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顯飛｜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恩格斯哲學評價的歷史演變及“理論浮夸”

自1923年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出版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已經存在近一個世紀之久。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在闡釋馬克思主義時走的是一條既不同于第二國際的實證主義、改良主義和新康德主義，也區別于列寧主義的道路。西方馬克思主義出于自身的理論目的重新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強調馬克思的人道主義，質疑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也必然會對恩格斯哲學進行評價。

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湖南師范大學道德文化研究中心、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易顯飛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恩格斯哲學的評價經歷了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20世紀中葉后西方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和20世紀60年代后科學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三個階段，反映了其對于恩格斯哲學的認識過程以及自身理論的演變，總體上對恩格斯哲學持“否定”態度。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于恩格斯哲學的評價甚至批評由于缺乏真誠的無產階級革命實踐，從而使自己的批判理論走向“浮夸”并成為被批判的對象。

20世紀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

對恩格斯哲學的評價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了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沉重災難，在客觀上也使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更清晰地暴露出來，由此進一步促進人們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進行反思。與此同時，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西方一些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帶來了希望，使他們看到了擺脫剝削和壓迫的可能。但是在隨后的1918年到1923年間，德國、匈牙利等國家相繼爆發的無產階級革命都以失敗告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方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與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之間形成的巨大反差，促使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考察蘇維埃俄國即后來的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的同時，不得不反思革命失敗的根源。由于此時的俄國完全在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并且列寧主義哲學也被當作唯一正確的意識形態主導著思想領域。這就促使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反思，認識到列寧—斯大林主義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盲目照搬到歐洲其他國家。這種反思在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哲學思想中得到了體現，開啟了對馬克思主義解釋的另一條路徑，形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恩格斯哲學的第一次評價。

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都反對恩格斯將辯證法推廣到自然界，即反對恩格斯創立的自然辯證法。盧卡奇指出：“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論述……辯證法是由一個規定轉變為另一個規定的連續不斷的過程，是矛盾的不斷揚棄，不斷相互轉換，因此片面的和僵化的因果關系必定為相互作用所取代。但是他對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歷史過程中的主體和客體之間的辯證關系連提都沒有提到，更不要說把它置于與它相稱的方法論的中心地位了。”盧卡奇認為恩格斯誤解了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并機械地將歷史辯證法推廣到自然界。在盧卡奇看來，辯證法只能是主客體的辯證法，只能由人來實踐，而自然界是不可能存在辯證法的。脫離人的自然界類似于康德的物自體領域，無法進行認識和把握。柯爾施指出：“列寧和他的追隨者片面的把辯證法變成了客體、自然和歷史，他們把認識僅僅描繪成主觀意識對這種客觀存在的被動的鏡子式的反映。”柯爾施在這里沒有對恩格斯進行直接評價，但是一樣反對把辯證法應用到自然界，而認為只有“存在”與“意識”之間的辯證關系。葛蘭西指出：“自然科學用以解釋人類歷史的因果原理，實際上是一種武斷的假設，如果不說是事實上回到舊思想體系的解釋上去的話。”葛蘭西認為自然辯證法是一種武斷的假設，不能應用于人類歷史因果的解釋之中。葛蘭西也在其《獄中札記》中批評到，恩格斯的辯證法是在試圖證明某些宇宙法則。

葛蘭西并不同意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定位。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從自然科學的角度來研究物質，而是從實踐的角度去研究。葛蘭西強調：“對于恩格斯所說'世界的物質性是由哲學和自然科學的漫長和費力的發展所證明’的說法，應當加以分析和使之更加精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以實踐為基點的超越唯物與唯心的實踐一元論哲學，而恩格斯是一種粗俗的、封閉的唯物主義。柯爾施在《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中分析《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時指出：“對他們來說，全部哲學等同于資產階級哲學”，“同樣，他們恰恰不是反對特殊的哲學體系——他們要用科學社會主義最終克服和取代哲學”，“哲學自身沒有由于只是廢除它的名稱而被廢除”。柯爾施認為恩格斯反對的始終是資產階級哲學，并沒有要廢除哲學，其真正思想是既要繼承哲學又要超越哲學。而且他和黑格爾一樣都是要克服“個別科學和凌駕于其上的哲學之間的矛盾”，他要在哲學內保持一塊有限領域的獨立性。

