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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哈福茲的夢敘事創作特色——以《痊愈期間的夢》為例，本文主要內容關鍵詞為：為例論文,馬哈論文,特色論文，此文獻不代表本站觀點，內容供學術參考，文章僅供參考閱讀下載。
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拉伯小說之父”、埃及作家納吉布·馬哈福茲(Najīb Mahafūz，1911-2006)在回望所走過的近一個世紀的人生旅程是何種心境？其藝術源泉是幾近枯竭還是依然汩汩流淌？其作品中表現的批判精神和實驗性是有所減弱還是一如既往？特別是當他的小說《我們街區的孩子們》(1959)被指控“瀆神”、其本人在1994年幸免于宗教極端分子刺殺后，年逾80歲的老人是“躲進小樓”不問世事還是依然關注世紀之交命運多舛的阿拉伯世界？老作家的封筆之作《痊愈期間的夢》給出了答案。 晚年的馬哈福茲在療養期間雖病臥床榻，但并沒有割斷與外界的聯系。通過友人的拜訪聊天和秘書的讀報交流，他仍抑制不住自己創作的強烈渴望，通過口授，讓秘書記錄了500個夢。自1998年起，這些短小、雋永、凝練、抒情、奇幻的“夢境”在埃及《半邊天》文化周刊上連載。2005年埃及舒魯格出版社出版了《痊愈期間的夢》單行本，包括其中的146個夢。該作品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也隨之發行。該書舒魯格第四版(2009)收錄了206個夢，每個夢被標以序號。在編者序中，《半邊天》雜志主編、著名女作家賽納·茜碧這樣評價這部散文詩般的作品：“您的夢境鞭策頭腦，振奮思想，震撼心靈，記錄歷史，開拓文學之路，表現出對藝術的敬畏……您以電報般簡潔的文字濃縮人生的收獲，洞燭幽微，眼觀四方，擅察新世紀文學的掌紋，以夢的閃回，將一年融于一詞，將一個時代融于一行，將一生融于一句，將人生苦旅、愛恨虛幻融入交織著情感的夢境文本中，將藝術想象織入現實的夢境中，將青春的苦澀融入長者的莊嚴中。”①在茜碧看來，“馬哈福茲的夢顛覆了作者和讀者間的'第四堵墻’②，將回憶化作昨日、今日、明日之夢，飽經滄桑，充滿寓意”(《痊》：14)。可見茜碧女士對馬哈福茲的封閉之作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然而，由于該作品采用了飄忽不定、混亂無序的夢境、幻覺、視覺意象、拼接等現代主義表現手法，一經問世，就在讀者群和評論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有人為馬哈福茲晚年作品仍具實驗精神和吸引讀者的藝術魅力而喝彩；也有人覺得作品所采取的隱喻、象征、怪誕、含混的手法使作品過于朦朧和晦澀，給閱讀帶來了困難，這是藝術性的倒退，認為這是他與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的分離。③ 2000年5月，埃及《文學消息報》“園圃”欄目曾以《夢的停止便是生命的終結》為題對馬哈福茲進行了專訪。當埃及著名作家優素福·格依德問他為何采用夢的形式敘事時，馬哈福茲坦言，夢可以賦予自己更大的創作自由度，以夢境為主要表現內容的作品可以為人們提供更廣闊的想象空間；當被問及這樣寫作是否是對現實的逃避和對現實主義寫作的摒棄時，他苦笑地反問道：“現實是什么？”