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風起聽浪聲，披衣倚朱樓。 --《壯志》 馬克思說：“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正像哲學家們把思維變成一種獨立的力量那樣，他們也一定要把語言變成某種獨立的特殊的王國。這就是哲學語言的秘密，在哲學語言里，思想通過詞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內容。從思想世界降到現實世界的問題，變成了從語言降到生活的問題。”這揭示了語言與思想的關系，以及思想與現實的關系。 馬克思本人既是哲學家，也是馬克思主義創立者，兼具哲學與法學的功底。毛主席也是哲學家，同時是實踐家，負責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實現。不過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理論派別，其誕生的歷史，相比資本主義短太多。最重要的是，資本主義從其誕生起，就掌握了財富和知識的主導權。而后，才進一步推翻封建主義，建立資本主義政權，取得自己的話語權。 也即，其取得政權之日，就是其全面鞏固之日。加上時間的作用，這使得資產階級從理論、財富和權力牢牢抓住主體地位。工人階級絕對不可能成氣候。這就是為什么馬克思主義理論能在西方社會誕生，無產階級革命卻無法全面展開的關鍵原因。 這兩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后，共同面臨著如何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變為現實的難題：除了社會經濟基礎薄弱之外，還有理論薄弱的關鍵因素。為何蘇聯會解體，為何偉人時代非要發起某革，以及如今變得千絲萬縷的情形，也許，歸根結底，都跟這兩點有莫大關系。 斯大林，對于毛主席，是一個讓痛苦的燈塔。他必須依靠他（國際共產主義陣營的先導力量），又受其排擠。真正給他深入心扉的明燈啟示，是列寧。不過，斯大林對偉人的真正啟示作用，大概是在經歷了1959-1960年重大挫折以后，他決心好好研究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便在1960年12月開始讀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教科書。 自那時候，他逐漸從實踐和理論上摸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門道。也是那個時候，他奔著建立屬于自己的社會主義理論的目的，成立讀書小組，橫跨到1961年初，幾乎持續了一個季度。可惜，后來隨著經濟發展，有人不想走社會主義，而是想走新民主主義道路，這讓偉人不得不打斷原來的計劃。他主導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也就再無機會面世。 幾乎可以這樣說，在偉人時代，他扛住了外圍蘇美的封鎖與脅迫，保持了國內的和平與循環；扛住了一窮二白，建立起了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工業體系；扛住了修正演變，把握了無產階級的宣傳教育陣地，更不提現代國防體系、農業機械化發展等居功至偉的成績。是毛主席管戰略和戰術，周總理管執行，兩位不朽人物的配合，才將宏愿變為現實。 如今我們不必懷疑偉人道路的正確性。他所做的功過，全在時間中得到檢驗。只稍看他晚年超常的預見性，便可見一斑。在他生命最后幾年接待的外賓里，其中兩位是偉人特意拉近或者用力握手的，一位是當時年僅16歲的少年馬科斯，一位是時任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布什。后來，前者成為菲律賓總統，后者成為美國總統。相信，這絕非偶然，因為當時并非所有外賓都能獲得此種待遇。這應跟偉人那幾如圣人的目光有關。他應當是“看”到了他們身上某些不凡的因子而格外留意。 我們再看這些細節：1975年10月1日上午，他沒有看書，也沒有睡覺，而是靠在床頭上沉思。他應該仿佛“預見”了什么，自言自語地說：“這也許是我過的最后一個國慶節了，最后一個'十一’了。”又轉向身邊的工作人員問：“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個'十一’了吧？”1976年除夕，他一個偌大的國家主席，甚至沒有請一位親朋好友到場，只叫身邊的工作人員放點鞭炮，說：“放點爆竹吧。你們這些年輕人也該過過節。”這時候，他應該持續預見了自己“末年”。只是他想到年輕人，希望用爆竹的熱鬧來寬慰一直陪伴他的工作人員。 那時候的偉人洞若觀火的智慧，更體現在對局勢的判斷與預言。1975年12月2日，他接見美國總統福特、國務卿基辛格，說：“兩國關系應該繼續，我看現在我們兩國之間沒有多少事，今年、明年、后年沒有事，以后會要有些事，可能會要好一些。”他說：“希望以后兩國友好。我們沖突一定是有的，因為我們中國和美國兩國的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 那時候，盡管蘇聯的武力威脅正在加碼，但他判斷中美正處于和平階段，未來也許有更多的合作機會，似乎預見了中美正式建交那一天的到來。但同時又斷定，中美少不了沖突。注意，他并不以中美制度的差異拒絕與美國建交往來，同時又不否認兩者制度存在本質的差異。他的立場是堅持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以獨立自主及內部循環的姿態與美國建交。既非左，也非右，全視具體形勢而定，核心在于利于人民。 1976年2月23日，接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他還說：“中國跟美國要搞好，這個我同意。我們和歐洲要搞好，跟非洲、拉丁美洲、亞洲也要搞好。美國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護……這個沒法子改變。在階級存在的時代，戰爭是兩個和平之間的現象。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也就是說是和平的繼續，和平就是政治。” 他說，國際事“天下已定”，既指出了中國外交的戰略方向，又高度預見了自己身后以和平為主旋律的世界形勢，同時看到戰爭的性質和可能。他指出在和平與和平之間是戰爭。兩者是矛盾交替的過程。他以他發展的眼光，預見天下事。他也很早說過，在建立統一戰線時，“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求團結，則團結亡。” 正是偉人這樣的圣人之見，我們誰能輕易否定他呢？包括某革，很大可能是他高度預見了當時某種致命的風險：一旦路線變化必然會發生什么，這才寧愿毀盡自己前半生功名，以一人之力去對抗整個特權體系。可嘆他知其不可而為之。我們試圖這樣假設：在建國以后，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公有制為單一體制。身居高位的黨干部個個手擁大權，假若不時時刻刻牢記人民的利益，為人民服務，便十分容易走到人民的對立面。宗派主義、官僚主義，一旦跟資本結合，這個國家就會從內部瓦解分裂。偉人顯然是看到了這些端倪。 他最初的手段是，通過說服來教育他的團隊，之后通過思想教育在全國上下發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同時規定黨干部要下鄉及工廠一線參加勞動，也規定地方干部要把勞動作為選拔標準。他試圖將勞動與干部結合一起，避免脫離群眾與社會實際。以此鞏固公有制：共同勞動，共同參與分配，全國人民平等參加國家建設。 他早在1941年《農村調查》就教育全黨：“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于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敢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可惜，這一切在1965年發生轉折。有人將私人利益提至人民利益前面，以極左的手段走極右的路線。可是后來那些過錯都被算在偉人頭上了。歷史的真相，終究在時間與現實中現形。 播下一顆思想種子 讓它隨意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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