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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舉能，由此可見中國文明最開始就有崇尚賢人政治的取向。歷朝歷代也對選官制度進行變革，從世卿世祿制到察舉制，隨后發展到九品中正制，最后終于形成科舉制。中國的政治也從貴族政治逐漸過渡到文官政治，帝國的政治體制也日趨成熟。通過考試選舉文官，也是中國文化對世界的一大貢獻，歐美日本等國的文官考試制度，其實也是從中國學習而來。 一、科舉制的前傳和產生 （一）科舉制產生前的選官制度 夏商周三代實行世卿世祿制，最高統治者根據血緣親疏分封諸侯、卿、大夫、士等官職，春秋戰國時期變法后，盛行以軍功為官和推薦制度。西漢初年實行任子和貲選制度，即二千石以上高官可送子弟為郎官，家產10萬錢以上又不是商人的也可以為郎官。地方州縣僚屬由地方自行征召。漢文帝時期形成了察舉制，多次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命“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地方于是每年都會舉孝廉，中央考核后當官，科目是孝廉、秀才（后改茂才）、賢良方正、賢良文學、明經、明法等，標準是每20萬人每年可舉薦1人，10萬——20萬人口，每2年舉薦1人，不足10萬人，每3年舉薦1人。魏文帝曹丕開創九品中正制，在州郡設立中正品評地方精英，但他們往往以門第為標準，多選世家大族子弟為官，寒門多無路可進。
南北朝時期，南北雙方都對選官制度做了新的嘗試，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年)制定了《策秀孝格》,規定以考試取士。梁武帝天監四年(505年),朝廷決定“九流常選”,規定年未滿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又專門設置官員選舉世家和寒門子弟，并進行學校建設培養人才。西魏大統十年(544年),蘇綽建議廢除以往根據門第取士的制度。北齊武成帝河清元年(562年),實行了考策取士的方法。同樣,北周宣帝大成元年(579年)朝廷下詔,也頒布了取才不拘門資的規定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為孝廉。 這些探索表明，隨著寒人力量的崛起，要求和世家大族分享權力，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認識到了九品中正制的弊端，一種新的選官制度馬上就會誕生。 （二）科舉制的創始和確立 隋文帝在開皇二年五月曾下詔“舉賢良”，開皇十八年詔“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干濟二科舉人”。顯示了拋棄九品中正制的取向，隋煬帝繼位后兩次要求不分出身選舉官員。大業二年（606年）正式下詔建立進士科取士，此后他又于大業三年、五年、八年多次下詔求賢，但制度初建，只有秀才、進士、俊士、明經四科。
唐朝建立初期選官沒有標準，政局穩定后，出現了科舉、雜色、門蔭入仕等數種選舉方法。唐朝其實還有武舉，但應考人數少，也不為人重視，時開時停，五代科舉受戰亂影響，只是和唐略微有所不同。學校培養的叫生徒，州縣上報的叫鄉貢，考試科目分為常科和特科，常科包括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和明算等六科，不同科目出身的士子前途不同，最令人重視的是明經和進士科，后來只有進士科讓人看重，因為唐代很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如王勃、王維、劉知幾、陸贄、顏真卿、白居易、韓愈、柳宗元等,都是由進士出身的，但進士科難度極大，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等說法，即明經科難度簡單，30歲都算晚，進士科很難，50歲考中都是年輕人。詩人孟郊中進士后非常感慨，寫下了“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所以“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所以進士科出身官員在唐朝官員比例中不斷提高，其他科出身官員則不斷減少。
