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觀點｜朱安博 偉圣鑫：“風月無邊 翻譯有度”——“蟲二”現象不可譯性程度問題研究

摘要：以往對于翻譯中可譯性與不可譯性的探討基本上是二元對立的觀點,卻未能對語言系統各層次的不可譯性程度進行充分說明與探源。鑒于此，本文基于“蟲二”這一獨特的語言現象重新對翻譯中的不可譯性問題進行深入闡釋。研究發現：不可譯性在語言層次中存在一定“度”的不同，具體表現在英漢間不可譯性程度在語義層相對較弱，而在詞匯語法層和語境層相對較強。究其原因，由于英語的時間性特質，漢語的空間性特質，詞匯語法層上無法實現完全對等，同時又由于中西民族地緣位置和文化的差異，對同一個事物賦予了不同的文化內涵，這導致在語境層上無法完全可譯。

關鍵詞：漢英翻譯;不可譯性;語言文字;對比研究;“蟲二”;

作者簡介：朱安博，博士，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翻譯研究; 偉圣鑫，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系統功能語言學、漢外對比、翻譯研究。

文章選自《中國翻譯》第4期，推送已獲作者授權

可譯性與不可譯性一直是翻譯學界長期爭論的焦點問題之一。美國翻譯學家尤金·奈達（Eugene Nida）曾指出，“所謂翻譯，是指從語義到文體在譯語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對等語再現原語的信息。”（譚載喜，1984:10）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在目標語中找到“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對等語”成為了能否翻譯的關鍵，也就是所謂翻譯的“可譯性”（Translatability）與“不可譯性”（Untranslatability）問題。學界以往對于可譯性與不可譯性的研究大都是從語言結構、詞義范圍以及文化差異等角度進行探討。然而，這些研究大多建立在西方語言的基礎上，而對于英漢之間的可譯性與不可譯性關注不足。另外，以往研究多為描寫性研究，如探討了英漢翻譯過程中的語音、字形、語法及詞匯翻譯的不可譯性，但卻未能全面考慮語言系統的各個層次，也未能對這種不可譯現象進行充分的解釋與探源。鑒于此，本文在回顧學界對于不可譯性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分析“蟲二”這一獨特的語言現象，聚焦漢英之間不可譯性的程度問題及深層原因。

“可譯性與不可譯性”這一問題的探討始于文學翻譯研究領域。早在公元14世紀，意大利學者但丁（Dante Alighieri）就已經開始探討詩歌翻譯中可譯性與不可譯性的問題。在但丁看來，文學作品是不可譯的，其原因是詩歌一經翻譯，原文的韻律和美感等特點都會在譯文中難以體現。因此，但丁認為文學作品很難做到完全翻譯出來（Douglas,2006:48）。法國翻譯學家喬治·穆楠（Georges Mounin）也提出了“翻譯是有限的”這一說法，并詳細闡釋了翻譯中可能存在的障礙。在穆楠看來，“翻譯中存在著許多障礙，這些障礙制約著翻譯的可行性。”（1963:15）此外，穆楠還提出語言的意義單位、句法結構、形式功能以及交際環境是語際翻譯中的障礙，并揭示了這些語言障礙在翻譯中的有限程度。可以說，穆楠的翻譯思想“在實踐上有助于人們消除翻譯障礙的神秘性，大膽采取相應可行的方法，克服障礙，最大限度地達到異語交際的目的。”（許鈞，2006:269)1965年，英國翻譯理論家卡特福德正式提出了“可譯性與不可譯性”這一對概念，將翻譯中的不可譯性分為語音翻譯、字形翻譯、語法翻譯及詞匯翻譯四類，并從語言上的不可譯性（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和文化上的不可譯性（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兩個方面進行區分（Catford,1965:94）。在卡特福德看來，所謂語言的不可譯性指的是在語言形式方面，譯語沒有與源語文本相對應的形式特征。它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第一，在源語言中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匯或語法單位共用一個語言形式；第二，在源語言中出現的一詞多義現象在譯入語中難以找到相對應的語言結構和語言形式（同上）。而所謂文化不可譯性是指在源語言文本中功能方面，相關的語境特征在譯入語中是不存在的（同上：99）。

