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瀾閣《四庫全書》傳奇

xyf4345 2023-01-14 發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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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橋、白堤、孤山，是杭州西湖最受游人歡迎的去處。只是很多人不知道，隱身于其中的，還有一套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叢書——《四庫全書》。

1772年，乾隆皇帝下了一道旨令，要求輯佚庫書、廣征遺書，開啟了編撰《四庫全書》的按鈕。十多年后書成，分送全國七閣保藏，其中一閣就是西湖畔的文瀾閣。

《四庫全書》共36000多冊，因分經、史、子、集，故名四庫，基本囊括乾隆中期以前中國歷代主要典籍，總字數近8億，遠遠超過了《永樂大典》的3.7億字。

8億字什么概念？一個人從一出生開始讀，每天三萬字，也要讀到七十多歲。

這部集大成之作，背后有著怎樣的故事？今天且來一探究竟。

《欽定四庫全書》書影

一

眾所周知，叢書編抄耗資巨大。征書、整理、抄寫、校訂每一個環節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但“雁過留聲，人過留名”，匯聚天下能人志士來修典，既是彰顯文治、招攬人才的重要手段，也是國家實力的秀場。乾隆下了大決心。

從征書開始，為了表彰進書者，清廷制定了獎書、題詠、記名等獎勵辦法：

“獎書”即凡進書500種以上者，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進書100種以上者，賜《佩文韻府》一部。“題詠”，即凡進書百種以上者，擇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題詠簡端，以示恩寵。“記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進者或藏書家姓名。

當時，激賞之下，民間積極響應，七年時間共征集圖書12237種，其中江蘇進書4808種，高居榜首；浙江進書4600種，位列榜眼，兩地總計約占總進書數的80%，足見江南文化之鼎盛。

乾隆任命紀昀（曉嵐）擔任《四庫全書》總纂官，先后選拔了3826人擔任抄寫工作，并規定每人每天抄寫1000字，每人一天工錢2.5錢白銀。8億字的《四庫全書》共抄寫七部，56億字花140萬兩白銀。

七部《四庫全書》分藏南北七閣，史稱“北四閣”和“南三閣”。

“北四閣”，即紫禁城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沈陽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四閣命名將浩瀚的文化典籍喻作江河之水，水由“源”出，匯合成“淵”，再由“津”“溯”流而上。“南三閣”，分別為揚州大觀堂文匯閣、鎮江口金山寺文宗閣、杭州圣因寺行宮文瀾閣。

文瀾閣落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從乾隆六十年（1795）開始對外開放。據史料記載，文瀾閣也是四庫七閣中唯一向民眾開放的。文人學子可入內閱看，在辦理手續后，還可以把書借出抄錄，首開世界公共圖書館之先河。用乾隆的原話講：“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觀摩謄錄，用昭我國家藏書美富。”

此舉極大促進了清中葉以來浙江學術的傳播和繁榮，孫星衍、阮元、陸心源、孫衣言、馬一浮等頂尖學者都曾在文瀾閣讀書校書。

二

《四庫全書》修成后幾經滄桑，不出百年就有數套抄本在戰火中被焚毀，現僅存“三部半”。

文源閣本毀于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鎮江文宗閣、揚州文匯閣的《四庫全書》焚毀于1853年間的太平軍戰火。只有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溯閣本和文瀾閣本傳世，其中“半部”文瀾閣《四庫全書》最為跌宕起伏。

文瀾閣《四庫全書》其中一冊

1861年，太平軍攻入杭州，戰火紛飛，文瀾閣淪為兵營，閣中藏書散佚四處。

最早發現散佚文瀾閣《四庫全書》的，是杭州著名藏書家丁申、丁丙兄弟，他們家里原本就有“八千卷樓”藏書樓，為了躲避戰亂，躲在離杭州十來里路的留下鎮。

有一天，丁申外出購物時，發現包裝紙“皆四庫書也”。他驚叫：“文瀾閣書得無零落在此乎？”事不宜遲，丁氏兄弟雇傭人員，連夜到文瀾閣，從殘垣斷壁中搶救散落的庫書，同時民間高價收購，這兩個富家“傻公子”散盡家財，共搶救回文瀾閣本8689冊，約為總數的四分之一。

