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強：中華文明生命力傳播力及其與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

思明居士 2022-12-07 發布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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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生命力傳播力

及其與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

內容提要 中華文化在幾千年歷史進程中錘煉出“融同化異”的堅韌特性，它以道為統，以儒為基，以天人合一為根本理念，以大一統為政治文化主流，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價值，以求變革新為鮮明品格，以天下大同為崇高理想。中華文明不僅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滋補本民族文化血脈，還在與外來文化交流中，傳遞出獨有的“智慧之光”。正是在與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融合會通中，中華文明創造了延綿五千多年從未中斷的輝煌奇跡，塑造了植根于中華民族血脈深處的文化基因，為人類文明事業做出不朽功績，為我們在新時代堅定文化自信、歷史自信，探索促進人類文明交流的內在驅動力，深化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有益而豐厚的歷史滋養。

關鍵詞 中華文明世界文明融同化異交流互鑒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世界原生文明中，中華文明是唯一延續時間長、不曾中斷、綿延古今的文明類型。雖歷經劫難，卻經久不衰，顯示出強大生命力和凝聚力。同時，中華文明以特有的精神氣質和思想文化，吸收外來文化，不斷向外傳播，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正是中華文明的無窮魅力，吸引了古今中外無數學者不懈挖掘其內涵，不懈探求其要義。

一、中華文明

擁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古代埃及、古代巴比倫、古代印度、古代中國同為世界四大古文明，然而除了古代中國外，其他三大古文明都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消亡了。其他幾種文明的消亡雖與自然災害、人為戰爭等有直接的、密切的關系，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社會生產力的滯后，使它們失去了賴以成長的內在動力；語言文字未能流傳于世，使它們喪失了賴以傳承的文化載體；脫離民眾、遠離生活、超越現實的文化弊端，使它們迷失了賴以延綿的源頭活水。

　　中華文化在幾千年歷史進程中錘煉出“融同化異”的堅韌特性，它以道為統，以天人合一為根本理念，以“大一統”為政治文化主流，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價值，以求變革新為鮮明品格，以天下大同為崇高理想。這些本質內涵歷經數千年歷史洗禮，不斷凝聚，不斷提升，在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相互浸潤下成長，在中外文明的雙向互動中豐富，呈現出中華文化特有的創造性、包容性、變通性、體系性、傳播性、重民性，使中華文明伴隨著中國社會經歷一次次歷史變革后，仍以強大的活力持續走向統一和發展。即使在政治分裂分離的歷史時期，中華文化之根從未斷絕，中華文化之脈從未斷裂，中華文化之本從未斷層，聚合成為中華民族強大的基因譜系而源遠流長。

　　縱觀中華文明的演進歷程，內聚的地理環境、廣闊的疆域和眾多人口，是中華文化傳承的基礎條件。持續沿用的漢字以其廣泛適用性、文化附加功能、高度組詞能力、形音義一體功能等，成為中華文化持久傳承的堅固載體。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水乳交融，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形式和內涵。豐富、多層次的教化體系，為文化傳承提供了持續穩定的保障機制。獨特的史學傳統，鑄就了賡續延綿的歷史文化傳承意識。同域外文化互學互鑒，取長補短，兼收并蓄，為中華文化的豐富和發展注入活力。

　　從天地本源出發探求世界秩序和社會規范的“道”，將自然變化規律與社會發展規律結合起來，賦予中華文化以厚重性和靈活性，成為中華文化強大生命力精神動因的源頭。以“德”貫通天道與人倫的“天人合德”思想，以及對實現“大一統”的向往與追求，構成中華民族共同的人文精神和共同價值理念。中華民族沿著適合自身特點的道路不斷前行，生生不息、薪火相傳，凝練出以“民本”為標識的獨特精神品格和精神特質。