我國翻譯學界對可譯性與不可譯性的研究始于南北朝時期。名僧釋道安曾提出“五失本三不易”（馬祖毅，1984:31）。在釋道安看來，在翻譯的過程中，有些內容是“不可譯”的，即在翻譯過程中可以失去源語言的句法結構特征以方便漢語的理解。后來，唐代高僧玄奘也提出了“五不翻”的觀點（同上：58）。近代以后，嚴復提出了翻譯的“信、達、雅”，并認為要達到這個標準誠非易事，其原因在于“原作中一些鮮活而獨具個性的表達，在目的語中會遭遇極力抵抗……因為原作的表達太具異質性，難以在目標語中尋找到相融的可能。”（許鈞，2019:5）由此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大多認為，在翻譯過程中，想要達到完全可譯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翻譯中不可譯性是本來固有存在的，且很難被消除。

縱觀學界已有關于“不可譯性”的研究，仍存在以下幾點不足。其一，以往學者對于“可譯性”與“不可譯性”的探討基本持“二元對立”的觀點，他們將“可譯”與“不可譯”的關系視為非此即彼，這樣的討論儼然成為了一場“經院式的爭辯”，然而卻對語言系統各個層次未能給予充分關注且對于語言不同層次的不可譯“度”的特征未能給予充分關注。其二，有關翻譯的不可譯性研究大多建立在西方語言研究理論和西方拼音文字的基礎之上，而對漢語語言本身的不可譯性關注不足，如“蟲二”為代表性的中國文化特有詞匯和特殊語言現象等。眾所周知，漢語的語音、音系以及文字和詞匯語法與西方語言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對英漢之間不可譯性的探討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翻譯理論，更應在對英漢語言充分觀察與描寫的基礎上進行對比，充分關注英漢語言的差異性。王文斌認為“語言之間具有相似性，這是人類語言的本質，而語言之間具有差異性，這也是人類語言的本質。而欲洞察各語言的鮮明特性，對語際差異性進行深度透視，其重要性遠遠高于對語際相似性的探究。”（2019:1-2）可見，詳細對比英漢語言之間的差異性，對語言各層次所表現出的差異進行深入探索，有助于對可譯性或不可譯性的深入理解。其三，以往研究多為描寫性研究，但深入到解釋層面尚不多見。正如呂叔湘所說的“指明事物的異同并不難，可追究其何以有此異同卻并不容易，而這恰恰是對比研究的最終目的。”（引自王菊泉、鄭立信，2004，序2:1）換言之，語言研究要做到三個充分性：即“觀察的充分性（observational adequacy）、描寫的充分性（descriptive adequacy）和解釋的充分性（explanatory adequacy）。”（王文斌，2019:xiii）而翻譯作為語言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也應做到這三個充分性。綜上，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將從英漢語言對比研究視角出發，借助“蟲二”這一獨特的漢語語言現象，來探討翻譯在語言系統各層次的可譯性與不可譯性程度問題。

在杭州西湖湖心亭有一個石碑，上面刻著清乾隆手書“蟲二”兩字。所謂“蟲二”故事是指傳說乾隆皇帝去杭州夜游西湖，被湖心亭的美景吸引，便順手寫下了“蟲二”兩字。“風、月”二字的繁體“風、月”去掉外廓后剩下蟲字加一撇和二，意為風月無邊，常常用來形容因陶醉美景而產生的心曠神怡之感，與此相應的雙語標識用的是音譯“Chong Er”。此外，在貴州的一座小山溝里一塊石頭上，也同樣清晰地刻有“蟲二”兩個漢字，筆鋒遒健，意趣優雅，同樣蘊含著風月無邊的含義。而此處“蟲二”兩個漢字下面，另有一行英文：“THE FAIRYLAND”，是“仙境”的意思。以上兩處無論是音譯還是意譯，盡管從翻譯方法上看沒有問題，但是這樣的翻譯并沒有把漢語的拆字游戲對等地翻譯出來，對譯入語的讀者來說，既無法理解此處漢語使用的巧妙，也不能詮釋“風月無邊”的寓意。

