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稿：范同壽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興義城區南的下五屯，有一座由大小不一的13座四合院組成的建筑群，因其原屬當地劉姓鄉紳所有，故“劉氏莊園”的名稱一直沿襲至今。劉氏莊園始建于清嘉慶年間，初時規模并不大。到咸豐、同治年間，莊園主人劉燕山通過興辦團練、協助當局對抗會黨、維護地方秩序進一步發跡，趁勢對莊園擴建。 劉燕山的四個兒子都是當地風云人物，尤其三子劉官禮之子劉顯世，靠投機辛亥革命當上了貴州省長，成為興義系軍閥首腦。之后劉氏莊園因人而貴，經過多次擴建，規模變得更為宏大，加上該莊園獨特的中西合璧風格，曾被譽為是中國占地面積最大的“屯堡”式建筑群，久而久之成為當地一大名勝，今已被列為貴州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成為各地旅游者熱衷的打卡地。  說起劉顯世這個人，首先讓人想到他是貴州興義系軍閥的“開山祖師”，而這個軍閥集團繼滇軍唐繼堯之后，整整把持了貴州政壇13年。劉顯世的家族在黔西南興義一帶雖然顯赫，但他本人卻是靠帶五百徒手兵星夜趕到貴陽，與憲政派人勾結后起家的。這個極富謀略的興義土豪，不僅最能投機鉆營，善觀時變，還總能在關鍵時刻把握動向，作出對自己有利的選擇。因此也才能兩度在貴州省長位置上大展拳腳。 劉顯世，字如周，出生于興義下五屯，早年曾考取過秀才。劉家在清代中葉已是當地的大戶，咸同年間成為當地團防首領，雄霸一方。生活在這種家族中的劉顯世，受環境的熏陶，自然不會再走讀書求取功名之路，而成了率千人團防軍的武人。盡管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興義學務公所更名為勸學所時，劉顯世曾被推舉為首任勸學總董，他也曾倡設教育講習會，創辦過女子學校、師范學校、軍事學校，還選派過5名學生赴日留學，但素有勃勃野心的他，所傾心的仍然是武裝。正由于此，其父劉官禮死后，他才能以興義團防局局董的身份兼代靖邊各營統領，一舉成為滇黔桂邊舉足輕重的人物。 對于劉顯世來說，小小的統領自然不是其人生的目標，他在興義一帶的所作所為不過是給未來發展所做的鋪墊。辛亥革命前貴州境內革命黨與立憲派之間的兩黨斗爭，正好給劉顯世這位蟄伏黔西南的一代梟雄提供了施展野心的機會。 云南“重九起義”推翻清政府在滇的統治，貴州武裝起義尚在醞釀中時，貴州憲政派便一邊向清政府提交自治學社主要負責人名單，意圖讓清廷按名單捕捉貴州革命黨人；一邊商議將善于軍事并擁有實力的劉顯世召至貴陽，以維持搖搖欲墜的清朝貴州政權。但形勢發展之快出乎憲政黨人所料，云南起義僅5天，貴州新軍營士兵楊樹清的一聲槍響，便宣告了清政權在貴州統治的結束。這時帶著五百徒手兵星夜兼程趕到貴陽的劉顯世，深知已無左右局勢之力，只能靜觀其變。倒是憲政黨人沒有忘記他們招來的這股力量，極力將劉推薦為新政權的軍事股長，從而給劉顯世未來的表演提供了舞臺。 事實證明，憲政黨人的這副牌押中了對象。在其后攫取革命果實的陰謀中，劉顯世果然發揮了關鍵作用。大漢貴州軍政府成立后，由于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軟弱，加上對憲政派的威脅認識不足，張百麟不僅給劉顯世的五百徒手兵發給槍械，將其部列為新軍第四標，還給劉安排了樞密員的職務，采納了他保留保安營的意見。這種自掘墳墓的做法，無疑為軍政府的覆滅種下了禍根。 手握一部分兵權僅是劉顯世實現個人野心的第一步，他的目標是整個貴州的軍政大權，但要做到這一點，僅靠憲政派與耆老會那點勢力顯然不夠。正好憲政派極欲借助云南派兵北伐的機會，讓滇軍入黔消滅貴州革命黨力量，給劉顯世提供了一條提升個人政治權重的途徑。于是便有了劉顯世、任可澄假借樞密院名義致電蔡鍔，請蔡指定劉顯治、熊范輿出席各省都督代表會議；有了任可澄、劉顯世、戴戡聯合懇求滇軍“代定黔亂”等一系列顛覆貴州軍政府的事件，劉顯世也就因之獲得了左右貴州政局的良機。  唐繼堯任貴州都督后，劉顯世被任命為軍務部長、貴州國民軍總司令。唐、劉二人對貴州的統治，得到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政府支持。