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太陽神的法器？

行者aw7sg93q3w 2023-01-09 發布于遼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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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安諾石印文字考略

2001年5月13日，美國《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一則在土庫曼斯坦安諾遺址出土一枚石質印章的消息。這枚石印印文具有中國史前陶器符號的基本特征，引起中外學術界的高度關注。筆者就這枚石印文字的釋讀及其相關問題進行考述。

發現和探索

2000年6月，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希伯爾特博士到土庫曼斯坦安諾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時，在一處多間土坯房遺址下面發現了一枚有光澤的黑玉印章。印面呈正方形，背上有橫置的瓦形鈕，邊長略小于1英寸（1英寸約合2.54厘米）。印面刻有5個符號，筆畫里有紅色痕跡。對與這枚印章同時出土的遺物進行碳14檢測，年代為公元前2300年。2001年5月12日，希伯爾特博士在哈佛大學的學術研討會上，對這枚石印進行了介紹，他“確信這是一枚刻有某些符號和文字的印章”。這枚石印的發現，引起中外學術界的熱烈討論和爭議。這就“迫使我們重新用一種根本不同的方法，考慮中國文字的起源問題”。

安諾石印及其印文作者/供圖

同年5月，李學勤得知安諾遺址出土石印章的消息后，即查閱《紐約時報》的報道，撰寫《中亞安諾遺址出土的石印》一文，發表在2001年7月4日《中國文物報》上。面對學術界的諸多爭訟，他又撰寫《安諾石印的啟發》一文。他指出，這件石印的形制，與西亞、印度河谷等地的印章，包括鈐印的、滾印的在內，都不相似。看其正方的印面和類于瓦鈕的印鈕，確實很像年代遠在其后的中國印璽。符號筆畫里不知怎么造成的紅色，更加深了這種印象。就其年代而言，比現已發現的最早甲骨文也早了許多。安諾石印上的符號，均由直線筆畫構成，姑且以筆畫連接為標準，分解為“五個”。鈐印成的順序應該是

有意思的是，這五個不同形狀的符號，都可以在中國史前陶器符號中找到。李學勤的卓越見解為我們揭開這件石印文字的奧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字解讀及其用途

筆者試在李學勤研究的基礎上，再對這件石印文字及其相關問題，略作考述。

第一，石印是祭祀天神時使用的法器。李學勤曾發問，石印“符號筆畫里不知怎么造成的紅色？”其實，我國古代祭祀神靈的禮器上，常見涂抹紅色朱砂的痕跡。大汶口文化陶尊上“刻劃符號”的周圍，常“涂有朱紅的顏色，頗帶些神秘色彩”。這些陶尊就是祭祀太陽神的禮器。陶寺古城遺址出土的一件陶壺殘片上，用“朱砂”書寫著“文堯”二字。這件陶壺則是祭祀帝堯的禮器。

我國古代祭祀天神時，常隨季節變化而佩帶不同顏色的玉器。據《禮記·月令》記載，春季“服倉（蒼）玉”，夏季“服赤玉”，秋季“服白玉”，冬季“服玄玉”。《呂氏春秋》《淮南子·時則訓》也有相同的記錄。“服”即佩帶之義。由此可見，這件涂有紅色顏料的石印，當是祭祀天神時使用的法器。

天空白天呈青蘭色，夜晚就會變成玄黑色。《詩經·幽風·七月》“載玄載黃”《毛傳》：“玄，黑而有赤也。”《大戴禮記·夏小正》載：“玄也者，黑也。”《說文·玄部》：“黑而有赤色者為玄。”這枚石印的顏色，黑而略微泛紅，可稱之為“玄色”。《周禮·考工記·畫繢》載：“天謂之玄。”《老子》第一章“同謂之玄”，河上公注：“玄，天也。”這說明石印的顏色與夜晚的天色正相符合。

“印”“神”音近義通。《釋名·釋書契》：“印，信也。所以封萬物為信驗也。”蔡邕《獨斷》上：“印，信也。”信，通作伸。《儀禮·士相見禮》“君子欠伸”，鄭玄注：“古文伸作信。”《孫子兵法·九地》“信已之私”杜牧注：“信，伸也。”《廣雅·釋詁四》：“申，伸也。”《集韻·真韻》：“伸，申也。”《說文·申部》：“申，神也。”是其佐證。

印章也是古代道士驅鬼避邪的法物。據《抱樸子·登涉》記載：“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王明校釋：“《善齋吉金錄·璽印錄》具載'黃神越章之印’數圖。”釋玄光《辨惑論》說：道士“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弘明集》卷八）。1980年，洛陽出土的東漢永壽二年陶瓶上的朱書劾鬼文，有“移大黃印章”驅鬼記錄，“大黃”即“黃神”，指黃帝而言。由此可見，安諾石印可以充當勾通人神的法器。

