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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的山東為什么沒有形成過獨立的軍閥派系？ 在各軍閥勢力中，山東籍的猛人非常多，比如直系的吳佩孚、孫傳芳，皖系的盧永祥，奉系的張宗昌等等。 盡管山東的猛人這么多，但是他們卻從沒扎堆抱團的形成過一股統一的勢力。  我之前的視頻里也總有人問，山東有沒有過軍閥，或者為什么山東沒有出現過大軍閥。 今天的民國軍閥史，臨時加更一期，聊一聊山東為什么沒出現過獨立的軍閥派系。  之前我講直系的時候說過，直系中山東籍將領的比例非常高，高層的比例更是出奇的高，這在其他大多數軍閥中是很少見的，一般民初的軍閥都更信任本地人。 然后就有很多人說，因為清朝時的直隸省就包括山東，所以直魯是一體的。 更高級點的，還有說元朝的“中書省”。 這種說法就是瞎扯。 首先，山東在明朝時就獨立建省了（山東承宣布政使司，含遼東半島），清朝也延續了山東的一級行政編制。雖說清朝的直隸確實包括今天山東的一些地方，但也只有幾個縣，比如德州的慶云縣、菏澤的東明縣，在清朝時就歸直隸并不歸山東。但當時河南、山西也有很多縣也都歸直隸。如果因為這個就說直魯一體，那為啥直晉、直豫不是一體呢？  至于元朝時的“中書省”，地盤確實包括和今天的河北、山東，但也包括了一整個山西，以及河南和內蒙的部分地區。同樣還是上面那個邏輯，如果直、魯因為這個就會被綁定在一起，那為什么山西又被拋棄了呢？ 更何況元朝的行政區劃根本不具備參考價值，因為元朝的行政區劃不是按我們今天常見的“山河形變”原則，而是刻意讓每個“行省”都不能憑險而守，以降低割據風險，性質更像是今天的軍區，而不是省。 尤其是這個所謂的“中書省”就更沒有參考價值了。元朝時圍著首都大都（今北京）的一大片區域被稱作“腹里”，歸朝廷的政務機構中書省直轄，所以也會被叫中書省，但性質上和其他那些“行省”是有些區別的。硬要比較的話，有點像以前黑龍江的“大興安嶺地區”，這里最早是林業部直管，黑龍江地方對這里的管轄職能很有限。  那么既然在行政區劃上山東一直都是獨立存在的，并沒有和誰被并在一起過，為什么在民國時期它不像其他省那樣相對獨立，以至于沒有形成過獨立的軍閥派系呢？ 大概有兩個原因，還都能追溯到清朝。  1860年，大清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戰敗，英法聯軍攻入北京，還火燒了圓明園。 戰后，英、法、俄等列強逼迫大清分別簽訂了《北京條約》，割地啥就不說了，咱們今天的重點是條約里的那些被迫開放通商口岸（包括稍早些的《天津條約》）。 大清朝廷為了方便管理在這場戰爭后被迫新增的北方的幾個通商口岸，就新設了一個官職，叫“三口通商大臣”。顧名思義，就是管理三個口岸，分別是天津、登州和牛莊。  天津和登州（山東煙臺）大家肯定都比較熟，這個牛莊在哪兒呢？ 明朝初年，大概在今天遼寧鞍山的海城市一帶設置了一個衛所叫海州衛，在海州衛的轄區內有一個比較大的鎮子叫牛家莊，位置大概在遼河、渾河、太子河的交叉口。 這里曾經還有一座十分重要的內河港口叫牛莊港，是明朝海運漕糧進入內河后的重要中轉站，山東、江蘇、浙江等地的糧食運到這里后，會從這里再被轉運往遼陽、沈陽、開原等地  所以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也正因于此，英、法才會把這里定為通商口岸。 只不過后來他們發現牛莊港距離入海口太遠了，而一個叫沒溝營的地方地理位置更好，所以他們就強迫大清把牛莊換成沒溝營。而沒溝營口岸后來被簡稱為營口。 也就是說，英法強迫大清環著渤海開了三個口岸，還分別能延伸至河北（直隸）、山東和遼寧（奉天）三個省。 