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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譜在現代人們意識中，既有紀念祖先的作用，又有為下代人起名字作為依據。 一個家族的家譜，必須定期續修。因為每隔一段時間，家族中總要新生孩子，娶進媳婦，增加人口，還會逝去老人，新增墳墓。 定期續修，把上述種種新的變化反映到家譜上來，這樣才能確保家族血緣關系上的清楚準確。 在修家譜的時候，要將過去的老家譜升了。 家譜升了,其實就是燒掉了,說升是表示恭敬。一般是拿到墳地燒掉。 新修的家譜或新請的家譜按規矩是要開光的，一般是用朱砂和公雞血，用針尖蘸著點在家譜上所有的人名上。這樣家譜就可以正式供奉了。    供家譜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要準備供品和祭器,主要有供桌,蠟臺,蠟燭,香爐，燒紙等.供品包括水果,點心,饅頭,米飯,餃子等。一般在臘月二十八就蒸供饅頭，蒸的時候還要在饅頭上加上五個大棗,在供桌兩邊分別疊放起來,一堆五個.下面三個上面對疊兩個。 供米飯要將煮好的大米飯，裝到玻璃杯子里壓實，倒在碗里,形成一個規規矩矩的圓柱狀.也是五碗。再擺上五雙筷子，五個倒滿酒的小酒杯，五大碗菜（有魚有肉，葷素搭配，色彩艷麗；擺魚，寓意年年有余，配有生菜。    ———————————————— 明代四川大移民 萊州歷史悠久，夏代寒浞封子澆（音nao）建立過國（過城在今三山島街道過西村東），是膠東半島最早的封國。商為萊侯國（治所在今龍口市歸城），紂王時筑有沙丘城，在今程郭鎮駐地。西周、春秋時為萊子國，公元前567年齊滅萊，置夜邑，相傳得名于“東萊有日夜出”，古代“夜”與“掖”通用。齊國憑借萊之魚鹽之利興盛。因萊地處于齊之東，故稱“東萊”。秦屬齊郡之黃縣（治所在今黃城集）。 西漢高祖四年（前203），在今市境置掖縣，以掖水命名，為東萊郡郡治，轄黃縣、腄縣、掖縣、曲成、牟平、東牟等十四個縣。西晉為東萊國，南朝宋為東萊郡，均治于掖縣。北魏皇興四年（470），分青州東部置光州，治于掖城，以境內光水 （今三里合子河附近）命名，轄東萊、長廣、東牟三個郡，17個縣。 隋開皇五年（585）廢東萊郡，改光州為萊州，轄縣九，仍治掖城。大業年間（605——617）復為郡，轄掖縣、盧鄉、觀陽、昌陽、黃縣、牟平、文登等七縣。唐武德四年（621）置萊州，天寶元年（742）改為東萊郡，乾元元年（758）復為萊州，領縣四，屬河南道。五代因之。宋屬京東東路，領縣四：掖縣、膠水、萊陽、即墨。金曰萊州，設定海軍節度，屬山東東路，轄縣五：掖縣、膠水、萊陽、即墨、招遠。元初屬益都路，中統五年（1264）屬淄萊路，至元二年（1265）屬般陽路。 ?明洪武元年（1368）升為萊州府，治掖城，登州、寧海州皆歸其管轄。六年（1373）降為萊州，九年（1376）復為府，轄平（度）、膠二州和掖、濰、昌（邑）、高（密）、即（墨）五縣。 清沿明制，康熙五年（1666）設登萊道，治于萊州。康熙三十七年（1698）改為登萊青道，仍治于萊州。乾隆年間（1736——1795），將掖縣劃分為儲積、龍德、神山、臨過、仙化、進士、八里共七個鄉，下轄八十三個社。 光緒三十一年（1905），膠州（含高密、即墨）直隸。宣統二年（1910）清廷劃萊州為城區、沙河區、儲積區、龍德區、福祿區、神山區、仙化區、掖源區、臨郭區、淇水區、朱橋區、西由區，區下設社、村。 