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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樊憲雷  1961年9月18日，周恩來參觀南昌起義紀念館 周恩來極富人格魅力，溫文爾雅、謙和忍讓，是人們對他的共同認知。抗戰時期曾和周恩來多有交往的美國駐華使館官員謝偉思說：“周是非常熟練的、敏感的、感覺力強的、明智的人。”“我未見過周發怒、發火或心煩意亂。他總是那么平靜、鎮靜，我沒有見過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時候。”基辛格也認為周恩來溫文爾雅，耐心無盡，聰慧過人，機巧敏捷”，是他生平所遇的兩三個給他印象最深刻的人之一。就連周恩來自己也說：我的本質還忠厚，誠實，耐心和熱情。”但人物性格是豐富的，就如東晉時期的田園詩人陶淵明，魯迅評價他也有金剛怒目的一面。同樣，周恩來也有多次怒發沖冠甚至拍桌子的經歷。透過金剛怒目的一面，我們能夠看到性格更為豐富、形象更為立體的周恩來。 南昌起義前，面對張國燾的阻礙，周恩來怒拍桌子南昌起義是在國民黨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舉起血腥屠刀的關鍵時刻，在白色恐怖籠罩之下中國共產黨面臨被趕盡殺絕的嚴重危險，中國革命處于命懸一線的緊要關頭爆發的。 南昌起義之前，中共長期將工作重心放在組織民眾和宣傳工作方面，還沒有獨立領導軍事斗爭的經驗。就黨內來說，有軍事工作經驗的領導人還不多，周恩來是少數幾位之一。他在國共合作時期擔任過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在東征中又擔任過國民革命軍第1軍政治部主任和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親身組織領導過革命斗爭。同時，在中國共產黨內又長期分管軍事工作，廣州時期他就曾擔任過廣東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部長，領導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1927年5月他又擔任中央軍人部（軍事部）部長。因此，領導開展武裝斗爭的重擔自然要落在周恩來等人身上。 周恩來也是黨內較早認識到要建立革命武裝、開展武裝斗爭的領導人。國民黨背叛革命后，他多次主張早做軍事準備，以應對革命變化。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1927年4月16日，周恩來在中央特務委員會上指出，武漢的國民黨左派面對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并沒有積極主張，反而是一味保守退縮。因此，需要馬上派得力人員準備軍事活動。寧漢合流后，7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漢開會決定發動南昌起義，鑒于周恩來的軍事工作經驗和能力，決定由他擔任起義的領導機構前敵委員會書記。 周恩來不負重托，會后立即組織了以聶榮臻為書記的前敵軍委，成員還有賀昌、顏昌頤，并安排他們馬上赴江西九江開展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在周恩來等人的精密組織籌劃下，1927年7月下旬，南昌起義的各項準備工作逐步就緒。軍事上，掌握了葉挺的第24師和李漢魂的第25師的大部，賀龍領導的第20軍，以及朱德領導的軍官教育團、盧德銘領導的國民政府警衛團、中央軍校武漢分校的學生兵、廣東東江農軍等，并都已部署到位。起義的領導人員也大多抵達南昌或九江。周恩來也于7月26日到達九江，向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等傳達了中共中央關于舉行南昌起義的決定，并隨后組織部隊向南昌進發。 7月27日，周恩來到達南昌，根據中央決定，在江西大旅社成立了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四人組成的前敵委員會，負責指揮前敵一切事宜，并決定在30日晚舉行起義。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29日上午，前敵委員會卻收到了中共中央代表張國燾發來的兩份密電，要求暴動宜慎重，并且說無論如何要等他到南昌后再作決定。 7月30日，張國燾到南昌后，就在中共前委緊急會議上提出，起義如有成功把握，可以舉行，否則不可動；應征得張發奎的同意，否則也不可動，并稱這是共產國際代表的意見。 這一態度，遭到周恩來和前委其他領導成員的一致反對。應該說，此時如果推遲或停止起義，不僅我們黨好不容易掌握聚攏的軍隊有散掉甚至被國民黨軍隊消滅的危險，對我們黨的發展前途來說，危險程度也是難以估量的。因此會上群情激憤，周恩來更是義憤填膺，他甚至以辭職相抗爭，說：“國際代表及中央給我的任務是叫我來主持這個運動，現在給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負責了，我即刻回漢口去吧！”講話時，周恩來氣得拍了桌子。正是這一怒之舉，起義得以按計劃實施，成就了南昌起義。 20多年后，周恩來回憶起這一場景，還對人說：“拍桌子這個舉動，是我平生僅有的一次。” 黎平會議后，針對李德的頑固蠻橫，周恩來又一次怒拍桌子事實上，周恩來拍桌子并不止南昌起義這一次。據周恩來的警衛員范金標回憶，在長征途中，黎平會議后，周恩來針對李德的蠻橫態度，也曾拍過桌子。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本是德國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過兵，參加過革命軍隊。