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于西安事變的歷史意義，教科書上的觀點大致是：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停止了蔣介石”安內攘外“的反動政策，開始了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是的，這些的確是西安事變的歷史意義。但他更偉大的意義還在于：中國共產黨通過對西安事變的正確處理，真正確立了自身獨立自主領導中國革命的核心地位。 在西安事變之前，我黨的好多決策都會受到共產國際的影響，有些影響甚至是決定性的，這就不可避免由于對中國國情的缺乏了解而做出錯誤的決策，給中國革命帶來嚴重的損失。最著名的就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了。 而在西安事變中，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能夠根據當時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獨立自主地做出一系列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戰略決策，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共產國際的影響。 可以說，他是中國共產黨由幼年期轉向成熟期的重要標志。 本篇，我們就介紹一下西安事變爆發初期容易被忽視但卻很重要的一點小誤會，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在處理這一事件中所展現出來的大智慧。  一、西安事變后，三位一體的第一反應接上文：西安事變，抗日愛國力量被逼到無路可走時的絕地反擊。西安事變發生后，張學良和楊虎城在第一時間就向全國發布了《對時局通電》，公布了抗日救國的八項主張：
同時，張學良也給在陜北保安的黨中央發來了那封著名的“文寅電”：
接到張學良這一石破天驚的電報后，毛主席感到非常震驚，因為對這一突發事件，他事前一點也不知道，因此還不大敢相信。 但苦于我黨與張學良約定的電報聯絡時間只能在一天中的早晨5點和晚上9點。所以直到晚上9點，毛主席才發去了那封著名的“文亥電”：
這份電報里，毛主席表達意思是： 一是確認老蔣是否真的被控制住了； 二是提議東北軍趕緊做好兵力部署，嚴防國民黨軍的進攻。紅軍將協助牽制胡宗南、毛炳文等部對東北軍后路的威脅； 三是對老蔣必須嚴加看管，還得防備其收買看守； 四是準備派周總理前去協商西安事變的相關事宜。 可以看出，中央的第一反應是，大力支持張學良的這一抗日救國的義舉。  二、西安事變后，意想不到的社會各界反應但與我黨這一立場不同的是，國內外各方勢力的反應卻大大出乎了張學良的意料。 他們中的態度可謂是左右騎墻，五花八門，讓張少帥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世態炎涼和人情冷暖，也讓他明白了誰才是真正的朋友？ 他們中有對這一義舉堅決反對，主張討伐的： 這個不難猜到，當然是留守南京的那一坨以何應欽為代表的國民黨頑固派了。 12日晚上23時，那一坨頑固派在南京召開了國民黨聯席會議。會議剝奪了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本兼各職，并交軍事委員會嚴辦。還決定以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率中央軍緊逼潼關，討伐張楊，并派飛機轟炸西安。 幸虧蔣夫人宋美齡夜闖會場，厲聲責問他們：“你們這樣大兵壓境的逼迫小六子，究竟是想救我的達令，還是想順便把他也炸死呢？”，致使戰事沒有進一步升級。 他們中有見風使舵，趁機落井下石的：比如山西的土皇帝閻老西，明明事前已經與張學良建立了比較好的抗日統戰關系，但事變后卻對張學良不停的指責：
他們中有攝于南京政府的壓力，不敢明確表態支持的：比如四川的劉湘，云南的龍云，冀察的宋哲元、山東的韓復榘等，所發通電都是一些不痛不癢的聲明。 也有一部分表示口頭支持的：比如反蔣反上癮的兩廣軍閥李宗仁、李濟深。 但讓張學良怎么也想不通的是，一些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也都反對他的這一義舉。 比如當時的北大校長蔣夢麟和清華校長梅貽琦。就連我們比較熟悉的著名作家朱自清和聞一多也發表聲明譴責事變，聲討張楊。 還有一些人民群體，比如中蘇文化月刊社、中國婦女愛國同盟會、首都女子學術研究會等團體。