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哪一個更能貼近實戰？

當戰亂結束，西漢建立之后，統治者幾乎是迫不及待對流傳在世間的“屠龍術”——也就是兵法進行整理。第一次由漢初三杰中的張良和韓信主持，他們收集了一大批兵書，去蕪存菁選出35種收入皇家書庫收藏，供帝王研究，而同樣的整理在漢武帝和漢成帝時還進行了兩次。

作為“百世談兵之祖”，《孫子兵法》（以下簡稱《孫子》）順理成章地經過三次考驗，躋身官方欽定兵書目錄。不過讓人略感意外的是，經過官方再三整理后，《孫子》不僅篇章越來越多，甚至還成了兩部。東漢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記載：“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而唐代史學家顏師古則貼心地指出：吳《孫子》作者乃孫武，是春秋末期吳王闔廬（亦作闔閭）手下大將，齊《孫子》的作者乃是戰國時代在齊國出仕的孫臏。

畫像《齊軍師孫臏》，明

乍看上去，此說似乎能完美解釋兩部《孫子》的問題：漢代《孫子》有兩本，一為春秋末孫武所著，一為戰國中孫臏所著。《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以下簡稱《孫吳列傳》）也似乎提供了相關佐證，司馬遷講述孫武事跡后，緊接著就寫到孫臏之事，還特地點出他是孫武后代，將兩人都視為“孫子”。

2022年5月18日，山東省臨沂市蘭山區銀雀山小學學生在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內參觀出土《孫子兵法》《孫臏兵法》漢墓簡牘的漢墓坑， 酷愛讀書的墓主人不僅為后人留下了大批兵書， 還有《唐勒》《相狗方》《作醬法》等雜書

不幸的是，由于齊《孫子》在唐后失傳，這個原本確鑿的問題就此變得撲朔迷離。到了宋代，梅堯臣、蘇洵、葉適等學者首開先河，對（吳）《孫子》成書時代和作者提出質疑。嗣后，歷代學者便對是否存在兩部《孫子》，《孫子》是為孫武單獨撰寫還是經過孫武、孫臏多人之手等問題集訟千年，誰也說服不了誰。

只是大家都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在20世紀70年代突然被畫上了句號，而終止專家爭論的，居然是當時一位老工人不經意的發現。

1972年4月，臨沂縣的一位老工人向山東博物館文物組匯報，說在市區東南銀雀山發現了古墓。考古工作者聞訊趕到，發掘出兩座西漢時古墓。在一號墓隨葬品中，他們發現4942枚竹簡。這些竹簡大多每行30余字，但也有密密麻麻一行寫40余或是僅寫20余字的情況，有些篇題寫在第一簡的簡背，也有單獨寫在一支簡上，還有的寫在簡尾，可見并非一人一時所書。考古工作者發現，隨葬竹簡字體為早期隸書，同湖北云夢秦簡和長沙馬王堆西漢帛書字體相對照后推測，此批竹簡大約陸續書寫于文帝到武帝初。看上去，該竹簡應當是墓主心愛的寶貝藏書，因而才會在他身后隨葬。

當竹簡淤泥被清去，內容大白于天下時，所有人都為之震驚，酷愛讀書的墓主為后人留下了《六韜》《尉繚子》《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等大批先秦兵書和文獻，還有《唐勒》《相狗方》《作醬法》等雜書。最讓人驚喜的是其中居然有《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千年后再現人間的《孫臏兵法》有222枚竹簡，共4891余字16篇（一度被歸于《孫臏兵法·上編》），分別為《禽龐涓》《見威王》《威王問》《陳忌問壘》《篡卒》《月戰》《八陣》《地葆》《勢備》《兵情》《行篡》《殺士》《延氣》《官一》《五教法》《強兵》，每篇大都以“孫子曰”作為起頭，可以認定為孫臏所撰。除此之外另有《十陣》《十問》《略甲》《客主人分》《善者》《五名五恭》《兵失》《將義》《將德》《將失》《雄牝城》《五度九奪》《積疏》《奇正》等15篇（一度被歸于《孫臏兵法·下編》），雖然語言風格和內容同《上編》相似，但通編沒有提到“孫子”，只能暫定為古代兵家的佚作。

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位于山東省臨沂市蘭山區。館藏自1972年以來一、二號漢墓發掘出土以先秦兵書為主要內容的竹簡，如《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六韜》等。簡本《孫臏兵法》《孫子兵法》同時出土，解開了歷史上關于孫子、孫臏其人其書有無的千古之謎