通過“蟲二”這一特殊的語言現象可以看出，英漢語言之間不像西方語言之間那樣有很強的共性，這具體表現在“英語以表音素的字母文字為書寫系統……漢語采用以形表義的象形文字為書寫系統”（何清強、王文斌，2015:42）。也正如許淵沖認為的那樣，“中文和英文是最重要的語文，約有一半不能對等（而西方語文間有90%可以對等），因此西方的對等論不能解決中西互譯的問題。”（2014:562）可見，如果在探討英漢之間的“不可譯性”時仍依舊借助于印歐語視角及西方翻譯理論，不立足語言事實，不從對比分析的視角出發深入到語言系統的各個層次進行全面考察，那么我們對于英漢翻譯之間“不可譯性”的認識仍然只是“冰山一角”。有鑒于此，本文將以漢語“風月無邊”中的“風”、“月”二字為例，深入語言系統各層次來深入探討英漢語之間的不可譯性程度問題，并給予適當闡釋。

（一）語言系統的層次性

關于語言層次性的看法，當代語言學存在兩種觀點，一種是以結構主義語言學為代表的語言單層次組合觀，另一種是以系統功能語言學為代表的語言多層次觀。對于這兩種不同的觀點，本文更傾向于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語言多層次觀。其原因在于結構主義語言學將語言看作一套規則的集合，其關注點在于語言成分結構的橫組合關系；而系統功能語言學語言多層次思想對語言系統描述更加清晰和完善。在韓禮德看來，語言是由不同層次組成的復雜符號系統，其中包括音系/字系層（phonology/graphology）、詞匯語法層（lexico-grammar）和語義層（semantics）；另外，在語言系統外部還有一個巨大的語境層（context），層次之間存在著“體現（realization）”的關系（Halliday,1994:15）。

韓禮德創建的系統功能語言學不僅重視結構主義語言學關注的語言成分的橫組合結構，同時也對語言所關涉的各個層次給予了充分的描寫。可見，以系統功能語言學為代表的語言多層次觀更有助于我們對語言實現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認識。有鑒于此，本文采用語言是多層次性的觀點對英漢之間的“不可譯性”展開討論。由于關于英漢音系/字系的對比研究已較為豐富，如“英語音節結構復雜，漢語音節結構簡單”（許希明，2019:196）以及“英語以詞為基本單位，漢語則以字為基本單位”（潘文國，2010:110）。因此，本文不對音系/字系層再進行探討，將借助“風”、“月”二字重點對詞匯語法層、語義層和語境層進行探討。

（二）詞匯語法層

詞匯語法，顧名思義即主要包含詞法和句法。由于“風”、“月”二字的英譯并不涉及句法，因此，本文在談論“不可譯性”時主要談論英漢二者在詞法上的對比。為揭示英漢語本質特點差異，王文斌從時間性與空間性這一全新視角較為系統地探討了英漢語的本質性差異，提出了英漢語的時間性特質與空間性特質這一觀點，即“英語具有線性結構，具體表現為勾連性和塊狀性。漢語具有空間性特質，表現為具有立體結構，具體表現為塊狀性和離散性。”（王文斌，2019:4）基于此，筆者以前面提到的英漢語中“蟲二”這一語言現象所表示的“風月無邊”中的“風”和“月”這兩個字1為例，進行深入探討。

首先來看英語中表示“風”的單詞。在英語中，許多常用名詞源自原始印歐語的動詞性詞根（同上：49）。為此，本文選取4個英語中有代表性的表示“風”的單詞，即“wind,storm,squall,cyclone”進行詞源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英語中表示“風”的詞源分析

