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謝燕清 | 尋找民族國家的依據——評田兆元《神話與中國社會》

尋找民族國家的依據

——評田兆元《神話與中國社會》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各種神話記載，但中國人對神話的研究卻是始于西方社會科學的傳入。在此之前，中國人以自己的思維方式理解神話，其態度要么“子不語”或“搜神”、“括異”，要么投入到現實的功利主義的利用之中。按西方人的理解，神話是宗教體系中的一個部分，但它是一種與歷史文獻、宗教典籍、神學作品不同的敘事。

宗教是人們建構社會的一項活動，是人們用神圣的（理所當然）方式確立社會或世界秩序的穩定性。神話在宗教的框架下呈現其自身并發揮其功能，神話的內容是與建構社會相關的。一般說來，神話包括神的譜系、半人半神和文化英雄的事跡、宇宙論、人類生活的創造與秩序。神話的存在與傳遞形式分口述和文本，在無文字時代，口述無疑是主要的承載形式。神話的文體形式是故事，也就是講故事。它不提供對話的空間，有的只是對既成事實的陳述，沒有推理、論證，當然也就容不得聽者提問、辯駁。

神話作為一種言說，它所傳達的信息與實在特別是歷史是什么關系呢？伊利亞德（M. Eliade）認為神話表達的實在是神圣的實在，（這是從奧托（R. Otto）對神圣的神學理解得來的），其主體是神或文化英雄，他們的行動是神秘的，如果沒有解釋是很難被理解的。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則把它理解為文化，與人們的社會和文化經驗相關。容格（Jung）卻認為它是心理學意義的，是“集體無意識”的“歷史原型”的表達。神話本身是一種歷史現象，它出現在某個歷史階段，特別是在文明初曙的階段，人類社會的典章制度處于草創時期，人們必須在當時的思維和知識水平上對宇宙和社會現象提出解釋，神話便急劇擴張起來。神話世界里確立秩序的同時，我們看到的是種種混亂（自然災害、魔鬼橫行、弒長亂倫等等），這些凄厲詭譎的場景正是當時現狀的反映。但是我們又不能把神話當作歷史記載，神話的立足點是鴻蒙初始，而歷史的立足點是現在，前者是關于起源的敘述，后者是關于事件的敘述。

神話被認為是用特別編碼的語言進行記錄的信息庫，對它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項解碼（decode）工作。田兆元的《神話與中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是從史學的角度對神話展開解碼工作，他的基本觀點是神話不僅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它本身就是歷史。全書大體分兩個部分：一至三章總述統領全文的理論和方法，作者提出兩個透視點：一、神話是社會變革和人類精神自我完善的重要力量；二、民族沖突、統治集團沖突、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沖突，是神話沖突的根本內容，決定著神話的發展方向。四至十八章則是從上述兩個透視點闡述了中國神話的變遷史，上溯原始社會，下至滿清。在這里，作者用了大量的筆墨展示了神話的社會建構功能以及社會集團在神話領域里爭奪話語權力的斗爭。

民族和國家是神話充分展現其建構功能的兩個場域，神話在民族融合與認同上起著重要的作用。作者指出，要認識上古時期的神話譜系，必須從當時的氏族、部落之間的聯盟與斗爭入手，婚姻是部落聯盟的基礎。隋唐以后的民族大融合與隋唐時期三教鼎立的格局是分不開的，三教（儒、釋、道）是體系宗教，它的神話比秦漢時期的五行讖緯政治神話對民眾更有親和力，同時也比原始宗教的神話更具整合力，對少數民族神話的侵蝕作用頗大。三教本身也不全是漢文化，儒教是華夏文化的繼承，而佛教與道教則是各民族共同的信仰，三教并立恰恰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它們能在多民族的國家里最大限度維持民族認同，“三教神話成了新一輪民族大融合的精神紐帶”。從隋唐最高統治者的混血到隨后的諸多少數民族統治者入主中原，加強了少數民族與漢族的融合與認同。契丹、西夏、金、元、清都是少數民族為主的政權，雖然在保持本民族神話上都下了不少力氣，但基本上還是歸順了三教神話的框架，因為這些政權并不是單一的民族政權，如果沒有一個包容性的合法化說明，是很難保證長治久安的。

神話對國家的作用在秦漢時期的政治神話中得到最突出的體現，秦的統治者為順應自己的需要，先后采用了五行說和五德終始說論證秦政權的合法性，專制主義政權的功利目的暴露無疑。秦亡于暴政是個共識，秦自相矛盾的政治神話很難說服六國遺民，特別是無力阻止楚人對秦的詛咒為反秦的各方力量利用，其政權神化實踐的失敗也是速亡的一個重要原因。漢初的政治神話實踐同樣也很混亂，漢的統治者必須解決秦沒有解決的地方勢力與中央抗衡的問題，大一統的政權需要相應的神話論證其合法性，于是確立了最高神太一和民族共祖黃帝，太一的命運遠不如黃帝長久，但漢的統治者的努力還是表明了其對問題核心的準確把握。

秦漢的專制主義傳統確立后，便是綿延兩千多年中央對民間神靈的清剿與收編。儒、釋、道先后取得了合法性，但其異端教派由于受到壓制轉而與民間信仰結合，其中彌勒信仰尤其突出。于是我們看到民間信仰呈現儒釋道三教雜糅的場面，同時民間信仰在接受官方信仰體系的同時做了新的安排，神靈的關系和位置按照民眾的意愿得到重新評價，對官方的神話體系有著強烈的顛覆性。官方對民間信仰總體上采取的是壓制態度，但也做了區別，對于有明顯反抗意識和破壞社會秩序的信仰采取撲滅的手段，諸如白蓮教、拜上帝會等等。而對有利于統治和團結的信仰采取控制、疏導，如關帝信仰。