　　“民惟邦本”的民本精神起于“道”，貫穿于“天人合德”，實踐于“大一統”。在政治思想格局持續穩定傳承、“大一統”思想不斷轉化為實現國家統一的具體實踐的交互作用中，道統相傳，正統相繼，政治中國的綿延永續為文化中國的綿綿不絕提供了強大動能。

　　中華文化持續豐富、不斷揚棄，既與時代發展相伴始終，也與環境、社會、制度、文教等要素密不可分，從而造就了具有鮮明中國特征的思想觀念、價值理念和精神追求，在世界文明之林獨樹一幟，彰顯出非凡氣度。

二、中華文明

具有強大的對外傳播力

　　中華文明在漫長發展過程中，不僅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滋補本民族文化血脈，還在與外來文化交流中，傳遞出獨有的“智慧之光”，對人類文明發展貢獻卓著。

　　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的交往互動源遠流長。大約1萬年前，華北地區出現粟和黍，長江中下游地區開始種植稻。粟、黍和稻成為在中華大地最早出現的原始農作物，并在日后成為中國傳統農業的代表作物，不僅為中華文明的發展起到關鍵性作用，而且為人類社會的進步做出重要的基礎性貢獻，對我國周邊地區的農業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中古時期，以中原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文化就開始向周鄰地區，比如朝鮮、日本、越南以及東南亞、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部分地區傳播。公元8世紀前后，東亞國家大規模吸納中國語言文字（漢字）、思想意識（儒教、佛教）、社會組織（律令制度）、物質文明（科學技術），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漢文化圈”。

　　中華文明不僅深刻影響和改變了東亞文化格局，而且澤被西方，影響著世界文明進程。造紙術的發明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重要貢獻之一。公元3世紀至8世紀，我國古代造紙術陸續傳入朝鮮、日本、中亞、北非和歐洲。大約在公元6世紀，我國的種桑養蠶繅絲工藝開始傳入西方。在怛邏斯戰役中被俘的不少唐朝士兵擅長造紙，阿拉伯人依靠他們在撒馬爾罕開辦造紙廠，“撒馬爾罕紙”以精美適用而聞名遐邇。8世紀末，阿拔斯王朝先后在巴格達、大馬士革開辦造紙廠，大馬士革一度成為歐洲用紙主產地。不久，造紙技術傳到埃及、摩洛哥。12世紀，西班牙、法國興建造紙作坊，意大利、德國、英國等也緊步后塵，我國造紙術在歐洲推廣。

　　我國活字印刷術是西傳的又一重要技術。北宋時期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經絲綢之路傳至朝鮮、日本、越南。到13世紀，沿絲綢之路來到我國的西方人將這一技術帶回歐洲。15世紀時，歐洲人谷騰堡運用印刷術印出了一部《圣經》。1466年歐洲第一家印刷廠在意大利設立，我國印刷術迅速在歐洲傳播。

　　我國在隋唐時期發明了火藥，唐末出現被稱為“飛火”的火炮、火箭。公元8、9世紀，作為火藥重要原料的硝石從我國傳入阿拉伯，被稱為“中國雪”。13世紀，我國的火藥和火器制作技術傳入中亞、西亞和歐洲。

　　指南針、造紙術、火藥和活字印刷帶動了世界變革，推動了歐洲文藝復興。馬克思精辟地指出：“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section>

　　18世紀前后，中華文明深受歐洲啟蒙思想家推崇，從儒家學說到社會制度對近代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影響至深。面對舊制度的種種弊端，歐洲啟蒙思想家迫切需要探索社會變革的方向和途徑，他們不僅力圖從本國和歐洲的歷史中找到走出現實困境的出路，而且把目光投向歐洲之外的國家，力求從他國的經驗中獲得有益借鑒，而古老的中國成為它們聚焦的國度。