銀雀山漢墓發現的竹簡，為《孫子》及其作者的爭論畫上了圓滿的句號。簡本《孫子兵法》與現行《孫子》篇目相同，一方面再次確認了千年流傳《孫子》內容基本無誤，正是班固所載吳《孫子》；而另一方面簡本《孫臏兵法》則證實《漢書·藝文志》所言的齊《孫子》的確存在，乃是戰國孫臏所著的“孫子曰”兵法。從篇目到內容，齊《孫子》都與流傳吳《孫子》不同，足以確證兩部《孫子》并非一物，而從兩書的語言風格、講述內容也可得知，孫武和孫臏就是各自“孫子曰”兵書的作者。只是可惜，由于歷代學者已將《孫子兵法》之名綁定在吳《孫子》之上，齊《孫子》從此也只能以《孫臏兵法》名于世了。

到底是誰為后世留下這樣寶貴的財富？非常遺憾，考古工作者并沒有找到墓主身份信息，只是在一號墓出土了兩個底部刻有“司馬”的耳杯，推測為墓主姓氏。西漢前期特別是漢文帝時當官者習慣以官職為姓氏，譬如倉氏、庫氏就是倉庫吏之后。由此推斷，墓主大概也是某軍人世家之后，家風熏陶之下成為一名軍事愛好者，才會收藏大批兵書甚至帶入地下，從而為后世留存了一部兵法寶庫。

按《史記》說法，孫臏生于“阿鄄之間”，大約是今天魯西南一帶。他的生卒年不詳，只能大致確定為齊威王（前378—前320）時代人。其實他是否真的叫“臏”也頗為可疑，“臏”通“髕”，在古代乃是挖去膝蓋骨的酷刑，他蒙受不白之冤慘遭臏刑，后世便以此稱呼。此事在先秦、漢初頗為常見，如楚漢相爭時名將黥布也是因受過黥刑而得名一般。

孫臏慘受臏刑的緣由頗曲折，背后黑手乃是他同門學習兵法的師兄龐涓。龐涓先出師，在魏惠王手下擔任將領，但他又覺得自己才能不如孫臏，于是便借著介紹好工作的名義將孫臏騙到魏國，等孫臏到魏國又暗施毒計，陷孫臏于法，讓其遭受“臏”（挖去膝蓋骨或斬去膝蓋骨以下）、“黥”（用墨刺面）的刑法，希望就此讓他“社會性死亡”，再也無法拋頭露面，威脅自己的地位。

《孫臏兵法》簡，西漢，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現藏山東博物館。竹簡本大都以“孫子曰” 起頭，可以認定為孫臏所撰，分上下兩編，含《見威王》《威王問》等內容

不過，龐涓的伎倆并未得逞。孫臏還是找機會同來大梁的齊國使者接觸。一談之下，齊國使者便對其才學大為傾倒，將其帶回齊國，推薦給齊國公子田忌。孫臏在田忌手下第一次揚名，便是后世眾所周知“田忌賽馬”之事：田忌用下等馬同齊王上等馬比試，而用上等馬和中等馬分別對陣齊王中等馬和下等馬，從而一負兩勝取得總冠軍。以此為契機，田忌將孫臏推薦給齊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

“威王問兵法”的具體內容，便保留在《孫臏兵法》的《見威王》《威王問》兩篇之中。《見威王》共有11簡，現存文字極為完整，內容同《孫子》相似，都是在講對戰爭的總體認知，只是沒有以“孫子曰”的語氣，而是用“孫子（臏）”對威王說的語氣闡述。其中，孫臏首先宣布自己繼承了先人的觀點，認為戰爭是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戰勝，則所以在亡國而繼絕世也；戰不勝，則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因此他還直接化用了《孫子》：“是故，兵者不可不察。”

雖然孫武、孫臏都強調用兵是國之大事，“不可不察”，但對比《孫子》《孫臏》，人們似乎也能感到兩人在此之中的細微差別。孫武講慎戰，是因為兵事兇險，輕率言兵、玩兵會導致完全不可收拾的后果，具體如何，他沒展開講。孫臏則進了一步，直接指出結果：喜歡玩弄軍事者會滅亡，以獲勝為有利者會遭遇恥辱（“夫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與孟子“上下交爭利而天下危矣”的觀點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兵家畢竟和儒家不同，他們雖然也覺得戰爭不祥，但不會認為高喊幾句“有仁義而已矣”“去兵”，就可在嚴峻的環境中實現，而是基于客觀地講述了自己為什么一邊強調“樂兵亡、利勝辱”，一邊還要談兵。個中理由就是孫臏對齊威王所指出的：“兵非所樂也，而勝非所利也……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強者，有義也。”不樂兵，絕不是二十年不言兵，等待敵人良心發現實現和平，而是充分做好戰爭準備（有委），另一方面，當戰爭來臨時也不能畏懼，要為“義”而戰，“戰勝而強立”，為了“責仁義，式禮樂，垂衣裳，以禁爭奪”，是可以“舉兵繩之”的。