當然了，被國民黨控制的媒體就不用說了，國民黨開動宣傳機器，密集的社論、通電、消息每天都排滿了國民黨《中央日報》的版面。  一時間，所有的新聞報道都在控訴張學良的罪行，輿論呈一邊倒的狀態；一時間，山雨欲來風滿樓，輿論的壓力壓得張少帥喘不過氣來。 這跟張學良發動事變前所思所想完全不同。自己為什么要發動兵諫扣老蔣，不就是為了抗日救國，挽救民族危亡嗎？為什么得不到國人的支持和理解呢？ 然而，讓張學良最最想不到的是，共產國際的大本營——蘇聯也強烈譴責他的這一義舉。 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在14日發表了題為《在中國發生的事件》的社論，該社論無視西安事變的正義性，不遺余力對張學良進行蓄意攻擊：
汪精衛也是一臉懵逼：我招誰惹誰了？八年抗戰還沒開始呢？我還沒當漢奸呢？就這么不明不白地躺槍了？ 《真理報》這一歪曲事實、無中生有報到，徹底擊垮了張少帥的心理防線，讓他處于崩潰的邊緣。因為既然蘇聯是這么個態度，那么受共產國際領導的中共會不會受影響呢？ 是的，蘇聯對這一愛國義舉的譴責，客觀上給我黨和張學良之間的統戰關系帶來一定的信任危機，他的影響超乎了人們的想象。 關鍵時刻，看毛主席如何力挽狂瀾。  三、從“除蔣”到“堅決除蔣”的變化在中央收到張學良那封“文寅電”的時候，大家的第一反應是喜極而泣、奔走相告，都高喊“殺掉蔣介石”的口號。隨后還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群眾慶祝大會。 是的，群眾這樣的情緒是能理解的。 從“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開始，老蔣屠殺了多少共產黨員？欠下了多少血債？從南昌起義到井岡山，從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到萬里長征。一路走來，老蔣對我們窮追不舍，趕盡殺絕。 我們走了一條多么艱辛的路，吃了這么多苦，受了這么多罪，犧牲了這么同志，源頭就是老蔣這個反革命分子。如今他終于束手就擒了，此刻不除他，更待何時呢？ 所以，讓陜北一開始就同意釋放蔣某人，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人之常情。 不止群眾，當時的中央領導也大多都表示要堅決“除蔣”。這才有了當晚9點給張學良的那封“文亥電”說的那樣，對老蔣“緊急時誅之為上”。 對于西安事變這一重大事件，中央也給蘇聯（共產國際）發去了電報，并請求指示。 但讓中央萬萬想不到的是，13日凌晨，蘇聯（共產國際）的回電卻強烈譴責西安事變。 他把這一愛國義舉定義為反革命政變。并要求中央配合共產國際做好三項工作：譴責西安事變；要求張學良必須“放蔣”；支持蔣介石領導抗日。 蘇聯（共產國際）的這一表態大大出乎中央的意料，包括毛主席都沒想到這一層。他開始不停地抽起煙來，一根接一根，其他同志也都陷入了沉思之中。  緊跟著，中共中央就召開了政治局會議，來討論蘇聯（共產國際）的這一指示。成員有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洛浦、博古等。 洛浦的觀點是：“對妥協派應盡量爭取，我們不采取與南京對立方針。應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上。” 博古的觀點是：“把西安事變看成是抗日的旗幟，而不是抗日反蔣的旗幟”。 很明顯，作為留過蘇的洛浦和博古，他們更傾向于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辦。 總理的觀點是：“在軍事上我們要準備打，在政治上不與南京政府對立。但在實際工作中要起領導作用?！?/p> 當時，還有幾位同志建議要把蔣介石的個人罪行同南京政府加以區分，即使不得已'除’了蔣，也還是要盡量把南京政府爭取到抗日方面來。 最后，大家都把目光轉向了一直在抽煙沉思的毛主席。 是的，每到中國革命的關鍵時刻，大家總會想到毛主席，也許只有他的最后決定，大家心里才有底。  毛主席把煙頭一捻，站起來和大家說到：“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來影響和領導全國，形成抗日戰線的中心。圍繞這一環，我們要向人民揭露蔣介石的罪惡，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 他還繼續說到：“把蔣除掉，無論在哪方面，都有好處。” 接著，他熱情稱贊和充分肯定了張、楊發動的西安事變，說西安事變具有革命意義；中國共產黨對這一事變的態度，不應反對和中立，而應該旗幟鮮明地擁護和支持。 是的，毛主席的態度已經由一開始的“除蔣”變成了“堅定的除蔣”，但他的這一觀點又不被其他人理解了。