因此，在“二次革命”中，貴州不僅積極聯絡川、湘兩省通電反對“二次革命，劉顯世還不顧貴州財政困難，向袁世凱匯寄軍費，深獲其嘉獎。正是靠著這些，1913年11月唐繼堯回滇后，劉顯世即被任命為貴州護軍使，并授予中將銜。興義系軍閥對貴州為期13年的統治，也就由此開始。 只花了2年多時間，劉顯世便由一個地方土豪躍升為一省之“王”，這種飛黃騰達無疑與袁世凱對劉顯世的賞識有關。繼劉顯世之后，劉氏家族的人都大受重用，他的胞弟劉顯治出任貴州駐京代表、堂兄劉顯潛出任黔西觀察使，其他姻親都獲得大小不等的任職。為表達對袁的感激之情，1915年9月，當一批擁袁派上書勸袁世凱“速正帝位”時，劉顯世毅然以將軍銜附帶列名其中。同年11月各省舉行“國體投票”，劉顯世對此表現得尤為積極，親自“依法會同入場，敬慎監督”，使貴州投出擁戴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的80票。袁世凱稱帝后，云南宣布獨立起義，蔡鍔致電勸說貴州參與，劉顯世“以貴州貧弱婉謝”。當得知云南向全國發出的討袁通電中，列有自己名字后，劉顯世甚至急忙通電全國稱：“所有滇省通電列有顯世名銜者，均系由滇冒列，顯世均不負責。” 種種事態說明，護國運動初期，劉顯世不僅在反袁護國問題上持消極態度，而且曾給云南護國軍制造過若干障礙。只是在云南方面不斷勸說，貴州統治集團內部出現擁袁與反袁兩派激烈斗爭，戴戡率領的云南護國右翼軍又已開抵貴陽外圍的情況下，劉顯世感到自身統治地位岌岌可危，才被迫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貴州獨立，參加反袁護國戰爭。劉顯世對待護國運動的態度，使他在以王文華為首的一批青年軍官中徹底喪失了威信，后來興義系軍閥的內部斗爭，包括“民九事變”，無不與此有關。 通電“反對帝制，擁護共和”后的劉顯世，旋即被推為貴州都督，南方各省軍務院成立后，又當上了撫軍。黔軍也由王文華任司令組成東路支隊，率一、二、三團出兵湘西；戴戡則以護國右翼軍總司令身份，率黔軍五、六兩團加上所率滇軍北上出黔，進軍綦江。云貴討袁護國軍的征戰，推動了各省的反袁斗爭。1916年6月，袁世凱死于北京，護國運動因之結束。護國戰爭勝利結束了，為維護共和犧牲了無數將士，護國右翼軍總司令戴戡也因當上四川省長、督軍、軍務會辦后，與川軍劉存厚部發生矛盾，在成都巷戰中陣亡，而見風使舵、從擁袁到討袁的劉顯世，反而因護國戰爭的勝利鞏固了自己的地位，獲得了更多的名利。  當政期間，劉顯世一直保持對滇軍唐繼堯的依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貴州經濟的薄弱導致財政始終拮據。盡管由于自身所處區位的優勢，在西南各軍閥中，貴州算得上一支重要力量，但卻因貧瘠和省域狹小，劉顯世不得不通過對外依附與掠取來維持政權。 1917年7月，皖系軍閥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拒絕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孫中山為維護法治，在廣州發動護法運動，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自任海陸軍大元帥。在這場護法戰爭中，劉顯世死心塌地追隨唐繼堯，打出靖國軍的旗號，擔任副總司令，協同滇軍進攻四川，取川東為立足之地。其不僅從重慶提取現銀20萬元，還與川軍熊克武部達成每月取餉款18萬元的協議。有了這筆意外之財，劉即著手擴充實力，在貴州興義創辦了隨營學校，招收興義、興仁、普安、盤縣、安龍等盤江八屬權勢人家的子弟訓練，竭力為自己補充軍事骨干。  然而，就在劉顯世以為手握兵權，又有任可澄、唐爾鏞、華之鴻等一邦舊官僚、紳耆支持，可以穩坐貴州寶座之時，興義系內部以王文華為首的新派勢力已經迅速崛起。 作為興義系軍閥年輕氣盛一代，王文華雖與劉顯世等舊派在治黔政策上存在許多分歧，但在與鄰省爭利，擴張興義系集團勢力上，利益是共同的。所以在貴州出兵參與護國戰爭時，劉顯世才會委任他為護國軍東路支隊司令，1917年又委其作為貴州督軍代表，出席段祺瑞在北京召開的“督軍團會議”。只是在這次會議上，王文華見段祺瑞決心毀棄《臨時約法》，妄圖解散國會，未如劉顯世所愿去附合段祺瑞的主張，反而斷然拒絕在會議決定上簽字，與11省代表聯名抗議段祺瑞毀棄約法。