特科由皇帝意愿而定,分為德行類、文學類、才能類等，大類下還有具體科目，內容多為皇帝所關心之事，最著名的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等科目，杜甫就是因此當了京兆府兵曹參軍。因為特科可以迅速發現且破格啟用人才，所以它在唐代科舉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制舉出身者往往得美官而至大用,大大高于一般進士及第者。 唐朝常科鄉貢占主要地位，考試資格是自由報考，唐朝允許商人、胥吏、刑徒子弟以外的人，只要不在服喪期，道德良好，就可以參加科舉。因為唐朝科舉不僅看成績也看名聲，所以就出現很多人將自己的作品給高級官僚或者皇室貴戚看，干擾考試，這是唐代科舉考試的一大特點。前期，科目有明經、進士、明法三科，一般來說有名額限制，但確有才華也可破例。應舉必須在本地考試，現在縣考試，然后送州府考試，合格者一般每年十月送尚書省考試，并參加朝見。唐前期到后期，舉子從到戶部報到變成去禮部報到。報到后，先要交納文狀，隨后尋找保人，交納戶籍以進行審查。考試先由吏部后由禮部主管，稱為知貢舉。 考試一般有3場，考試時允許帶書，從卯時（早上5時到7時）開始，酉時（17時到19時）結束。考生若對試題有疑問，可詢問考官。錄取最先則按成績，后來增加了考生要先送作品給考官審閱，再考試的程序。受品評影響很大，因此唐代科舉是考試和薦舉結合。一般來說，公布成績會進行唱第和張榜，張榜是春天凌晨時在禮部南院東墻，錄取人數不定，少的有四五人，多的有六七十人，后來穩定在25-30人。唐朝取士標準從文學到詩賦，所以很多才子都是進士，如杜審言是咸亨元年宋守節榜進士，王昌齡是開元十五年李嶷榜進士。
中舉后還有參見宰相謝恩，和同年期集和關試等活動，關試后在曲江池舉行進士宴，隨后在大雁塔題名。為官后，吏部還會舉行科目選，有拔萃科、博學宏詞科和平判人等的設立，后期也陸續增加開元禮等貢舉科目。但這也容易形成結黨的問題，后期可以參加科舉的范圍有所放開，原來不準參加的貧寒子弟和州縣胥吏、商賈子弟都可以參加。
隋唐以來，科舉出身的官員在高級官員中的比例，逐漸增加，到宋代已占有絕對優勢。根據吳宗國教授統計，從唐憲宗時期開始，進士出身者即在宰相中占據多數，此后繼續發展，以至占據絕對優勢，而且終唐沒有再發生變化。現僅列表如下:
二、科舉制的盛世和暫停 科舉制發展到宋朝進入了盛世，它不僅是選拔官員，也是籠絡士人的制度。它包括貢舉、武舉、制舉與詞科、童子舉等；貢舉又分為明經、進士、諸科等科目。其中進士、諸科錄取人數最多，持續時間最長，影響也最大。 宋代正式確立解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親自掌握取士大全。為了防止新科進士結黨，將進士拜謝宰相和主考官的禮儀改為向皇帝上謝恩表。還創立了特奏名制度，即解試及格但省試、殿試落榜考生，積累到一定的考試次數和年齡，可由禮部特奏名直接參加殿試，根據結果當官。宋代經特奏名制度為官的有5萬人左右，約占官僚總數的45%，目的就是為了讓唐末敬翔、李振等進士不第的人尚有希望，不至于造反。 宋代考試也較為公平，不分職業、出身都可以應考，但仍有一些限制，考生必須上交家庭材料，需要有人當保證人，還要符合以下標準：一、品行端正,未曾犯刑責；二、身份清白,非曾為僧道胥吏；三、身無期周尊長喪服；四、身體健康,未被廢疾；五、本貫取解,非為寄應；六、在學聽讀一定日限。
