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如何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

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黨的靈魂和旗幟。毛澤東在領導中國共產黨進行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反復研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書籍，不斷提高理論素養，為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卓越貢獻。毛澤東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基本方法，條理清晰、意韻深遠，對我們今天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更好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依然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一、系統廣泛地讀

毛澤東指出，學習馬列主義，要“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學。因此，要讀懂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需要系統廣泛地讀，從而準確把握其中的基本原理，杜絕斷章取義。相反，“零碎地” 讀書，就是簡單、機械地對待書本，“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對理論理解僅停留在只言片語，只見其表，不究其里，割裂理論與實踐的聯系或簡單化地對待這種聯系。對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只有不拘泥于詞句、系統廣泛研讀，才有可能實現對其理論內涵進行完整準確地理解。但是，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急迫形勢，使得中國共產黨甫一誕生即投入迅猛的革命運動中，缺乏從容的理論準備，總體上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入研究和理解，“多數同志幾乎是先當了共產黨員才學習馬列主義”。鑒于黨內普遍存在的理論素養不足的問題，毛澤東身體力行、有的放矢，在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上下了很大功夫，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等內容進行了深入學習。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戎馬倥傯，缺乏安定的讀書學習環境。盡管如此，毛澤東還是盡可能地搜集并閱讀與馬列主義相關的書籍。井岡山時期，他安排將“《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這類啟蒙讀物油印出來”，發放到各個連隊學習，還寫信給中央，希望能將斯大林的《列寧主義概論》等著作寄送到革命根據地。1932年4月，毛澤東率領紅軍攻克福建漳州后，在漳州龍溪中學圖書館翻閱了一上午，專門挑了包括馬列著作在內的幾擔書，用汽車運回中央蘇區。此后，由于黨內“左”傾錯誤蔓延，毛澤東受到錯誤打擊。即使在困難的處境下，他依然重視閱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扎實實下功夫”，為此后寫成《矛盾論》《實踐論》等著作打下了基礎。長征途中，毛澤東把“馬列著作譯本一直帶在身邊”，其中就包括《反杜林論》《國家與革命》等。他后來“在延安經常讀的《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兩本書，就是經過長征從中央蘇區帶到陜北的。延安時期，環境相對穩定，毛澤東為了系統總結中國革命經驗，從理論上清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指導中國革命繼續前進，“集中精力，發憤攻讀馬列主義的書”。在這一時期，延安馬列學院編譯人員集中翻譯了一批馬列著作，出版了一批研究闡釋馬克思主義的論著，形成了一支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隊伍，為毛澤東和廣大黨員系統閱讀研究馬列著作提供了條件。毛澤東在這一時期讀過的馬列原著，僅保存下來的就有“《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列寧選集》《列寧關于辯證法的筆記》《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左派”幼稚病》《斯大林選集》等等”。可見，毛澤東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絕非一時之功，而是系統全面、久久為功。

系統廣泛地閱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是提高個人理論素養的重要方式，也是我們黨開展思想理論教育的一項重要途徑。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中央蘇區和各革命根據地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發布了一些指導性文件，要求印刷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倡導在黨內開展有組織的理論學習活動。延安時期，毛澤東不僅自己帶頭讀書薦書，也重視發揮集體學習優勢。比如，1938年，根據他的倡議，成立了主要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延安新哲學會。1941年9月，中央學習組（中央研究組）、地方高級學習組先后成立，依據理論、文化和經驗差異對黨員干部進行編組學習，內容主要涵蓋馬列著作和黨的歷史，并建立了學習制度。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列出《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論列寧主義基礎》《聯共（布）黨史》《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列寧斯大林論中國》《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等共12本干部必讀書，意在要求全黨在新的形勢下更好做到“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持續推動馬列主義理論學習系統化、制度化、常態化。1951年，中共中央明確黨員干部理論學習要根據不同的接受能力分為三級：“第一級，學習政治常識，即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常識和中國共產黨的常識”，“第二級，學習理論常識，即關于社會發展史的常識（包括歷史唯物論和政治經濟學）”等，“第三級，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著作和毛澤東的理論著作”。1953年，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正式成立，開始更加系統地翻譯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為全黨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學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有利條件。此后，毛澤東多次強調黨員干部要閱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加強系統思考，弄通馬克思主義，更好地指導各項實際工作。