今人恐怕很難相信，早在2300多年前的戰國時代，就已經有軍事家將戰爭的性質說得如此透徹。戰爭當然是誰都不希望看到的，但它會因為參與者和目的不同而帶有正義或非正義性質。非正義的戰爭往往只能用正義的戰爭去阻止，此乃世間現實。反對戰爭是人類大同理想，但若是反對反侵略反壓迫戰爭，縱然不是無恥，也至少是昏了頭。孫臏對此看得很清楚，盡管他所言的“義”很接近儒家所言比較寬泛、抽象的義，但還是在前人的“慎戰”基礎上更進一步，講出以正義戰爭反對不義戰爭的關系，實在遠勝某些短視后人。

孫臏能在孫武基礎上有著更為明確深入的戰爭觀，可能也同時代背景有關。孫武生活于春秋末年，他在兵書中對“好戰必亡，忘戰必危”的古訓并未過多闡發，有可能是因為爭霸戰爭方拉開序幕，時人對戰爭烈度和廣度認識還停留在想象中，而到孫臏之時，新興的地主階級已經逐漸走上歷史舞臺，各國都在變法圖強，戰國七雄的戰爭動員能力遠非春秋霸主們可比。在此環境之下，儒、墨等諸子對于戰爭性質、如何止戰問題上都有深入的思考，孫臏在吸收諸子觀點后，將其融入自己的兵家思想，在肯定戰爭無法避免的前提下明確提出以“義戰”禁止“不義”，實為戰國兵家在戰爭觀上邁出的超越性一步。

繪畫，現代，葉雄。描繪戰國時期，孫臏受同門師兄龐涓陷害，遭受“臏”（挖去膝蓋骨或斬去膝蓋骨以下）、“黥”（用墨刺面）刑法，雙腿殘廢，不能行走，最后在齊國使者幫助下投奔齊國的情形

在理論和實踐間，往往橫亙著天塹，而孫臏顯然是邁過此道天塹的杰出軍事家。按《史記》記載，孫臏到齊國之后若干年，趙、魏兩國爆發戰爭，趙國向齊國求救，齊威王則任命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出兵救趙。

田忌本來想率領齊軍直接奔赴趙國同魏軍對線，但孫臏則認為，想要解決糾紛，就不能讓自己也參與到王八拳的搏斗中：“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棬，救斗者不搏撠”，而是要“批亢搗虛”趁魏國輕兵銳卒屯兵于外之際，突襲只有老弱把守的首都大梁，“沖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于是，齊軍做出要攻擊大梁的態勢，引得魏軍回軍，齊軍則在桂陵以逸待勞大破魏軍。

繪畫，現代，葉雄。描繪桂陵之戰期間，孫臏建議田忌更改行軍路線，趁魏國輕兵銳卒屯兵于外之際，“批亢搗虛”，直接進攻魏國都城大梁的情形

桂陵之戰后13年，魏國又同趙國合作攻韓國，韓國向齊國求救。田忌和孫臏再度出馬，還是采取直奔大梁而去的策略。此次龐涓親自率兵追擊，孫臏利用魏、趙士兵素來輕視齊軍的特點“添兵減灶”，讓龐涓誤以為齊軍逃亡過半，拋下輜重追擊，結果在馬陵中伏大敗。龐涓戰死的一幕宛如話劇：孫臏事先在馬陵的一棵大樹上寫上“龐涓死于此樹之下”，埋伏下弓弩手，囑咐他們晚上看見有人點火就射箭。龐涓果然夜至此地，點火去看樹上文字，此時齊軍萬箭齊發，魏軍大敗，龐涓自知智窮兵敗而自殺，臨死前還感嘆道：“成就這小子的名聲！”

后人不得不佩服太史公的文筆，短短將近千字就講述了一個背叛、蒙冤和復仇的逆襲大劇，也讓孫臏實戰才華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示，還留下圍魏救趙、批亢搗虛等成語。不過略加思索人們就會發現種種疑點，龐涓兵敗自殺之時魏軍大亂，誰又把他臨死的遺言轉述出來？更重要的是，桂陵馬陵之戰，齊軍反復用的都是同一套路，魏軍為何就是不吸取教訓，再三上當呢？