后來從德國越獄逃往蘇聯，于1928年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2年受共產國際派遣來到中國，1933年10月到中央革命根據地擔任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顧問。 李德雖然接受過戰略戰術方面的訓練，但他并不了解中國情況，只能根據以往在歐洲進行的正規戰的經驗和蘇聯軍事院校理論學習的課本經驗進行指揮，是嚴重的教條主義。當時擔任李德翻譯的伍修權曾回憶：“李德在擔任我黨軍事顧問時，推行的完全是軍事教條主義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國的國情，也不認真分析戰爭的實際情況，只憑他在學院學到的軍事課本上的條條框框，照樣搬到我國，搬到蘇區，進行瞎指揮。”正是按照李德這套“短促突擊”“御敵于國門之外”，建立正規軍打陣地戰的不切實際的錯誤軍事路線進行作戰，最終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致使紅軍被迫退出中央蘇區，踏上了悲壯的長征路程。應該說，中央紅軍的長征，跟李德有著直接關系。 長征開始后，中共中央的領導者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他們堅持兩個“念念不忘”：一是不肯扔掉“壇壇罐罐”，二是不肯改變北上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這種不切實際的戰略方針，又給中央紅軍的長征造成了災難性后果。特別是湘江一役，紅軍損失慘重，由出發時的8.6萬余人，減少到3萬余人。湘江之戰后，國民黨當局已經判斷出紅軍將沿湘桂邊境北上湘西同紅2、紅6軍團會合的意圖，又在城步、新寧、通道、綏寧、靖縣、武岡、芷江、黔陽、洪江地區構筑碉堡線，集結重兵，妄圖把中央紅軍一網打盡。而博古、李德仍堅持按照原定計劃前進，這使紅軍面臨全軍覆滅的危險。 危急時刻，毛澤東根據敵我雙方的軍事態勢，特別是貴州空虛、兵力薄弱的現實，建議放棄同紅2、紅6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向敵軍兵力比較薄弱的貴州前進，開辟新的根據地，爭取主動。為此，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討論紅軍的行軍路線。會上，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多數人贊成和支持毛澤東提出的轉兵貴州的方針，但博古、李德仍堅持到湘西去。會上發生了爭吵，關鍵時刻，周恩來也站到了毛澤東的一邊，李德感到自己的最高軍事指揮權遭到了挑戰，因此會沒結束他就提早退場。 通道會議是在緊急狀態下召開的，李德稱之為“飛行會議”，因此十分倉促。12月15日，中央紅軍突破黔軍防線，攻占黎平和老錦屏。為進一步統一思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討論紅軍向何處去的問題。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會上爆發了激烈爭論，從白天一直開到深夜。毛澤東主張繼續向貴州西北進軍，在川黔邊敵軍力量薄弱的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王稼祥、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主張。而博古仍堅持由黔東北上湘西，同紅2、紅6軍團會合的主張。李德因為身患瘧疾，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但他托人把堅持同紅2、紅6軍團會合的意見帶到了會上。 周恩來贊同毛澤東的意見。他后來說：“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我決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見，循2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會議最終通過《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放棄了同紅2、紅6軍團會師和建立湘西根據地的原定計劃，改為前往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 會后，周恩來把黎平會議決定的譯文送給李德看，李德看后大發雷霆，用英語和周恩來吵了起來。應該說，對于李德的錯誤領導以及由此給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造成的巨大損失，周恩來是非常生氣的。通道會議時，李德的頑固蠻橫態度就令周恩來很激憤。李德在《中國紀事》中說，因為他在通道會議上提前離開，會后他請周恩來給他講述詳細情況，周恩來“顯得有些激動，雖然他往常總是很鎮定自若的”。 黎平會議后，對于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定，李德不以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的前途為重，仍然固執己見，頑固蠻橫，令周恩來更為氣憤。由此，周恩來對他拍桌子發火，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范金標回憶說：“吵得很厲害，總理批評了李德，總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都跳起來，熄滅了，我們又馬上把燈點上。”  