柯爾施一直反對反映論，他認為認識不是被動的“鏡子式的反映”。如果把認識僅僅描述成主觀意識對客觀存在的反映，就破壞了存在與意識之間的辯證關系。盧卡奇認為恩格斯的實踐概念存在一些問題：“恩格斯認為實踐是檢驗理論的標準，而把實驗和工業看作是證明這一點的典型事例……恩格斯的論點在理論上是不完全的，因為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實踐的領域（在不改變其基本結構的情況下），在發展過程中已變得比單純的勞動更加廣泛，更加復雜，并以更多的過程為中介。”盧卡奇認為，實踐的概念應該更加廣泛，而恩格斯把馬克思的實踐概念窄化了，把實踐概念局限在實驗和工業領域。

一方面，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代表人物普遍不認同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對此，盧卡奇在其《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有大段論述。柯爾施在其作品中的表述比較隱晦，很少直接批評恩格斯，批評的對象都是以列寧為首的繼承者。而葛蘭西也稱恩格斯的辯證法是在證明一種宇宙法則。但是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恩格斯哲學的評判并不是全面否定，而是部分否定。他們也都肯定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作出了重要貢獻。盧卡奇和柯爾施在其作品中也多次引用恩格斯的話來論證其觀點的正確性。葛蘭西一直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合稱為“實踐哲學的創始人”。

另一方面，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在評價恩格斯哲學時始終以馬克思為基點。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之所以要求“回到馬克思”，是因為在他們看來，恩格斯哲學的所有錯誤在于誤解了馬克思，需要對其進行重新解釋。但是他們也都承認，馬克思與恩格斯是不能分開的，其理論是一體的。盧卡奇認為，除辯證法之外的理論，恩格斯的理論與馬克思的理論相差無幾。柯爾施在《馬克思主義與哲學》中也都是用“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的合稱來指稱馬克思主義哲學。因此，在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理解恩格斯哲學始終也只能以馬克思為基點，從馬克思出發，不可能離開馬克思主義的背景去談論恩格斯。但是，由于他們不認同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因而，不可避免地就制造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對立。

第一，個人所處的國內外政治環境的影響。20世紀二、三十年代，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的無產階級革命爆發的高峰期。盧卡奇于1918年投身革命，1919年革命失敗后移居維也納。柯爾施于1923年參加德國漢堡起義失敗。葛蘭西更是在領導意大利共產黨反對法西斯的斗爭中被逮捕。現實革命的屢屢失敗使他們更愿意在哲學理論上尋找實踐道路的理論基礎。后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被稱為“書齋里的革命”，這與他們早期革命的失敗遭遇不無關系。因此，也形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理論輕實踐的特征。

第二，個人的哲學文化背景。個人所受的哲學文化熏陶對其理論的發展也有很大影響。盧卡奇早年接觸過尼采、叔本華、克爾凱郭爾等的一些思想，而且在文學上也受到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影響。柯爾施不必多說，他本身就是德國人，身上帶著德國古典哲學的韻味，而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在他看來更像是英美實證主義與經驗主義。葛蘭西則早年受意大利唯心主義哲學家柯羅齊的影響至深。

第三，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肯定。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可以拯救社會的。蘇聯的勝利已經印證了這一點。而一戰后的革命卻失敗了，那只能是后續的繼承者出現了“問題”。而恩格斯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更是重要的創始人之一，因此，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恩格斯哲學不會持全然否定的態度。第四，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肯定反映在哲學上，也是他們對改變歷史的期望，希望個人可以改變歷史進程。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正文的第一句話就引用了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一句話“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重點在于改變世界”。由此可以看出盧卡奇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肯定，因而，對于降低人的主動性的恩格斯的自然辨證法就自然會持否定態度。

20世紀中葉西方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

對恩格斯哲學的評價

由于資本主義制度內部不可解決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導致以德、日、意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最終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災難之一。此后，西方學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越來越多，同時，對人自身的生存也進行了更加深刻的反思。在學理上，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公開發表被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捧之為瑰寶。他們認為發現了一個人道、人性、人學的馬克思，與青年之后的“人學空場”馬克思形成了鮮明對比。即青年馬克思被發現后，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就開始制造出兩個馬克思。由此，在西方國家引發一陣又一陣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潮，其中包括部分法蘭克福學派學者、弗洛伊德主義者和存在主義學者，梅洛-龐蒂和薩特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們把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推向了最高潮。隨著人本主義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中占據主導地位，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恩格斯哲學的評價也隨之發生了很大變化。

