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對劉伯承是非常賞識的。 老覃在上個月寫的《1929年，毛主席想讓兩人來接替自己和朱德的工作，彭德懷強烈反對》一文中提到，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結束后，中央根據當時共產國際的指示，于1929年2月7日起草了著名的“二月來信”，要求毛主席和朱德離開紅四軍，返回中央總結和整理武裝斗爭的經驗。 毛主席不同意中央在“二月來信”中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悲觀估量，但他表示出“一切服從中央”的態度，提出“中央若因別項需要朱、毛二人改換工作”，可以讓劉伯承和惲代英來紅四軍接替，他說：“兩人如能派得來，那是勝過我們的。” 不過，因為革命形勢的變化，劉伯承和惲代英最終沒有到紅四軍接替毛主席和朱德的工作。 劉伯承于1927年底奉派赴蘇聯學習軍事，到了1930年夏才歸國。 劉伯承歸國后，先是在上海協助周恩來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到了1931年11月初才來到瑞金，隨后擔任了紅軍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
老覃在前段時間寫的《1932年，任弼時、項英宣布解除毛主席的軍權，王稼祥急得氣沖斗牛》一文，時任蘇區中央局代書記的任弼時于1932年10月1日在“寧都會議”上宣布撤消毛主席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時，劉伯承雖然只是列席會議，沒有表決權，但他當時是同意任弼時的做法的。 周恩來負責起戰爭的領導總責后，劉伯承也就擔任了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協助朱德、周恩來在前方指揮作戰，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作戰的勝利。 老覃在多年前寫的《毛主席說劉帥是神龍下凡，多方贊美，劉帥有事愧對主席，懊悔不已》一文中還提到，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期間，劉伯承受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的影響，寫了一些針對毛主席、彭德懷、林彪等人“游擊主義”的理論文章，說這是“一種狹隘守舊的經驗主義戰術”，不能打正規戰，不能實行大兵團集群作戰。 但是，紅軍陣地的不斷丟失，使他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要求李德停止打正規戰、攻堅戰、消耗戰。
他在《戰斗》雜志上發表了《現在游擊戰要解答的問題》、《到敵后展開游擊戰爭的幾個教訓》等文，呼吁運用游擊戰。 因為和李德頂著干，他被博古撤銷了總參謀長職務，降任為第五軍團參謀長。 到了部隊中參與實際指揮作戰后，他對毛主席的高超軍事才能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從此衷心擁護毛主席的主張，忠心耿耿，此生不渝。 長征初期，劉伯承協助第五軍團的軍團長董振堂執行后衛任務，掩護中央機關通過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 黎平會議過后，中革軍委在12月19日對部隊進行了部分調整和縮編，其中將第1、第2縱隊合編為軍委縱隊，以劉伯承為中革軍委總參謀長兼任軍委縱隊司令員。 這一下，良駒得意自奮蹄，英雄建功展大才。 身為軍委縱隊司令員的劉伯承指揮先遣部隊突破烏江，智取遵義。 老覃在昨天寫的《林彪在遵義會議上是啥表現？為何聶榮臻和李德的回憶截然相反？》一文中提到：在遵義會議上，劉伯承全力支持毛主席，嚴厲指斥他的“老校友”李德。 他指著李德說：中國的國情和蘇聯天差地別，為什么要把蘇聯軍事院校那一套正規戰、陣地戰的打法搬到中央蘇區來？沒有本錢打什么“洋仗”？以后打仗我們就聽毛主席的，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錢就打什么仗！ 毛主席在遵義會議中獲得了軍事指揮權，劉伯承積極協助毛主席組織指揮了四渡赤水、二進遵義等戰役，帶領部隊跳出了敵軍包圍圈，搶占皎平渡，渡過金沙江，進入了四川涼山地界。 在四川涼山彝族地區，紅軍遭到了不明真相的彝族群眾和彝族部族武裝的阻擋。
在這種情況下，劉伯承要求戰士們嚴格執行黨的民族紀律，以心交友，以誠待人，絕不與受苦受難的彝族同胞結怨。 彝族首領小葉丹被紅軍隊伍的誠意打動，請求與劉伯承結拜為兄弟。 劉伯承求之不得，欣然應允。 1935年5月22日，劉伯承與小葉丹在彝海邊正式結義。 他按照彝家規矩，和小葉丹交換了雞血酒，一飲而盡，然后雙膝跪地，上拜蒼天，下拜黃土，互發毒誓，結為金蘭之好。
這樣，紅軍得以順利通過了彝族地區。 走在后面的毛主席等人沿路得到了彝人的歡迎和歡送。 毛主席一問之下，知道是劉伯承已與彝族首領小葉丹結下了生死之約，不由得感嘆說：“諸葛亮七擒七縱才收服了孟獲，劉伯承卻不開一槍一彈就收服了小葉丹，真了不起呀。” 5月26日中午時分，毛主席和朱德、周恩來等人來到安順場，劉伯承已經在村頭等候多時了。 毛主席拉著劉伯承的手，一同走進先遣隊司令部，興致勃勃地問：“你真的跟小葉丹跪在地上結拜為兄弟了嗎？” 劉伯承說：“真結拜為兄弟了，彝人有規矩，只有兄弟之間才能讓出道路，我和他結拜了，咱們的隊伍就可以順利走出彝人區了。”
毛主席笑嘻嘻地問：“那么，按照彝人的規矩，他們在結拜時是先跪左腿呢，還是先跪右腿呢？” 毛主席的話一下子就把劉伯承給逗樂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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