通過表1可以看出，英語中表示“風”的單詞的原始詞根均含有動詞性特點。以wind一詞為例，在英語中，wind這一詞的詞源最早來自于詞根“we-”。這一詞根含有動詞詞性，意思是to blow。由此可以看出，wind一詞不僅詞義上含有動詞詞性，而且語義上也含有動詞性含義。同樣，“storm,squall,cyclone”亦是如此。同樣，moon這一詞源的詞根也含有動詞詞性，意思是to expose to moonlight。從“風”和“月”的詞源可以看出，在英文中，“風”和“月”這兩個概念源于印歐語的動詞詞性，其含義也具有動詞性含義。王文斌指出，“事物的行為、動作、變化是時間概念的載體。印歐語注重事物的行為、動作或變化，實際上就是注重事物的時間性，從事物的行為、動作或變化中去拿捏時間特征。”（2019:51）沈家煊也提出“英語里抽象的nouns/verbs在話語中'實現’為具體的指稱語/述謂語，有實現的過程和方式，因此也有'實現性’和'構成性’的區別。”（2016:133-134）由此可以看出，王文斌與沈家煊的觀點存在著一定的異曲同工之處，都反映出了英語語言的本質是重視事物的行為、動作，也就是英語重視時間性特征。與英語不同，漢字屬于表意文字，具有空間性特點（王文斌，2019）。古人把漢字的構成和使用方式歸納成六種類型，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總稱六書。而在這六種類型的文字中，“象形字是其最早形成系統的文字，直接描摹事物的形狀”（同上：113）。在象形字之后，隨著漢字系統的不斷發展，又出現了會意字，如“林、森、尖、眾、炎”等漢字。“雖然會意字更多地出現了動作、情感等較為抽象的意義，但這些抽象的意義是借助具體名物的空間關系表達出來的”（同上）。此外，形聲字的構成是通過形旁加上聲旁組合而成。通過形旁和聲旁的組合，使得漢字的表達功能大大增強，例如“材、攻、管、架、固”等漢字。通過形聲字可以看出，盡管漢字也具有表音功能，但漢字的表音仍然沒有離開漢字的象形表義特點，也就是漢語的空間性特點。

本文同樣以漢語中的“風”和“月”為例考察漢字的空間性特點。“風”的繁體字為“風”，從漢字的空間結構來看，“風”字大體上由偏旁風字框加上“蟲”字組成，意為“風動蟲生”。即“故蟲八日而化。從蟲，凡聲。凡風之屬皆從風也。”（許慎，2007:680）此外，許慎還從物理空間解釋為“八風也。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曰融風。風動蟲生。”（同上：679-680）許慎對“風”的解釋也是借助于空間對風進行釋義的。同樣，我們來考察漢字中的“月”字。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漢字“月”解讀為“月，闕也。大陰之精。象形。凡月之屬皆從月。”（同上：330）通過許慎對漢字“月”的闡釋可以看出，“月”既體現出了月亮的具象性空間特點，也描述了月缺時的樣態，體現了“月”字的空間性特點。

此外，英漢語詞化程度的不同也體現了二者的基本特點。以“風”一詞為例進行詞化方式的英漢對比研究，如表2所示。

表2 英漢語中的“風”詞化方式對比 

從表2可以看出，英語基本單位是字母，字母形式與表達意義之間沒有必然聯系。英語中常用一個單詞來表達一個復雜的意象，而漢語則不然。同時，“英語單詞內部成分之間是按照從左向右的單維線序方向排序，即語素與語素之間的排列是從左向右，呈現出一維的線性結構”（王文斌，2019:121-122）。“絕大多數漢字集音、形、義于一體……漢字頑強性的表義性特點，使它在用簡單詞表示一個復雜概念或新概念時不如英語那么自由靈活。要表示復雜的意義只能采取分析型手段”（同上：118）。如“定語 中心語”定中結構，即具有離散性的空間性特質。