二、有重點地精讀

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卷帙浩繁，在時間等各方面條件有限的情況下，要突出重點、精選精學。毛澤東認為，對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要經常讀，重點讀”，這不僅有助于解決實際問題，而且“可以從中了解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在各種理論觀點的爭論和批判中，加深對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認識”。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可以從源頭上、從經典作家的思想體系和語義語境中完整準確地理解相關論述，避免“讓一些簡述讀物和別的第二手資料引入迷途”。

為了深入把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不僅是閱讀，而且下大力氣精讀。比如，毛澤東反復閱讀《共產黨宣言》，讀了起碼不下100遍。他說：“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產生濃厚興趣之初，毛澤東就“熱切地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本”。他說：“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分別是《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毛澤東抱著熱切的心情讀完了這三本書，成為他接受和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讀物。后來毛澤東在1941年9月又提及，讀了這三本書后，“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為了寫作《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還多次專門閱讀《共產黨宣言》。在精讀的同時，毛澤東還注重收集閱讀《共產黨宣言》的不同版本。目前已知毛澤東讀過的就有1920年版、1943年版、1949年版、1964年版等多個版本。

在不同歷史時期，毛澤東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重點有所不同。比如，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重點讀的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列寧的《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在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對列寧的《國家與革命》讀得很多。新中國成立后，為了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重點提倡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要求“中央、省市、地委一級委員，包括縣委書記，都要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1959年12月起，他同一些同志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而且發表了許多評論，寫了大量批注。

對如何精讀書本，使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毛澤東有個形象的說法，即“攻書到底”，“讀馬克思主義就是攻馬克思的道理”。針對“看不懂”的問題，他提出，要“如木匠鉆木頭一樣地'鉆’進去”。這就是說，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要邊讀邊學，長期研究，正面攻不入時，就從旁的東西看起，先打根基，點滴積累、旁襲側擊、四面包圍地去理解。

三、聯系歷史讀

毛澤東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因此，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不能孤立地讀，要把讀書與研究中國歷史相結合。毛澤東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不能用“關門研究法”，要做到既能入“書齋”，又能出“書齋”，在理論與歷史的結合貫通中，深化對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

聯系中國歷史，特別是聯系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國革命史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一方面可以加深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理解，另一方面可以發揮出科學理論正確解釋和改造世界的重大作用。馬克思主義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歷史觀和方法論，使中國共產黨能夠正確地認識歷史，并從中總結經驗教訓，以指導新的實踐。

比如，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曾經犯過右傾和“左”傾錯誤，給革命造成了重大損失。毛澤東在讀過《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后，對這兩本書愛不釋手，認為讀這兩本書對糾正和預防右傾和“左”傾錯誤有重要意義，因而他不僅讀了多遍，而且加了不少批注。1933年，他先后將這兩本書送給彭德懷閱讀。彭德懷后來對此回憶說，毛澤東在《兩個策略》上題寫：“此書要在大革命時期讀著，就不會犯錯誤”；后來又在《“左派”幼稚病》上題寫：“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毛澤東聯系我們黨歷史上的一些經驗教訓閱讀這兩本書，因而受到很大啟發，對他探索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革命道路、制定正確革命斗爭策略起了重要作用。

又如，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澤東在閱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中譯本第三版時，標記了“少數派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空虛的理論的命題出發，所以結果違背了唯物論的世界觀之第一的而且根本的要求”等內容，并聯系我們黨的歷史作出批注，“李立三主義和后來的軍事冒險主義與軍事保守主義都犯過此錯誤，不但不是辯證法，而且不是唯物論”，點明了黨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李立三主義與軍事冒險主義及軍事保守主義”這些錯誤的思想根源是不結合具體實際的主觀主義。

四、聯系實踐讀

馬克思主義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實踐中形成、豐富和發展的，是科學的理論，創造性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馬克思主義與實踐活動的密切關系，決定了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絕不能躺在馬列書本上、脫離具體實際和生動實踐，要將其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與具體的實踐變化相結合，做到在聯系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