為了防止作弊，宋代確立各種考場管理制度。主考官在考試期間要鎖宿于試院，不得與外界交流溝通。若主考官和考生有親戚關系，需要另設考場由考功員外郎監考，還另外設置名額。考生按榜就座，不能改換。考試在白天舉行，禁止帶書、筆記、代考等行為。考試純粹看科舉文章，不看權貴的推薦。后來又創立了彌封、謄錄制度，評定成績也分為三級，擇優錄用。最終錄取名額也不確定，殿試一般通過率在50%左右，大概在200人，后來殿試全部通過。 考試科目也從唐朝的明經科，進士科變成進士科一門，考試的內容也像經世致用轉變。宋初,承唐及五代之制,進士試詩、賦、論各1首,對策5道,帖《論語》10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10條。仍然主要以詩賦取士。后來因慶歷新政和王安石變法，內容多次改變，王安石變法后，科舉就側重于經義和策論。南宋時基本以經義進士、詩賦進士兩科,分三場取士:第一場,經義進士試本經義3道,《論語》《孟子》義各1道,詩賦進士則試詩賦各1首；二場均試論1首;第三場均試策3道。 宋代科舉和學校結合的很緊密，這就有利于選拔人才，提高人民文化素質。并且宋代優待文人，大規模擴充取士名額，唐代取士2.32萬人，宋代取士約為12萬人，進士及第也更加榮耀，朝廷會賜期集費,設狀元局,舉辦唱名、朝謝、拜黃甲敘同年、謁謝先圣先師、聞喜宴、編刊同年小錄、立題名碑等一系列慶祝活動。進士及第就可以當官，并且升遷迅速。據統計，北宋宰相共有71人，科舉出身65人，占92%，副宰相153人，科舉出身139人，占91%，南宋時期科舉出身的官僚比例更高。 宋代也有武舉，但時開時停。科目分為平等和絕倫，內容分為武藝（步射和馬射），程文（策問和兵書大義）。平等科以步射考試難易不同分為三等:“第一等,弓一石一斗力,兼馬射七斗；第二等,弓一石力,兼馬射七斗；第三等,弓九斗力,兼馬射七斗。”在文化課考試難度上，絕倫低于平等科；但在武藝考試上，絕倫難于平等科。雖然如此，宋代武舉應考人數約為文舉的2.5%，只有2516人。 宋代科舉之所以比唐代大大發展，和當時的情況離不開。宋代經濟空前的發展，庶族地主取代士族地主成為統治階級，社會上涌現出大批中小地主和工商業主，他們強烈要求取得政治地位，因此紛紛參加科舉考試，這必然要求宋朝大量增加取士名額。而且宋朝在結束了五代十國的戰亂局面后，為了不讓藩鎮割據的局面重演，不成為短命王朝，這就要求宋朝需要建立一支龐大的官僚隊伍，而且宋朝初年非常缺乏官員。 宋太祖也說，宰相需用讀書人。宋朝的國策就是重用文臣，用文臣抑制武將，這就是宋朝的祖宗家法。而且宋朝當時和遼國、西夏、金國、元朝進行斗爭，為了籠絡人才，鞏固統治，不得不這么做。比如，宋仁宗年間西夏李元昊稱帝，頻繁攻擊宋朝邊境，一些舉人因為科舉落第投奔西夏，典型代表就是張元、吳昊，結果宋朝再也不敢讓科舉考試考生落第，對于邊境省份的考生也特別予以優待。增加科舉考試錄取名額也能收買人心，防止一些舉人因為屢次不中鋌而走險造反。但也不能忽視宋代經濟文化的發展導致民間識字率增加，如造紙術和雕版印刷術大大發展，出現了很多雕版印刷中心，所刻不僅有儒家書籍，還有史書、詩文、科場之書，很多學校都興起，文化教育事業得到發展。
由此宋代科舉選拔出來很多出生低微卻有才華的官員，如促進的作用。如太宗朝的名臣王禹偶(954—1001),《宋史》本傳說他“世為農家”；仁宗朝的宰相杜衍(978—1057),替人抄書為生；官至參知政事的范仲淹(989—1052)，2歲就當了孤兒，冬天以冷粥為食；官至翰林學士,參知政事的歐陽修(1007—1072),幼年在沙地上學習。官至翰林學士、三司使的蔡襄(1012—1067)，在18歲以農民后代參加考試，為開封第一,轟動了開封城。又如包拯(999-1062)、王安石(1021—1086),也不過是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其父輩也僅官至縣令,不通過科舉考試,他們也很難位至宰執,參與大政。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的那次科舉考試，這場考試可謂是整個科舉考試歷史上的高光時刻。主考官是歐陽修，選拔的人才有章衡、曾布、程顥、張載、王韶、章惇、蘇軾、曾鞏、蘇轍、呂惠卿、林希、張璪、鄭雍、梁燾等，他們中有的人成為名將，有的成為理學家，有的成為高級官員，有的成為著名宰相，有的文武雙全，這一屆號稱龍虎榜。這些科舉出身的杰出人才,在宋朝的政治改革以至詩文革新等方面,都起了積極作用,對后世也有深遠的影響。
