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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的近現代歷史上，毛主席與周總理一直是一對好搭檔。二人的革命友誼持續了幾十年，一直從長征走到了建國以后。 周總理也是最早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主席政治主張的一批人之一，在后續幾十年的工作當中，周總理也絕對擁護毛主席的理念，共同推進了革命的歷史進程。  不過，周總理并非對毛主席“言聽計從”，他曾經在1974年扣押過主席所下的最高指令，這件事直到二位偉人在1976年先后去世之后，才被人發現。 大家在看到主席這條神秘的最高指令時，也頓時明白了周總理為何要選擇將指令扣下。不會有人責怪周總理，因為這封指令背后，正是艱辛歲月當中那段大公無私的愛情……  1974年，中國逐漸走向穩定，外部勢力的擾亂在近些年來也少了很多，我們也逐漸與西方世界建交接軌，成為了一個世界性的國家。 而在這段發展時期中，我國中央政治局也出現了許多新的職位空缺，那些資質符合，但卻沒有被安排工作的革命者，也就成為了這些職位的待命人。 在這些待命人當中，有一個名字極為刺眼，她從長征起就一直跟隨著革命隊伍，親身經歷了這個國家的一切發展，但她卻僅僅擔任過“婦聯副主席”這樣的邊緣職業。她就是鄧穎超，周恩來總理的結發妻子。  （鄧穎超與周總理） 于是，在第四屆全國人大人事安排工作會議上，有人就提出了讓鄧穎超同志擔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想法，這個想法一經提出立刻受到了廣泛的認可。 所有人都知道，無論是從資歷方面還是能力角度上來講，鄧穎超同志都是一名十分優秀的共產黨員，她早就已經具備了擔任該職位的能力，只不過是周總理一直堅持反對鄧穎超參加政府工作，所以鄧穎超才一直游離在邊緣組織中。 但是，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樣的職位變動，無疑需要主席和總理的共同批準，參會的相關人員很快就把這個提議送到了主席手上，得知此事之后，周總理拖著幾乎病入膏肓的身體遠赴長沙找到了毛主席，對這份人事變動進行了探討。  雖然周總理依舊對這份人事變動持有反對意見，但是毛主席卻認為：鄧穎超已經在婦聯工作了20多年，工作期間政績優異，在此時擔任人大副委員長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于是，毛主席交給了周總理一份手令，上面寫著幾個大字： “我同意在四屆人大上安排鄧穎超同志一個副委員長的職務。” 即便有主席的命令，但周總理依舊沒有讓自己的妻子出任任何黨內職務，而是選擇將手令扣下。難道周總理就真的這么“絕情”嗎？  當然，周總理絕對不是一個絕情的人，他與鄧穎超的愛情也一直是被人所傳承的一段佳話，周總理之所以不讓鄧穎超擔任重要任何黨內的職務，其實還有著更深的理由…… 周總理出生于1898年，比鄧穎超大了整整6歲，在鄧穎超還在上學的時候，周總理就已經有了在日本留學的經歷。 雖然二人的經歷不同，但崇高的革命理想依舊讓他們成為了同事，1919年，鄧穎超在五四運動中慷慨激昂的發表演說，將自己的熱切愛國之心了展露出來。  在她發表演說時，年少的周恩來其實也坐在主席臺上…… 就這樣，二人在偉大的愛國運動中相識，并且共同舉辦了“覺悟社”這一先進社團，彼此之間也逐漸有了更多的工作往來。 漸漸的，兩人都被對方所吸引，但在當時那個緊張的革命環境之下，誰都沒有輕易的吐露心跡。  直到1920年11月，周總理要去往法國進行留學，這次的分別也成了二人愛情的催化劑，分隔兩地之后，他們才知道了彼此在生命當中的重要性。 在周總理留學的這段時期里，他和鄧穎超的書信來往不斷，每次都要洋洋灑灑的寫上好幾頁信紙。 1923年，遠在法國的周總理給鄧穎超送來了一封書信，這一次他沒有寫太多的內容，只是給鄧穎超在信封中加塞了一張明信片。 這張明信片上印的正是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夫婦（德國著名革命領袖，在革命當中壯烈犧牲）而背面則是周總理的一場手書：  “希望我們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一樣，一同上斷頭臺！” 這就是周總理的“表白”，是革命者對愛情的最熱切渴望，而鄧穎超也當然了解周總理的心跡，兩人的戀愛關系也就在這一場書信來往中正式確定了。 1925年8月8號，回國的周總理與鄧穎超在廣州舉行了一場簡單的婚禮，一對青梅竹馬的革命者成為了人生路上的最佳拍檔，他們即將面對的，是更為殘酷但光榮的革命事業。 在結婚之后，周總理在黨內的事務也變得多了起來，雖然二人平時無話不談，經常在信中互訴衷腸，但是周總理卻從來沒有對鄧穎超提起過自己的革命事業，他不想讓自己的妻子承受如此巨大的危險。 1927年8月，周總理離開了家庭，領導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南昌起義，真正意義上的打響了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而直到起義結束，鄧穎超都不知道周總理其實就是這場震驚全國的起義的領導者。  國共合作破裂之后，紅軍的處境變得異常艱難，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轉移——長征，也就此開始。周總理與鄧穎超也當然是長征路上的一員。 作為一名女子，鄧穎超的體力本就比不上那些在戰場上經過錘煉的士兵，但她還是咬牙堅持，拼盡全力不給隊伍拖后腿。 屋漏偏逢偏夜雨，鄧穎超在這時還意外感染了風寒，一直發著低燒，這樣的病情也隨著長時間的跋涉而變得越來越嚴重。