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洛陽城的祭祀禮制建筑空間

行者aw7sg93q3w 2023-01-14 發布于遼寧

展開全文

摘要：祭祀天地先祖的禮制活動，是中國古代封建帝王為統治天下與戰爭同等對待的大事。漢魏洛陽城是中國古代東周春秋末至戰國、東漢、曹魏、西晉和北魏的都城遺址，由于其地處中原的地理環境和上承周漢下啟隋唐的歷史地位，許多重要的禮制文化、典章制度、都城形制、埋葬習俗和宗教信仰等，都是在此開創和傳承發展。本文結合文獻與考古資料，對東漢、曹魏、西晉和北魏各朝代都城的祭祀禮制建筑空間分布進行了探討研究。

漢魏洛陽城是中國古代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和北魏等朝代的都城遺址，地處今河南省洛陽市區以東約15千米的伊洛河盆地中北部，自古被稱為“中土”和“天下之中”。（圖一）該城址東周春秋末開始擴建為王都。東漢光武帝光復漢室后居住在南宮，漢明帝重修北宮后移居北宮，形成南北兩宮并為朝宮的都城。曹魏時期開創了單一宮城居北居中的形制，宮前出現軸線大街，街兩側設置“左祖右社”。北魏時期又創立了宮城、內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的新型坊市制都城，規模空前，面積達到80余平方千米，是中古時期最大的國際大都市，也是目前保存較完整的都城遺址。

正是由于該城在中國古代所處的重要地理位置和上承周漢下啟隋唐的歷史地位，許多重要的禮制文化、典章制度、都城形制、埋葬習俗和宗教信仰等，都是在此開創或傳承發展。例如與中國古代傳統祭天禮儀相關的禮制建筑、宗教寺祠建筑等，就在該城出現或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1］，在中國的封建帝國時代，祭祀天地先祖的禮制活動，是帝王們為統治天下與戰爭同等對待的大事。“帝王之義，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2］，帝王對天地祭祀的地點主要是在城郊，內容包括天地祖先人鬼等各類神祇。祭祀的對象、地點方位和建筑設施各不相同，如祭祀天帝主要在圜丘和南郊，祭祀地祇在方丘和北郊，祭祀祖先在宗廟，祭天享祖在明堂，還有與祭祀有關的靈臺和辟雍。在不同朝代和時期，這些禮制建筑的設置和祭祀對象又不相同，既存在著分祀或者合祀現象，禮制建筑也有分立或合并的情況。

關于漢唐時期都城的禮制建筑，以往曾有學者進行過系統梳理［3］。筆者在此基礎上，結合文獻與考古材料，對漢魏洛陽城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各朝代都城的祭祀禮制建筑空間分布做進一步的探討研究。

一東漢洛陽都城的禮制建筑空間

東漢時期的祭祀制度，根據記載主要是“五供”。如蔡邕《獨斷》載：“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4］綜上來看，東漢祭祀天地的禮制建筑最重要的是南郊和北郊，其次是明堂，再次是宗廟。其中，東漢洛陽明堂遺址已經考古發現，其位于漢魏洛陽城南墻以南800～1000米處（圖二），與記載完全符合，是一組與靈臺、辟雍和太學相配套且各自分立的禮制建筑［5］。雖然東漢的明堂基址又被后代的曹魏、西晉和北魏重修沿用，但考察東漢明堂的位置和規模形制還是大致清楚的。

關于東漢南郊，據《漢官儀》記載：“明堂去平城門二里所。天子出從平城門，先歷明堂，乃至郊祀。”［6］顯然，南郊壇在距離上較明堂更遠。另據《后漢書》記載，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依照鄗壇及元始中長安南郊壇的形制，在洛陽城南七里處修建了南郊壇。壇的形制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壇外有二重圍墻，以像天宮紫微宮，四面各置一門［7］。但東漢南郊壇遺址至今尚沒有發現。根據前述記載，天子出平城門先歷明堂，再至郊祀，推測南郊壇應該在都城正門平城門以南七里之內的地方，即明堂遺址南面、今東大郊村和西大郊村以南的相公莊附近，這兩個村名也有可能與南郊壇的設置有關。

關于東漢北郊，《后漢書·光武帝紀》載：“（中元元年）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二年春正月辛未，祀后土。”是以漢高祖姬、漢文帝母薄氏為“高皇后”，配祀地祇。但文獻記載中對北郊的位置略有不同，如《漢官儀》曰：“北郊壇在城西北角，去城一里。”［8］另《后漢書·祭祀志》：“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20世紀90年代勘探發現了該北郊遺址［9］，其位于東漢洛陽城北面3～4里的隆起之地，即平樂鎮上屯村東北一帶。（圖二）周圍有夯土圍墻，平面長方形，東西約350米，南北約500米，內有夯土建筑基址。其位置與《后漢書》記載基本相符。綜合文獻與考古資料，東漢北郊壇的壇制為：方壇，一重，四陛，外有壝墻。