遼、金、西夏等國在與宋朝的對峙中也舉辦過科舉考試。遼國不甚重視科舉制，在太宗會同二年（939年）才正式舉行，到圣宗統和六年（988年）才正式確立，只允許漢人參加，舉辦時間也不確定，2年一次，3年一次，4年一次都進行過，有鄉試、省試、殿試三級，科目有進士、明經、律學三科，進士科最受重視，遼國二百年舉行了53科。遼國科舉的變革了選官制度，向北方草原民族宣傳了儒家文化，提高了他們的官員素質。金國制度多效仿宋朝，太宗天會元年（1123年）舉行，經過金熙宗和海陵王，到金世宗和金章宗時期達到鼎盛，從開始的進士、經義科，后來增加了律科，1171年增加女真進士科，仍為鄉試、府試、會試三級，后來增加殿試，還有特恩制度，即皇帝為提高某官員地位，賜給其科舉名次。金國科舉促進了女真族文化素質水平的提高和政權的封建化，也使得金國出現了很多科舉名人和世家，如四元及第的孟宗獻，一門三進士的燕京呂氏，甚至渤海人都出現了科舉世家。 元朝則對科舉不太重視，科舉多有恢復和停止。自1206年太祖鐵木真建國后，雖有耶律楚材在1238年勸太宗窩闊臺，王鶚、許衡等人勸忽必烈開科舉，但知道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時，才下詔開科舉，并在1315年正式舉行。1335-1339年間，科舉停辦，1340年恢復。雖然如此，元朝科舉每三年舉辦一次，有鄉試、會試、殿試三級。特別要指出的是，元代科舉有很濃重的歧視味道，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和南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鄉試錄取名額300人中，他們只能站150人，會試和殿試名額都是100人，南人卻只有25人名額。 元代科舉內容針對族群也不同，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考兩場，第一場試經問五條,第二場試策一道。漢人、南人鄉試為三場,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經義一道；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試策一道。會試與鄉試略同,殿試則蒙古、色目人試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成；漢人、南人試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成。內容從儒家經典“四書”、“五經”中出題,而且規定要以程朱的注疏本為準。在這種情況下，元代科舉只有50年左右，錄取名額多不滿，只有1200人左右。雖然如此，還是誕生了很多科舉名人和世家，很多蒙古人和色目人，如阿里海牙后代貫云石，湖廣偰氏，還有著名詩人迺賢和丁鶴年家族，都是因為參加科舉才華化。雖然元代科舉規模小，政治地位不如其他朝代，但它在前代基礎上簡化革新，為明清科舉制度奠定了基礎。
三、科舉的夕陽盛世與停廢 1368年明朝建立后，雖然太祖標榜很多制度恢復唐宋舊制，但其實很多方面都是繼承元朝。1370年朱元璋下詔，“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因為建國初期缺乏官員，于是下令各省連試三年,舉人免會試,直接赴京聽候選官。但不久之后朱元璋卻認為科舉制選拔的官員不切實際，因此恢復了舉薦制，舉薦制不能保證官吏來源質量，因而在1382年恢復科舉制，1384年頒布科舉定式，仍為鄉試、會試、殿試三級。 和前代相比，明代科舉依然是三年一次。第一年八月，考生在各省參加鄉試，考中為舉人。次年二月，舉人在京師參加會試，考試分為三場,初場考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考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考經史時務策五道。