大家都很疑惑，難道共產國際的指示我們就不執行了嗎？ 面對大家投過來的問號臉，毛主席開始解釋起來，大致意思就是： 如果執行國際指示，我們也譴責張學良，會產生三方面的惡果： 一是如果對西安事變這一抗日救國的義舉都譴責的話，會打擊全國抗日愛國力量的積極性，使我黨在政治上處于被動地位； 二是我黨與張學良、楊虎城歷經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西北大聯合局面就會分崩離析，到時候只能有助于老蔣對我們的分化瓦解； 三是會使張、楊與我黨之間出現信任危機。如果張楊發動的西安事變也像福建事變，兩廣事變那樣被老蔣輕松解決的話，那么將來還有誰？會愿意與我們合作建立統一戰線呢？ 大家恍然大悟，一致表示贊同。 最后決定：會議暫不形成決議上報共產國際，這一點很重要。  四、兩位偉人與時間的賽跑會議結束后，毛主席與周總理就共同致電張學良，表明我黨的態度，電報要點如下：
然而，事情果真如毛主席所料，蘇聯（共產國際）的這一表態確實在張學良與我黨之間產生了一定的信任危機。 特別是蘇聯《真理報》公開發布的那篇把張學良和汪精衛硬捆在一起的不實報道后，讓張學良的態度也產生了動搖。 因為張學良一直沒有回電，究竟派還是不派飛機？ 毛主席立即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不行，不能等了，看來張學良已經出現動搖了。 他隨后趕緊和總理商量，為了消除張學良的顧慮，總理必須盡快趕到西安，向張學良當面表明我黨的態度，并協商解決西安事變。 事不宜遲，不能等了，總理在第二天清晨就率領一隊人員騎馬往延安趕。 這里有必要介紹一下當時的地理交通情況， 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保安，而不是延安，延安那會還在東北軍手里。我們要去西安的話，通常是先騎馬從保安趕到延安，然后張學良再派飛機飛到延安的機場來接。  保安到延安有100里左右，如果路途上一切順利的話，應該一天就能趕到。由于事情緊急，總理也不等張學良的回電了，他必須馬上要往延安趕了。 當時的陜北高原正值隆冬臘月，寒風撲面，呵氣成冰。由總理率領的20多騎工作人員迎著凌冽的寒風向延安飛奔而去。 而此刻留在保安的毛主席也沒有歇著，他再次給張學良發電：“恩來及同行人員計共二十人，擬于十六號午趕到膚施城外，請派飛機屆時往接?！?/p> 同時，中央為了表明在事變上的堅定立場，還破天荒地以毛主席、朱老總、周總理、張國燾、彭老總、賀老總、肖克、林彪、徐海東等許多人的名義致電張學良、楊虎城：
這份電報表明：不管蘇聯態度如何，紅軍會堅定不移地與張、楊站在一起，表明了我們與蘇聯截然不同的立場，對西安事變毫不動搖的支持。 但等總理一行人風塵仆仆趕到延安后，發現不僅沒見到飛機，甚至連延安城門也沒有打開。 由于事情緊急，西安事變后的局勢經常是一天一個樣?？偫懋敊C立斷，一方面用攜帶的電臺給毛主席發報，通報延安的情況。一方面抓緊時間，準備第二天一早就騎馬上西安。 是的，騎馬去西安。延安到西安700多里，有時還得繞道走。當年的這條路上經常有土匪出沒。如果沒有警衛部隊的護衛，光憑這幾個文職人員騎馬去西安的話，風險很大。 但為了盡快拿到西安事變的第一手資料，盡早堅定張學良的信心，總理也顧不了那么多了。  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總理顯然已經置生死于度外，即使冒再大風險，也要盡早趕到西安。 此時在保安的毛主席也是心急如焚，他一只又一只地抽著煙。一邊繼續給張學良發報：
一邊讓機關報《紅色中華》刊載以《蔣介石罪大惡極——十年反革命，五年賣國》為題的文章，歷數老蔣的罪狀。指出：蔣介石血債累累，罪惡滔天，雖百死也不足以贖其罪于萬一。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中國共產黨人的坦蕩胸懷和愛憎分明的立場終于贏得了張學良的信任。17日凌晨1點，一直沉默的張學良終于回電了，回電的內容果然不出毛主席的預料：
看回電的內容，張少帥確實在擔心蘇聯（共產國際）的態度，想請毛主席轉告； 看回電的時間，半夜1點，說明此時的張學良和毛主席一樣，也是夜不能寐，心煩意亂。 以至于亂到連最主要的內容都忘了：你倒是說說多會派飛機來接你的恩來兄呀。 五、由除蔣到釋蔣的轉變是的，此刻的恩來兄還什么都不知道了。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總理他們就打馬揚鞭，向西安飛奔而來。他們沿著崎嶇的山路，繞過延安城，到達城南七里的杜甫川。 正當他們沿著公路向甘泉行進時，突然聽到了飛機的聲音。 總理一把勒住馬僵繩說：“這一定是張學良的飛機來接我們了，趕快折頭返回延安?！