民國二年（1913）裁府留縣，1914年屬膠東道（治煙臺），1925年改屬萊膠道（治膠縣）。1928年廢道，直屬山東省。1931年國民政府將掖縣劃分為若干區，區下設鄉，鄉下設村。1938年，日軍侵入掖縣，3月玉皇頂武裝起義，摧垮了日偽政權。1940年以城區大十字口為界，劃出掖縣南部成立掖南縣。 至1950年掖縣管轄掖城、臨城、保旺、沿海、過西、午城、西障、廟山、崮山、三元、梁郭、后坡、雙山等十四區及朱橋鎮；掖南縣管轄鳳山、黃山、土山、郭家店、廟埠、文峰、大山、朱馬、虎崖、海鄭、幸臺、沙南等十四區及沙河鎮。 ?1956年，掖南縣并入掖縣。1983年11月屬煙臺市。1988年撤銷掖縣建立萊州市，為山東省轄縣級市，煙臺市代管。至20世紀末曾管轄萊州、土山、沙河、寨徐、夏邱、柞村、南十里、東宋、珍珠、路旺、神堂、大原、朱由、過西、平里店、三山島、西由、苗家、朱橋、金城、梁郭、程郭、三元、驛道、曲家、店子、柴棚、郭家店、仲院等29處鎮。2001年轄區調整為沙河、土山、虎頭崖、夏邱、柞村、平里店、朱橋、金城、程郭、驛道、郭家店等11處鄉鎮和文昌路、永安路、城港路、文峰路、三山島5個街道。 二、“洪武二年”四川移民何其多。 萊州雖然歷史悠久，但現有資料可考的1042個村莊中，明代以前建立者只有64個，明代建立的多達805個，世傳洪武二年（1369）建村的即占了579個，多稱洪武二年自四川遷居；清代建立的183個村，則多由本地（多是上述移民所建村莊）析出。 萊州存在四川移民是事實，沙河鎮佛臺子村東農田中，有一株主干粗壯、枝繁葉茂，高9米，冠徑14米，胸徑1.6米，三個成年人手接手才能合圍的古樹，專家鑒定是一棵黑彈樹，樹齡約600年，原產地為四川省寶興縣。這與流傳的洪武年間四川移民王舜禹建村無論從時間還是地點上講，基本上都是相符的。 但問題是，竟有數量如此之多的四川移民村莊，讓人不可思議！ 以萊州西部的虎頭崖鎮為例，該鎮多數村所立村碑自稱明初建村。 ?如：任姓是萊州西部的大族，分布在該鎮西原、東大宋、西大宋、東小宋、西小宋、東宋、新莊、前橋等村。據西原村《任氏族譜》記載：“明洪武三年，任姓由四川成都府新都縣棗林莊遷居山東萊州府掖縣。永樂年間，再遷此卜居安宅。左鎮游優山，右據馬埠寨，前臨平原，北倚大海，山明水秀，故名西原。 該鎮這些村的村碑更是驚人的一致： 尹家村：明洪武二年，尹興、尹倫兄弟二人由四川遷此立村，以姓氏取名尹家。 彭家村：明洪武二年，彭姓由四川成都府華陽縣鐵碓臼彭家遷此立村，以姓氏取名彭家。 西大劉：明洪武二年，劉姓由四川遷此立村，以姓氏取名大劉家。一九六二年，分為兩村，該村居西，稱西大劉。 ?道劉家：明洪武二年，劉姓由四川遷此立村，村中有一條直通小溝的官道，故取村名道劉家。 賈家村：明洪武二年，王氏姊妹五人由四川遷此，其中一人嫁與周姓居此立村，取名王氏賈家。清末，簡稱賈家。 西十里堡：明洪武二年，楊姓由四川遷此立村。古時官府每十里設一堡，該村位于掖縣城西十里處，故取村名西十里堡。 小溝：明洪武二年，李、姜二姓由四川遷此立村。村中有一條較深的小溝，故取村名小溝。 雷溝：明洪武二年，閻、徐二姓由四川遷此立村。村中有一條長滿雷葦草的溝，故取村名雷溝。 朱流：明洪武二年，張、史、劉三姓由四川遷此立村．西倚游優山，每逢汛期，游優山之水便分數股流經該村向北注入渤海，故取村名諸流。清末，演變為朱流。 埠后：明洪武二年，張、王二姓由四川遷此立村。南臨金埠，故名埠后。 姚家村：明洪武二年，姚姓由四川遷此立村，以姓氏取名姚家。 西高家村：明洪武二年，高姓兄弟三人由四川遷此立村，以姓氏取名高家，也稱姚家溝高家。因重名，一九八二年，以其方位更名西高家。 