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訪三年，他揭秘破解販毒集團最有力的方法是運用經濟學｜中企薦讀

所有的生意，哪怕是毒品，其實都會遵循客觀的經濟學規律。這大概是湯姆·溫萊特在歷時三年對販毒集團的隱秘調查之后最深切的感受。

作為全球頂級經濟雜志《經濟學人》的記者、編輯，他被派往墨西哥報道這個世界上最奇異、最殘暴的毒品產業的故事。入境之后，他就發現安全顧問給他準備的應急追蹤器失效，不得不硬著頭皮上路。

三年里，他采訪了種植毒品的農民、形形色色的線人、毒品生產國的官員、在監獄服刑的販毒黑幫頭目，甚至在任的墨西哥總統。書里的內幕，都是他小心翼翼獲得的一手材料。

但這并不僅僅是一個調查記者孤身犯險的獵奇故事。正因為溫萊特獨特的身份，他在觀察販毒集團運營的時候有了不一樣的視角。大眾的刻板印象里，毒販們的日常就是刀口舔血、富貴險中求，只要能躲開警察的抓捕，就可以香車美人揮金如土。但溫萊特發現，那些冷酷無情的大毒梟們跟普通公司的CEO一樣，會被人事管理、政府監管、可靠的供貨商以及處理和競爭對手的關系等難題搞得焦頭爛額。而販毒集團也會像大企業一樣思考，不斷借鑒跨國公司的商業運營手段。

溫萊特在這本書里用商業邏輯分析了毒品產業和販毒集團。他認為，全世界政府在打擊毒品時因為違背經濟學規律犯下了錯誤，而破解販毒集團最有力的方法就是運用經濟學。本書的基本觀點如下：

過去幾十年里，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和秘魯摧毀了數千平方英里的非法古柯種植園，每年鏟除的古柯樹數量呈遞增趨勢。按理說，每年減少近50%的產出，對絕大多數產業都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但可卡因市場卻一直在反彈，價格也一直維持穩定。販毒集團是如何對抗基本的經濟規律的呢？

溫萊特發現，當地毒販已經將沃爾瑪的智慧運用到了供應鏈的控制當中。他們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個買方壟斷的大超市：從農民那里買來古柯葉，然后加工和包裝，最后再賣給顧客。政府鏟除古柯樹的行動絲毫影響不到他們，因為他們是唯一的買家，擁有絕對的定價權。無論古柯葉是被鏟除還是疾病而減產，承擔利益損失的都是那些農民。

我們再來看看毒品的利潤是如何實現的：花385美元，可以在哥倫比亞買到350公斤的古柯葉；將其制成1公斤的可卡因，可以在當地賣到800美元；而當這1公斤的可卡因從哥倫比亞出口來到美國，價格就漲到了14500美元；再經過一系列中游經銷商的轉手，最終當街頭的毒販把這1公斤可卡因稀釋后賣給他們的客戶，則可以獲得12萬美元。

可卡因之所以這么貴的原因就在于要保證秘密運輸，就必定會帶來各種各樣的費用，從除掉對手到賄賂官員都需要花錢。但即便如此，從農場門口的古柯葉價格到最終可卡因的零售價格之間仍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溫萊特認為，只要禁毒機構還是把注意力放在可卡因供應鏈早期價值最低的那幾個階段，販毒集團就完全不會在意。

長期以來，薩爾瓦多是世界上暴力犯罪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遠超過墨西哥。那些從頭到腳布滿文身的黑幫成員每天都在貧民窟里互相廝殺，但到了2012年，兩大主要幫派“薩爾瓦多人”和“18街”之間居然達成了停火協議，并且舉行了一個新聞發布會，雙方承諾不會再互相殺戮了。該國的謀殺率一下子下降了三分之二，每年只有2000人左右。

如果拿它和販毒集團變得更加暴力的墨西哥相比，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顯然一個是符合共謀模型（指達成秘密協議或進行合作，目的在于規避競爭、聯合壓制市場中的消費者），另一個則是高度競爭的市場。

在監獄里采訪“18街”的頭目卡洛斯·莫哈卡·萊赫加時，溫萊特注意到，薩爾瓦多在國際毒品走私市場中只是個小角色，這種國內市場相對來說更容易劃分出壟斷寡頭。在相互競爭的情況下，雙方不得不通過打價格戰來提供更低價格的毒品，以及越來越合理的保護費。因此，通過把整個國家劃分成相安無事的片區，更有利于降低相互爭斗帶來的成本。

顯然墨西哥的情況不大一樣。溫萊特前往的華雷斯城，對于販毒集團的真正價值，在于它是通向一個更大市場——美國的大門。從墨西哥走私到美國的可卡因，70%都是從這里入境。