第二，安諾石印文字的解讀。這枚石印文字的內容，應與其載體的名義和用途相符合。茲略作說明。

第一個符號，是在一豎筆的上下兩端加刻相反方向的鉤筆，李學勤“稱為'乙’字的符號”。這種符號見于陜西臨潼姜寨仰韶文化遺址出土彩陶缽口沿下的黑色寬帶上，以及西安半坡、銅川李家溝仰韶文化陶器和蚌埠雙墩新石器遺址出土的陶器上。其構形與《璽匯》2540印文“乙”字相類同，故當是“乙”字。

《說文·乙部》：“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方強，其出乙乙也。”《白虎通·五行》載：“乙者，物蕃曲有節欲出。”“乙”字的本義是草木在春天里發芽欲出，艱難生長的樣子。這說明祭祀天神的時間，當發生在草木艱難生長的仲春季節。

第二個符號，李學勤“試稱為'木’字形符號，比較復雜。同樣形狀的符號，也見于姜寨出土的半坡類型彩陶缽口沿下黑帶”上面。因其構形，與古璽文“杜”“柜”“桐”諸字所從的“木”旁相類同，故當是“木”字。

《說文·木部》：“木，冒也。冒地而出，東方之行。”《素問·玉機真藏論》載：“東方木也，萬物所以始生也。”《白虎通·五行》說：“木在東方。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的本義是指春季里“萬物始生”的意思。

這個“木”字位于印面正中央，占據印面近半位置，足見其詔示的并非一般神靈。《禮記·月令》載：春季里“其日甲乙”，高誘注：“甲乙，木日也。”《漢書·律歷志》說：草木“出于甲，奮軋于乙”。“木”本指草木，而草木大都在春天里負甲生長。故印文“木”字，實指主掌春天的天帝神靈而言。

第三個符號，李學勤謂“可稱作'五’字形符號。同樣的符號，見于青海樂都柳灣所出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陶器，是寫于彩陶壺上”。這種符號在大溪文化、良渚文化、馬橋文化和龍山文化陶器上，都屢見不鮮。因其構形與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五”字均相類同，故當是“五”字。

第四個符號，李學勤謂“第四個'一’字形符號，當然在多種文化陶器符號里都有，不煩舉例”。因其構形與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一”字相同，故當是“一”字。

印文中“五”“一”兩字上下連署，當讀為“五十一”的合文。這種合體文字，常見于商周甲骨文和金文里。例如，“十三”“十五”“八十”等合體數字。印文“五十一”當表示呈獻五十一份祭品來祭祀天神的意思。

第五個符號，李學勤謂“最后一個'匸’形符號，也見于柳灣馬廠類型彩陶”，但未予釋讀。我們細審其構形，與甲骨文和金文“匸”字相類同。此字在殷墟甲骨文中屢有發現，口部或朝左或向右，本無差別，故當是“匸”字的初文。

“匸”，當讀如筐。《說文·匸部》：“匸，受物之器。”朱駿聲通訓定聲：“匸，據許說，即匡之古文。”“匡”同筐。《說文·匸部》：“匡，飯器，筥也。匡，或從竹。”《周易·歸妹》“有女承匡”，《經典釋文》：“匡，鄭作筐。”《玉篇·匸部》說：“匡，亦作筐也。”是其證。《詩·召南·采蘋》“維筐及筥”，《毛傳》：“方曰筐，圓曰筥。”《詩·周南·卷耳》“不盈頃筐”，朱熹集傳：“筐，竹器也。”這里的“匸”字當指祭祀天神時盛放食品的器具。

古印度印章文字作者/供圖

那么，這個竹筐里盛放著什么樣的祭品？據《禮記·月令》記載，春季祭祀“其帝太皞，其神句芒……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孫希旦集解：“伏羲氏乘木德而王，其號亦曰太皞，祭木帝則以配食焉。”《呂氏春秋》《淮南子·時則訓》也有相同的記錄。這是說春天祭祀天神太皞和句芒時，要奉獻以麥、羊肉為主的食物，盛放祭品的器物要粗疏而通達。而麥制食品和羊肉，正是西亞地區的特產。大約在距今9000年前，伊朗高原開始飼養山羊；大約距今8000年前，西亞地區開始栽培大麥和小麥。因此，用筐來盛放麥制食品和羊肉，與中亞地區先民的生活習俗正相符合。