繼而他解釋自己用夢境表達思想的動機：夢是“我”記憶的殘存和碎片，“我”將它解析、拼接起來，轉譯成文字，“我”在回憶，“我”在夢回，“過去我的小說直接來自于現實，而今夢境取代了現實”，“我生活在現實的夢中，也生活在夢的現實中”，“現實世界和夢世界對我來說是同等的重要”；當埃及著名作家穆吉迪·薩阿德問他“夢”以外是否還有其他創作計劃時，他回答沒有，“驅逐我的夢便意味著停止我的寫作”④。這些回答不僅反映了晚年的馬哈福茲仍具有強烈的創作渴望，而且還表達了他要建構一種以潛意識、非理性為出發點的夢境文體的愿望，以此擺脫任何既有的寫作方式和意識形態的束縛，以更抽象、更簡練，也更富有哲理的文本模式為讀者提供更廣闊的想象空間。 馬哈福茲沖破文類界限，采用非散文、非詩歌、非小說的夢境文體來寫作并不奇怪。早在1982年他就嘗試性地發表了小說《目睹夢境》，以期借助蘇非主義超現實的藝術表現手法來拓寬創作之路⑤。晚年的他越來越覺得“細節變得不那么重要，因為我在作品中主要表達一些哲學思考”，“思考主要集中在時間、此時、死亡等一些哲學命題上”⑥。由此，我們看到馬哈福茲的藝術創作自覺地轉入到內省、探索心靈自我、反映人類潛意識(或曰反理性)的寫作階段，以期更自由自在地描述不可捉摸的人物命運。 夢是什么？“夢境是心靈的劇場”，“夢是人們靈魂深處極度渴望的產物”，“夢所顯示的內容是現實的象征”⑦，“夢是連接意識和潛意識的橋梁”⑧。在《痊愈期間的夢》中，馬哈福茲以夢者第一人稱的身份自由地運用記憶的碎片，拼接成一個個夢境，在潛意識的彼岸重構時間和空間。這些夢境短的僅僅數行，長的也不超過一頁。就像視覺表現主義者那樣，馬哈福茲的每一個夢境猶如一個靜態畫面，或表達夢回故鄉，或嘆息天堂失落，或希冀佳麗再現，或宣泄等待焦慮。這些主題場景既是馬哈福茲自傳性回憶片段，又是其蘇非主義傾向的流露，既反映現代人焦慮、恐懼、非我的生活現狀，又諷喻喪失了人生目標和意義、割斷了歷史和宗教的人類在這異化和荒誕的世界里的境遇。他在評價卡夫卡的作品時說：“我從卡夫卡和表現主義作家那里，發現的是與現實平行的世界，比現實更現實。”(《自》：117)或許馬哈福茲用夢境文體要表達的就是“比現實更現實”的世界。 馬哈福茲在夢境中，以詩性的語言、象征性的手法來描述外部物質世界在心靈中的投影，女性象征著蘇非信徒的神性之愛或最高境界，小舟象征著命運，湖泊象征著過往和人生奧義，阿巴西耶老區象征著永不逝去的童真，回家象征著“永恒回歸”⑨。夢幻般的抒情性表達在作品中俯拾皆是，構成了作品的基調。例如在第192個夢中，作者夢見自己在花園中漫步： 這是一個自由的花園，戀人的淚水澆灌了園中的花朵。我徜徉于花園四處，耳際回響著愛的嘆息和抗爭者的呼喊。我與自己立下約定：我要借助遺忘來逃避愛和抗爭。(《痊》：192) 夢者將自由、愛和抗爭這些人生意義凝縮，移置于鮮花盛開的花園，抽離外部世界發生的關于愛和抗爭的諸多具體因素和事件發生的過程，只留下這些事件在內心深處留下的難以忘懷的心理困擾和糾結。用“戀人的淚水”、“嘆息”、“呼喊”這些抒情性詞匯來表現為了獲得自由和愛而進行的充滿艱辛和苦痛的抗爭，以致必須借助遺忘來逃避殘酷的現實。“在夢中，心靈幾乎不存在記憶，且與清醒生活的日常內容完全隔絕。”⑩夢者欲借助夢達到遺忘。 夢回故鄉是作品中重要的主題之一，為該作品抹上了明顯的自傳色彩。馬哈福茲曾經住過的開羅老區杰瑪里耶和阿巴西耶是他晚年魂牽夢縈的地方，是他失去的“樂園”。在夢中他不止一次暢游于老街區，夢見昔日故人，重現失去的幸福時光： 我夢游于郁郁蔥蔥的尼羅河之岸。夜晚的空氣潮潤，月光皎潔，月亮與河水在不停地竊竊私語。我的靈魂游蕩在充滿素馨花和愛情的阿巴西耶老區的各個角落。我發現我的心靈在時不時地發問：你走了以后為什么沒有一次在夢中光顧我，以便讓我能確定那是真實的存在而非青春期的虛幻？