梅洛-龐蒂認為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是方法論上的辯證法，并沒有本體論的意義。“辯證法就是這種連續的直覺，就是對實際歷史的連貫的讀解”，“只有在第二位的和派生的意義上才有自然的辯證法”，“每一門科學都產生了它自己的辯證法，恩格斯并沒有賦予哲學一種權利，讓它把各種科學的成果都安排在一種初始的辯證法中”。因此，他認為恩格斯意欲構造一種龐大的、包羅萬象的自然辯證法是錯誤的。薩特在《馬克思主義與革命》一文中通過分析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中的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問題以及物理學上的液化汽化問題之后指出：“恩格斯宣稱為科學方法的東西，只不過是他思維的簡單而純粹的運動：從科學的世界來到樸素實在的世界，再回到科學的世界和純粹感覺的世界。”在《辯證理性批判》中，薩特進一步強調：“至于自然辯證法，它在任何情況下都只能是一種由形而上學假設的客體。”薩特對恩格斯辯證法的評價就顯得十分尖銳，完全不同意恩格斯關于自然辯證法的思想，在他看來，這只不過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夢想”罷了。

梅洛-龐蒂引用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的一句話“哲學'即是多余的，又是不可能的’”，是想說明在恩格斯那里沒有哲學，更談不上恩格斯的哲學體系。即使有，也只是一些不成熟的哲學思想。薩特在給加羅蒂的一封信中說：“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乃是以一種歷史的內在辯證法為前提的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如果你們把辯證唯物主義理解為這種自以為發現一種自然辯證法的形而上學的夢想的話。”很明顯，薩特對肇始于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是極其反對的，認為這不是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錯誤的形而上學。

梅洛-龐蒂指出：“通過把辯證法與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嫁接起來……用一種不透明的、被規定為第一性的'第二自然’，來代替體現在'物’中的、作為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歷史。在理論層面，這就是以全部'理解’的力量來封閉歷史，正如在行動層面，則是以一種技術性的活動來代替全部實踐。”表面上看，梅洛-龐蒂在這里所指的是列寧的認識論，但是實際上卻是對恩格斯認識論的一種評價。因為他反對恩格斯把唯物主義與辯證法“嫁接起來”而形成的認識論。薩特說：“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的認為物理化學定律展示了一種辯證理性，或者可自由的不這么認為。總之，在無機的自然事實領域內，所作出的都是科學以外的肯定。”薩特否定了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也就是說，即使科學是辯證的，我們也不一定能認識到，我們認識的只能是自己思維的辯證性。由此，薩特在否定恩格斯的辯證法的同時，也否定了恩格斯的認識論。

第一，對恩格斯哲學批判的基調沒有改變，同樣集中在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上。但是，西方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從對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思想的批判，過渡到對恩格斯哲學思想的整體批判。他們普遍認為，恩格斯沒有哲學，自然辯證法只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想，辯證唯物主義也是一種極其錯誤的哲學形態。

第二，西方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對恩格斯哲學的評價與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恩格斯哲學的評價看似相似，但其中的邏輯卻發生了很大轉變。這個轉變是由他們對恩格斯哲學評價的“基準”不同而帶來的。他們拋棄了早期以馬克思為基準點來審視恩格斯哲學的視角，轉而從存在主義或其他哲學流派的視角來審視恩格斯哲學。這就導致了恩格斯哲學同其他西方哲學流派的思想間的碰撞。如薩特就是始終站在一個存在主義的視角來評價恩格斯哲學。總的來說，20世紀中葉的西方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學者在對馬克思主義進行闡釋時與作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的恩格斯有著巨大的差異，所以對恩格斯哲學的評價才會形成巨大反差。

第一，20世紀中期的西方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重點關注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批判性，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在他們看來，馬克思主義哲學最重要的作用是社會批判功能，往往忽視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因此，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詮釋者的恩格斯只是作了一種錯誤的詮釋，其哲學也必然是錯誤的。他們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也是在一種社會歷史學的立場上承認。他們借用馬克思的社會歷史理論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而認為辯證唯物主義則完全“沒有必要”。