明堂、辟雍和靈臺也創建于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據考古勘查均位于都城正門平城門南約1000米，即二至三里之地，自西向東有靈臺、明堂、辟雍和太學依次排列［10］。明堂是帝王宣明政教、配祖祭天的場所，周制明堂茅蓋嵩柱、土階三等，東漢明堂則是內方外圓、上下兩層、上覆圓蓋、內設九室的殿堂建筑，即《東京賦》載，“復廟重屋，八達九房”。《新論》載：“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11］永平二年（59年）正月，漢明帝初祀五帝于明堂，以光武帝配祀。卒事，遂升靈臺，以望云物［12］。靈臺位于明堂西側，是帝王望云氣、察祥瑞、以知天意的場所，同時也執掌四時節氣，中間是一座方形高臺式建筑，高臺四面有殿堂和回廊，外圍院墻上有12座院門。辟雍在明堂東面，是尊儒學、行典禮、授經義和釋奠孔子的場所，中北部為長方形殿堂，四面有門闕，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太學為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創建，在開陽門外，去宮八里，即辟雍的東面，講堂長十八丈，廣三丈，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在此。在明堂的南面，還設置有求雨的雩場［13］。

此外，東漢洛陽城還有迎時氣的五郊壇，分別為“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車騎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云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車騎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云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車騎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云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車騎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車騎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14］。按照《月令章句》記載，壇的方位與五行之數相對應，且均有具體里數，如“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南郊七里，因火數也；黃郊去邑五里，因土數也；西郊九里，因金數也；北郊六里，因水數也”［15］。這些遺址目前均沒有發現，但根據里數和方位推測，東郊可能位于宣平門以東八里、今古城村附近；西郊可能位于廣陽門以西九里、今白王村附近；南郊可能位于小苑門以南七里、今曹疙垱村附近；北郊可能位于城東北部六里、今張凹村北的鳳凰山上，筆者以往調查曾發現有夯土遺跡及漢魏時期磚瓦遺物；黃郊位于城西南部五里、可能在今牛王廟村附近。

東漢洛陽的高廟，創建于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仍以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16］。建武三年正月，又于洛陽立四親廟，祭祀生父南頓君以上至高祖舂陵節侯。上述安排，顯然是既要遵循天子七廟之制，同時也要祭祀私親。建武十九年（43年），張純、朱浮及眾公卿依據古禮“事大宗者不事私親”，奏議應立平、哀、成、元四帝廟，取代四親廟。光武帝僅于洛陽高廟加祭孝宣、孝元二帝神主，凡五帝［17］，成帝、哀帝、平帝神主暫且祭祀于長安故高廟［18］。如此，東漢洛陽宗廟建立的同時，在故都長安仍修復了故高廟，二者分稱“東廟”和“西廟”。由于上述神主排系的問題，七廟與五廟屢有變化。光武帝死后，漢明帝以光武撥亂中興，乃另立世祖廟。而漢明帝以后，東漢諸帝皆“尊儉無起寢廟”，藏主于世祖廟。由此，東漢洛陽都城形成高廟與世祖廟兩處宗廟并存的現象。直到漢獻帝初平年間（190—193年），東漢宗廟才重新恢復天子七廟制度，“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19］。

建武二年設立宗廟的同時，立太社稷于洛陽，位置“在宗廟之右”，建筑形制為“方壇，無屋，有墻門而已”［20］。社稷制度為“二社一稷”，即太社有稷，官社無稷［21］。關于社稷壇規模和五色土方位，《白虎通》引《春秋文義》曰：天子社廣五丈，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22］。按照東漢一尺等于0.236米計算，天子社壇約為11.8米見方。至于社稷壇不設屋蓋，則與《禮記》所記，“天子之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有關［23］。

雖然東漢初年設置的宗廟和社稷位置沒有明確記載，但《古今注》有記，建武二十一年（45年），徙立社稷上東門內［24］。按照記載的東漢社稷在宗廟之右以及“左祖右社”古制，東漢初年的宗廟和社稷，極有可能就設置在上東門內北宮的東面。（圖二）這種作法，顯然是和東漢南北宮均為朝宮居東、寢宮居西，外朝三公府和廟社分別設置在南宮和北宮東面，即宮城的東向功能更為重要有關。至于世祖廟的位置，結合西漢時的陵寢制度，為光武帝修筑的世祖廟應在原陵陵園內。曹魏初年，曹丕校獵到原陵，曾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25］，顯然在當時原陵內的世祖廟建筑尚存。

