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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80年劉恒開創西漢“文景之治”中國秦朝末年，農民陳勝、吳廣在大澤鄉首舉義旗，秦王朝在農民起義的烽火中覆滅。又經過持續5年的楚漢之爭，劉邦取得天下，于公元前202年建立西漢王朝。漢承秦制，繼續實行中央集權的封建政治制度。由于秦的殘暴統治，加上秦末的連年混戰，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封建朝廷財金匱乏，人民群眾更是困苦不堪。西漢面臨百廢待興的局面，統治者積極總結秦亡的歷史教訓，企圖“借秦為喻”調整統治政策，這就是賈誼在《過秦論》中所說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也……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漢初總結秦亡的教訓，主要集中于兩個問題，一是繁苛徭賦，二是嚴刑酷法。以此為鏡鑒，漢朝前期的幾代皇帝，秉黃老之術，實行“無為而治”，貫徹輕徭薄賦、明法寬刑政策，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其中漢文帝劉恒做得尤為突出，因而成為西漢“文景之治”的開拓者。 漢文帝劉恒是劉邦第四子，生于劉邦稱帝的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生母薄太后，為人謹敬，與呂后相安無事。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劉恒被封為代王。代為漢初封國，都城先在代縣(今河北蔚縣)，后遷中都(今山西平遙西南)，劉恒做代王達17年之久。劉邦死后，呂后專權，大封呂氏兄弟及其子侄為王，形成取代劉氏天下之勢。公元前180年呂后逝世，諸呂陰謀發動叛亂，太尉周勃、丞相陳平、大將軍灌嬰聯合誅滅諸呂，擁戴劉恒進長安做了皇帝，這就是漢文帝。劉恒在位23年，至公元前157年逝世。他繼續執行漢初輕徭薄賦、明法寬刑的政策，進一步糾正秦政之弊，安定人心，發展生產，使社會經濟逐步繁榮。劉恒死后，其兒子劉啟即位，這就是漢景帝。劉恒、劉啟兩朝近40年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歷史，史稱“文景之治”。 漢文帝劉恒即位以后，便注重發展農業生產。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謀士賈誼上《論積貯疏》，建議朝廷“為富安天下”，指出：“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茍粟多而財有馀，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朝廷能勸百姓勤于“務本”(重視農業)，好吃懶做的游民也都參加農業生產，人人自食其力，天下自然太平。劉恒十分贊賞賈誼的意見，便在當年下詔勸農，并恢復周朝建立而后長久廢棄的“籍田”制度，春天“躬耕以勸百姓”(《漢書?食貨志》)，鼓勵農民勤于耕耘，不違農時，后來這項制度堅持下來，取得了一定的實效。 為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劉恒繼續執行輕徭薄賦政策，并擴大其范圍。在他即位以前，朝廷已將秦時的“泰半之賦”，減為什伍稅一，農民負擔相對減輕。秦朝濫用民力的弊政有所糾正，成年男子每年服徭役為一個月，生產時間有所增加。劉恒即位后，繼續減賦。公元前178年，他下詔免除天下田賦之半，即三十稅一；公元前177年，又下詔免除晉陽(今山西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遙)百姓田賦三年；公元前168年，規定只收當年天下田賦的一半；公元前167年，再次下詔，“除民田之租稅”，一直堅持到他去世，前后10年。文帝又將口賦(人頭稅)由一百二十錢，減為四十錢，僅為原來的二分之一。在徭役方面，他將成年男子一年服役一個月，減為“三年而一事”，削減三分之二。文帝的輕徭薄賦，與農民起義高潮中的無徭無賦相比，只是新王朝對農民的一種“讓步”策略，但糾正了舊王朝的繁苛賦役制度，畢竟是一種歷史的進步。農民能從中得到某些現實利益，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有利于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發展。 在廢除苛法嚴刑方面，漢初諸帝也作出了很大努力。早在公元前206年劉邦占領咸陽時，就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馀悉去秦法”(《史記?