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皇五帝”流傳版本之一 以“三皇五帝”為核心內容和框架結構的中國古史體系肇始于西周，培育于春秋戰國，成形于兩漢之際。 春秋時期，對于夏商周三代以上的上古史并沒有一套大家認同的說法，甚至在現存文獻中都還找不到有關“三皇五帝”這個名稱的任何記載。《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述郯國國君郯子在講述少昊氏以鳥命官的故事時，最先提到了少昊氏、黃帝、炎帝、共工和太昊五位“古帝王”名號。《國語·晉語》記錄晉國司空季子語，提到了少典氏、有蟜氏、黃帝和炎帝四位古帝王。而孔子刪定《四書》《五經》，則是斷自唐堯、虞舜，這也成為先秦儒家建立古史體系的開端。 《周禮·大司樂》記載，西周有 “六舞”，分別是黃帝的《云門》、唐堯的《咸池》、虞舜的《大韶》、夏禹的《大夏》、商湯的《大濩》和周武王的《大武》，都是歌頌各個朝代賢明圣君的古典樂舞，是國家“三大祭”所用的大型祭祀樂舞。 周代出現這種情況不是偶然的，一是因為這些“古帝王”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新形成的華夏民族還需要一段時間來整理、修飾這份共同記憶。所以，西周時期國人關于共同祖先的記憶盡管已經開始被喚醒，但仍然無法形諸文字，或者說，由于書寫載體的珍貴和書寫的不便，導致了某些記憶流傳的缺失； 二是因為周人在山東地區封建了齊、魯、滕等國，東夷族群大部分正在融合，或者說是已經融合到了華夏民族當中； 三是周人本身來自渭河流域，嚴格來講，也屬于“西戎”系列，而其始祖后稷則是羌戎族群的姜嫄氏，同來自東夷族群少昊后裔帝嚳一支融合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講，周人也是東夷族群少昊氏的后裔； 四是同周人有上千年姻親關系的最重要“異性”——姜姓，在西周時期就有齊、申、呂、許四國。而姜姓不但是戎狄中的一支——“姜戎”，而且還是炎帝后裔的一個重要分支； 五是作為周王朝“國人”重要組成部分的殷商子姓遺民、夏姒姓遺民等，又同黃帝、堯、舜等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密切關系。 我在《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一書中從考古學方面做了系統的梳理：炎帝族群濫觴于渭河流域，黃帝族群誕生于晉南黃河流域，共工部族承蚩尤族群崛起于豫北冀南地區，而太昊、少昊兩族群則先后形成于海岱地區。這五位“古帝王”恰好就是西周初期幾個主要族群——統而言之，就是華夏民族在最初形成時的共同祖先記憶。  《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李琳之著，商務印書館，2021年9月 或許正是因為如此，太昊、少昊、炎帝、黃帝和共工五位“古帝王”才能被最先提出來，而黃帝的《云門》、唐堯的《咸池》、虞舜的《大韶》、夏禹的《大夏》、商湯的《大濩》和周武王的《大武》才能成為西周王朝法定的“三大祭”所用大型祭祀樂舞。 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相鳴放，“古帝王”名號一下子涌現出好多，譬如《管子·封禪》和《莊子·胠篋》就分別提到了12位，其名號和順序也都不相同。《莊子·天運》還首次提到了“三皇五帝”，但僅是一個名稱，并未具體說明是哪“三皇”、哪“五帝”。 至韓非子時，情況有了變化，《韓非子·五蠹》篇把“古史”時期劃分為上古、中古和近古三個階段，并且重點提到有巢氏和燧人氏，還通過記述他們的事跡，說明遠古文明演化的進程：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鉆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 《易·系辭傳》有另一套說辭： 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堯舜氏作。  黃河風景區炎黃二帝塑像 在這里，五個古帝王之間也有了明顯的時代排序。將《韓非子·五蠹》和《易·系辭傳》兩個說法結合起來，可以明顯地看出，傳統的古史體系開始初具雛形。 戰國末年，由秦相呂不韋召集門人編撰的《呂氏春秋·古樂》首次提到了“五帝”，分別是太昊、炎帝、黃帝、少昊和顓頊，但這五位帝王是配合五個方位的“五方帝”，和時間上的先后順序關系不大。 