東漢時期，也是外來宗教佛教傳入中土內陸的時期。漢明帝永平年間（58—75年），夢見神人，于是派遣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12人去西域求法，于大月支寫佛經42章，三年后同攝摩騰、竺法蘭兩位高僧返回京師，于洛陽城西立精舍處之，即后世所稱白馬寺。該寺院位于漢代雍門外三里北側，即北魏時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也就是今白馬寺院所在位置［26］。作為佛教傳入中土內陸都城中且由皇家設置的第一座寺院，白馬寺具有重要的地位。此外，桓帝時還在北宮北部的濯龍園中設置祠堂，用郊天之樂祭拜老子［27］，也是道教文化在帝都傳播和影響的重要事例。

靈帝時，還與大將軍何進講武于城西平樂觀下，何進大發四方兵，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陳。修筑有大壇和小壇，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天子駐大華蓋下，何進駐小華蓋下，舉行閱兵禮［28］。《河南志》記載平樂觀在上西門外。《水經注》修正說上西門外無他基觀，惟西明門外獨有此臺［29］。今白馬寺西南隴海鐵路兩側恰好還尚存兩座夯土臺基，位置較為符合。

綜合來看，東漢時期的都城已經形成完備的郊祀制度。尤其光武帝時期，在洛陽城南北分別建立了祭天的南郊壇和祭地的北郊壇，各以高帝和高后配祀，最終肯定了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祖妣配祀的祭祀原則；同時在禮制建筑中，建立了分立的明堂、辟雍、靈臺和太學禮制建筑；創造了迎時氣的五郊壇和左祖右社制度。

二曹魏洛陽都城的禮制建筑空間

曹魏時期，在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等諸多方面均承繼漢文化正統，曹魏洛陽城的禮制建筑也基本重修沿用東漢［30］。據高堂隆《奏表》所記曹魏祭祀順序為，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31］。顯然曹魏沿襲了東漢的祭祀制度，但也改革精簡了國家祀典，“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32］，有效控制了戰國以來淫祀成風的現象。其祭天的主要作法，郊祀以太祖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33］，而且是將南郊祭天與明堂祭天地祖宗合在同一天進行［34］，顯然是對兩漢郊祀制度的變化。

曹魏初期，文帝黃初二年（221年），在洛陽宮正門尚未確定之前，其郊祀天地、明堂、朝日東郊，有可能繼續沿用東漢的南北郊壇、明堂和東郊壇等祭祀建筑設施［35］。（圖三）

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在洛陽城南委粟山營建圜丘［36］，此圜丘正處在京師宮城閶闔門、宮前大街銅駝街和大城宣陽門向南的延長線上。由此可知，曹魏除了在南郊祭天，又在委粟山創建了圜丘。關于此圜丘的位置，《魏氏春秋》有記：“有委粟山，在陰鄉，魏時營為圜丘。”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曾對萬安山主峰北麓當地稱為“禹宿谷堆”的獨立小山包踏查（圖一），山頂和北坡發現大量漢魏時期磚瓦殘塊等遺物，基本認定其與記載的委粟山圜丘有關。此“禹宿谷堆”山形為自然尖錐狀（圖四），海拔高度300～371米，平面略呈圓形，直徑約570米，形如粟堆，現山頂南坡尚存有一處唐代石窟遺址。其位于漢魏洛陽城曹魏與北魏宮城軸線南直的萬安山主峰北麓，距離都城南墻約18千米，不僅為形勝之地，而且地望也與陰鄉相符。有學者從語言方面考證，認為“禹宿”與“委粟”似有一定淵源關系［37］。筆者以為此圜丘的祭天配祖對象正是人文始祖虞舜，后世傳說的“禹宿”也可能是受此影響。綜合多方面的材料推斷，此“禹宿谷堆”當即曹魏圜丘所在的委粟山。

根據記載，曹魏明帝景初年間的祭祀天地之禮，除了圜丘、方丘外，也有南北郊和明堂祭祀，只是祭天配祀的對象不同。如祀圜丘以始祖帝虞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但正始之后不再有郊祀活動［38］。因此，曹魏也繼續沿用東漢的南北郊、明堂、辟雍、靈臺與太學等禮制建筑設施，除了將明堂與南郊祭天合于同一天行事之外，還形成明堂祭天以皇考文帝曹丕配。這種“嚴父配天”于明堂的作法，雖然在漢武帝時就已經出現，但當時也配祀高祖［39］，在曹魏時期才形成定制，并為后世所繼承。此外，曹魏也承襲了漢代迎時氣的五郊祭祀制度［40］，推測五郊的位置也沿用東漢。