那印刻在我幻想中的圖景本來就是真實的嗎？正在這時，一聲旋律從黑暗的街區傳來，先化作幻影，繼而在第一束街燈的照射下顯形，清晰可辨。讓我吃驚的是，我對它并不陌生，它是我少年時常常見到的努哈西亞樂隊，樂隊走在出殯隊伍前列，那旋律我幾乎背得下來。此次幸運的是，我失去的戀人也跟在隊伍后面，她容貌姣好，步履端莊，風姿綽綽。最后，她拋開出殯的隊伍，惠顧于我，站在我面前以證明歲月沒有白過。我受寵若驚地站起來，用全部生命的力量朝她望去，并對自己說，這是能觸摸心中戀人的不可多得的機會。我向前邁了一步，張開雙臂摟住她，卻聽見噼噼啪啪的撕裂聲，隨即意識到裙子輕輕滑落，很快美麗的頭顱落在地上，滾進河里，像尼羅河玫瑰一樣被浪花卷走，拋下我獨自一人黯然神傷。(《痊》：14) 夢者的深層自我打破時空的束縛，離開此岸，飄向夢境中的潛意識彼岸，在昔日戀人的召喚下魂歸老區阿巴西耶那散發著素馨花芳香的地方。似乎只有戀人的出現方能印證曾經的青春韶華，證明歲月沒有白過。然而，即便在夢中，此時和過往的合一也流于虛無，夢中的過去在此時的擁抱中化為烏有。阿巴西耶區是夢者失去的樂園，在那里，馬哈福茲度過了自己孩提時光，經歷過美好的青春機緣。埃及著名文評家拉賈·尼高什在《馬哈福茲回憶錄》中講述了這段奇緣：“有一天我正在踢球，突然被陽臺探出的一張迷人的臉吸引。那年我13歲……我一直單戀著這位美麗的姑娘。”(《自》：122) 馬哈福茲在夢中不僅回憶昔日戀人、親朋芳鄰，而且將埃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藝術家等名人薈萃于夢，展開辯論，針砭時弊，評價幾次埃及民族革命的得失。如在第73個夢中，作者提及1919年薩阿德·扎格魯勒領導華夫脫黨進行的反英民族資產階級愛國運動、1952年納賽爾領導的“青年自由軍官組織”掀起的民族主義革命；在第177、第189個夢中提及華夫脫黨新領袖穆斯塔法·納哈斯和“開羅縱火案”(11)。“開羅縱火案”發生之后，從1919年伊始的埃及民眾反殖民的民族主義革命實質上已宣告結束。 可見，回溯性夢境賦予了該作品自傳性特征，夢者正是用夢的凝縮性和象征性，消解了時空，將過往、現在和未來融于作者主體世界的無限廣闊性中，將自己近一個世紀的人生旅程、歷史風云濃縮于幾句話或一個片段。人生如夢，一切如過眼煙云，歲月無聲地改變一切，經過時光之篩的過濾，唯余下悵然與凄涼。此時的馬哈福茲正像中國宋代文學家蘇軾那樣，感嘆“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馬哈福茲的夢不僅是連接過去和現在、理性和非理性的橋梁，而且是揭示現代人極度的孤獨感、焦慮感的有效手段，是對動蕩不安、危機四伏、混亂無序、荒誕不經的阿拉伯世界現狀的隱喻性表達。夢的荒謬隱喻了現實的荒誕與怪異。 上世紀90年代以后，阿拉伯世界亂象叢生，巴以沖突不斷升級，中東和平進程因拉賓被暗殺和阿拉法特身體的每況愈下而被懸置，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阿拉伯世界教派相殘，族裔紛爭。同時，現代高科技文明一方面給人類帶來種種物質恩惠，另一方面也使人類在強大的物欲誘惑下不再顧忌倫理道德，變得浮躁不安，急功近利。淡漠、麻木、荒謬、渙散、焦慮、疏離、不安像噩夢一樣侵蝕著人類的心靈。