　　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把歐洲人發現中國文明比作達·伽馬和哥倫布發現好望角和美洲大陸。他說：“當高盧、日耳曼、英吉利以及整個北歐沉淪于最野蠻的偶像崇拜之中時，龐大的中華帝國的政府各部正培養良俗美德，制定法律，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倫理道德和治國理政方面，堪稱首屈一指?！狈鼱柼┱J為，中國在政治、文化、倫理道德、宗教等方面都優于西方國家，是西方的楷模。伏爾泰這樣贊美中國文化：歐洲的貴族和商人在東方所有的發現，只知道追求財富，而哲學家在那里發現了一個新的道德的與正直的世界。他把中國和整個歐洲國家作了比較后說：“中國遵循最純潔的道德教訓時，歐洲正陷于謬誤和腐化墮落之中。”而最純潔的道德就是“后輩對長輩的尊敬”等儒家道德倫理。

　　在伏爾泰看來，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為悠久的國家，盡管有一些古老的文明比中國文明更加久遠，但已經消失殆盡了。他認為，中國對天文觀察的記載證明了中國編年史的科學性，比《圣經》編年史更加科學、真實和可信?！叭绻f有些歷史具有確實可靠性，那就是中國人的歷史?！痹谒麄兛磥恚鳛橐粋€擁有4000年歷史而始終昌盛的國度，中國的語言、文字、習俗、法律、服飾等都沒有明顯的改變，這種高度的穩定是因為國家是建立在明智的道德基礎之上的。啟蒙運動時期，經由思想家的解讀、詮釋，儒家學說作為東方文化的突出代表，參與了歐洲鍛造現代文明、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實踐。

　　中國古代科舉制自隋唐始創，至清末廢除，延承了1300多年，不僅彰顯了中華文明的獨特魅力，而且對西方文官制度產生重要影響，被西方人譽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傳教士們對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十分重視，他們認為科舉考試制度有四個好處：一是國家通過考試選用有為的青年，不管其出身如何，只看其專研學問的結果，驅使他們奮進。二是磨煉人們精進學問的精神，使社會上尊重知識。中國青年熱心于在國家考試中及第，使其提高文化修養。三是防止貪欲和精神墮落，防止只是空虛和放縱行為的發生。四是皇帝將天下的人才集合在一起，解除有不良行為的官員職務，物色更適合的繼任者。

　　早期來華傳教士們對中國科舉考試制度的研究和介紹，在歐洲各國特別是在英國和法國引起強烈關注，許多啟蒙思想家和其他方面的學者，紛紛贊揚這一制度。1755年，英國《紳士雜志》載文說：“文章是一個希望接受考試的思想家必須經過的唯一考驗……所有作者都同意這種看法，中國人在治國術方面超過了其他所有民族?！狈鼱柼O為推崇中國的文官制度，認為中國官僚奉行儒家信條，恪盡職守，構成各部門職能相互制約和自我調節的好政府，而這些官員都是經過層層的嚴格考試選拔上來的。魁奈在其《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一書中設一節專門介紹中國的科舉制度，詳細介紹了三級學位的劃分和考試程序?？螌Υ朔浅Ｐ蕾p，希望歐洲也能引進這種制度。

　　在學者和思想家們的合力倡導下，歐洲各國吸收科舉制平等競爭、公開考試的合理內核，不斷嘗試在官吏制度改革中加以運用。18世紀，德國文官考試初具規模。英國文官制度對中國科舉制的學習和借鑒更加系統，成為歐美國家和日本仿效的對象。西方文官制度源于中國的科舉制，又在中國科舉制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完善，最終演化為近代西方社會較普遍的一種社會權力精英的遴選機制。

三、中華文明

在互學互鑒中綿延不絕

　　“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在中華文明內部，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匯、相互浸染；在與外部世界接觸中，中華文明先后融攝中亞游牧文明、波斯文明、印度佛教文明、阿拉伯文明、歐洲文明等。中華文明正是在與外來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動態過程中，以海納百川、開放包容的廣闊胸襟，兼收并蓄各國、各民族優秀文明成果，不斷發展、不斷壯大。