先秦雖然為大家所認可的古史體系并未建立起來，各家言說不一，但重要的是已經有了一個大致的古帝王時代排序輪廓。這為后世古史體系的構建奠定了基礎，其中各家提出的“古帝王”也都成為后世傳統古史體系里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兩漢時期，古史體系逐漸成形。“三皇五帝”在目前能看到的文獻里都開始露面了，不過，各家所提到的“三皇五帝”具體人選，還是不盡相同。司馬遷看到了這一點，意識到其中有許多穿鑿附會的東西，于是親下田野考察和訪問，以圖找到歷史的真相。他最終采納了《大戴禮記·帝系》里“五帝”即黃帝、顓頊、帝嚳、堯和舜的說法，作為他搭建《史記·五帝本紀》古史體系的基本框架結構。這個體系以黃帝為首，并說此后的顓頊、帝嚳、堯、舜四帝，及商的始祖契和周人的始祖棄都是黃帝的直系血緣后代。這成為后世尊黃帝為華夏民族共祖的濫觴。  四川攀枝花顓頊龍洞景區顓頊帝塑像 西漢后期，劉歆又編撰《世經》，梳理出了他所認定的古史體系，其古帝王的先后排序是： 帝太昊炮犧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少昊帝金天氏→顓頊帝高陽氏→唐帝（即帝堯）陶唐氏→虞帝（即帝舜）有舜氏→伯禹夏后氏→成湯 《世經》的古史帝王順序表是按照時間順序結合木火土金水“五德相生”的原則來排定的。 此后的《漢書·古今人表》《潛伏論·五德志》等，都以此為基礎，并把《左傳·昭公十七年》《國語·晉語》《莊子·胠篋》《韓非子·五蠹》《呂氏春秋·古樂》，以及《史記》所引《管子·封禪》等所提到的古帝王都排進去，進而形成了以伏羲氏為最高排位、以“三皇五帝”為代表的古史體系。  以我們今天的目光來看，這樣一種古史體系顯然是錯訛百出，根本經不起科學的拷問和推敲。其主要問題在于，一是把神話和歷史混淆；二是把上古時期不同的族群、部落首領捏合到了同一個血緣體系或同一個朝廷中；三是對所謂的“古帝王”無限拔高溢美或丑化貶斥；四是先預立“三皇五帝”框架，再來填補內容，正是所謂的依照公式“創造”歷史；五是認為華夏文明源出黃河中下游流域，其他少數民族不過是未經開化的“蠻狄夷戎”類。 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狀況，當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文明傳入中國時，一些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就首先意識到了其中的荒唐和愚昧，遂以“演化論”作為武器，對傳統古史體系展開了猛烈的抨擊和批判。疑古思潮由此興起。  考古證實為堯都的陶寺早期小城宮門復原圖 疑古思潮后來能全面占據思想界的統治地位，是和20世紀20年代古史辨派的崛起分不開的。該派以顧頡剛、錢玄同等為創始人和主要代表，是中國新文化運動以后出現的一個以“疑古辨偽”為特征的史學、經學研究的學術流派。其自1926年至1941年，發表、出版了300多篇文章和書籍，對古籍文獻進行了全面的系統清理，指出傳統所謂“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構成的中國古史系統互相矛盾，破綻百出。 這其中尤以顧頡剛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最為著名。顧頡剛一針見血地指出：“時代愈后，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所謂的“民族出于一統”“地域向來一統”“古史為黃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是經不住推敲的。 在古史辨派用文獻記載互為矛盾“事理俱實”的邏輯推演下，被古人奉為圭臬的傳統古史體系轟然倒塌。 疑古派雖然摧枯拉朽，勢不可擋，但由于他們只是從文獻到文獻的考證推演，并沒有考古文物的支撐，而且他們對傳統古史體系只是簡單地予以推翻，在新的古史觀建樹方面乏術可言，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倒無意變成了“中華文明西來論”的敲鼓手。  考古證實為舜都的陶寺中期城址觀象臺復原建筑 事實上，傳統的古史體系也并非像古史辨派那樣說的全是偽造，其中也不乏反映歷史真相的合理內核。 首先，從春秋至秦漢，雖然后出的“古帝王”越來越多，但這并不代表這些“古帝王”是后人無中生有的編造。因為上古時期并沒有文字能夠記錄下來這些“古帝王”及其相關事跡，所有文獻記載的“古帝王”都是從民間傳說中梳理出來的。