從以上不難看出，這些村莊的表述方式大多是些既雷同又含混不清的話。萊州其它村，也大都 “明洪武二年自四川成都府東門里鐵碓臼某家”、“四川成都府大槐樹底下鐵碓臼某家”之類，并且流傳這次移民大多是由朝廷組織的軍戶，是“奉旨”移民。 即便是64個早期村莊中，又有相當多的村僅僅是歷史可以追溯到明代以前，而居民仍然是明代移民的后代。如：城港路街道朱旺村歷史悠久，據《萊州市志》記載，西漢高祖四年（前203），在今萊州市境置掖、當利、陽樂、陽石、臨朐、曲成6縣，均隸屬青州東萊郡，郡治掖縣城。臨朐故城在今城港路街道朱旺村。《掖縣全志》載，“臨朐，城北二十五里，漢縣”。顏師古云：“齊郡已有臨朐，而東萊又有此縣，蓋各以所近為名也”。《漢志》注云，“（臨朐）有海水祠”，即今海廟。明洪武二年，楊姓由四川成都府大槐樹底下鐵碓臼遷來居住，為吉利取村名朱旺。 ?明代以前建村的并且后代延續至今的似乎都不多，如虎頭崖鎮西葛家、西王家二村都自稱是北宋政和年間（1111—1118）由臨淄遷來。但奇怪的是，這兩個毗鄰的千年古村，繁衍到今天，竟然都不足百戶。 三、疑云重重 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明廷至到洪武四年（1371）才平定四川，洪武二年四川仍然在明玉珍之子明升統治之下。再者，四川在當時是典型的人口稀少地區，明初45%的縣因為人煙稀少都撤并了，為此在歷史上有了著名的“湖廣添四川”的大移民！四川本身人少，是典型的移民接納區，怎么還大量向萊州移民？ 洪武二年四川移民萊州之事在《明實錄》、《明史》等正史中竟然沒提到，倒是有萊州居民被朝廷遷往東昌府（今山東省聊城市一帶）的記載，原因竟然因為萊州人口相對較多！ 洪武二十五年（1392），山東東部的人口開始向東昌府遷移。是年二月，“監察御史張式奏徙山東登萊二府貧民無恒產者五千六百三十五戶就耕于東昌。”4三年后，山東布政使司向明廷請求： ＂?青、兗、濟南、登、萊五府，民稠地狹；東昌則地廣民稀。雖嘗遷閑民以實之，而地之荒閑者尚多。乞令五府之民，五丁以上田不及一頃、十丁以上田不及二頃、十五丁以上田不及三頃并小民無田耕種者，皆令分丁就東昌開墾閑田，庶國無游民，地無曠土，而民食可足也。” 最后，“上可其奏，命戶部行之。”七月，“山東布政使楊鏞奏：青、兗、登、萊、濟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無田可耕者，起赴東昌編籍屯種，凡一千五十一戶，四千六百六十六口。” 所有這些，說明一個問題，明朝初年尤其是洪武年間，萊州府的人口并不稀少，起碼與山東西部地區相比是這樣，可稱得上“地狹人眾”。那為什么今天的居民中大多自稱四川移民后裔，而土著居民少之又少？ 見到萊州幾種自稱洪武二年移民的族譜的記載，大多到現在宗族中長支僅傳了20代左右，少的才15代，這與630多年的時間不相符。 如程某的家族——萊州城西程氏，據民國五年（1916）修《程氏族譜》載，“世傳原籍河南”，“南宋之季避亂于蜀”，“明洪武二年（始祖程鈕）由四川成都東門里鐵碓臼程家東遷山東萊郡，卜居于城西十八里處。” 按：洪武二年即1369年，若程鈕30余歲遷居，則應生于1335年前后；另據譜載，鈕曾孫虓及玄孫志保俱為明萬歷年間人，即生活在1573——1620年，據此推算鈕當生于1435年前后，若30余歲遷居，則時間在明弘治年間，與洪武年間相比，差了足足100年，怎能于洪武二年遷掖？ 按照膠東其他土著居民的家 按照膠東其他土著居民的家譜，630年能傳25—28代。