第二，哲學文化的影響。20世紀上半葉，哲學經歷了一個較大的發展，最為著名的是語言哲學的轉向和“現象學運動”。這兩股哲學思潮改變了以往的哲學進路，而且主張超越近代的唯物與唯心的“二分哲學”。因此，現代哲學家在反觀近代哲學的時候就會“居高臨下”。也正是因此，他們在評價恩格斯哲學的時候，往往會“全然否定”恩格斯哲學，認為那只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夢想”。

第三，20世紀中期的西方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放棄了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那種“談及恩格斯必有馬克思”的做法，進而把視角轉向作為獨立個體的恩格斯個人。因此，對他們來說，對恩格斯哲學的評價也就“僅僅”是對恩格斯哲學的評價，無須關聯到馬克思。即使全盤否定了恩格斯哲學，仍然不影響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的正確性。

第四，西方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對恩格斯哲學的評價如此，始終少不了他們對“人”的重視。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人們對于資本主義的危機感和幻滅感又一次加深。“人”又重新出現，成為了時代主題。而在他們看來，恩格斯哲學忽視了人，恰恰是一種“人學的空場”。基于這樣的預設立場，他們否定恩格斯哲學也就在所難免。

科學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

對恩格斯哲學的評價

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興起與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有著莫大的關聯。1956年，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進行了批判，揭露其“暴行”，把所有的政策失誤都歸于他。這種對待斯大林的非科學的態度，使一些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產生懷疑。而西方各國以人本主義來解釋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也就越來越多。20世紀60年代，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達到了頂峰。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正是在對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反思下興起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爾都塞，他們要恢復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這一思潮試圖把結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完成對馬克思主義的新探索，其實質是對恩格斯哲學路向的某種程度的回歸。”

阿爾都塞指出：“雖然恩格斯有驚人的天才，但他的思想還是無法與列寧相比。通常他只是把這些并列在一起，而不是把它們放在統一的關系中去思考。”阿爾都塞沒有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進行責難，但是他認為恩格斯雖然是一個天才，但還是缺少“聯系的”哲學思想，也沒有擺脫那種實證的方法。科萊蒂在《馬克思主義與黑格爾》中指出：“然而對恩格斯來說——獨斷論這個詞天生地（完全地）與形而上學連接在一起的——這段論述以一種歪曲的意義呈現了出來：導致形而上學的原因不是別的正是科學。因此，為了剔除形而上學的獨斷論，就必須要反對無矛盾的科學思維。”“然而，對于恩格斯來說，科學非矛盾是形而上學的一種形式，而唯心主義或形而上學邏輯則是新'科學’的邏輯。”科萊蒂認為恩格斯把辯證法和無矛盾原則弄反了。作為科學標準的無矛盾原則被恩格斯當成了形而上學，作為形而上學的辯證法被恩格斯理解為科學的方法。因此他認為恩格斯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受到了極大的損害。

阿爾都塞在《列寧與哲學》中指出：“他從未真正擺脫《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實證主義主題。因為盡管他提倡對哲學進行系統的研究，但對他來說，哲學必須消失，因為哲學不過是'工匠的實驗室’，過去科學所必需的哲學范疇就是在這個實驗室里形成的。這些時代已經過去了。哲學已經完成了它的工作。”阿爾都塞指責恩格斯沒有擺脫實證主義，哲學對于恩格斯來說只不過是“工匠的實驗室”，最終是要超越哲學的。隨后，阿爾都塞又指出了恩格斯關于哲學的研究對象方面的問題，“事實上，如果哲學的對象是純粹的思想，那么恩格斯會發現自己是一個沒有先驗主體的康德主義者”。科萊蒂認為恩格斯的哲學同柏格森的哲學一樣，雖然目的、形式、綱領完全不同，但是卻有一個共同的理論核心，就是對理智與不矛盾原則的批判。

阿爾都塞說：“恩格斯的確為我們闡明了理論史上的一個事件的形成條件之一：準確地說，就是理論革命。我們看到，只有建立起認識史上出現的理論事件或事實的概念，才能夠建立認識史。”阿爾都塞肯定了恩格斯在認識史上所作的貢獻。但同時，阿爾都塞又指責恩格斯在認識對象概念上的含混不清，他經驗主義地把認識對象和現實對象混為一談。科萊蒂仔細考察了黑格爾和恩格斯的哲學。他認為黑格爾的整個哲學“因一個深刻的矛盾而分裂和斷開；它的'方法’和'系統’永遠是相互沖突的”。而恩格斯恰恰繼承了黑格爾的這個矛盾，即思維與存在同一說。因此恩格斯的認識論也只能是矛盾的。