曹魏洛陽宗廟，在曹丕代漢稱帝時并未建成，故魏文帝黃初二年（221年）祭祀皇考武皇帝是在建始殿行禮［41］。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年），初營宗廟［42］。太和三年十一月，廟始成，稱為“洛京廟”。十二月，遷鄴廟神主入洛京廟，祭祀高皇帝、太皇帝、武皇帝、文皇帝四祖［43］。四祖“共一廟，猶為四室而已”［44］。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六月，曹魏最終確立了七廟之制［45］，但未恢復“天子七廟、一帝一廟”的制度，而是沿用東漢以來“一廟七室”的做法［46］。曹魏洛陽的社稷，延續東漢的制度，即只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47］。至于曹魏宗廟和社稷的位置，推測在宮城閶闔門前銅駝街中段的兩側，即曹爽故宅的東側、西晉宗廟和社稷的北側［48］。（圖三）顯然，曹魏時期在宮前銅駝街兩側修建“左祖右社”已成為制度。

關于帝王籍田，“《禮》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至秦滅學，其禮久廢。漢文帝之后，始行斯典。魏之三祖，亦皆親耕藉田”［49］。但籍田的位置不甚清楚。至于皇后親蠶之事，“《周禮》，王后帥內外命婦蠶于北郊。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魏文帝黃初七年，命中宮親蠶于北郊，依周典也”［50］。顯然，曹魏親蠶是在北郊，與漢代親蠶在東郊略有不同，是遵從了周代的古制。

三西晉洛陽都城的禮制建筑空間

西晉泰始元年（265年）十二月，司馬炎受魏禪即皇帝位。因為是和平禪讓，西晉基本沿用了曹魏洛陽的宮室、宗廟、郊壇等舊制。但祭祀制度也有改革和變化，主要是將圜丘與方澤合并于南北二郊，重新修筑郊壇［51］。在天地配祀上，南郊祭天以宣皇帝司馬懿配祀，明堂祭天以皇考文皇帝司馬昭配祀，北郊祭地則廢除了先妣配祀的制度［52］。

泰始二年（266年），司馬炎下詔拆除曹魏舊廟，改建西晉太廟，也沿用了東漢、曹魏以來的“一廟七主”之制，當是在曹魏舊廟址上重新營建［53］。太康八年（287年）西晉太廟塌毀，需要改修。太康九至十年，新營的太廟改筑于宣陽門內新址［54］，即原太仆寺處，其前臨廣陽門至清明門大街，門前更為寬敞［55］。記載太康九年改建宗廟時，社稷壇也與宗廟一起遷徙，并且將太社和官社合并為一社之祀［56］。另據《水經注·谷水》記載，西晉新的宗廟和社稷均是從曹魏舊址遷移到宣陽門內，而且是按照“左祖右社”的原則設置在都城中軸大街——銅駝街的東西兩側。

西晉繼續沿用東漢曹魏以來分立的明堂、辟雍、靈臺和太學等禮制建筑。咸寧二年（276年）在太學之西，又另立國子學，與太學東西并立［57］。西晉在南郊和明堂祭祀天帝與祖先，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三獻”制度［58］，即皇帝初獻、太尉（或太常）亞獻、光祿大夫終獻，三獻依次登堂行禮。皇帝不親自行禮的祭祀，則有司任三獻。西晉時，皇帝和皇太子在辟雍和太學行禮養老講學也是很重要的禮制活動，而且在辟雍講學都要釋奠孔子，并以顏淵（顏回）配祀［59］。

晉武帝時還分別下詔，對與祭祀密切相關的籍田和親蠶之事作了規定。按照古禮，天子耕籍田，以供宗廟粢盛之用；皇后親蠶事，以供祭服之需。晉武帝泰始四年（268年），下詔天子籍田在“東郊之南，洛水之北，以太牢祀先農”［60］。太康六年（285年），詔皇后親蠶于西郊，對采桑壇、蠶室、先蠶壇、帷宮、桑林均有規劃，與東郊籍田位置東西對應［61］。

綜上來看，曹魏西晉時期的國家大祀主要包括南北郊、明堂、宗廟與社稷、迎時氣的五郊、籍田與親蠶、辟雍與太學等。繼續了東漢以來對西漢宗廟的改革進程，將“天子七廟、帝各一廟”簡化為“一廟七主”，形成太廟制度。逐漸完善了天子耕籍田、皇后親蠶事的制度，以及在辟雍、太學行禮講學與釋奠孔子的文化傳統。形成了太祖配祀南郊、嚴父配祀明堂的做法。這些顯然影響了后世東晉南朝的祭祀制度，為隋唐禮制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四北魏洛陽都城的禮制建筑空間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自平城遷都洛陽，在洛陽新修禮制建筑，仍然延續了平城都城已仿制中原的祭祀制度。遷都前的平城內設置有太廟和社稷，南郊有南郊壇、圜丘和明堂，北郊有北郊壇、方丘，西郊也有西郊壇［62］。既保留了鮮卑族西郊祭天的習俗，也吸取了南郊與圜丘祭天、北郊與方丘祭地的中原禮制文化。孝文帝遷都后，在洛陽主要修建了圜丘、方澤、五郊壇、宗廟、社稷等禮制建筑。其設立的圜丘和方澤，分別是祭祀昊天上帝和昆侖皇地祇，同漢地傳統一致。宣武帝至孝明帝時，則完成了明堂、太學、國子學及四門學的修建。