田兆元先生在這里不僅給我們講述了中國的神話史，同時也把中國的民族和國家歷史梳理了一遍。自西方十九世紀提出民族—國家理論，國家必須和民族相結合，國家的公民主體應該是民族，民族享有自決權，最理想的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在反對民族壓迫、尋求民族解放的斗爭中，這個理論有著積極的作用。這一學說逐漸傳播到世界各地，推動了世界范圍內的反帝反殖運動，、半人民以之為利器爭得獨立，但這一理論的負面效應也立刻顯示出來。在民族—國家理論的發源地，多民族聯邦制國家受到嚴峻挑戰，南斯拉夫、蘇聯、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體。而新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合法性更是受到國內外敵對勢力的質疑和挑戰，中非各國的種族仇殺，印尼對東帝汶兼并的失敗，除了東西德合并，世界范圍里似乎掀起了一股分裂潮流。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古老國家而言，同樣也存在著論證民族—國家合法性的任務。中國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是民族—國家的理論推動下進行的，孫中山一開始提出的是“驅逐靼虜”，很快就改為“五族共和”。要維持中國的現有版圖，僅強調漢族是不夠的。新建立的國家是民族—國家體制，與過去的中央帝國的概念完全不同，入主中原，掃平四方，祭天祭祖，朝貢體制等等都不足以確立國家的合法性。

滿清政府近代化努力的失敗，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滿清政府拿不出一個近代化的民族—國家方案來。盡管洋務派和維新派都提出了軍事、技術、商業、教育、乃至政治的近代化方案，但是滿清政權的民族屬性使得它幾乎不可能跳出舊的中央帝國體制，也就是說它承擔不了動員、整合民族—國家的責任。民國時期由于內戰和外來入侵，一直未能實現對國家的全面有效的控制，因此是個過度階段。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刻意避免了有可能帶來麻煩的以民族為單位的聯邦制，而采取了民族區域自治的防范措施。1989年以前的主要工作是民族識別，并在此基礎上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和分配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的代表份額。八十年代末期，分裂主義活動抬頭之后，國家開始強調民族認同，以此來引導人民對國家的認同。

傳統的分裂勢力是在少數民族地區，以西藏、新疆、內蒙為著，其中藏獨在國際上的影響最大。近來，臺灣的分裂勢力借著臺灣民主化的進程取得了公開身份，使得中國統一的問題復雜化。原先只是一個中國下的對峙割據，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的不同。現在，臺獨勢力又提出民族認同的問題，以臺灣人的概念挑戰在臺漢族的民族屬性。于是加強民族—國家建設的工作刻不容緩，除了援藏的力度加大外，國家又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其中便包含提高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加強民族地區與內陸經濟的一體性。理論工作的傾向也十分明顯，費孝通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便是一個很好的代表。這個理論是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下，在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提下，論證其民族的一體性，以消解多民族的事實在當下的時政背景下可能引發的民族認同危機，從而導致削弱新中國合法性的危險。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有意識地宣傳和論證中國的民族—國家合法性，民國以來編寫的中國通史已經有意識的按照民族國家理論重寫中國歷史了。《神話與中國社會》同樣貫穿了這樣的意識，作者在研究上古神話與氏族聯盟關系時，指出中國文化一元多流而萬川歸海，中國文化存在著高度的同一性，是在蛙鳥部落聯盟的基礎上繁衍開去的。從中國文化的源頭的一元性到春秋戰國時期齊魯三晉、楚、秦三大神話系統的交融，再到隋唐以后的三教并立，我們看到作者自始至終是從合的角度談神話的分分合合，還特別強調了神話對民族認同的整合功能。可以說，這本書從神話史的角度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的一體性提供了一個歷史線索。

對于民族—國家的關注，使得作者偏重于在宏觀結構上關注神話的宏大敘事層面。我們看到，作者的出發點是合，因此在介紹神話的支流上其關注點是它的發展與主流的關系，凡是上升為統合性（官方）的神話都受到特別關照。神話通史這種體例迫使作者抓大放小，同時由于歷史斷代的限制而不能關照當下現實中的神話活動情況，而這恰恰可以由社會學、人類學來填補。從理性化的角度看，神話是處于沒落的階段，逐漸自我封閉并文物化。但作者也指出，隋唐三教官方神話確立后，民間的神話開始活躍起來，其特點是以多破一，這說明在民間或地方傳統中，神話的生境不同于宏觀層面。民間神話是可能被官方認可的，如前面提到的關帝信仰。即便是在新的歷史時期，民間的地方性神靈信仰也會因為特殊原因得到官方的扶植，比如東南沿海的媽祖信仰在對臺統戰上有著特殊的作用而受到政府不同尋常的對待。

就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實地研究而言，神話還是一股現實的力量。神話具有閥限性質（limianal character），它總是描述危機或轉折關頭的事件，制造沖突與混亂的同時重建秩序。官方的造神運動雖然已經停止，民間神靈上升到大傳統的路徑基本隔斷，但民間的造神運動仍在繼續。陜北的農民修建毛廟，中間立著毛澤東像，兩旁是周恩來、朱德像，這是典型的民間信仰中帝王將相成神的套路，而河南新蔡縣還發生了毛澤東顯圣的事件。這種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在鄉村中層出不窮，不斷提醒我們，神話作為一種建構社會的力量仍然活躍在我們的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