在馬哈福茲的夢里，我們不時地看到一個個小人物，他們面對都市之廣，徘徊于街頭巷尾(夢1)，或置身于寬曠的大廳(夢4)，或迷失在嘈雜的人群中(夢2)，或等待于車站，彷徨無主(夢85)、或漂泊在孤船，不知所往(夢27)；我們還看到一幕幕荒誕的場面：街道變成了馬戲團，小丑在家迎接“我”(夢5)，故人的百年華誕被布置成生前情人們的狂歡(夢52)，陰翳的森林瞬間變成狼煙四起的戰場(139)，法庭的旁聽者因語言不通而被說著“洋涇浜”的法官判處死刑(夢100)；我們更看到對現實辛辣的譏諷和批判：沉醉于靡靡之音的人們對身邊的受難者熟視無睹，無動于衷(夢53)，刻板繁瑣僵化的晉升手續使奮斗一生的小人物白忙一場(夢39)，要想過上小康的生活只有結識權貴(夢34)，功成名就的兒子榮歸故里卻遭家人拒斥(夢101)，月光溶溶、令人陶醉的夜晚，暢游河中的人們因月亮的突然消失而找不到歸途(夢20)。凡此種種，馬哈福茲為我們呈現了一個極度異化的世界。 馬哈福茲的夢境塑造了一個個壓抑、孤獨、焦慮、恐懼、異化的“自我”，而“等待”和“荒誕”是這類夢境不斷重復的主題。譬如，在第七個夢境中，夢者等待著一趟始終沒能乘上的有軌電車： 廣場寬闊，車水馬龍。黃昏時分，我立于車站，等待3路有軌電車的到來，我要回家，沒人等我。夜幕降臨，遮蓋住稀稀疏疏的街燈透出的微光。我感到孤獨，自問最后一趟3路車為何遲遲不來。一輛輛電車載走了站臺上該載的人。我不知3路車出了什么事。喧鬧的廣場漸靜，如織的人流漸稀，只剩下我形單影只，在空寂的廣場上等待著總也不來的電車。這時，我聽見輕微的聲音，循聲望去，看見不遠處一個女子的背影，像是妓女。我更覺孤獨和絕望。正想離開，3路車緩緩駛來，車上除了司機和售票員，別無他人。心里某種東西在暗示我不要上車，我扭轉頭去。不一會，3路車離開了車站。我向那姑娘站著的地方望去，她感覺到我的目光，嫣然一笑，朝最近的轉彎處走去，我隨她的身影追去。(《痊》：7) 寬闊的廣場、形單影只的夢者、稀疏的街燈透出的微光生動地表達出現代人的孤獨感和焦慮感；遲遲不來的有軌電車和黑暗中顯現的女子笑容與背影增加了不可名狀的神秘感和誘惑感。整個夢境就像一幕荒誕劇，劇中沒有對白和交流，主題并非是回家，而是無果的等待。這讓我們自然聯想到貝克特的《等待戈多》。馬哈福茲用這一夢境表達了人類在這個荒誕世界里的尷尬處境，人和生活之間的疏離和隔絕，使這個世界成了人無可挽回的流放地。馬哈福茲在夢中以反諷的手法揭示了人類生活的無意義性和無目標性。 盡管當今的世界充滿了荒誕和玩世不恭，但馬哈福茲并不玩世。他坦率地承認，1967年埃及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慘敗后，他曾一度萬念俱灰，墜入玩世之淵，因為“現實看來荒謬而可怕”。但是，他又說：“不，可以肯定，我不是玩世者。你知道玩世的含義嗎？簡單說來，就是認為生活毫無意義。而對我來說，生活有其意義和目的。我全部的文學實踐，都是在同玩世作斗爭，或許我曾感到過玩世之念的蠕動，但我抗拒了它，試圖分析它，然后制服它。”(《自》：7-8) 馬哈福茲的夢不僅是其對個人一生的濃縮性回顧，也不止是“對埃及現代生活的哲學性反映”(12)，更是其靈魂的探索和思想的超越，而指引他的靈魂之境和思想之燈便是蘇非神秘主義。馬哈福茲不是蘇非信徒，因為他不可能像他們那樣避世，遠離現實生活；但蘇非思想中的智慧和哲理，其對個人靈修和人生悟道的重視，對高尚精神生活的不斷追求和對人生意義的執著叩問，還是深深吸引了馬哈福茲和像他一樣有良知的、崇尚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一代知識分子。對他而言，“蘇非是一片美麗的綠洲，我得以在那里歇涼，躲避生活的酷熱”(13)。蘇非信徒對真主的不斷探尋和發現，被他賦予了求索人生意義及人類最高思想境界的含意。