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遠的回聲——上海交響樂團

現在一般認為上海交響樂團的起點是1879年成立的 “新市鎮樂隊”（The New Town Band）。事實上， 再往前推到約1865年左右，已經可以在上海租界外國僑民最早的文藝活動中看到這座城市如今堪比任何其他國際都市的音樂活動的“胚芽” 。

1843年，上海開埠；1844年，就有50名外國僑民到達上海。幾年后，今黃浦區、虹口區靠黃浦江一帶被劃為租界。租界內外僑人數的增長速度并不快，1865年，公共租界（不含法租界）的外僑僅有5000余人，這其中還有一半是短期居住的軍人和商人。但對這些外僑來說，在這塊“遠東飛地” 上“復制” 母國的社會秩序和生活方式勢在必行。1854年，管理公共租界的行政機構上海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直譯為“上海市政委員會”）成立，文化、教育事業也在其管轄之中。

僑民最早的文藝活動是戲劇表演。1866年“愛美劇社'（Amateur Dramatic Club，簡稱ADC，直譯為“業余戲劇俱樂部”）成立，是僑民文化生活中的一大事件。除戲劇外，ADC還上演輕歌劇。演出的地點多在上海的第一代蘭心大戲院。“蘭心”（Lyceum）這個名字借自倫敦西區的一座劇院。這座“古蘭區位于蘇州河邊，是木結構建筑，1871年毀于火災。次年， “老蘭心” 在圓明園路（今虎丘路）蘇州路路口建成。第一個加入工部局樂隊、后來又是第一個設計音樂廳的中國人譚抒真在“老蘭心”典型的19世紀小劇場，內部是馬蹄形的，有二層和三層樓廳”。

在ADC成立之前兩年，工部局的“警察樂隊”開始運作。這是一支6人的管樂隊，1868年的一份工部局報告中提到其存在目的為提供“冬季的娛樂活動”和 “每周在外灘及任何公共娛樂場所免費演出，或者為任何慈善機構或任何公共機構服務” 。這無疑是一份具有預見性的報告，事實上，一直到1942年工部局結束運作時，上海交響樂團的前身，也就是上海工部局樂隊一直以這種模式演出。然而，這支 “警察樂隊” 究竟是不是上海工部局樂隊的前身，似巳不可考。

同樣在1865年左右，人稱 “歐洲第一長笛手” 的法國長笛演奏家、作曲家讓· 雷穆薩（Jean Remusat）來到上海。他顯然積極參與了僑民的文藝活動，除了為ADC的演出伴奏外，還擔任一個業余管弦樂隊的指揮。1879年1月6日，《字林西報》刊登了ADC的演出廣告，伴奏樂隊為 “新市鎮樂隊” 或 “上海新公共樂隊”（The New Shanghai Public Band），指揮就是雷穆薩。這支 “新公共樂隊” 兩年后正式收歸工部局管理，成為一支職業樂隊。這就是上海交響樂團的來歷。

1880年，雷穆薩逝世。次年，麥爾喬爾·維拉（Melchior Vela）)被聘為指揮，任期長達18年。此時的樂隊仍屬警察編制，在虹口區的捕房（今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排練。樂隊分為管樂隊和弦樂隊。管樂隊的公開演出多在室外，一年近百場，其中多數在外灘花園（今黃浦公園）進行。外灘花園建造于1868年；1888年，園內建成新的音樂臺，音響效果大大改善，“甚至在公園各個角落都能清楚地聽到音樂”。但弦樂隊以及管弦樂隊合作演出的室內音樂會則不那么幸運。逾千座的“老蘭心”音效不佳，時人稱，對不到20 人的小樂隊來說， 它 “實在太大了” 。

1896年，位于南京路（今南京東路719號新雅粵菜館）的市政廳建成，磚木結構，二樓有一個1200座的大廳。大廳是長方形的，地板沒有坡度，音樂臺在西頭，音效頗佳， 是當時唯一達到音樂廳標準的建筑。但直到三年后，公共樂隊才獲準在市政廳演出。此時，經過20 年的發展，樂隊已經成為公共租界的一塊招牌，每年演出約300場，出席者甚多。記載，“工部局管樂隊的夏季戶外音樂會，大人孩子都喜歡，他們不顧炎熱去外灘公共花園欣賞為他們演出的節目。尤其是夜晚的演出……泛舟河上，從遠處聆聽花園那邊傳來的樂聲。”眼看天時、地利皆備，樂隊卻爆出勞資糾紛，樂手拒絕續約，只能解散重組。第一個“恒紀元” 就此結束。

樂隊雖然“血脈”未斷，但等再次走上正軌，巳是1906年。是年，工部局成立了樂隊委員會，由四位愛樂者擔任委員。讓演出真正走向精英化的是德國指揮家魯道夫· 布克（Rudolf Buck）。而克指揮過柏林愛樂樂團的指揮，他于1907年就任工部局樂隊指揮后，有意強調冬季周日下午的管弦樂音樂會。經他的爭取，兩年后，樂隊就擴大到了雙管編制（每種管樂器有2人演奏），能夠上演的經典曲目因此大大增加。1909 年的樂隊指揮年報中，布克詳細記述了他是如何引導租界觀眾從自由的 “漫步音樂會“ 慢慢開始欣賞正規音樂會的： 