20世紀90年代，華雷斯城的毒品貿易一直被華雷斯集團的組織把控，其首領名叫亞馬多·卡里約·富恩斯特，但他于1997年死于一場整容手術。幾個月后，三個搞砸了這次手術的醫生的尸體被塞在油桶里，縫隙被水泥填滿。該團伙遭受的另一個重創是，他們隱藏在政府里的一個重要內線暴露了，對方是一位曾被任命為國家毒品打擊協會會長的將軍，一直被該集團收買。

敵對的黑幫錫那羅亞集團趁機和華雷斯集團發生沖突，雙方互相暗殺了對方毒梟的兄弟、兒子、前女友等。本地的黑幫甚至把警察作為打擊目標，要么賄賂要么恐嚇。溫萊特認為，黑幫之間之所以會如此激烈地競爭，根子上還是華雷斯這樣的入境關口太少。打開更多的入境關口，每一個關口就不會變得那么寶貴。

毫無疑問，毒品生意是殘酷的，因為犯罪組織不能訴諸法律來解決糾紛，暴力是他們唯一用來保證合同執行的手段。對比薩爾瓦多和墨西哥的例子可以發現，通過改變市場環境能夠有效降低暴力的水平。整個國家的黑幫只要握手言和，超過4000條薩爾瓦多人的性命就得以挽救；墨西哥販毒集團的競爭一旦激化，則約有6萬人會因此喪生。正因為有這樣的風險存在，政府才更應該想方設法引導這些市場，而不是簡單地不惜一切代價沖進打擊黑幫的戰斗中。

一個攜帶30萬英鎊現金的司機，受雇送錢到比利時去買回毒品。但他忍不住想和17歲的女友炫耀這筆巨款，于是在床上鋪滿了鈔票并拍下了私密照片。沒想到出發前司機和老婆在街頭邂逅了醉酒的小女友，爭吵中對方把照片給司機的老婆看了，暴怒的老婆則打電話給了英國的邊防警察舉報即將發生的毒品走私，結果司機在海關被精準扣下。

人們對毒品生意的一般印象是：每個人都無情又專業，無論是冷酷的殺手、狡猾的走私犯，還是物流專家，都要比警察還更機智。有時候確實是這樣，但是極度無能的人也普遍存在。仔細想想，即使是毒品交易最底層的人也能有很高的收入，然而這樣的工作往往是一些蠢貨在做，這種能力不匹配是頻繁有毒販落網的重要原因。

販毒集團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人力資源問題。第一，他們是在一個嚴格保密的行業里招募人才，這意味著他們不能發布招聘廣告，整個環節需要雙方絕對的信任。而成員的高死亡率和被捕率帶來了持續的人員招募需求；第二，販毒集團在處理好和供應商、客戶關系的同時，還必須處理好他們和手下員工的關系。普通公司里可以按法律來要求員工或供應商，但犯罪組織只能依靠暴力來強制執行合同。

令人意外的是，盡管有時候詹姆斯·邦德式的周密計劃最終被憨豆先生一樣的執行者給毀了，由于招聘新成員和建立進出口毒品的交易網絡都不容易，毒販們比合法經營的企業更愿意原諒下屬所犯的錯誤。

為了解決人事招聘的難題，販毒集團構建了嚴密的組織章程和組織架構。他們將整個黑幫分成四個等級。最上層是“將軍”，指揮最多十名“上尉”。每個“上尉”分別管理一個“中尉”，由“中尉”管理最低級別的成員“士兵”。如果低級別的成員發現他們被剝削了，可以檢舉他們的上司。“將軍”有權力解雇“上尉”，卻不能任命他們：這是普通“士兵”的權力。而且盡管“將軍”享有最高權力，在全體“上尉”一致同意的情況下也會被彈劾。

2014年2月，錫那羅亞集團的頭目、世界頂級通緝犯華金·古茲曼落網。這個綽號叫“矮子”的關鍵人物長期組織領導恐怖活動，主導了共計幾千人的謀殺案。在他的家鄉，這一消息引起了民眾的熱烈反應，幾天之內多人上街游行聲援他，打出的條幅是“矮子比許多政客更受人愛戴和尊敬”“矮子萬歲”等。民調顯示，居然有28%的受訪者表示反對拘捕“矮子”。

“矮子”并不是唯一一個如此受歡迎的毒梟。從事販毒生意的人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特點，那就是頂級的大毒梟能夠享受比大多數罪犯更高的人氣，他們甚至能夠引領時尚潮流。這些亡命之徒之所以變成“綠林好漢”，這種公眾形象的巨大轉變堪稱商業世界里維護公共關系的成功案例。