第一，科學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恩格斯哲學的評價也有諸多微詞，但相比于西方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全面否定還是有所轉變。這也算是對恩格斯哲學的一種回歸。尤其是阿爾都塞對恩格斯哲學的評價，其中不乏很多對恩格斯天才的夸贊。

第二，科學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恩格斯哲學的評價，大多是從恩格斯哲學與科學的關系著眼。在他們看來，恩格斯的研究橫跨自然科學和哲學兩個領域。恩格斯的本體論、方法論、認識論，都少不了科學的痕跡。

第三，雖然同樣是對恩格斯哲學的不同聲音，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對恩格斯哲學的評價卻存在著尖銳對立。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反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認為恩格斯割裂了黑格爾同馬克思的辯證法之間的聯系，使得馬克思主義科學化、實證化。而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則批判恩格斯繼承了黑格爾錯誤的“物質辯證法”，使得馬克思主義形而上學化，最終使馬克思主義失去科學性。

第一，對西方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否定。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興起與西方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興起有著莫大的關聯。科學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正是以一股反對馬克思主義人本化的思潮而出現。這種反馬克思主義人本化的思想也反映在對恩格斯哲學的評價上。表面上他們與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一樣，都否定恩格斯哲學而重新闡釋馬克思主義，但是實質上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是與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的。

第二，“棄恩保馬”。西方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與正統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諸多不同，但是他們相信馬克思主義。因此，在遇到理論問題時，他們就會修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邊緣（恩格斯哲學）而免于核心（馬克思哲學）被修改。正如邏輯實用主義者蒯因所言：“在任何情況下任何陳述都可以認為是真的，如果我們在對系統的其他部分作出足夠劇烈的調整的話。”

第三，科學的發展以及對科學與哲學關系的考察。科學的巨大發展給人們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所有的學科都必須經過科學的檢驗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基礎。而哲學的處境就顯得尷尬，脫胎于哲學的科學反過來成為哲學的標桿。而恩格斯作為科學家與哲學家的雙重身份，同樣影響了科學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恩格斯哲學的評價。第四，對形而上學的否定。恩格斯哲學中的形而上學思想也是科學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重點關注的對象。因為科學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要保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就必須摒棄其中的形而上學的思想。

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恩格斯哲學

評價的“理論之困”與“理論浮夸”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意識到了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中諸多不可避免的問題，進而轉向社會主義尋求出路。但是他們在積極尋求出路的時候又遭遇接連失敗。面對這樣的失敗，他們開始對其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進行反思。由此形成了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哲學上對恩格斯哲學的評價。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恩格斯哲學時主要是基于對恩格斯文本的闡述，同時與馬克思進行局部的差異對比分析。

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恩格斯誤解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首先，恩格斯錯誤地把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推廣到自然界，得出自然辯證法。其次，恩格斯縮小并弱化了馬克思的“實踐”概念。這就導致“人”在恩格斯哲學中地位的下降，同時，“人”的主觀能動性與無限創造性得不到保障。這也為后來的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打開了一扇大門。再次，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并沒有全然否定恩格斯哲學。同時，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恩格斯哲學的評價始終離不開馬克思，始終是以馬克思為基點的。最后，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由于沒有接觸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第一版（MEGA1），文獻有限。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西方總體上不關注文獻考訂法。這也是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沒有辦法真正把馬克思與恩格斯分開的原因之一。

20世紀50年代，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意識到資本主義的科學和工業技術的高速發展并沒有帶來大多數人的幸福。“特別是在二戰后……以'消費主義’為主要標志的人的存在方式大行其道，乃至從西方逐步流行而為世界其他地區所接受。但反過來，西方一些有識之士也以各種形式從各個角度進行了深刻反思：這種存在方式是人所需要和應有的存在方式嗎？人處在這種存在方式下真的非常幸福嗎？人能否繼續按照這種存在方式繼續生活下去？這種存在方式會把人帶到哪里？我們是否需要尋求一種新的存在方式？人究竟如何美好地活在這個世界上？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必然性與現實性何在？”他們越來越關注人本身、人的生存狀態。這種戰后的反思將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推向高潮。