高祖本紀》)，以爭取民心的歸附。漢興以后，劉邦為了剪除韓信、彭越、英布等異姓王，三章之法不能應付當時的嚴重形勢，便讓相國蕭何收集整理秦法，制定《九章律》，恢復了秦時的許多苛法。惠帝、呂后執政的16年中，由于大局已經基本穩定，先后采取過一些省刑除苛的措施，如頒行贖罪令，廢除三族罪、妖言令，判處重要罪犯，不再株連父族、母族、妻族，說錯話也不再當作“妖言”治罪。史稱“天下安然，刑罰罕用”。 文帝劉恒即位的當年十二月，即召集大臣商議進一步明法寬刑問題。《史記?孝文本紀》記載了當時君臣的一段對話，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這樣的：文帝說：“法令是治政的依據，目的是用來制止強暴，引導人民歸向善良。如今犯罪的人既已依法論處，卻還要叫他們沒有犯罪的父母、妻子、兒女和兄弟連坐，一起抓來治罪，我很不贊成這種做法，希望你們議論一下。”有關的大臣都說：“老百姓不能約束自己，所以制定法令來管理他們。實行連坐，將無罪的親屬跟犯人一起收捕治罪，目的在于牽制他們的心理，使其不敢輕易犯法。這種做法由來已久，還是照舊不變的好。”文帝說：“我聽說法律公正，百姓就忠厚老實，處罰得當，百姓才甘心服從。管理百姓，引導他們向善，這是官吏的職責。如果不能引導他們向善，又用不公正的法律加罪他們，便會促使他們干兇暴之事，又怎能禁止人們犯罪呢？我看不出這種法令有何好處，請你們再慎重考慮。”由于文帝的堅持，眾大臣只好改口說；“皇帝將大恩大德施加天下百姓，功德之厚，非臣下所能想得到的，我們請求頒布詔書，廢除連坐法令。”文帝明令廢除族誅法、連坐法以后，于第二年(公元前178年)又下令廢除“誹謗妖言之罪”。他認為古代圣君明主治理天下，專設“進善之旌，誹謗之木”，疏通治政的渠道，招致進諫的臣民。如果設立誹謗妖言之罪，臣民不敢暢所欲言，君主無法知道自己的過失，朝廷不能招賢任能，所以這種法令應予廢除。他甚至認為老百姓詛咒皇帝，也不過是一種愚昧無知的表現，不能以誹謗朝廷治罪，并明確表示“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史記?孝文本紀》)，這實際上就是給人民以一定的言論自由。 文帝治國10余年后，還宣布廢除了肉刑，事情是從一個小女子上書而決定的。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齊太倉令淳于公給人治病，病人服藥后幾天去世，淳于公被控為庸醫害命，朝廷下令將他逮捕，押解長安。他有女五人，沒有兒子，臨行時嘆氣說，“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小女緹縈傷心哭泣，跟隨其父至長安，要上殿求見漢文帝。不得求見，只好上書給漢文帝說：父親當官的時候，齊國的人都稱贊他廉潔奉公，現今犯了法，受刑是理所當然的，但我悲傷人死了之后不可復生，受了刑罰的身體不再復原，即使想改過自新，也做不到了。小女子愿沒入官府做奴婢，以贖父親受刑之罪，使父親得以改過自新。上書送到劉恒手里，他頗受感動，說：“……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氏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史記?孝文本紀》) 遵照文帝的旨意，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議定律令，罪當黥(臉上刺字)，改為男的筑城，女的舂米，罪當劓(割鼻子)，改為笞三百；罪當刖(斬左、右腳趾)，改為笞五百。其實笞刑也是一種肉刑，用竹鞭抽打三百或五百次，也使人大多致死或致殘，所以《漢書?刑法志》說：“外有減輕刑罰之名，內實殺人。”不過，文帝作為一個封建帝王，強調“以德化民”，在統治實踐中采取一些明法寬刑措施，慎用死刑，廢除族誅、連坐之法，還是值得肯定的。 文帝在位期間，實行輕徭薄賦政策，對封建生產關系作局部調整；又明法寬刑，對封建上層建筑進行一些刷新。他對匈奴采取和親政策，與周邊少數民族友好相處，因而使天下安寧，黎民樂業。景帝即位后，繼續執行乃父制定的政策，社會經濟得到較大發展。后來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曾這樣描述過西漢前期社會經濟的情況：“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馀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西漢“文景之治”的這一派升平景象，是與文帝劉恒的賢能和進取分不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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