另一方面，蘇非文學中常常用想象、沉思、隱喻、夢境、幻境的方式揭示“自我”與“真主”合一或是圣賢和古人顯靈的情景，將內心世界不可言喻的神性體驗表達出來。這種神秘體驗和文學的詩性思維十分相通，成為馬哈福茲及其他一些文學家十分喜愛的文學表達方式。如，當代埃及著名作家杰馬勒·黑托尼就十分肯定蘇非文學對現代文學的啟迪作用：“雖然蘇非文學有些朦朧費解，但是蘇非的經驗更接近藝術家的經驗。我借助蘇非文學不是為了標新立異，引人注目。蘇非文學表達了內在的不安，是一種現成的形式，從中我找到了表達的自由。由此可以創造一種非同一般的藝術風格。”(14) 馬哈福茲在《痊愈期間的夢》直接用“夢”的方式，將自己的人生體悟訴諸筆端，其隱喻之意充滿了蘇非主義哲理。在夢境的框架內，敘述者“我”不斷地說“我在夢中看見了……”“看見”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隱喻。蘇非主義的“存在單一論”認為真主是獨一的絕對的存在，是宇宙萬物存在的本質，并具有“隱”和“顯”兩種存在形式；它也認為現實世界在其表現形式上多種多樣，千變萬化，但就其本質而言，如反映鏡中的影像，似夢境，為虛幻，是真主的顯跡與外化。也就是說，蘇非文學中對于“看見”有兩個層次的“看見”：一個是有形的世界，一個是無形的世界。能不能通過這個有形的現實世界看到那個無形的真理世界，這是蘇非教義中非常重視的修煉等級。蘇非信徒將夢中的情景稱之為“心見”或“真實”，夢幻境界是蘇非信徒們精神修煉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馬哈福茲在第121個夢中便隱喻性地描述了蘇非主義對現世界和真理界的理解： 我在夢中看見自己行走在亞歷山大的海濱大道上，向那幢大樓走去。我看見，在大樓的一個陽臺上那位優雅的女士正和她丈夫和孩子在一起。忽然大樓模糊了，景象魔幻般地融化、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阿巴西耶大街。我仍然向那座新樓走去，那位我難以忘懷的姑娘正從一扇窗子里看著我。走近后發現窗子里空無一人。我決定像平常一樣到有軌車站上去等候，卻發現整個大街既無車站的影子也無行車的軌道。(《痊》：121) 那位陽臺上“優雅的女士”和窗子里“難以忘懷的姑娘”都隱喻真理或對真主的神性之愛。佳麗重現是《痊愈期間的夢》的重要主題。對于馬哈福茲而言，他一直在尋找這種神秘之愛或追求真理，然而它若隱若現。“真理”的終點被設置在遠處，但這一終點仍是一個幻覺，他知道那是個幻覺，可同時他又必須相信其真實性，因為只有借助它，他才能想象得更深更遠，才能突破那個幻覺而不斷前行。這也許正是人生的要義。 再如，第120夢描述了這樣一幅場景： 我們去詩人們贊美的王國旅行。每一個人都選了一位向導。在向導的指引下，走過一個景點又一個景點，走過一座山，又來到一個湖，走過一處古跡又來到一個墳墓。向導說：“此次旅行只剩下水晶花園了。”他讓我們稍事休息，沉思片刻，不要被即將看見的炫目的情景擊垮。我們問道：“還有比我們已看到的生命和萬物更耀眼嗎？”向導微笑著繼續前行，我們緊隨其后……(《痊》：120) 很明顯，在夢中，真理的追尋者向詩歌王國進發，走上神圣的靈魂之旅。在向導的指引下跋山涉水，穿越死亡和恐懼，只剩下最后一處勝景——水晶花園——沒有見到。水晶花園即象征著蘇非信徒中圣潔的目標，也許它遙不可及，是想象之物，虛幻而空靈。向導對我們的提問笑而不答，也許默認了我們業已經歷的生命世界和周遭萬物才是最美的景色。對馬哈福茲而言，靈魂不斷在尋找和追求至高的境界，而人生之旅中所見的一切事物和生命都是一場美好的邂逅。這里也反映出馬哈福茲的積極人生觀。 