關于北魏洛陽圜丘，《魏書·禮志》記載：“（太和十九年）十一月庚午，帝幸委粟山，議定圜丘。甲申長至，祀昊天于委粟山。”由此可知，孝文帝遷洛后建造的圜丘，是承襲沿用了曹魏圜丘的舊地，即是在前述萬安山北麓稱為“禹宿谷堆”的委粟山營建。（圖一，圖四）但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又將圜丘自委粟山遷往伊水之陽［63］。宿白先生曾對伊水之陽圜丘進行過考察與位置推測，認為當在伊河北岸的王圪垱村附近［64］。（圖五）

關于北魏洛陽方澤，據《魏書·高祖紀》：太和十八年（494年）“二月乙丑，行幸河陰，規建方澤之所”。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初營方澤于河陰。丁亥，祀方澤”。河陰在黃河南岸，方澤是靠近水澤的方丘，北魏方澤顯然應位于漢魏洛陽城北面邙山北坡的黃河岸邊。據近年對東漢帝陵勘察并結合記載考證，光武帝原陵當在東漢洛陽城西北的邙山之巔，即當地俗稱的“大漢冢”可能性最大［65］。而以往認為是漢光武帝原陵的孟津縣鐵謝村“劉秀墳”，位于邙山之陰的黃河岸邊，距離與原陵也不相符，顯然不應該是一座皇陵，極有可能就是北魏方澤壇所在。（圖一）

關于北魏洛陽五郊壇，其位置也基本沿用漢晉。據劉芳上疏引賈逵云：“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而且按照“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為限，里數依上”，郊壇的位置皆在郭門之外。朝拜日月，也分別在郭城的東、西門外［66］。

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下詔在平城修建明堂、辟雍［67］。太和十五年“經始明堂，改營太廟”［68］，工程才得以完工。平城新廟建成后，原來的太廟稱為“太和廟”，新廟則稱為“太廟”或“新廟”，北魏皇室七廟神主也由舊廟遷入新廟，雖然存在一廟虛位的情況，但實行的顯然是“一廟七主”制度［69］。孝文帝太和十九年遷都洛陽，北魏太廟也從代都遷至洛陽。根據《河南志》等記載的北魏洛陽太廟和太社在宮城閶闔門前的位置排序，完全是按照前朝的“左祖右社”格局營建在宮前銅駝街兩側。至于太廟的具體位置，1963年考古勘察曾在洛陽城西明門至青陽門東西橫街與銅駝街交叉處東北角，發現一處北魏時期的一號房址［70］，根據相關記載和出土的板瓦、筒瓦、鏤空菱形瓦釘、蓮花紋與獸面紋瓦當、獸面塑雕磚等高等級建筑瓦件，該房址的位置和性質正和北魏太廟相符合。（圖五）綜合來看，北魏太廟和太社是在西晉太廟和太社位置處重新營建。

據《魏書·高祖紀》記載，北魏平城太和年間的禮制活動，采用的是南郊祭天以太祖配，明堂祭上帝以嚴父配天，明堂祭享之后，升靈臺望云物，顯然是沿用東漢制度。1995年考古發現了平城明堂遺址［71］，其位于平城南郊，與“明堂在國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的制度相吻合，該建筑中間是明堂殿堂、上部為靈臺高臺、外圈有辟雍環水，是一座三者功能合一的建筑。關于北魏洛陽明堂，記載宣武帝永平、延昌年間（508—515年）欲建明堂，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因正遇災年，工程停罷。至孝明帝煕平二年（517年）復議之，詔從五室。及元叉執政，遂改營九室［72］。正光年間（520—525年）始成［73］。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均顯示，北魏在洛陽重修的明堂辟雍，也是一座明堂、辟雍、靈臺三者合一的禮制建筑，而且是在漢晉明堂舊基上重建（圖五），漢晉時分立的辟雍和靈臺則不再修建。

北魏對設立國學、釋奠孔子之禮也非常重視。早在道武帝天興二年（399年），拓跋珪即“初令《五經》群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74］。遷都洛陽之前，孝文帝也曾觀摩洛陽漢魏太學石經［75］。遷都洛陽之后，孝文、宣武、孝明三帝，除了重修太學［76］、詔修國子學［77］，還增設有四門小學［78］，形成三學并立之制。北魏國子學在宮城前銅駝街東，孝明帝曾親臨國子學祠孔子，以顏淵配祀；太學在開陽門外三里道東的漢魏太學故址；四門學應該在太學坊附近，與太學同處。