反過來，如果代數是正確的，按20代左右前推，移民遷入的時間應在明朝中期即“弘治二年”前后還差不多。原全國人大副秘書長、萊州單山村人張加洛少將就認為其先祖應是弘治二年遷來。 并且的確有一些村明確稱是明中期建村，如：南十里堡、魏家、西小于家、東莊頭、關家橋、崖頭孫家、崖頭由家等，當然也是來自四川。 崖頭孫家村碑載：“明萬歷二十八年（1600），孫、邱二姓由四川遷此立村，臨土崖而居，且孫姓較多，故取村名崖頭孫家。一九四五年后，簡稱孫家。” 崖頭由家村碑載：“明成化十六年（1480），由良臣自四川遷此立村，此地當時有一個大土崖子，故取村名崖頭由家，一九四五年后，簡稱由家。” 這些村莊從時間和宗族所傳遞的代數上來講，還是比較吻合的。 還有一個問題是，有的宗族自稱是洪武二年四川移民的后代，但有別的縣的族譜證明是膠東大族。如： 萊州林家北流村碑依據族譜記載，“明洪武二年，林姓由四川遷此立村，村西臨河，河水北流，故取村名林家北流，后簡稱林家。一九八二年，因重名而恢復原名：林家北流。”萊州其它林姓村大都也是清一色的“四川”。 但是據清道光八年（1828）棲霞林家亭村林子彥《林氏世譜》載，“先祖 林江，字德實，福建莆田縣道口村人，宋末進士，任山東登州刺史，因兵亂不能歸，遂入籍棲霞縣荊夼里（今東荊夼），德實兄弟三人，二祖入福山縣籍，今文登、榮成林氏皆福山移居者；三祖入掖縣（今萊州）籍。此林姓來山東三大支也。” 顯然語焉不詳、含混不清的村碑的真實性值得懷疑。 四、驚人相似：膠東的“云南”移民也多稱明初 應該注意到，在膠東地區，無論是山西洪洞移民、河北棗強移民，還是一大批的小云南移民，多稱“洪武二年”、“明初”、“洪武初”，與掖縣的四川移民時間驚人的相似！問題也是明初云南尚未納入明朝版圖。而萊州府南部嶗山、城陽一帶，云南移民大多在永樂年間。 針對這個問題，民國《萊陽縣志》有專門的“氏族”一篇，指出： “居民傳說其先世率于明洪武二年遷自云南。然按氏族略，其為唐宋故家、金元遺民僅廿余族。余各姓除從軍或流寓外，歷年尚少，則凡傳二十余世，歷五百余歲者，大率相同。而能確定其原里居，亦無多。族十八九漫稱云南，又謂有占山買山，宋元舊家則為漏戶。及詰其所以遷徙及何以占山買山？何以舊家若是之少？新遷如許之多？無論鄉僻野老，莫能道其原委，即薦紳世家亦語焉不詳。” 關于小云南，一說為“豫南”之訛，亦有說在安徽，還有的認為“陰山之南，恒山之北，昔以云稱”，如此便成了“云中之南”，這里姑且不談孰是孰非. 民國《萊陽縣志》已對高比例移民提出質疑，認為：“以氏族論……宋慶歷間……所載六十五姓，今可知者四姓已耳。夫此六十一姓者豈盡轉徙流離抑或喪亂滅絕？”《乳山市志》的觀點是土著姓氏“為尋求宗族保護，加入元末明初時遷入境內的同姓大族之列。”如果對比上面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很多“云南”家譜，所用地名為清代稱謂，另外云南、山西混用，“大槐樹”三個字無論云南、四川、山西移民都有使用。對于“洪洞縣”、“大槐樹”、“小云南”、“烏撒衛”用的非常多，而且都很相似且明顯混亂：“山西小云南”，“云南昆山”（昆山實為江蘇一地名），“云南海州”（應是現在江蘇贛榆、連云港一帶）。 但是也并非所有宗族對原籍的記載都含混不清，有的族譜能夠說出云南某縣某地。 例如：青島市嶗山區后汪疃村《遲氏族譜》載：“吾祖于明永樂二年從云南烏撒衛牛角胡同遷居即墨汪疃。” 小寨子村《張氏族譜》載：“吾祖張氏聞先人祖居小云南烏撒衛十字街大槐樹下，明初以武功得高位，支庶分襲。自千戶諱徽，百戶諱清，兄弟二人筮仕即墨。