真相或許就隱藏在《禽龐涓》（“禽”通“擒”）中。在這篇全文400余字的簡文中，講述了一個別樣的圍魏救趙：沒有馬陵之戰，只有桂陵之戰，而且雙方較量遠比《史記》所言要復雜，戰爭開始后，“龐子（涓）攻衛”，齊軍前來救援，雙方兵力大致相當，都為8萬人左右。孫臏同樣阻止了田忌想同魏軍直接對線的想法，但并未轉攻大梁，而是攻平陵（可能位于今山東章丘市內），而且攻平陵也不是因為當地防守空虛，恰恰相反，此地城池雖小但轄地大，人口眾多兵力強（“城小而縣大，人眾甲兵盛”），難以攻取，地理位置也對齊軍不利：“南有宋，北有衛”，齊軍在路上還有可能會被斷絕糧道。

孫臏執意要在此地發起進攻，理由是“示之疑”“示之不知事”，讓敵人產生誤判，以為己方不知兵而產生輕敵之心。為迷惑敵人，孫臏還特地讓田忌任命兩名最不堪的手下（齊城、高唐二大夫）作為攻城主將，結果被城內和來援的魏軍合力反擊打得大敗。在此基礎上，孫臏又讓田忌“遣輕車西馳梁郊，以怒其氣。分卒而從之，示之寡”。被瞧不起的敵人騷擾到都城之下，魏軍果然大怒，龐涓棄其輜重倍道兼程追擊，在桂陵中伏而被擒。

繪畫，現代，葉雄。描繪桂陵之戰期間，田忌聽從孫臏建議率領大軍直搗大梁，做出要攻擊大梁的態勢。結果引得魏軍回軍，齊軍則在桂陵以逸待勞大破魏軍。孫臏實戰才華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示

諸多細節顯示出了《孫臏兵法》的特色——應用博弈手段。按現代定義，博弈論是研究一定條件下個體的可能行為和實際行為，并從中找出最優策略。在戰場上，對陣雙方都知道“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都想達成這個目的，那么優秀的統帥就會考慮對手的情況，推測他最可能的行動，然后根據自己的情況采取最佳應對策略。孫武在《孫子·虛實》中反復強調的調動敵人，奪取主動權的“致人而不致于人”理論，在《孫臏兵法》中被細化為一個博弈矩陣，成為讓齊威王和田忌也能聽懂的應對策略集。

相比較而言，《孫臏兵法》在強化國家軍事教育方面，比《孫子兵法》講究很多。縱觀《孫子兵法》，其中提到多是對將領“智、信、仁、義、勇、嚴”要求，講述教化士兵的內容寥寥無幾。反觀《孫臏變法》，全書在《篡卒》中明確提出：“兵之勝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將士兵素質當作決勝的要素之一。之后，孫臏又在《五教法》中提出：“善教者于本，不臨軍而變。”明確提出要將軍隊打造成臨危不亂的強軍。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的諸多兵書軍法中，多的是談如何用軍令維護軍隊秩序，強調處罰和威懾，極少有《孫臏兵法》這樣治軍練軍者，而且細究“五教法”，乃是“處國教一、行行之教一、處軍之教一、處陣之教一、隱而不見利戰之教一”，即是說包括了愛國主義教育、隊列、行軍、陣法、隱蔽和突襲五種訓練內容，說是一部粗略的現代軍事訓練大綱似乎也不夸張，讓人委實不由得贊嘆其兵法之犀利。

除此之外，《孫臏兵法》還有相當多內容是討論陣法、各類兵器適應搭配，都是《孫子兵法》談得較少甚至沒有涉及的。不過，兩書側重點的不同，顯然不是因為孫臏比孫武看得更遠，而是因為兩人時代和環境有異。

孫臏比孫武晚出百年，在這百年中社會發生劇烈動蕩，以三家分晉為標志，新的生產關系和新的階層躍上歷史舞臺，諸大國相繼進行各種變法改革，國家行政控制力大幅提升，能夠調動更多資源投入戰爭，對權衡“用兵移民”之道，對保持一支精銳部隊等課題都提出了新要求。《孫臏兵法》中有相當部分是孫臏與齊國統治者討論戰爭與經濟、士兵訓練、富國等前人罕言之內容，根源也就在于此。

另一方面，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思想也深刻影響到《孫臏兵法》。頻繁的戰爭是戰國諸子都不得不面對，也不得不思考的問題，儒家反思戰爭的意義，提出“義戰”，主張“國富民強”；墨家反對兼并戰爭，主張非攻，但并不否定戰爭，主張備戰、積極防御；道家雖認為戰爭不祥，但也提出“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更提出“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的論斷；法家則宣稱“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而這些觀點都被孫臏吸收融合，結合前輩的《孫子兵法》，最終寫成了順應時代、承前啟后《孫臏兵法》。只可惜，今人所見的《孫臏兵法》仍是殘卷，倘若未來有考古發現能補全此書，我們能再度領會先人的軍事智慧，那就實在太幸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