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劉錫誠 | 圍爐話春聯

春聯，民間俗稱對聯、對子。過春節，家家戶戶都要貼春聯。貼春聯是我們中國人過春節必不可少的一件要務。過了臘月二十三，就該寫春聯貼春聯了。有文化的人家，擺開條桌、生上碳火，鋪上氈子自己寫，所謂“碳盆墨琖，縱筆大書”。不識字的人家，則請人寫，或到大集上去買幾幅來貼。幾十年前，我還在農村里見過不識字的人家用拔罐子的陶罐蘸著鍋底煙子灰在紅紙上蓋上兩行圓圈。即使服大孝的人家，也要在大門口貼上一副蘭灰色紙的無字對聯。在海外的華人華僑，不論是在天涯還是海角，也都無不傳襲著祖輩傳下來的這一文化傳統。春聯的用紙，舊時有順紅、梅紅、硃箋、萬年紅等品種，都寓有喜慶吉祥的意涵。記得小時候農家用的，好像是一種很脆的大紅竹紙，用手一抹一摁，就粘上濃重的紅色。

文化人說，貼春聯是春節的一個文化符號。老百姓說，貼春聯圖的就是喜慶和吉祥。說的都對。從起源上說，春聯是周人“桃符”的演化形式。清《燕京歲時記》說：“春聯者，即桃符也。”追溯有史記載的周朝，人家在大門兩旁懸掛兩塊長六寸、寬三寸的桃木板，上書“神荼”和“郁壘”二神（《后漢書·禮儀志》）。這種刻畫或書寫著神荼郁壘的桃木板古稱“桃符”，具有辟邪祛鬼的象征意義，能滿足先民祈求平安的心理訴求。在后來的發展中，懸掛在大門兩旁刻畫著神涂郁壘的桃符，兵分兩支，一支直接地演變為畫有各種人物（如鐘馗、趙公元帥、燃燈道人等）的門神，另一支則演變為題寫著對稱吉語的春貼或春聯。如果說，桃符的主要意旨在驅鬼和辟邪，那么，對聯的主要意旨則是喜慶和吉祥。歲首貼春聯成為主流習俗后，掛桃符的習俗相對逐漸衰落，但并也不意味著就完全退出了歷史。至遲我們還在康熙《宛平縣志》里看到“立桃符、貼春聯、門神、掛錢、插芝麻秸……”并存并舉的記載。

至于春聯最早出現在什么時代，有多種說法。敦煌研究院的譚蟬雪女士在1994年第4期《文史知識》上著文認為，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敦煌遺書（斯坦因0610卷）中有十二副為歲日和立春寫的聯語，其中第一副“歲日：三陽始布，四秩初 福慶初新，壽祿延長”，作者唐人劉丘子，作于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應是我國最早的春聯。這十二副聯語已經是在桃符之外的另一種寫在紙上的吉祥聯語，至于這種寫著聯語的紙是否是歲日時貼在門框上的，則不得而知。敦煌遺書的材料，糾正了一向認為我國最早的春聯出自五代時的后蜀主孟昶之手的見解。

《宋史·世家·西蜀孟氏》記載：“第歲除，命學士為詞，題桃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幸寅遜撰詞，昶以其非工，自命筆題云：'新年納余慶，嘉節號長春’。”時在公元964年。孟昶所題聯語，應還是刻在或寫在桃板上的，故而應該說是一種從桃符到春聯的過渡。

宋代似乎沒有大的變化。王安石的《元日》詩“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說明其時民間所流行的，仍然還是“桃符”，而不是紙上寫春聯貼春聯。高承的《事物紀原》所論廣泛，適可與王安石的詩相印證。

春聯在南宋時稱為“春貼”、“春牌”。開始把歲日（正旦）貼的春聯寫在紙上，并逐漸形成了貼春聯的習俗。南宋周密《武林舊事·歲晚節物》：“都下自十月以來，朝天門內外競售錦裝、新歷、諸般大小門神、桃符、鐘馗、狻猊、虎頭，及金彩縷花、春貼、幡勝之類，為市甚盛。”“春貼”就是今天的春聯。吳自牧《夢梁錄·除夜》：“士庶家不論大小家，俱灑掃門閭，去塵穢，凈庭戶，換門神，掛鐘馗，釘桃符，貼春牌，祭祀祖宗。”“春牌”既是春聯，又是“福”字。因此，我們不妨把南宋看作是春聯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期。

“春聯”一詞，最早見于明代。明人陳云瞻在《簪云樓雜話》里說：“春聯之設，自明太祖始。”他記述了一個有趣的傳說：朱元璋定都金陵后，除夕的前一天傳旨，凡公卿士庶之家，門口一律都要貼春聯。接著他微服出訪，經過一家人家，見沒有貼春聯，便去詢問，被告知這家是殺豬的，還沒有來得及請人寫。朱元璋便親自為其題寫了“雙手劈開生死路 一刀割斷是非根”一聯。經明太祖朱元璋這么一提倡，寫春聯貼春聯便相沿成俗。明代學者袁學瀾的《吳郡歲華紀麗》，在自己的詩《元日詩》下引錄了郎英編纂《七修類稿》里收錄的沈明德《蝶戀花·元旦》詞：“接得灶神天未亮，爆仗喧喧，須要開門早。堂壁鐘馗先掛了，春聯吉語輝文藻。爐燒芷術香云繞，賀歲親朋，都祝新年好。焚罷紙錢，灰寒不掃，斜日半街人醉倒。”大選家郎英版的沈詩里強調了“春聯”的“吉語”性，并評價說沈詩“道盡中人以下之家風俗”。有清一代，初戀普及萬家，在思想藝術境界上進入歷史上的一個鼎盛期。

由于士庶階層的廣泛參入，春聯的文字追求錘煉工整，結構講究對仗平仄，在內容上“道盡中人以下之家風俗”，貼近老百姓之憧憬愿望、道德規范和審美情操，故而不失是受眾最為廣泛的文學作品。這也就是春聯之所以能世代延續，永無衰微的秘密所在。

寫于庚寅年臘月十四

（2011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