由上所述，這則石印文字的大意是說：在萬物萌生的春季里，向主掌草木生長的天帝神靈，呈獻五十一筐祭祀食品。

禮儀和年代

這枚石印文字表示的基本內涵，就是祭祀主掌春天的神靈，祈盼草木茁壯生長，給人類帶來豐收的果實。因此，澄清石印文字顯示的禮儀和年代，頗有意義。

殷墟出土“亞禽”石印作者/供圖

第一，安諾石印是祭祀太陽神的法器。中華先民崇奉天帝神靈。《淮南子·原道訓》載：“神者，生之制也。”《說文·示部》說：“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禮記·月令》“其日甲乙，其帝太皞”，鄭玄注：“春時萬物皆解孚甲，自乙軋而出東。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漢書·律歷志》說：“炮犧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為帝太昊。”這說明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太皞伏羲氏，就是主宰萬物生長的天帝神靈。

世界上許多民族都有崇尚太陽神的社會習俗。《禮記·郊特牲》有“迎長日之至”的“郊祭”活動。《尚書·堯典》和殷墟甲骨文都有祭“出入日”的典禮。這是冬至、夏至時節祭祀太陽神的禮義。同時，《國語·周語上》載：古者先王“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韋昭注：“上帝，天也。明神，日月也。”《禮記·祭義》“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孫希旦集解：“此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之禮也。”《禮記·玉藻》說：“朝日于東門之外。”所謂“春分朝日”就是“春分”那天早晨，在國都東門外祭祀太陽神的典禮。

古埃及人尊奉太陽為“創造之神”，因而“太陽神在古王國時代就獲得了特殊的地位”。而“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是在春分時泛濫”，古埃及的洪水是在夏至“那天前后到來的”。這就是古巴比倫人和古埃及人都要祭祀太陽神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見，我國古代有“春分朝日”的禮儀，安諾石印就是史前先民在“春分”時節祭祀太陽神時佩帶的法器。

第二，安諾石印形制特征的考古學佐證。安諾石印文字及其書法特征，已從史前和殷商時期的古文字得到佐證。安諾石印與距今約5300年前蘇美爾文明陶質圓形印章的形制和文字，判然有別。然而，這件石印的形制特征，卻能在史前和殷商時期的古印里找到線索。

首先，中國古代印璽起源的年代久遠。西晉傅玄《印銘》說：“往昔先王，配天垂則，乃設印章，作信萬國”（《初學記》卷二十六）。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河南舞陽縣賈湖裴李崗文化遺址出土被編為H141：1號長條形石印戳，截面上陰刻有一個“乙”字。這是我國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石印實物。

其次，安諾石印背部呈橋鈕，與中國古代“銅印鼻鈕”的形制相同（《初學記》卷二十六）。而印面方形，字體疏朗，不但與殷墟出土的“亞禽”諸印的形制類同，而且也與距今約5000年前印度河流域“印章文字”的形制相似。因此，這枚石印在中亞安諾遺址出土，并非不可思議的事情。

第三，安諾石印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產物。東西方文化交流，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就已初見端倪。大約5000年前，“從中國黃土高原腹地到黑海之濱，絲綢之路沿線國家都曾出現以農業為基礎的彩陶文化，連接成帶，如同跨越歐亞大陸橋的彩虹”。這種分布廣袤的彩陶文化，卻“具有相似的藝術表達形式”，正是東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產物。

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是廣布于歐亞草原東部的考古學文化，距今約4200—1800年。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的倒鉤銅矛，已在我國甘肅、陜西、山西和河南等地發現10余件。其中，在河南析川下王崗遺址出土的4件，年代屬龍山文化晚期。安諾石印與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倒鉤銅矛東傳的年代相接近。由此可見，早在距今約四五千年前，東西方文化就已開始相互交流。安諾石印可能是距今4300年前，中原地區西行的商客或西遷部族，在安諾地區舉行“春分朝日”祭典時遺留下來的珍貴文物。

文字記錄的產生是文明社會開始的重要標志。中國“連字成組”的紀事文字，在距今5300—4200年前的良渚文化時期就已出現。上海馬橋遺址良渚文化層出土的陶杯底部刻有“田戊”2字，江蘇吳縣澄湖良渚文化古井出土的貫耳陶壺上刻有“冓戉五矢”4字。這說明，良渚文明已進入有文字記錄的信史時代。在距今約4200年前的陶寺文化遺址，發現一件陶壺殘片上有朱書“文堯”2字，是堯舜時代的文字記錄。安諾石印的年代，正處于良渚文化之后、陶寺文化之前，因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安諾石印的發現及其相關問題的梳理和解讀，對研究中國文字起源以及史前時期東西方文化的交流等問題，都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作者系河南省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先秦史學會原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