　　秦漢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升時期，中華文明憑借中央集權統一局面的優勢，對周邊鄰國產生強大輻射力，在持續散播、影響日甚的同時，對域外優秀文化的廣泛汲取，不僅豐富了中國民眾的生活，而且使中華文明更加枝繁葉茂。

　　中外之間的文明交流，若論歷史之久、關系之密切，首推朝鮮，中朝兩國人民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開始了經濟文化交往。在漢字傳入前，朝鮮沒有文字，漢字傳入后很快被朝鮮社會廣泛接受和使用，漢文化也隨之得以悉數傳播，持續長達兩千余年。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文化交流的歷史悠久綿長。徐福東渡日本的傳說至今流傳，日本推行“大化革新”“百事皆仿唐制”。

　　從漢代開始，中國大規模對外派遣政治使節。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兩度出使，歷時17年之久，“鑿空”之行開辟了陸地絲綢之路，不僅促進了中原與西域各民族的友好交往，而且促進了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公元73年至100年，班超奉命前往西域后，派遣甘英出使古羅馬，由此打通了從西域到條支和安息，并抵達波斯灣沿岸的道路。甘英成為我國史書記載第一個到達波斯灣的中國人。秦始皇經略嶺南，鑿靈渠，建郡縣，使番禺地區成為跨越南海與東南亞進行海上貿易的中心。西漢初年漢武帝遣使遠航，一直到達印度半島的斯里蘭卡，海上絲綢之路的大幕就此拉開。

　　佛教傳入是外部文化第一次大規模輸入我國。公元前1世紀末佛教已傳遍西域各地，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口授《浮屠經》，是佛教傳入漢地的標志之一。公元64年漢明帝派遣12使者前往西域訪求佛法，他們同印度僧人回到洛陽，建造了我國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馬寺。佛教文化一經傳入，很快被我國本土文化改造和吸收，逐漸形成漢傳、藏傳和南傳佛教三大派別，經過與儒、道等本土文化的不斷磨合，佛教最終融入中華傳統文化。相伴而來的印度文學、音韻、音樂、舞蹈、雜技、繪畫、雕塑、醫學、天文學等，不斷融入中華文化體系之中，為中華文化注入新鮮養分。而印度佛教藝術，經過我國藝術家和民間工匠的再創造，形成富有濃郁中國特點的佛教藝術，陸續傳入朝鮮、越南、日本，形成廣泛的世界影響。

　　秦漢時期，樂舞藝術蓬勃發展，再融進域外傳入的樂舞雜技，形成漢代樂舞百戲體系。東漢靈帝時期，帝王貴胄提倡和支持胡文化，西域文化融入漢文化中，兩種文化互寓其中，交相輝映，匯聚成絢麗多彩的中華文化。大唐時代不僅以經濟繁榮、文化昌達著稱于世，而且以兼收并蓄、善交友邦、對外開放而彪炳史冊。唐初，大量攝取外來音樂，“別求新聲于異邦”，印度音樂隨佛教傳入中國，波斯、羅馬、大食音樂隨來華使節、胡商傳入中國，蘇莫遮舞、拔頭舞、胡騰舞、胡旋舞等風行長安，唐代名曲《霓裳羽衣曲》成為漢樂與胡樂融合發展的最高成就。可以說，唐代音樂舞蹈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晶。

　　古代絲綢之路是人類文明交流的第一通道，是多種文明的大交匯和大融合。絲路沿線的不同文明，創造了各具特色的燦爛文化，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建筑藝術、古希臘的哲學、文學和史學，兩河流域的城市建筑、藝術、天文學等。古代絲路不同文明的深度互動交融，對人們的思想意識、對沿線各國的社會發展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來自不同國家、操著不同語言、身著不同服飾的外國人來到中國，有使節、商賈、販客，還有向往唐文化的外國留學生和學僧，他們把域外文化帶進中國，又把中華文化傳向四方。融合了多種域外文化的漢唐文化儼然成為世界性文化，洛陽、長安成為中外文明交匯的中心。