黎平會議紀念館 抗戰時期，對于國民黨的長沙縱火案，周恩來怒不可遏全國性抗戰爆發后，國共兩黨重新攜手開展第二次合作，共同抵抗日軍。周恩來因為在統戰工作和合作談判中的卓越表現，成為推動國共合作的關鍵人物。1937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項英、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等組建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中國南方的工作；同時還決定由周恩來等人組成中共外交代表團，負責同國民黨進行談判，推動國共合作。周恩來由此擔負起統一戰線和國統區的領導工作。 1938年10月下旬廣州、武漢失守，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周恩來是在漢口淪陷的當天，才從武漢撤離出來的。其后，他經過天門、沙市、公安、常德，一路跋涉，于10月27日抵達長沙。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各部、會都在長沙，周恩來擔任著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副部長，還以此身份參加了軍事委員會于11月1日至3日召開的軍事會議。 11月10日，日軍由武漢南下，隨后湖南北部的門戶岳陽淪陷，長沙一時成為抗戰前線。當時，城內聚集了大量的國民黨黨政機構、流亡團體、災民群眾、傷兵游勇，撤離工作十分緊急。周恩來也正率領指揮政治部第三廳人員撤退，連日忙于交涉火車、汽車，幫助他們制訂撤退計劃，一直忙到12日深夜。勞累一天的周恩來回到長沙城內第18集團軍辦事處休息，準備第二天動身前往湘潭。次日凌晨2時，剛睡下不久的周恩來，突然被工作人員叫醒。原來，長沙城內發生了一場通天大火，滿城烈焰映空。火勢蔓延迅速，燒到了周恩來住處的院子，大門都被火焰封住了。 這場又被稱為“文夕大火”的災禍是怎么發生的呢？時至今日，因為當時錯綜復雜的局勢和多重指揮體系，其具體責任歸屬仍撲朔迷離。但通過當事人的憶述和相關材料的梳理，可以略窺大貌。 張治中當時擔任國民政府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直接負責湖南的治理工作。長沙大火發生時，他也在長沙，并指揮相關后續撲救善后工作。對于這場大火，他在《為長沙市火災告全市民眾書》中說：“此次湖南省會長沙市，突于本（11）月13日凌晨2時許起火，延燒兩晝夜，全市頓成焦土。余對此次突發之不幸事件，事前毫無所知。”但他又曾說，在11月12日9時許，他曾接到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林蔚（字蔚文）的電話，被告知“對長沙要用焦土政策”。隨后，張治中接到蔣介石的電報，電報內容為：限一小時到。長沙張主席。密。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望事前妥密準備，勿誤！中正文侍參。”接到電報后，張治中隨即進行了部署。但他同時指示，焚城“須在我軍自汨羅撤退后，再命令開始行動”。而后來大火發生時，連他也不知情。 當時身處長沙的國民黨第9戰區司令長官陳誠，負責長沙的軍事工作。對于這場大火，他是怒火中燒，在其回憶錄中直陳這是抗戰八年中使他最痛心的兩件事之一。他明確說這是張治中造成的：我的前進指揮部原設平江，11月12日乃遷設長沙南門外土地堂之章宅，部署粗定，即于是日深夜，張治中就在長沙城內放起火來。”他認為“這場火是有計劃放的，非常明顯，否則不會有全城一齊失慎’之理”。為了敦促蔣介石查明真相，懲治肇事者，陳誠甚至向蔣介石上書自劾，領受處分。 其時擔任國民黨第2兵團總司令的張發奎，在回憶錄中說：“關于13日的長沙大火——當時我的司令部距離長沙只有幾小時的車程（那時的汽車每小時只能行駛十公里）——突然間我看到天空變成深紅色，我感到迷惑。原來這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擅自實行焦土政策。雖然這是政府的既定政策，但只限于在情況需要之時，并須最高當局下令才可以執行。” 當時身為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的郭沫若，也親身經歷了這件事。他在1958年發表于《人民文學》上的抗日戰爭回憶錄《洪波曲》中，描述說：“放火燒長沙，是張治中、潘公展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們是想建立一次奇勛，摹仿庫圖索夫的火燒莫斯科，來它一個火燒長沙市。”為此，郭沫若和張治中還打了一場筆墨官司。 不管如何，長沙大火造成的災難后果是異常嚴重的。這場大火，使長沙全城盡為灰燼，受災軍民，慘不忍睹。3000多人喪生，5萬多棟房屋被焚。 面對突發大火，身處其中，切實感受到火災給百姓造成的苦難，給抗戰工作帶來的損害，怎不令周恩來氣憤。更為甚者，還有人造謠誣陷大火是由共產黨人放的！大火發生后，周恩來冒火徒步沿湘江而行，走到城外，遇到郭沫若等人。郭沫若回憶說：“周公十分憤慨。他向來是開朗愉快的臉色，對于任何人，處到任何難局，都綽有余裕的恢宏的風度，在這一次，的確是表示著怒不可遏的神氣。”事后，周恩來強烈要求蔣介石一定要懲辦放火首犯。由于民怨沸騰，蔣介石最后將長沙警備司令酆悌、保安團長徐昆、長沙市警察局長文重孚三人處以死刑。 未完待續 責編：王喻 編審：鄭國偉 制作：王喻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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