徽任鰲山衛城，清任浮山所衛，分守海隅。” 這就說明云南軍籍移民之事仍然是存在的。 五、明中期萊州人口反而銳減 在明初，萊州人口（甚至可以說是整個膠東）雖然與過去相比銳減，但起碼與山東西部相比仍較稠密。從當時人口本來很少的四川等地遷來如此多的四川移民中，大多是“奉旨”隨部隊從一些衛所前來的家屬，他們被編入軍籍，來到后駐扎屯種。明代今萊州境內就有萊州衛，下面還有幾個所。著名學者曹樹基先生認為膠東地區軍籍移民相當多，稱這種現象為“膠東半島上的軍人世界”。 盡管有大量移民遷入，但整個明代前、中期，見于記載的登、萊二府人口銳減卻一直是相當明顯的。弘治年間（1488——1505），登、萊地區的土地拋荒和人口外流已十分嚴重。南京右御史何瑭描述道：“山東登、萊等處，荒田彌望……久荒之處，人稀地僻，新集之民，既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又無農具種子可用……”至于沿海地帶，時人王世貞更指出：“倭誠可憂，憂不在山東也，青、登、萊，沿海也，皆瘠鹵，數十里無人煙，不足中倭欲也。”登、萊二府人口之稀少已經到了對倭寇沒有吸引力的地步。并且這里提到了“新集之民”，數量一定不在少數，否則其狀況不會引起地方官高度注意。 據《山東通志》記載，即便到了明代開國20多年后的洪武二十四年（1391）萊州府轄區二州五縣（平度州、膠州、掖縣、濰縣、昌邑縣、高密縣、即墨縣）的在籍人口總和也只有76萬，登州府轄區一州七縣（寧海州、蓬萊縣、黃縣、福山縣、萊陽縣、棲霞縣、海陽縣、文登縣）的在籍人口亦只有73萬。到嘉靖五年（1526）100多年間，萊州府的人口僅增加了16％，而登州府的人口反而又減少了39％13。曹樹基先生在《中國移民史》中指出，這時期登、萊二府人口減少，一個重要原因是由于當地土著居民大批越海遷入遼東半島所致。今天東三省居民中就有相當部分原籍膠東的掖、蓬、黃（龍口）等縣。 六、結論 認為明代（多數村理應是洪武四年平川之后）從四川向萊州遷移軍戶之事是有的，佛臺子村北方罕見的原產于四川的600多歲樹齡的黑彈樹，印證了王姓川籍移民的存在。這些軍籍移民來到后，與當地居民雜居。由于各種原因，土著居民大量渡海移民關外，被編入軍籍的移民后裔當然不便外移，因此土著人口的下降，恰恰突出了軍籍移民在人口中的比例。 但按理說也不會像今天流傳的那樣，土著居民幾乎絕跡，有的“先世失考”的村莊應該是后世訛傳或者有意識附會的，因為現存的族譜大多是清以后所修，其所托的“四川”移民，照《乳山市志》對云南移民的解釋來看是有道理的，即土著姓氏“為尋求宗族保護，加入遷入境內的同姓大族之列。”這種現象一般體現在同姓的原本無血緣關系的幾個村聯宗修譜，久而久之，以訛傳訛。 還有萊州的崔姓應該就是膠東土著大族，最早是戰國時期齊國王族之一，世居山東，元末崔琳任職棲霞巡檢，遂家膠東，子孫后遷居萊陽縣（今萊西市）桃花寨子，膠東崔姓大多是他們的后代。 再就是于姓是膠東地區最大的姓之一，大多是文登大水泊、榮城斥山的分支，在膠東很廣，懷疑萊州的于姓本來就應該是土著，后來并入了移民譜系。 再比如任姓，本來就是萊州望族，完全有可能就是土著，而非移民。劉姓，歷史上萊州劉姓就是郡望，屬齊悼惠王后裔。郝姓，亦是萊州鄉下望族，屬于唐代宰相郝處俊后裔，其中有一支分徙棲霞，清代訓詁學家郝懿行，謹案孝廉祖郝氏先世萊州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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