比缦聢D  等到總理一行返回延安時，張學良派出的飛機已經降落在延安東郊的機場上了?？磥碓缫惶焱砩系膹垖W良確實心煩的把最要緊的事忘了，一起床才想起來，趕忙派出了飛機。 有一句話叫“細節決定成敗”，歷史的發展也往往隱藏于細節之中。此時的飛機問題就是一個大問題。如果張學良的飛機晚幾小時派出，如果總理沒有聽到飛機聲，真的騎馬上西安，就算能夠平安到達，恐怕黃花菜也涼了。 但歷史沒有如果，關鍵時刻，兩位偉人與時間賽跑，終于力挽狂瀾，挽救了西北大聯合，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中華民族。 既然有了飛機，那一切就好辦了。總理他們在當天黃昏就趕到了西安，并住進了張公館。 當晚，總理就和張學良進行了會談，至于他們都談了些啥？由于是密談，缺少記載，我們也不知道。但只要有溝通，有接觸，形勢就會好轉。 因為，他們剛談完話，總理就給在保安等待結果的毛主席發去了電報：
這份電報里面的內容，表明以下幾個意思： 一是張學良本來是不同意“除蔣”的，但在和恩來兄談過后，同意了在國民黨軍進攻西安的情況下“除蔣”。 二是為了團結南京政府中的大多數，我們可以“保蔣”； 三是如果南京政府依舊冥頑不化，繼續挑起內戰的話，那老蔣的小命可就不保了。 這份電報之外的意思是：我黨終于在蘇聯譴責態度的基礎上解除了張學良的信任危機，堅定了處于動搖中的張學良的信心，雙方依舊目標一致的達成共識，一起處理西安事變。 接到這一電報后，毛主席終于放心了，他在抽完一支煙后，也安然入睡了。 其實，毛主席堅持的“除蔣”，我們根本就無蔣可除。因為此刻的老蔣還在張學良手里呢，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里正一哭二鬧三上吊的耍脾氣呢。 毛主席堅持除蔣只是想表明我黨對西北大聯合的堅定立場，是不受共產國際所左右的，為的就是解除處于動搖中的張學良的信任危機。 既然總理與張學良已經達成了共識。第二天，也就是18日，中共中央發表致國民黨中央的公開電，其中提出：
這是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首次的公開表態，在一定條件下不僅保證“蔣氏的安全”，還包括“自由”，也就是同意有條件“釋蔣”。 中共中央的這一表態，就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打開了大門。同時，這一表態也維護了共產國際的權威，他們不是一直主張要放蔣的嗎？ 六、我黨的正式主張， 維護了共產國際的權威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在西安事變后，經過一周對形勢的觀察，特別是經過總理和張學良的交流溝通后，在各方認識已獲得一致的基礎上舉行的。 這次會議放棄了“審蔣”“除蔣”的主張，正式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公開表示：“以目前大勢，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存國，堅持內戰，無非自速滅亡！” 通電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向事變雙方提出四項建議：
會議地點選在南京，顯然是承認南京政府的正統地位；至于對老蔣的處置，前提是必須“團結全國，反對內戰，一致抗日”，滿足這些條件自然可以放了老蔣。 我們看到，13日的會議沒有形成決議，在共產國際那里就留下了緩和余地；經過兩位偉人與時間的賽跑，我們終于和張學良解除誤會、達成一致意見；然后我們再把這一意見公布出來，與共產國際的指示完全一致。 這套流程下來，既鞏固了與張、楊“三位一體”的大聯合關系，又維護了共產國際的權威，完美的體現了毛主席經常說的：“有理、有利、有節”。 正如開頭所說的，西安事變的偉大意義就在于我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擺脫了共產國際的干擾，根據當時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作出自己的決策，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而毛主席和周總理作為千年難遇的天選組合，他們的政治智慧和執行能力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當然了，這也是全黨智慧的結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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