一般人會以為，毒販們不會也不需要市場營銷。實際上，他們非常看重并且認真執行公關和廣告。在公眾中保持某種程度的支持度，是像古茲曼這樣的逃亡者能夠一直不暴露行蹤的唯一辦法。販毒集團用美化自身形象的更長期策略是在企業社會責任上面下功夫，比如古茲曼給餐館服務生的小費經常能到幾千美元，埃斯科瓦會給麥德林的小孩送圣誕禮物、修建滑冰場，甚至為窮人提供免費的住房，“我們的家族”給商人提供低息貸款和非正式的“爭議解決”服務，甚至許多毒梟都花錢修建教堂。

販毒集團的宣傳則著重兩類受眾人群。一類是普通民眾，如果他們能夠相信錫那羅亞集團是一個更加值得尊敬的幫派，不會勒索普通人或屠殺兒童，那么就不會把集團的情報告訴警察，而是揭發對手。黑幫的宣傳中往往會譴責當地的警察或檢察官的腐敗行為，目的也是為了讓普通人對他們失去信任。

另一類受眾是政府。哪里有關于暴力事件的報道，政府就會派出更多裝備精良的警察或士兵進駐，因此他們會嚴格控制媒體記者不能報道任何有關毒品戰爭的新聞，比較傳統的做法是一手金錢，一手子彈。詭異的現象就是：某天窗外的槍聲、警笛聲、直升機的轟鳴聲都能聽見，但第二天的報紙上不會出現任何相關報道，就像根本沒有發生一樣。

顯然，販毒集團通過塑造自身的溫和形象、提供國家沒有的公共服務來爭取民眾支持，通過廣告宣傳、控制媒體來確保只展現光鮮的一面。要想破解這套公關機制，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政府自身提供基礎的公共服務。如果警察和法官能夠忠于職守，70多歲的保潔員羅莎也不會想著找一個殺手來幫她報仇。

這座隱于暗處的黑金世界，為什么能在打擊下自如運轉？操控著產業鏈的大毒梟們，是如何運營整個毒品帝國的？除了殘暴、邪惡、心狠手辣，他們如何按照經濟學規律做出決策？

你也許很難想象：為了實現快速和低成本地擴張，販毒集團會向麥當勞學習，使用特許經營的方式——挑選當地最有潛力的罪犯，允許他們使用販毒集團的名號，總部給他們提供訓練和武器，并從他們的販毒收入里抽取一定比例的“授權費”。

為了應對互聯網的浪潮，毒販們紛紛做起了網購的電商生意，客服培訓比亞馬遜還要周到。

為了降低成本，販毒集團必須四處尋找最寬松的監管環境、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供應，因此那些政府比較弱、經濟貧困的國家是開展業務最理想的地方。這與當下的企業非常看重營商環境并無二致。

為了規避法律的制裁，販毒集團加速了對新型毒品的研制與開發，就像許多公司通過加大投入提高自己的技術壁壘一樣。

站在商業角度去看就會發現：雖然毒販們的冷酷殘暴與常人不同，但販毒集團各種舉動背后的動機，跟普通企業沒有太大區別，都是為了追逐利潤。溫萊特認為，販毒集團的本質是以盈利為目標的企業，這是理解毒品產業如何運作的關鍵。

如果給經濟學家一個當警察的機會，情況會怎么樣呢？他認為，那些在正常的商業世界中因為無效已經被拋棄的監管方法，卻被允許在毒品打擊領域持續存在多年，政府在許多方面犯下了錯誤：

第一，過度執著于供給端而不是需求端；第二，多花錢在執法上而不是預防犯罪上；第三，用區域手段去解決全球問題；第四，混淆了杜絕和控制的關系。

在溫萊特看來，只有政府掌握了毒品產業的運營邏輯和毒販種種舉動背后的真正動機，不管是預測販毒集團的下一步行動，還是減少禁毒行動的犧牲和花銷，才會變得更準確、容易。

如果你想了解中國禁毒戰線早年的艱險與輝煌，推薦去看央視播出的紀錄片《中華之劍》；如果你對拉丁美洲的毒販傳奇感興趣，推薦去看奈飛出品的《毒梟》系列網劇；如果你想從經濟學的視角洞察販毒集團的運營秘笈，那么溫萊特撰寫的這本《黑金世界：破解販毒集團的運營術》，一定會給你眼前一亮的感覺。

而企業家們則不妨從這個特別的商業體身上，反思自己在經營上存在的紕漏——還有什么比販毒更兇險、更難做的生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