北魏政權在其入主中原、以正統王朝自居的漢化進程中，顯然極力仿制了中原王朝的祭祀文化，其中也必然存在著延續并入本民族傳統習俗和簡化改變中原制度的內容，當然也有新的創造。如南北郊祀、左祖右社、釋奠孔子、大享明堂，均是繼承的中原制度。將明堂、辟雍、靈臺三者合一和設立四門學，則是對傳統禮制的創造和發展。北魏對禮制建筑的沿承與發展，對北朝和隋唐禮制的建立具有很大影響。

注釋

向上滑動閱讀

［1］“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丘明.左傳·成公（成公十三年）.

［2］《后漢書·祭祀上》劉昭注引：《黃圖》載元始儀最悉，曰：“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曰：'帝王之義，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范曄.后漢書·祭祀上（志第7）［M］.北京：中華書局，1965：3157-3158.

［3］姜波.漢唐都城禮制建筑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4］肖子顯.南齊書·禮上（卷9）［M］.北京：中華書局，1972：119.

［5］［1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魏洛陽故城南郊禮制建筑遺址1962～1992年考古發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6］徐松.河南志·后漢城闕古跡［M］.北京：中華書局，1994：56.

［7］范曄.后漢書·祭祀上（志第7）［M］.北京：中華書局，1965：3159.

［8］范曄.后漢書·光武帝紀（卷1）［M］.北京：中華書局，1965：84.

［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資料。

［11］《后漢書·祭祀中》劉昭注引：“《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嵩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新論》曰：'天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矛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范曄.后漢書·祭祀中（志第8）［M］.北京：中華書局，1965：3177-3178.

［12］范曄.后漢書·祭祀中（志第8）［M］.北京：中華書局，1965：3181.

［13］徐松.河南志·后漢城闕古跡［M］.北京：中華書局，1994：56-57.

［14］范曄.后漢書·祭祀中（志第8）［M］.北京：中華書局，1965：3181-3182.

［15］范曄.后漢書·祭祀中（志第8）［M］.北京：中華書局，1965：3181-3184.

［16］“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四時祫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余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范曄.后漢書·祭祀下（志第9）［M］.北京：中華書局，1965：3193.

［17］“（建武）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至十九年，于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當除今親廟四。’于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范曄.后漢書·祭祀下（志第9）［M］.北京：中華書局，1965：3193-3194.

［18］“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于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范曄.后漢書·祭祀下（志第9）［M］.北京：中華書局，1965：3194.

［19］范曄.后漢書·祭祀下（志第9）［M］.北京：中華書局，1965：3197.

［20］“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墻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范曄.后漢書·祭祀下（志第9）［M］.北京：中華書局，1965：3200.

［21］［47］“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后復省.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房玄齡等.晉書·禮上（卷19）［M］.北京：中華書局，1974：591.

［22］《后漢書·祭祀下》劉昭注引：“《白虎通》曰：'《春秋文義》，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范曄.后漢書·祭祀下（志第9）［M］.北京：中華書局，1965：3201.

［23］《后漢書·祭祀下》劉昭注引：“《禮記》曰：'天子之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盧植曰：'謂無屋。’”范曄.后漢書·祭祀下（志第9）［M］.北京：中華書局，1965：3201.

［24］《后漢書·祭祀下》劉昭注引“《古今注》：'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門內。’”范曄.后漢書·祭祀下（志第9）［M］.北京：中華書局，1965：3201.

［25］“（黃初）二年春正月，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陳壽.三國志·魏書·文帝紀［M］.北京：中華書局，1959：77.

［26］“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注引“《牟子理惑論》云：'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于是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于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4）［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97-198.（本文注：北魏時塞雍門，新開西陽門，故楊衒之所記白馬寺位置是北魏時西陽門外道南，東漢時則應是在雍門外北側。）

［27］“崇虛寺在城西，即漢之濯龍閣（園）也。延熹九年，桓帝祠老子于濯龍園，設華蓋之座，用郊天之樂。”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3）［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83.“庚午，祠黃老于濯龍宮。”范曄.后漢書·桓帝紀（卷7）［M］.北京：中華書局，1965：317.

［28］范曄.后漢書·竇何列傳（卷69）［M］.北京：中華書局，1965：2246-2247.

［29］“平樂觀。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迎取飛廉、銅馬，置上西門外平樂觀。”徐松.河南志·后漢城闕古跡［M］.北京：中華書局，1994：57.“谷水又南逕平樂觀東。今于上西門外無他基觀，惟西明門外獨有此臺，巍然廣秀，疑即平樂觀也。”酈道元著，王先謙校.水經注［M］.成都：巴蜀書社，1985：301.