隨著社會的進步，隨著科學門類日益細化，人們才有閑暇專門從事某項研究。 從春秋至秦漢，“古帝王”越來越多這一現象，實際上是古代史學家們對上古史的調查、研究、認識越來越全面、越來越精細這一狀況的折射反映。應該說，這套體系是一代又一代的學人在經過漫長時間調研之后才逐漸建立起來的，雖然其中不無因時代和個人認識局限等所造成的虛假因素，但我們要看到其中的合理內核，而不能輕易地予以全盤否定； 其次，透過所謂的“三皇五帝”表象，我們可以看到，其背后折射的是一個漫長“古史”縱橫交錯的立體影像，其中的“三皇”“五帝”和其他“古帝王”并非一個個具體的人，而是在不同時代登上歷史舞臺的一個部落、酋邦、古國的名稱或是其數代首領的統稱。譬如，由孔子刪訂的《尚書·堯典》《尚書·皋陶謨》等篇，在敘述中原主要部落和其他部落之間的關系時，就把帝堯、虞舜、共工、四岳、皋陶、伯益、大禹，乃至商之始祖契、周之始祖棄等原本屬于不同族系的邦君或部落首領安排在了一個朝廷里，組成了天子（君王）與朝臣這樣的關系，從而建構了儒家最初的華夏古史觀體系。 再次，以“三皇五帝”為框架建立起來的古史體系在更高層次上呈現的是這個漫長歷史發展脈絡的系列坐標點——這些“古帝王”都應該看作是不同時代的表征語，在總的歷史排序方面大致是正確的，這也是從西周至秦漢，以至于到唐宋時期，無數的先賢在經過無數次嘔心瀝血的研究后才奠定的框架結構，因此在今天考古學成果不斷涌現的年代，不但沒有人能把它完全推翻，反倒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這一古史體系大框架的正確性。  陶寺早期小城大墓所出代表堯“帝王”身份的龍盤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我才十年如一日，借助于考古學和其他多門學科，完成了我的上古中國三部曲——《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和《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在歷史上首次大體完整地揭示了從黃帝至周初這3000年的歷史發展脈絡。 其中，《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揭示的是炎、黃、蚩尤及其之后顓頊至帝堯各族群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首次系統地還原了早期中國誕生之前這1700年中國大地上波瀾壯闊的歷史場景，還原了中華文明濫觴、形成和發展的璀璨歷程。  《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李琳之著，商務印書館，2021年9月 《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揭示的是堯舜建國以及夏人興起、遷徙、建城、建國、定都、擴張等一系列發展行為的脈絡足跡。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主要運用考古學成果和眾多專家學者對甲骨文、金文釋讀所取得的成就，以全新的視野和角度對這個階段近800年的歷史，結合文獻，做了獨立的闡釋，既有繼承，也有對歷史文獻的糾錯和發展，為讀者描述了一幅氣勢宏偉、波瀾壯闊而又客觀真實的歷史畫卷。 作者簡介 李琳之，歷史學者，出版有《中華祖脈》《家國往事》《祖先，祖先》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三部著作，構成了其從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個完整的上古史體系，是國內外第一套用考古學結合文獻學揭示出黃帝至商亡這三千年歷史發展脈絡的系列圖書。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出版后，先后入選了長安街讀書會2022年6月第5期好書、百道網2022年7月好書、中國出版集團2022年第4期好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網“社科好書”、今日頭條好書等推薦榜單。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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