同時，筆者還考察了含有“風”和“月”字作為偏旁的合體漢字，結果如表3、4所示。

表3 含有“風”字的合體漢字 

表4 含有“月”字的合體漢字 

通過以上漢字可以看出，“風”在合體字中，盡管成為了合體字的一部分，且在現代漢語中很多字表示動詞含義，但從說文解字的解釋來看，依然未離開其表示“風”這一意象名詞的本義。從這一點上來看，也體現出了漢語的重名物、輕動作的特點，即具有空間性特質。根據《說文解字》的解釋，如“飔”表示涼風（許慎，2007:680），“飄”表示回風（同上：680），“飆”表示扶搖風（同上：680）。此外，合體漢字中的偏旁部首也反映出了漢字的偏旁部首具有范疇化作用，體現了漢字的空間性特點。例如，當“月”位于漢字的左側和下面作為偏旁使用時，主要與我們的人體部位和人體器官有關。當“月”作為偏旁位于右側時，主要與天氣、氣象有關。可見，在合體字中，“風”、“月”字依然保持著具象性和塊狀性特點。同時，其含義依然保持著描形狀物，即重名物的特點。

在合體字漢字中，從上表3和表4可以看出，漢字具有的空間性特點還體現出一定的塊狀性和離散性。以“飄”為例，如果把“票”和“風”拆開，其各部分依然可獨立成漢字。同理，月字旁亦是如此。以“胖”字為例，如果把“月”字旁和“半”拆分開，其各部分也依然是漢字。即在合體字中，漢字具有塊狀性和離散性，而這種塊狀性和離散性也給漢英翻譯帶來了極大的困難，也正是英漢兩種文字書寫系統的異同造成了英漢語際翻譯過程中在語言層次上的不可譯性。如漢語中經常出現的拆字，如“蟲二”表示風月無邊愜意的感覺，還有“人曾”合為“僧”字，“人弗”合為“佛”字，“女卑”合為“婢”字，“女又”合為“奴”字等，漢語中很多同音字、拆字、象形字等現象，英文都無法直接對等譯出。漢字的這種塊狀性和離散性使得英漢語之間存在著較強的不可譯性。

（三）語義層

所謂語義學，具體而言，是主要研究“語言單位的意義，尤其是詞和句子的意義的學科。”（胡壯麟，2019:82）而在詞匯語義研究中，Leech將意義類型分為七種意義（1981:9-19）。而在這七種意義中，“概念意義是詞語意義體系中的核心意義，是在語言交際中所表達出來的詞語最基本的意義。”（朱亞夫，2005:28）對此，邵斌也提出，“一個詞的指稱意義往往是其字面意義，通常是詞典詞條的首個義項。”（2019:111）為此，筆者選取了《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7版）和《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進行了英漢語言中的“風”和“月”兩個詞的義項對比，如表5所示。

表5 英漢語言中“風”和“月”兩個詞的義項對比 

通過表5中的對比可以看出，英漢語言中的“風”和“月”在各自詞典中的第一義項的解釋基本相同。同時，根據《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和《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筆者對“風月無邊”這一小句中的“風”和“月”的語義特征及體現形式進行分析，如表6所示。

表6 英漢“風”和“月”語義特征對比 

通過表5并結合表6的對比可以看出，英漢語中“風”和“月”的概念意義是相同的，即指稱意義基本相同。這說明語言存在一定的共性，體現了在語義層上是可以找到英漢兩個民族溝通的“橋梁”的。以“蟲二”一詞為例，漢語通過拆字法把“風”、“月”二字的外框去掉，意為風月無邊的仙境之感，而這也同樣能在英語文字體系中找到Fairyland一詞，意為“a beautiful,special or unusual place”，即“仙境”。漢語“蟲二”這一語言結構在語義層上還是存在可譯性的，但這種可譯仍舊是有限度的，即仙境的含義與風月無邊的含義在語義上并不完全對等，只能是近似于對等。從這一點也可看出，英漢兩種語言對事物的內涵和外延的相同體現了英漢思維方式具有一定的相同特性。正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所說，“文字對于所有人不是相同的，語音也不是相同的；然而它們是其標志的那些首要的東西，靈魂的感受，對于所有人卻是相同的”（2017:47）。但盡管如此，邵斌認為，“兩種語言的詞語在指稱意義上完全對等的情況不是太多……多數情況則是詞義部分對等。”（2019:111-112）可以看出，在語言系統中的語義層上，英漢之間不可譯性程度相對較弱。