毛澤東在青年時就指出：“學皆起于實踐問題。”毛澤東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是依托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來展開研究和探索的。比如，20世紀40年代前期，為了總結和吸取黨的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提高廣大黨員干部的思想理論水平，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我們黨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一場整風運動，主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以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作風，其中重點是黨的高中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的整風。1941年9月開始，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強調黨的高級干部要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會議進行期間，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審改的《關于高級學習組的決定》，指出高級學習組要“以理論與實踐統一為方法”，用這一方法“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等課題，“然后再研究馬、恩、列、斯與中國革命的其他問題，以達克服錯誤思想（主觀主義及形式主義），發展革命理論的目的”。同時，為了提高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的馬列主義理論素養，提升工作能力，毛澤東有針對性地開出學習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藥方。他積極領導建立各類學術研究團體和研究小組，提議摘錄馬列著作中關于思想方法的論述并匯編成《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一書，此書被長期列為領導干部必讀書目之一。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多次閱讀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書中的《階級社會與國家》章節幾乎每句都畫有橫杠，體現了他借鑒經俄國革命檢驗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理論思考。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領導全黨全國人民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確立社會主義制度，艱苦探索適合中國基本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為了適應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他開始重點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列寧有關政治經濟學論文十三篇》《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等與經濟學相關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在探索和回答“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重大理論與實踐課題的進程中，毛澤東認真求教于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并號召全黨一道加強相關學習。比如，鑒于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出現的“浮夸風”“共產風”以及平均主義等問題，毛澤東深感各級領導干部非常缺乏政治經濟學知識，不了解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不懂得經濟發展規律，認為有必要加強這方面的學習和思考，通過讀書武裝頭腦以利指導經濟工作，建議黨員干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此后，他集中2個月的時間帶頭閱讀。毛澤東說，此次讀書是采用了“跟著書走”的方法。但他的思想并沒有只是跟著書走，而是在獨立思考中，在對中蘇經驗的比較中，結合中國應該怎么做等問題進行分析，既肯定正確的觀點，又對一些論述大膽懷疑，從而提出了許多不同的意見和獨到的見解，包括關于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而不是生產關系改變以前，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階段論，關于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等等。

聯系實踐的讀書方法，具有強烈現實針對性、目的性和實踐性。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與建設形勢的變化與需要，不斷調整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重點，反映了他理論聯系實際的鮮明讀書方法。同時，也正是在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過程中，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觀點，從而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奠定了基礎。

五、在反對盲從盲信中讀

馬克思主義不是僵死的教條，“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毛澤東在閱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時，能夠運用批判的態度，始終堅持抓住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反對盲從盲信，不盲目襲用前人，擺脫了主觀主義、經驗主義、形而上學的束縛。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至今未變，而個別結論可以改變。其中，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觀點、方法，是科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揭示了世界變化發展的本質和規律，是顛撲不破的普遍真理；而由于“馬克思活著的時候，不能將后來出現的所有的問題都看到”，所以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的個別結論因其誕生于特定歷史環境，不能固守和照搬。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受制于戰爭環境等外部條件，毛澤東能夠讀到的馬列著作并不很多，“又不懂外國文，外國也沒有去過，只是看了一些翻譯的書”。當時，由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錯誤領導，毛澤東提出的一系列正確主張受到錯誤批評，被指責為“一貫機會主義”“狹隘經驗論”“槍桿子主義”“山頭里沒有馬克思主義”等。后來他回憶說：“特別是那個'狹隘經驗論’刺激了我。”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共產國際決議神圣化的錯誤傾向在黨內盛行，在實踐上則表現為不顧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生硬地照搬俄國革命經驗。有鑒于此，毛澤東堅決反對機械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做法，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如果脫離我國的實際，就會陷入迷信書本、盲從教條的“本本主義”。毛澤東對此指出，采用本本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法“是最危險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后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總結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經驗教訓時，著重批評教條主義者拒絕了解中國革命戰爭特點及其變化，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于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對黨內存在的教條主義傾向進行了深入批判，認為教條主義者是“古董鑒賞家”，將馬列書本上的個別字句視為“靈丹圣藥”。他指出：“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可見，毛澤東高度重視克服教條主義，反對盲從盲信，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同中國實際、歷史與文化相結合，才能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這正是他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重大命題的深刻背景與價值所在。

毛澤東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方法豐富獨特，引人深思。學習毛澤東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方法，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掌握理論學習的正確方法，“把讀馬克思主義經典、悟馬克思主義原理當作一種生活習慣、當作一種精神追求”，從而不斷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用發展的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分析時代、引領時代，從而更有力地發揮科學理論指導實踐的重要作用，有力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