［30］“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時魏都洛京，而神祗兆域明堂靈臺，皆因漢舊事。”沈約.宋書·禮三（卷16）［M］.北京：中華書局，1974：419.

［31］肖子顯.南齊書·禮上（卷9）［M］.北京：中華書局，1972：124.

［32］“（黃初五年）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陳壽.三國志·魏書·文帝紀［M］.北京：中華書局，1959：84.“青龍元年閏五月丁酉：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陳壽.三國志·魏書·明帝紀［M］.北京：中華書局，1959：99.

［33］“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陳壽.三國志·魏書·明帝紀［M］.北京：中華書局，1959：92.

［34］“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房玄齡等.晉書·禮上（卷19）［M］.北京：中華書局，1974：582.

［35］“（黃初）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陳壽.三國志·魏書·文帝紀［M］.北京：中華書局，1959：77.

［36］“（景初元年冬十月）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圜丘。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陳壽.三國志·魏書·明帝紀［M］.北京：中華書局，1959：110.

［37］段鵬琦.漢魏洛陽故城［M］//二十世紀中國文物考古發現與研究叢書.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38］房玄齡等.晉書·禮上（卷19）［M］.北京：中華書局，1974：583.

［39］“（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班固.漢書·武帝紀（卷6）［M］.北京：中華書局，1962：207.

［40］“漢明帝據《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之禮，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祭其帝與神，車服各順方色。魏、晉依之。江左以來，未遑修建。”沈約.宋書·禮三（卷16）［M］.北京：中華書局，1974：433.

［41］“（黃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祀五岳四瀆，咸秩群祀。”裴松之注引：“《魏書》：甲辰，以京師宗廟未成，帝親祠武皇帝于建始殿，躬執饋奠，如家人之禮。”陳壽.三國志·魏書·文帝紀［M］.北京：中華書局，1959：78.“黃初元年十一月受禪，又追尊大王曰大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于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房玄齡等.晉書·禮上（卷19）［M］.北京：中華書局，1974：601.

［42］“（太和元年夏四月）甲申，初營宗廟。”陳壽.三國志·魏書·明帝紀［M］.北京：中華書局，1959：92.

［43］“（太和三年）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鄴，十二月乙丑至，奉安神主于廟。”陳壽.三國志·魏書·明帝紀［M］.北京：中華書局，1959：96.

［44］《晉書·禮上》：“（明帝太和三年）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迎高皇帝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為四室而已。”房玄齡等.晉書·禮上（卷19）［M］.北京：中華書局，1974：601.

［45］“六月，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樂用章武（斌）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余四廟，親近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陳壽.三國志·魏書·明帝紀［M］.北京：中華書局，1959：109.

［46］“（太康）六年，詔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一廟七室。’”房玄齡等.晉書·禮上（卷19）［M］.北京：中華書局，1974：603.

［48］“（陽）渠水又枝分，夾路南出逕太尉、司徒兩坊之間，謂之銅駝街。水西有永寧寺，其地是曹爽故宅.渠左是魏晉故廟地，今悉民居，無復遺墉也。渠水又西，歷廟社之間，南注南渠。”酈道元著，王先謙校.水經注［M］.成都：巴蜀書社，1985：299-300.

［49］房玄齡等.晉書·禮上（卷19）［M］.北京：中華書局，1974：588.

［50］房玄齡等.晉書·禮上（卷19）［M］.北京：中華書局，1974：590.

［51］“（泰始二年）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圜丘方丘于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圜丘于南郊。自是后，圜丘方澤不別立。”房玄齡等.晉書·禮上（卷19）［M］.北京：中華書局，1974：583-584.

［52］“泰始二年正月，時群臣又議，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座，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房玄齡等.晉書·禮上（卷19）［M］.北京：中華書局，1974：584.

［53］“（泰始）二年正月，有司奏天子七廟，宜如禮營建。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于是群臣奏議：'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祗，逮至周室，制為七廟，以辨宗祧.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奏可。七月，又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于祗奉神明，情猶未安。宜更營造，崇正永制。’于是改創宗廟。”沈約.宋書·禮三（卷16）［M］.北京：中華書局，1974：446-447.

［54］“（太康）六（八）年，因廟陷，當改修創。至十年，乃更改筑于宣陽門內，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爾。廟成，帝用摯虞議，率百官遷神主于新廟。”房玄齡等.晉書·禮上（卷19）［M］.北京：中華書局，1974：603.“（太康）八年，太廟殿陷，九月，改營太廟，作者六萬人。”司馬光.資治通鑒·晉紀三（卷81）［M］.北京：中華書局，1956：2591.