對于丁氏家族來說，書是維系族魂的紐帶。丁氏兄弟冒著生命危險保存下來的，是江南文脈存續的星火之光，其祖訓“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同時也折射出一代代浙江藏書家的信念與堅守。

1915年，浙江圖書館首任館長錢恂秉承丁氏遺志啟動“乙卯補抄”。但在他啟動此項工作10個月后，袁世凱便將其調到北京。他沒有放棄補抄工作，在呈請袁世凱批準后，他又在北京設立了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館，把抄寫人員安置在北京家中，還從文淵閣借出《四庫全書》供以補抄。

“乙卯補抄”歷時七年完成后，時任浙江省教育廳長張宗祥又通過向浙江社會各界募捐籌集補抄經費，開始“癸亥補抄”。

對募款抄書的事，張宗祥還約法三章：非本省人就是富可敵國也不募；本省九府屬每府皆能有人捐助最好；每一股以500元為定額，如果財力不足可以幾個人拼成一股，不成股的不募，凝聚浙江民間力量抄書修書。

1924年12月，“癸卯補抄”勝利完成，自此，遭兵燹之劫，散佚大半的文瀾閣《四庫全書》，經丁丙、錢恂、張宗祥相繼三次發起并組織大規模拾遺補闕，得以恢復舊貌。

文瀾閣《四庫全書》，可以稱得上是集結浙江幾代學人心力的“百衲本”。

三

文瀾閣《四庫全書》的故事還遠未結束。

1937年盧溝橋事變，這部失而復得的文瀾閣《四庫全書》還來不及喘息，又面臨了戰爭的威脅。1945年，抗日戰爭一結束，曾經為了躲避戰火輾轉浙、閩、贛、湘、黔五省，落腳重慶的文瀾閣《四庫全書》究竟該還歸何處，引來了各種爭執。

國民黨當局設想將文瀾閣《四庫全書》運往南京，但張宗祥以該書補抄時全用浙籍人士募捐之資，未用政府一筆一紙為由據理力爭，后經浙江參議會代表民意，電告南京政府，此議才作罷。幾經周折，文瀾閣《四庫全書》在顛沛流離八年多后，終于回到杭州。

歷經三百多年，七閣中書與閣仍然在一起的也只有文瀾閣一處，甘肅“文溯閣本”原來在沈陽，故宮“文淵閣本”現在臺灣，“文津閣本”也已離開承德，安家中國國家圖書館。

如果說決策者修書有彰顯其英明領導、規范社會道德行為的重要考量，那么像丁丙、丁申、錢恂、張宗祥這樣一代又一代的藏書家修書、護書、藏書，又是為何？

這背后，一定是一種深深的情懷，是對中華文脈賡續傳承的信念與堅守，是為了將這些寶貴的精神財富留給子子孫孫，傳至千秋萬代。

抗日戰爭期間參與《四庫全書》保護的浙江人

盛世修典，寄托著中國人的一個理想和一種精神。《四庫全書》盛世開工繕寫，雖有“四庫七閣”的災備遠見，但也難逃亂世的流離散佚，成書、護書、抄書的背后是一種守護中華文化根脈的精神。

這套歷經磨難的國寶藏書，是中華文脈薪火相傳不息的見證，堪稱中國文化史上一大奇觀、一大奇跡。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從未間斷傳承的古老文明，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歷代典籍對文化的記錄，愛書之人對典籍的珍藏。《四庫全書》載記中華千年文史，仁人志士補抄遷移，守書護書，以共同目標接力，終使這部皇皇巨著延續至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如今，杭州國家版本館在之江大地上拔地而起，又仿效文瀾閣造閣藏書，將這文明之火賡續傳承，續寫時代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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