如上所述，馬哈福茲在《痊愈期間的夢》中正是利用夢境的象征、凝縮、拼接、移置手法，引導讀者從“蘇非信徒”的旅程中獲得更多的哲學、宗教和人生奧義，從多方面探索現實。從某種程度上來看，馬哈福茲認為夢比現實更加具有真實性，因為它具有轉換和凝縮能力，能夠引領人們超拔于瑣碎、庸常的現實生活之上，從新的、更深的層次理解現實。在敘述的過程中，馬哈福茲不斷提醒讀者這是一個夢，更希望讀者能夠和他一起來到這個將永恒、現實、過往結合起來的世界。馬哈福茲以及那些具有同樣眼光看待民族文化遺產并在現代性進程中堅守民族主義良知的知識分子，他們看到了其他人沒有看到的真理，因而矢志遠行，尋找阿拉伯世界的發展出路。正是這種能夠看到無形的真理世界的能力，才能使阿拉伯民眾重新凝聚，開創未來。這也正是作者的封筆之作為讀者帶來的意義。 注釋： ①馬哈福茲《痊愈期間的夢》，埃及：舒魯格出版社，2005年，第13-14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將隨文標出該著名稱首詞和引文頁碼，不再另注。譯文由筆者翻譯。 ②“第四堵墻”(the fourth wall)原是戲劇術語，指在鏡框式舞臺上，通過人們的想象位于舞臺臺口的一道實際上并不存在的“墻”。它是由對舞臺“三向度”空間實體聯想而產生，并與箱式布景的“三面墻”相聯系而言的。它的作用是試圖將演員與觀眾隔開，使演員忘記觀眾的存在，而只在想象中承認“第四堵墻”的存在。 ③《〈痊愈期間的夢〉：夢簾后面觀察現實的眼睛在詢問發生了什么？》，http://www./Web/Archive/1073415357790336600.htm.2007/05/30。 ④《夢的停止就是生命的終結》，http://www./sayabout-3.htm.2007/05/16。 ⑤參見阿多尼斯《蘇非主義和超現實主義》，沙基出版社，2006年。 ⑥轉引自納吉布·馬哈福茲《自傳的回聲》，薛慶國譯，《光明日報》出版社，2001年，第122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將隨文標出該著名稱首詞和引文出處頁碼，不再另注。 ⑦沙吉爾·阿卜杜·哈米德《夢、象征和神話》，埃及文化總局出版社，1993年，第34頁。 ⑧約翰·基歐《潛意識》，敘利亞對話書局，2010年，第86頁。 ⑨這是尼采的觀點，他將歷史描寫為一系列永不停止的重復循環，并認為，認識到這個真理將鼓勵每個人細致考慮他們的決定，這樣才能保證他們的生活是值得重復的。 ⑩弗洛伊德《夢的解析》，陳煥文、翟飚編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第3頁。 (11)1951年八九月間，埃及人民舉行了空前大規模的反英示威運動。1952年1月26日，英美間諜機關制造了“開羅縱火案”，燒毀了許多外國企業和建筑，并以此為借口迫使穆斯塔法·納哈斯領導的華夫脫黨政府下臺。埃及國王法魯克委派阿里·馬赫爾組閣，馬赫爾上臺后，血腥鎮壓反英人民運動。 (12)http://www./front/detail.php?id=4706&cat=arts2007/05/26。 (13)轉引自李琛《阿拉伯現代文學和神秘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70頁。 (14)哲邁勒·黑托尼《落日的呼喚》，李琛譯，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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