而三口通商大臣就是管這三個口岸的通商、關防以及稅收等事務的。 1870年，清廷又加大了三口通商大臣的職權，除通商、稅收等職能外，還能直接處理外交、海防甚至是軍工相關的事宜。并且不再單獨設置三口通商大臣，改由直隸總督兼任，并更名為北洋通商大臣，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北洋大臣。  而李鴻章就是在這年開始擔任的直隸總督，同時兼任了北洋大臣。 所以李鴻章創建的水師才叫北洋水師，袁世凱編練的新軍才叫北洋新軍。 也正是因為有北洋大臣的這個職權在，所以清朝后期的新軍、工廠、軍校、鐵路也都是這些北洋大臣（直隸總督）們在主持。 而袁世凱則是清末最后一個擔任北洋大臣的實權人物。  聽到這可能有人要說是不是跑題了，并沒有跑題。 因為不把前面這些說清楚，你們就不會了解，為什么袁世凱北洋系的基本盤會包括山東。 而且他還擔任過山東巡撫，并且在任山東巡撫期間公然違抗了慈禧的懿旨，沒有參與與八國聯軍的作戰，這說明山東在袁世凱出任直隸總督之前就已經是他的核心根據地了。 這才是直隸和山東，或者說北洋系和山東強綁定的原因。而不是因為什么直隸省曾經管過山東的幾個縣。  那可能有人又要說了，這只能說明山東是被綁定在北洋系的船上，還解釋不了為什么沒出現過獨立的軍閥派系。畢竟其他北洋系的地盤也都互相獨立。 這就涉及到咱們要說的第二點原因了，山東人的流動性太大。 這個流動性不止包括闖關東，或者說闖關東的影響還真不高。 這里說的流動性，主要是指讀軍校。  在清末民初這段時期，全國各地都自辦過武備學堂，比如咱們前面講奉系、滇系、疆系的時候都提到過他們的本土軍校。 對北洋系而言，影響他們最大的兩所軍校都設在了直隸地區（泛指，包括天津）。 一個是李鴻章創建的天津武備學堂，另一個是袁世凱創辦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還包括他們衍生出的異地班、隨軍班） 這兩所軍校因為都地處直隸，又都有北洋系以及淮系的背景，所以在初期的生源上，除優先考慮本地的直隸人外，比例第二高的就是李鴻章淮系的基本盤安徽。 而山東，作為北洋大臣的直轄地，又是袁世凱最初的根據地，還離河北這么近，所以山東籍學生在這兩所學校的比例也是除直隸和安徽外最高的。 像直系的吳佩孚、孫傳芳都是保定陸校前身北洋陸軍速成學堂出來的，王占元（湖北督軍）、閻相文（陜西督軍）是天津武備學堂出來的。 皖系的盧永祥（浙江督軍）、靳云鵬（國務總理）、張懷芝（山東督軍）也都是天津武備學堂出來的。 而皖系首領段祺瑞和直系首領馮國璋作為袁世凱最早的核心班子，分別擔任過北洋新軍最初班底北洋六鎮的一鎮長官。而天津武備學堂的畢業生基本上都只會來北洋新軍中從軍。 此外，他倆也都參與過袁世凱時期軍校的創建，甚至是直接授課。 所以北洋系的班底被他倆瓜分的最多。 直隸人投馮國璋，安徽人投段祺瑞，而山東人則誰都跟。 除他倆外，也有投奉的如李景林（直隸督軍），還有投馮的如鄭大章（騎兵軍長），這倆都是保定陸校出來的。 也就是說，從這些山東籍的軍官，在他們還在讀軍校的時候，就已經順理成章的在未來的直、皖中間選了一家，并沒有自己同籍貫的老大可以選。 就算是改換門庭，也是在直、奉、皖、馮這些原北洋系的體系框架內來回跳，畢竟對面要么是自己當年的同學，要么是最初從軍時的戰友。 更不要說駐守在各地的山東籍士兵，也是從袁世凱任大清的山東巡撫時開始，就已被混編在了北洋的各支部隊中了。 這就是為什么山東籍軍官沒有自發形成過一個齊魯體系軍閥的原因了。 下期咱們回到正篇，聊一下在混戰時期存在感很弱，但抗戰時期存在感非常強的，川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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