而那時的周總理其實也發著高燒，得知此事之后，鄧穎超讓醫生把原本給自己準備的退燒針給周總理送了過去……  （偉大的長征） 好在這場夫妻之間的謙讓沒有釀成大禍，兩人都成功走完了長征的漫長道路，成功抵達了延安。 抵達延安后，周總理一直在考慮戰略上的問題，不僅要與國民黨周旋，還要盯防著在東北虎視眈眈的日本侵略者。抗日戰爭爆發后，周總理更是每日忙的焦頭爛額，要處理大量的事宜。 但鄧穎超其實也沒有閑著，雖然她的身體從小就不好，還得過非常嚴重的肺病。 但鄧穎超依舊堅持著在后方為群眾做馬列思想工作，并且領導了早期的婦女運動，在人民群眾那里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  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等共產黨人的共同領導之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都迎來了勝利。新中國的成立也宣告著這片土地上持續了幾十年的戰爭和混亂走向了結束。 但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的職務安排上，鄧穎超卻幾乎被“忽視”了，而這一切其實正是周總理的安排。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周總理負責起了早期的人員職務分配，他給所有在黨內作出過貢獻的革命者都安排了他們應得的職位，但卻唯獨漏下了自己的妻子。 很多人都對周總理的這種行為表示不解，鄧穎超在革命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不僅積極在后方進行群眾思想教育，同時還領導了新中國早期的婦女運動和兒童教育事業，為黨的思想傳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樣的人為什么不能被授予一定職務呢？ 面對這些聲音，周總理卻一改往日的溫和，直接公開表示： “只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絕不能在政府部門中任職！” 周總理的這句話徹底關死了鄧穎超在政府任職的大門，因此，她選擇繼續在婦聯工作，連任了三屆婦聯副主席和黨組副書記。 但是，鄧穎超卻沒有怪過周總理，二人的感情也是好的不能再好，依舊像熱戀期那樣保持著書信往來。 很多人還是不理解兩人的選擇，在和二人一同參加過革命的老同志中，也有很多人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希望周總理能松口，讓鄧穎超加入到政府工作當中。 （周總理與鄧穎超） 在這個時候，周總理才道出了自己的理由。原來，周總理一直痛恨古代官僚政治當中的家族裙帶關系，只要是一家人參與到相同的工作當中，就難免會出現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哪怕鄧穎超是一位十分優秀的革命者，在工作上也挑不出任何毛病，但周總理還是不能接受國事和家事在政府當中被混為一談，因此，他拒絕讓鄧穎超擔任任何政府職務。 周總理的這番做法，其實就是他一生的廉潔體現：一身正氣，兩袖清風，謀職不為私利，用人不用至親；哪怕旁人難以理解，也要對得起一位共產黨人廉潔奉公的良心。 毫無疑問，周總理的這番做法無疑對不起鄧穎超，但他卻對得起除了鄧穎超之外的每一個中國人。 （周總理與鄧穎超） 正因如此，周總理才會在1974年選擇將毛主席的手書指令扣下，不讓鄧穎超擔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件事在周總理去世之前，恐怕只有毛主席和周總理兩個人知道。 鄧穎超與周總理的感情并沒有因為周總理的大公無私而受到任何影響，雖然不讓妻子出任政府職務，但周總理卻對鄧穎超愛的極為深沉。他曾對她說： “我是一位堅定的唯物主義者，唯有你，我希望有來生。” 1976年1月8號，周總理在北京逝世，離開了這個他曾經為之奮斗的理想世界。在總理去世后，人們在整理其遺物的時候才在一個上了鎖的柜子里發現了主席的手書。 （周總理追悼會） 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周總理也沒有任何改變，將一顆為公為民的廉潔態度貫徹到了人生的盡頭。聞者無不潸然淚下，被總理這一顆大公無私的心所打動。 中央發現主席的這一封被周總理扣下的手書，立刻決定按照主席的指示，給鄧穎超同志安排職位工作。 鄧穎超在得到這一任命之后思考了很久。最后決定出任該職位，繼續在工作當中燃燒自己的激情。 1978年，鄧穎超當選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當時的她已經73歲高齡，但依舊奮斗在工作前線，將總理的遺志繼承，盡心盡力為人民服務著。 在改革開放之后，鄧穎超的身體越發不好，她從小就患有肺病，如今在古稀之年依舊奮斗在前線，無疑是對她身體進一步的摧殘。很多同事也都勸鄧穎超盡早退休，安享晚年。 但是，鄧穎超卻依舊拖著自己的病體走在工作前線，多次出席各種外交活動和領導任務，絲毫沒有在意自己的身體情況。 1988年，鄧穎超的身體終于已經到達了極限，無法奮斗在革命一線了。于是，鄧穎超在84歲高齡迎來了自己的退休，回到家中安度晚年。即便如此，鄧穎超依舊通過報紙和各種媒介關心著國家大事，經常給中央送去有關的意見。 1992年7月11號，鄧穎超在北京安然逝世，在總理離開16年后，鄧穎超也終于去追隨他的腳步了。這對革命密友一定會在另一個世界繼續他們的故事。 鄧穎超和周總理一樣，經常被人提起和緬懷，兩人都是極為優秀的共產黨人，都是我們難以忘懷的偉大人物，都是為了革命和人民奉獻了一生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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