（四）語境層

語境層主要探討形式與使用語言情景中非語言特征之間的關系。語境可分為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Halliday,1994:365、390）。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演進，逐漸形成了東西方不同的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然而，這兩類文字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卻存在著不同。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說，“選擇一種語言系統就是選擇一種文化體系。”（江怡，1998:164）文字與思維以及哲學文化是一種相互選取的關系，即不同的哲學文化可以孕育出不同的語言。反之，不同類型的語言也體現了不同的哲學文化。

東西方民族生存地理環境的不同孕育了東西方不同的文化特征。在漢民族文化中，一提到“風月無邊”這種美好意境可以推斷出這一定是春風，即“東風”。同樣，在中國的古詩詞中，表達春風一般用“東風”一詞，如“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這里的“東風”指的是春風。由此可以看出，在漢語的文化氛圍中，“東風”即是“春天的風”。而英國位于西半球，屬于海洋性氣候。在這樣的地緣環境下，所謂的“春風”并不是“東風”，而是西風。例如，雪萊的《西風頌》中提到的春風就是西風。在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第18首）中提到rough winds，這里雖提到“風”，但這里的風不是“西風”，而是“東風”，即the east wind，這里的東風沒有春風的含義，而是代表了一種強大的力量。由此可見，由于地緣位置的差異，在中西文化中對“風月無邊”結構中“風”的理解也不同，這也使得在英漢翻譯過程中存在較強的不可譯性。

同樣，“月”的意象在東西方民族也存在著不同的含義。在西方文化中，“月”在文學中被理解為非常具體的“女神”意象，但是這種“女神”蘊含著一定的對大自然的征服含義，體現了西方海洋文化的精神。而與西方民族文化不同，中國文化重視尊重自然，強調物我合一，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相互依存。關于“月”字的意象，在中國古詩詞當中，常常表示出“柔美”“寧靜”“孤寂”的意象之感。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以及“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都體現出了柔和、靜謐、孤寂之月，這與西方文學作品中“月”的意象產生了鮮明的對比。可以說，盡管“風月無邊”中的“風”和“月”能夠在英語語義層找到相對應的語言表達形式，但這種語言結構在語境層所體現出的中西文化內涵依然有很大的區別。由此可見，盡管在語義層可以找到相對應的概念實體，但由于這種概念實體在語境層中所蘊含的文化內涵不同，也造成了英漢語中存在著近乎絕對的不可譯性。

本文以漢語獨特的語言現象“蟲二”為例，指出英漢之間的不可譯性程度探討不能僅僅依靠印歐語視角和西方翻譯理論，更應立足于英漢語言事實，從對比分析視角出發，對英漢兩種語言的各個層次進行深入探討。筆者通過英漢語言對比，詳細探討了不可譯性在各個語言層次上程度的差異，研究發現：不可譯性并非呈現出“二元對立”特點，而是在語言系統各層次中存在“度”的不同。這具體表現在英漢之間不可譯性程度在語義層相對較弱，而在詞匯語法層和語境層相對較強。其原因在于，由于英語的時間性特質，漢語的空間性特質，無法在詞匯語法層上實現完全對等；同時又由于中西民族地緣位置和文化的差異孕育了對同一個事物的不同文化內涵，這也無法在語境層對等翻譯出來。因此，英漢語言上的不可譯性即源于兩種文字的本質差異，是造成英漢語之間不可譯性現象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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