器皿重見天日，并以照片形式被收入《紹興市志》工業志^（23），為各種詞（辭）典的詮釋提供了實物依據。這當然只是個例子。類似情況《紹興市志》中還有不少，如乾隆年間的賣身契，太平天國時的結婚證（合揮），光緒年間的納稅單，民國時期的社戲節目單以及正在消失中的三眼大灶、爨筒熱老酒、鄉間漁舍、擺渡用的揉渡船等。一幅照片，雖然記錄的只是一物、一器、一紙，反映的卻是一個時代，一種風貌，一種文化，切不可等閑視之，其傳遞的信息量是無法用文字替代的。現實生活中類似情況，是無時無處不有的，都應該納入修纂者視野，錄以存史，不僅有學術價值，有的還有科學價值。

再次要堅持靈活運用的原則。方志體裁雖然是在長期的修志實踐中逐步形成的，但它是緊隨著志書內容的變遷而興衰。因為表達內容需要，可以創造出與之相適應的體裁來，同樣由于內容的消失，原有的體裁自然而然也會被淘汰。“皇言”便是一個典型例子。封建社會里皇帝的話是至高無上的，于是舊志便有了“皇言”體裁，以為記錄“圣旨”的載體。隨著封建社會被推翻，“圣旨”沒有了，“皇言”也就壽終正寢了。

由于方志內容因時而變、因地而異，體裁也要適應這種變化，靈活運用。方志學家壽鵬飛說：“夫方志體裁，既宜隨時地為變遷，亦因撰者之所見而互異，本不拘于一例。不宜先定若干條目，強文就題，故必先定志義，義之既明，例因以生，蓋義法有定，而例必變通。不宜茍同也。”^（26）壽鵬飛所謂的“志義”，其實就是志書的內容，記載什么內容確定以后，采用何種體裁則可以視情而定，靈活變通，不必拘泥于某種體裁。前面講到的方志記人，“傳體”固然是有效體裁，但也不必僅限于此，因為事實上志、記、錄、圖、表等不同體裁，同樣可以記人，只是記人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當然這種“變通”，“亦因撰者之所見而互異”，受到修纂者學識水平和駕馭能力的制約，當另作別論。

至于如何靈活運用體裁，還是看看章學誠是怎么說的。他在給甄秀才的信中說：“竊思志為全書總名，皇恩慶典，當録為外紀；官師銓除，當畫為年譜；典籍法制，則為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則為傳以列之。變易名色，既無僭史之嫌；綱舉目張，又無遺漏之患。其他率以類附。至事有不倫，則例以義起，別為創制可也。”^（27）其基本原則，仍然是依據內容來確定體裁，但在具體運用時，則從內容出發，靈活處理。對于分類清楚的內容，按常例用紀、譜、考、傳之體記之；對于層次不高而又棄之可惜的內容，“率以類附”統之；對于不倫不類的內容，則可以另創新體以記之。盡管章學誠所說的志書內容，因時代變遷，與社會主義新方志已經大不相同，但他對于靈活運用方志體裁的見解，對新修地方志仍然很有啟發和借鑒意義。

事實正是這樣，在體裁運用上如果墨守陳規，“強文就題”，只會束縛自己的手腳。如果能從實際出發，因體而異，靈活運用，則反而感到左右逢源，天地廣闊。要緊的是應該對方志諸體的功能、作用以及相互之間的關系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既要看到每種體裁的主要功能，又要看到它的次要功能或附帶功能。在充分利用和發揮各體主要功能的同時，也要重視對次要功能、附帶功能的利用和發揮。如果運用得好，很有可能變次要功能為主要功能，變附帶功能為主體功能，實現矛盾雙方的互相轉化。這就是靈活運用諸體的辯證法。

（本文原載龐國平主編《二輪修志·浙江論壇》，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本文由任桂全先生授權在“新越絕書”微信平臺發布。

注釋：

⑴⑺章學誠著《文史通義·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中華書局1985年5月第1版，第731頁。

⑵《魯迅輯錄古籍叢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3冊，第235∽236頁。

⑶來新夏主編《方志學概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第6∽10頁。

⑷黃葦等著《方志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330∽345頁。

⑸《魯迅輯錄古籍叢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3冊，第242∽326頁。

⑹章學誠著《文史通義·永清縣志文征序例》，中華書局1985年5月第1版，第788頁。

⑻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湖北通志序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876頁。

⑼章學誠著《文史通義·和州志輿地圖序例》，中華書局1985年5月第1版，第635頁。

⑽章學誠著《文史通義·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中華書局1985年5月第1版，第7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