　　敦煌是貫通中西的絲綢之路襟喉，是多民族活動的大舞臺。來自印度、波斯、西亞的文人、傳教士、商旅、使者，同中國的漢人、藏人、蒙古人匯聚，各具特色的文化大量匯聚于此，造就了回鶻、粟特等少數民族善于吸收、借鑒外來文明的品格，其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即為真實寫照。敦煌、吐魯番石窟的壁畫和寫本，既受中原文化影響，又受印度文化影響，還受到阿拉伯文化浸染。敦煌莫高窟壁畫、彩塑中的服飾，包括中原傳統漢服、少數民族衣著，以及來自中亞、西亞、印度等地的衣裝。各具特色的服飾，展現了絲綢之路千余年間各國各民族、各階層不同身份的僧俗人眾的文化特征。

　　宋元時期的對外交流，較之唐代進一步發展，范圍進一步擴大，不僅與周邊國家的文化交往有了新發展，而且與北非、東非國家有了直接往來。宋朝廣泛招徠各國商人推進海上貿易，在各貿易港中廣州躍居首位。到南宋，泉州快速發展并取代廣州成為我國最大貿易港，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直到元末，泉州始終是我國對外貿易第一大商埠，馬可·波羅目睹了泉州港的盛況，稱“大批商人云集這里，貨物堆積如山，的確難以想象”。絲綢制品外銷熱度不減，瓷器外銷異軍突起，甚至超過了絲綢的銷量，海外貿易的發展使宋代中外交流的通道更加廣闊。元朝實行重商主義政策，頒布保護船商的“市舶則法”，采取“官辦民營”方式，制定了由國家出財資，船商進行海上貿易的“官本船”制度，不僅促成了元與阿拉伯人之間異常熱絡的海上貿易，而且進一步激發了中原地區與世界各地的人員往來、文化交流、思想交融。

　　明清時期的中國，是世界上文明程度高、經濟文化發達的國家?！爸袑W西傳，西學東漸”，構成這一時期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場景。西方使節、傳教士、商人把西方的天文歷算、數學、醫學等知識和自鳴鐘、火器等制造技術帶到了中國，同時把中國文化視為文明智慧與道德秩序的典范，并不斷帶回歐洲。明代鄭和下西洋，成為中國古代中外交往交流的典范。鄭和本著“敷宣教化于海外諸番國，導以禮義，變其夷習”的精神七下西洋，向沿途國家宣達中華文化，堪稱文化使者。鄭和船隊直接或間接幫助沿途各國建立健全政治、禮儀、法律制度，或邀各國使節到中國訪問，目睹中國社會文明。據學者統計，鄭和下西洋期間，沿途國家使節來華318次，平均每年15次，最多一次有18個國家朝貢使團同時到達我國。鄭和下西洋促進了中國與東南亞、南亞、東部非洲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書寫了中外文明交流互鑒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頁。

　　縱觀中華文明成長歷程，不難看出，中華文明在與外部世界的互動中，先后融攝中亞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歐洲文化等。中華文明秉持“和羹之美，在于合異”的理念，以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兼收并蓄的寬容心態，善待外來文化，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汲取一切有益養分，在求同存異中尊重差異性、講求和諧共生，使中華文明始終歷久彌新，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

　　歷史表明，沒有哪一個民族的智慧能獨立支撐整個人類的進步和發展，不同國家和民族只有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才能創造出引領時代的文明成果。中華文明正是在與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融合會通中，創造了延綿五千多年從未中斷的輝煌奇跡，塑造了植根于中華民族血脈深處的文化基因，為人類文明事業做出不朽功績，為我們在新時代堅定文化自信、歷史自信，探索促進人類文明交流的內在驅動力，深化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有益而豐厚的歷史滋養。

本文作者李國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院長，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原文載《世界歷史》2022年第4期。因微信平臺限制，注釋從略。如需查閱或引用，請閱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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