首先，他們研究恩格斯哲學不僅局限于對文本的思想闡述，還把恩格斯哲學思想放在一個哲學系統中進行分析。他們評價恩格斯哲學時著重關注恩格斯哲學體系的整體性以及“人”在其中的地位。其次，他們全然否定恩格斯哲學，認為恩格斯哲學體系是一種形而上學，或者在恩格斯那里是根本沒有哲學的。當然這與現代哲學要求超越近代的唯物與唯心的“二分哲學”也有一定關系。最后，他們以一個解剖者的視角，把恩格斯哲學從馬克思主義中剝離出來。雖然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和20世紀50年代的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學者都提出了恩格斯哲學中“人”的問題，但是，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是從“實踐”的角度來提出的，而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則是從“存在”的角度提出的。

20世紀60年代，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反對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思潮而產生。首先，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僅具有價值維度，更具有科學維度。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忽略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在闡釋馬克思主義時，也算是對恩格斯哲學的一種回歸。正如王雨辰強調：“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的本質是既要反對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解釋，又要反對決定論、目的論的馬克思主義解釋，力圖捍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與意識形態職能的關系。”阿爾都塞在研究恩格斯哲學時常常對文本進行“癥候式閱讀”。其次，20世紀60年代的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雖然對恩格斯哲學持批評態度，但是在某些方面還是認同恩格斯的哲學思想，其中不乏對恩格斯創造性的肯定。最后，他們對恩格斯哲學的評價都是從哲學與科學的關系入手。雖然20世紀50年代的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同20世紀60年代的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同樣對恩格斯哲學進行了批判，但是其內在邏輯卻存在很大不同。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認為恩格斯割裂了黑格爾同馬克思的辯證法之間的聯系，使得馬克思主義科學化、實證化。而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則認為恩格斯繼承了黑格爾錯誤的辯證法，使得馬克思主義形而上學化。

可以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于恩格斯的批判更多的是為了鞏固自己“異彩”的理論，即預設恩格斯的思想是自己理論的對立面，通過否定對方的方式來肯定自己。比如，為了展示自己的“人本主義”，預設了恩格斯的“自然”是脫離了人的實踐的，并片面強調馬克思的人道主義和恩格斯的唯物主義，割裂了兩者之間的聯系，這帶有夸大色彩。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上的觀點是一致的：對于馬克思來說，其辯證法和唯物主義是建立在社會和自然之間復雜的相互關系基礎上的，這兩者構成了統一的現實，需要統一的科學解釋。馬克思將社會和自然都納入辯證法體系中，即使他認為自然辯證法發展得“不如”社會辯證法充分和完全，但是馬克思并沒有否定自然辯證法。另外，對于恩格斯來說，我們對于自然的理解是辯證的，通過人的實踐才成為可能的，包括科學技術所引入的實驗方法。最后，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于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實際上正契合了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思想。恩格斯通過“自然—社會”之間的聯系構建了自然的辯證概念，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的異化社會導致了自然的再生法則和可持續發展法則的破壞，從而造成全球性生態危機，而這些恰恰是來源于人為地割裂自然現實與人類意識之間的關系。

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西方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科學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三大流派對恩格斯哲學評價的歷史演變反映了西方資本主義的變遷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的分化。這三大流派中，反對恩格斯哲學的代表人物表面上站在反對資本主義的立場上，但無論是右派還是“左”派，都與資本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始終沒有擺脫各種資產階級思想的傾向。因此，他們批判恩格斯哲學的理論完全適合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對資產階級政治家的評價：“資產者，尤其是高升為政治家的資產者，總是用理論上的浮夸來彌補自己實踐上的卑下。”反觀對恩格斯哲學展開批判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出現理論上的“浮夸”，根本原因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是因其“實踐”的嚴重不足。批判恩格斯哲學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脫離無產階級革命的生動實踐，難以擺脫小資產階級立場，缺乏對唯物史觀的透徹理解，從而在理論上肆意浮夸、編造和進行理論恫嚇，最終必然走向馬克思主義的反面，成為歷史的塵埃。如此，通過考察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于恩格斯哲學的態度，我們反而能夠進一步挖掘出恩格斯哲學思想的理論深度、豐富內涵和頑強生命力。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自然辯證法中國化及當代創新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ZD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