我們的笫一次漫步音樂會于1907年1月笫一個周三在市政廳舉行。座椅靠墻放置，便于觀眾走動......后來有人要座椅，于是在大廳中央背靠背地放置兩排座椅。自然對聽眾很不舒服，因為他們沒有面對音樂演奏；為克服這種困境，在大廳里正式放置座椅；不久觀眾增多，必須增加座位，這樣就不再是漫步音樂會了 。從此時起，音樂會整個的性質變了；不再有噪音，不再有亂走動的孩子，不再有抱著哭啼嬰孩的保姆。 

除升級音樂會形式外，布克更積極上演經典作品。同時，因為租界教會唱詩班非常活躍，他也請唱詩班歌手和合唱參與演出。但好景不長，第一次世界大戰撕裂了歐洲僑民群體，布克作為德國人，于1918年5月黯然離職。上海工部局樂隊的第二 “恒紀元” 結束。 

布克離職后，樂隊很快萎縮成一支管樂隊，僅剩14人。人們期待“迎來一支樂隊的復興，希望有可能重新組建一支永久的樂隊，讓上海……在音樂上也不負'東方巴黎’ 的美名'。他們的愿望沒有落空。1918年年底，意大利人瑪利奧· 帕器（Mario Paci）在遠東巡演途中因病停留上海。休養數周后，他連開幾場音樂會，指揮臨時拼湊的樂隊，竟大獲成功。重組樂隊一事即刻提上日程。很快，帕器就被工部局聘為指揮，擔負起重組管弦樂隊的重任。經過三年的探索和努力，樂隊的運作穩定下來。1921年11月6日，帕器赴歐招募樂師歸來，新組成的42人管弦樂隊甫一亮相即獲好評， “觀眾全體起立， 歡呼帕器大師的歸來'。

次年夏，帕器親自指揮公園消夏演出，也獲得巨大成功。虹口公園（今魯迅公園）搭起了一個舞臺，用共鳴板圍在四周，頂部采用蛋殼型，音響效果很好，遠處最輕的段落都能聽見。起初設立的1500個座位在第一次演出時就供不應求，第四次演出時的觀眾人數竟達3500人。工部局董事會當即決定次年在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也舉辦消夏演出。自此，每年六月至九月，工部局樂隊就在這兩座公園和外灘花園舉辦露天音樂會，一周三場。此時的樂隊早就超出了公共樂隊時期“band”這個名稱所涵蓋的范疇。1922年，《上海時報》刊文討論樂隊名稱，認為這個 “能夠演奏交響樂、康塔塔、序曲作品” 的樂隊應該稱為“交響樂團 ” 。樂隊委員會隨即決定將名稱改為 “管弦樂隊和管樂隊”。

1928年6月，中國人被允許進入公園音樂會。而在此之前的1927年3月27日，小提琴家譚抒真成為加入工部局樂隊演奏的第一個中國人，成為載入史冊的一件大事。70年后，譚先生寫到此事，仿佛歷歷在目，為我們留下了一份從樂師角度回憶市政廳音效的珍貴記錄：

笫二天九點之前我到了市政廳，走進大廳右邊的大房間， 那是樂師預備室， 已經有人早到......我走上臺去， 帕器向笫二提琴最后的座位一指， 我就走到笫三譜臺里面的空位坐下...…全體調音之后， 我還沒來得及看一下譜子， 帕器已經舉起指揮棒迅速開始。我真沒想到坐在樂隊之中和坐在聽眾席有那么大的差別， 聲音會那么響， 真像是巨雷轟頂。自已是在拉琴， 卻聽不見自己的聲音。過了好一會兒才清醒過來。

譚抒真參加排練的消息一經《申報》報道，那星期的音樂會立刻滿座。四年后，帕器在指揮報告里說，看音樂會的中國入已經占到總人數的20%。更有趣的也許是舞會。譚抒真回憶說：“星期五下午五點常有交際舞會，由樂團成員七八人組成小樂隊在臺上演奏交際舞曲。觀眾大廳的座位全部搬開，僅在靠墻邊放一排椅子……奇怪的是，我沒有見到過外國人，全是中國人，男的穿長衫，女的穿旗袍。”

1937年，抗日戰爭打響，動蕩的政局也影響到演出。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英、法連連戰敗，租界日趨敗落。1942年5月，日本人領導的工部局決定取消作為市政機構的工部局樂隊 ，轉而由一個音樂協會接替。抗日戰爭的勝利宣告半殖民時代的結束。樂隊被國民政府接管， 并命名為“上海市政府交響樂團” 。

1949年5月，上海解放。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交響樂團這個殖民主義的舶來品不得不融入后殖民時代的無產階級敘事，提議解散樂團的人不在少數。幸而時任上海市長陳毅決定保留樂團，并加以改造。陳毅市長除了決定保留樂團，還解決了一個長期困擾樂團的實際問題。