會后，王文華迅速離京南下到達上海，在上海得以面謁孫中山，并加入中華革命黨，表達了自己將“謁盡全力，擴張軍備，以作孫先生后盾”之意。當孫中山得到海軍擁護，決心南下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時，王文華立即在上海通電響應，并兼程回黔作軍事準備。這也正是孫中山稱贊王文華為“西南后起之秀”的緣由。 護法戰爭爆發后，孫中山號召西南地區各省組織聯軍，出師護法。這時王文華已回貴陽就任黔軍總司令，為響應孫中山的通電，王決定將黔軍編為三個縱隊，設總司令行營于黔北松坎，委任袁祖銘為第二縱隊司令，張云漢為第三縱隊司令，分別率軍進攻重慶南岸黃桷埡及四川江津。這時，仍在省長位上的劉顯世為形勢所迫，不得不同意黔軍北上護法，但卻不斷向外界聲明：黔軍入川，非擁護廣州反對中央（段祺瑞政府），只是緣于戴戡成都覆師“貴州軍隊之憤怨所致”。到這一步，興義系新、舊兩派政治上的分裂已從暗地擺上明面。 為了結束劉顯世為代表的舊派統治，1918年11月，時任講武學堂校長的何應欽決定創立“少年貴州會”，王文華積極支持，使該組織得以快速發展，遍及貴州81縣，會員達2800余人，還創立了《少年貴州報》。五四運動期間，少年貴州會成員曾積極活動，制造出很大聲勢。但這樣一來，劉顯世的舊派與王文華新派之間的矛盾變得更加劍拔弩張，甚至發生1919年新派傷兵以糧餉被扣為由向當局清算，迫使財政廳長張協陸自殺的“民八事變”。 要求“刷新政治”一直是興義系新派向舊派施壓的政治手段。由于有何應欽控制的講武堂和少年貴州會，再加上81縣同鄉聯誼會的力量，新派奪權的步伐日益加速。此時，劉顯世正準備以“王（文華）不懂軍事”為由免去其黔軍總司令職，以滇將代之。獲此消息后，新派斷然決定控制省政權。1920年11月，在王文華的精心策劃下，新派開始將奪權付諸行動。為避“以甥逐舅”嫌疑，王文華借口生病滯留上海，讓盧燾代理黔軍總司令，率軍回黔。黔軍回貴陽后，即在何應欽、谷正倫指揮下發動“民九事變”，殺死耆老會代表、省府顧問郭重光、省長公署秘書長熊范輿、民政廳長何麟書，迫使劉顯世棄職回鄉。貴州政權落入王文華為首的新派之手。  王文華雖然策動實現了貴州政權的更迭，并因此獲孫中山嘉勉，被任命為革命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但這個胸有韜略的政治干才，卻真的能文而不知兵。早年的征戰中，他總是命安龍人袁祖銘為前敵總指揮，而袁是一個極具野心之人，王文華恐其擁兵自重，往往在戰事平息后將其調至司令部任參議，甚至在前往上海“養病”時也攜其同行。但袁之狡詐遠在王文華意料之外，赴滬途中即以各種托詞，秘密潛往北京，拜見了當時的總理靳云鵬，詳告貴州局勢。靳當即對袁祖銘表示支持，同意其所率部隊命名為“定黔軍”，并撥給20萬大洋充作軍費。于是袁祖銘決定率軍回貴州奪權，但又擔心王文華妨礙這一行動，遂派刺客到上海將王文華暗殺致死。 劉顯世離黔，王文華在滬期間，貴州軍政由代總司令盧燾主持。在黔的五旅軍隊認為盧的聲望不能孚眾，拒絕服從調遣，反因爭權相互傾軋，導致社會混亂。這種局面正好給袁祖銘提供可乘之機。于是袁以貴州各部皆希望其主政為由，率軍長驅入黔，將軍政大僅一股腦收入囊中。民國十一年（1922年）8月，袁祖銘被北洋政府正式委任為貴州省省長。但他這個省長只當了不到兩年，貴陽又被劉顯世與唐繼堯的滇、黔聯軍占領，只不過這次劉顯世的省長也只當了一年多，又被迫辭職流亡回滇。而滇軍則通過與袁祖銘的談判，決定班師回云南，由袁祖銘派彭漢章回黔主政，擔任全省清鄉總司令、貴州省省長。袁祖銘自己則率黔軍主力參與川戰，與川軍劉湘部組成川黔聯軍，合駐重慶，后于1927年1月在湖南被唐生智設計誘殺。 生為云南人的彭漢章雖然當上了貴州省長，但此人既不屬于興義系，又缺乏政治手腕，實權完全落入出生于桐梓的強權人物周西成手中。周西成先以軍務會辦參與省政，之后又接手王天培的督辦一職，彭漢章逐漸成為擺設。1926年8月，彭漢章調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軍長離黔，貴州政柄全歸周西成掌控。興義系軍閥在貴州為期13年的統治也就此宣告結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