［55］“《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安（康）中詔曰：'往者仍魏氏舊廟處立廟，既壅翳不顯，材木弱小，至今中間有趺撓之患。今當修立，不宜在故處。太仆寺南臨甬道，地形顯敞，更于此營之。’主者依典禮施行。”太平御覽·卷531（禮儀部10，廟）.

［56］“晉初仍魏，無所增損。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房玄齡等.晉書·禮上（卷19）［M］.北京：中華書局，1974：591.

［57］“（咸寧二年）夏五月，立國子學。”房玄齡等.晉書·武帝紀（卷3）［M］.北京：中華書局，1974：66.“靈臺、明堂、辟雍、國學、太學，《述征記》曰：國學在辟雍東北五里。太學在國學東二百步。”徐松.河南志·晉城闕古跡［M］.北京：中華書局，1994：75.（本文注：國學與太學東西并立，距離不遠，在辟雍東北應無誤，但五里顯然有誤）

［58］沈約.宋書·禮一（卷14）［M］.北京：中華書局，1974：347-350.

［59］房玄齡等.晉書·禮上（卷19）［M］.北京：中華書局，1974：599.

［60］房玄齡等.晉書·禮上（卷19）［M］.北京：中華書局，1974：589.

［61］“（太康四年）于是使侍中成粲草定其儀。皇后采桑壇在蠶室西，帷宮中門之外，桑林在其東，先蠶壇在宮外門之外而東南。”沈約.宋書·禮一（卷14）［M］.北京：中華書局，1974：355.“于是蠶于西郊，蓋與籍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粲草定其儀。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采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房玄齡等.晉書·禮上（卷19）［M］.北京：中華書局，1974：590.

［62］魏收.魏書·禮志一（卷181）［M］.北京：中華書局，1974：2734-2736.

［63］“（世宗景明二年）十一月壬寅，改筑圓丘于伊水之陽。”魏收.魏書·禮志二（卷182）［M］.北京：中華書局，1974：2761.

［64］宿白.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墓——鮮卑遺跡輯錄之三［J］.文物，1978（7）.

［65］錢國祥.東漢洛陽帝陵的布局與歸屬辨析［J］.中原文物，2019（1）.

［66］魏收.魏書·劉芳傳（卷55）［M］.北京：中華書局，1974：1222-1224.

［67］“（太和）十年，九月辛卯，詔起明堂、辟雍。”魏收.魏書·高祖紀下（卷7）［M］.北京：中華書局，1974：161.

［68］“（太和）十五年，夏四月，己卯，經始明堂，改營太廟。”魏收.魏書·高祖紀下（卷7）［M］.北京：中華書局，1974：167-168.

［69］“（太和十五年四月詔）朕今奉道武為太祖，與顯祖為二祧，余者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六，始今七廟，一則無主。”魏收.魏書·禮志一（卷181）［M］.北京：中華書局，1974：2748.

［70］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漢魏洛陽城一號房址和出土的瓦文［J］.考古，1973（4）.

［71］王銀田，曹臣明，韓生存.山西大同市北魏平城明堂遺址1995年的發掘［J］.考古，2001（3）；劉俊喜，張志忠.北魏明堂辟雍遺址南門發掘簡報［M］//山西省考古學會論文集（三）.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

［72］魏收.魏書·禮志二（卷182）［M］.北京：中華書局，1974：2767.

［73］“明堂，宣武八年詔建，孝明正光中始成，在辟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徐松.河南志·后魏城闕古跡［M］.北京：中華書局，1994：90.

［74］魏收.魏書·太祖道武帝紀（卷2）［M］.北京：中華書局，1974：35.

［75］“（太和十七年七月）壬申，觀洛橋，幸太學，觀石經。”魏收.魏書·高祖紀（卷7）［M］.北京：中華書局，1974：173.

［76］“開陽門外三里，御道東曰勸學里，有太學。里內有漢太學。學堂前石經，《春秋》《尚書》二十五碑，表里刻之，存十八碑。復有四十八碑，隸書《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碑。孝文題為勸學里太學。宣武時方成，至東魏孝靜帝武定四年，遷石經于鄴。”徐松.河南志·后魏城闕古跡［M］.北京：中華書局，1994：90.

［77］“正光元年春正月乙酉，詔曰：'建國緯民，立教為本，尊師崇道，茲典自昔。來歲仲陽，節和氣潤，釋奠孔顏，乃其時也，有司可豫繕國學，圖飾圣賢，置官簡牲，擇吉備禮。’”魏收.魏書·肅宗孝明帝紀（卷9）［M］.北京：中華書局，1974：229.

［78］“芳表曰：'……又去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于四門置學。今太學故坊，基址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為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魏收.魏書·劉芳傳（卷55）［M］.北京：中華書局，1974：1221-1222.

（作者：錢國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