大約自1929年市政廳出售、拆除后，樂團的駐地就一直是今福州路567號的菜場樓上。樓里還有廣播間和公共圖書館。圖書館界和音樂界歷來對這一選址頗有微詞。“環境嘈雜，光線欠佳”“煙塵彌漫，市纏喧囂”“同一樓面毗鄰的是俗稱'喇叭間’的交響樂團用房；樓下菜場飄來的魚腥肉臭和叫賣噪音，還有入門處那部老掉牙的電梯運行時的轟隆聲，終日不絕于耳……圖書館門口有塊木牌，用英文寫著'Silence’（安靜），讀者看了只會苦笑”。在這樓里排練自然不是什么樂事。據黃貽鈞記載， “喇叭聲、鑼鼓聲、喧叫聲尤為突出。一年夏天， 菜場的魚腥味，更是臭氣熏天。我們因習慣了，尚能勉強對付，而外國指揮則不堪忍受。”終于，在1956年，陳毅市長出面，先讓樂團搬遷到今延安東路陜西路路口的一幢房屋內；一年后又搬到位于淮海中路1708號的新址，從此塵埃落定，一待就是57年。這里原是古錢收藏家張叔馴舊居，建于1930年，當時的樂團副指揮陸洪恩曾用富有時代特色的語言對比福州路和淮海中路（樂團駐地）的天壤之別：

當年，帝國主義者自詡為具有文明知識的人，卻把交響樂團放在四馬路小菜場樓上，而且一住就是三十年之久。現在，我們走到淮海路吳興路，拐進大門，兩旁梧槐萄郁，蔓藤綿連，松柏互倚，花蝶爭輝。一條幽徑通向草坪，前面來到一座洋樓，那里是我們樂團的行政辦公室，中間是客廳。往西是樂譜圖書館，藏有兩千余套古今中外大師們的巨著，和一于余套著名演奏家的唱片。往北走，穿過園籬，是新排練廳，在排練臺下面，放著一對九尺半的音樂會用大鋼琴， 兩旁墻上，掛著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等名家的油畫像。 

與此同時，樂團的演出生活也和解放前完全不同。黃貽鈞在1950年被任命為副指揮，1956年成為團長和指揮。1958年，最后一位外籍樂師離去，樂團首次采用全國人陣容。1949—1959 年，樂團的演出足跡遍及解放劇場、蘭心大戲院、美琪大戲院和文化廣場（即逸園）等場館。1959年，在黃貽鈞等音樂家的提議下，北京電影院（原南京大戲院）改建為上海音樂廳，從此成為樂團演出院家的提議下，北京電影院（原南京大戲院）改建為上海音樂廳，從此成為樂團演出的主要場地，直到2002年9月上海音樂廳啟動平移工程。

在1949年后的17年里，最富特色的或許是普通音樂會之外的演出任務。對樂團的社會主義改造帶來了大量招待演出和基層演出。樂團以各種形式、在各種場地為工農、學生和軍人服務。期間，因探索綜合性演出形式的需要，樂團還和管樂團、合唱團、民樂團、歌舞團等團體合并成 “上海樂團” ，交響樂團改稱 “上海樂團交響樂隊” ，至1957年才正式采用 “上海交響樂團” 這一名稱。“文革” 十年，樂團自然無法躲過動亂。文化廣場這個可以容納一萬多人的當年全國最大的舞臺，作為 “上消群眾性政治文化重要場所”，除了舉辦政策宣講會和批斗會外，也見證了樂團參演的眾多樣板戲。

“文革” 后，演出逐漸恢復正常。樂團駐地的大門從淮消中路改到湖南路105號，排練廳在1982年翻修，并增加了一項內容一室內樂演出。黃貽鈞開設室內樂音樂會本是為了訓練樂手的合奏技術，但在之后的發展中，上海交響樂團的室內樂演奏逐漸成為上海最具特色的定期的音樂活動。在輾轉靜安賓館和錦江飯店小禮堂之后，“上交室內樂”于2005年回到排練廳。從此，每周五傍晚，愛樂者三三兩兩，借著暮色，沿著綠樹成蔭的婉蜓小路，走進樂團大門，右轉上樓，在簡單的售票桌前花上 20元買一張不定座位號的演出票，進門挑一張木頭椅子坐下，便能以最日常不過的方式欣賞音樂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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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追溯世界各著名音樂廳及劇場的歷史發展脈絡，介紹上海交響樂團135年發展與駐地和演出空間的變遷，從建筑結構、聲學設計、給排水、暖通、電氣設備、模型測試、施工建造等多種角度深入分析，研究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能成就完美聲效的原因；同時抓取三種尺度的鏡頭（上海與音樂廳、周邊街道與音樂廳、音樂廳內的設計細節），探討上交樂廳對于上海城市文化的意義所在，并忠實記述了上交樂廳的建造歷程及建成后使用者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