考中后參加殿試，殿試有正式名次，分為三甲，一甲三人,為狀元、榜眼、探花,由皇帝欽定,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所回答內容出題和答題依據必須是指定書目，文體從成化以后就必須是八股文。錄取是三場并重，只看文章水平高低。考中進士后，還有進士觀政制度，以便好好對他們進行磨煉。 明朝大部分官員都是科舉出身，參加科舉之前必須在學校取得應試資格。為了科舉公平，試卷分為南、北、中卷，每個地方都有科舉定額，這是考慮到各個地方文化教育水平不同，避免官員集中在一處地方，使入仕者所涵蓋地區更加廣泛而均衡。1397年爆發了著名的南北榜案，北方舉人上書朱元璋舉報主考官只取南方士子，朱元璋大怒重新舉行考試全部錄取北方士子。其實，主考官跟隨朱元璋多年，當時又經過了開國四大案，朱元璋殺戮株連官員手段殘忍，令官僚戰戰兢兢，也沒有必要做此勾當，但朱元璋為了籠絡北方士子，還是冤枉了主考官。朱元璋去世后，到了明仁宗時期才劃分南北卷，后來又進一步劃分為南北中卷，。在殿試后，獲得進士出身、同進士出身的二、三甲人員,需要再次參加考試以便選拔出庶吉士,這成為培養進士走上重要崗位的途徑。隨著時代的發展，逐漸形成了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局面。
明代科舉在不斷改革下發展到了鼎盛時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科舉和學校有機而牢固的結合起來。官辦學校教學完全以科舉為導向，科舉考生也都是學校生員。形成了五級考試體系，由此形成了由狀元、榜眼、探花、庶吉士、二甲進士、三甲進士,舉人、監生、歲貢和生員等科舉和學校功名構成的功名層級體系。一旦考生中舉，就根本不用考慮別的事情。明代對有功名者相當優待，舉人可以直接當官，或者進入國子監學習后當官，也可以潛心學問。如果在老家，也是好處多多。只要考中了舉人，就可以免服徭役，地位也特別高，官員也不能對舉人動刑，犯罪了也受法律偏袒，尤其是明初對舉人的優待政策發展到后來，逐漸演變成了無權無勢的普通民眾躲避日益嚴重的賦稅徭役的依靠，很多民眾都會將自己田地和戶口掛靠在舉人名下。所以多年不中的范進一旦中舉，居然高興地暈了過去，從前鄙視他看不起他的人也不敢呵斥他了，都將他看做文曲星。 相應的，明代防止作弊制度達到了空前的地步，不僅有考官回避制度,鎖院制度及內外簾官隔離制度,考生入場搜檢制度,巡邏監考制度,考卷彌封、眷錄和對讀制度,還有使用異色筆答卷、眷錄和閱卷制度,考官會審落卷制度,填榜前提調、考官和監臨官共同核對朱墨卷制度，鄉試后解送和復查中式考卷制度。對每一個可能作弊的環節都予以防止，如果考生作弊，明朝一般會將考生在禮部前枷號一月，然后發配為民。對于官員作弊，無論職位高低一般都是罷官。上文提到明代科舉是南北榜，因為北方人在經濟重心南移后就競爭不過南方，所以對于偏遠省份予以特殊照顧，后來還增加了中榜，南、北、中卷地區錄取比例分別為55%、35%和10%，毫無疑問比例差距遠小于省份經濟文化水平差距。 清代科舉在保留了前朝基本制度下，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1644年清廷入關就將科舉視為“不勞兵之法”，當年就行順天、山東等六省鄉試，頒布《科場條例》。為了標榜自己“崇儒重道”、“滿漢--家”，讓不與清廷合作出來做官，康熙十八年(1679年)詔開博學鴻儒科,有意放寬錄取尺度誘使讀書人就范。但清朝作為一個新興王朝，考試條件放寬了,不需要進行科考,就可以參加科舉考試。鄉試在明代科舉基礎上增設了副榜，為附貢生，又有拔貢、優貢生。清朝優待八旗生員,在校考試列三等以上的給予錢糧。清朝恢復制科,廣開恩科，建立宗室科,設立翻譯科、明通榜，會試又設有副榜，目的就是確保更多的人能通過科舉入仕。清代選官，還有薦擢、蔭敘、捐納等制，但都不能和科舉出身相比。左宗棠就因為自負聰明卻只考中舉人，最后還是清廷賜了同進士出身才將其安撫下來。和宋明一樣，清代科舉出身者占大多數。清朝科舉考試的程序及監督管理,在繼承以往基礎上,更加完備縝密規范。每一級考試都要進行資格審查,考官選派、回避也要求很嚴格。考場搜檢、出題、閱卷、錄取等諸多環節,都有詳細的規定。老年落第者可以得到恩賞,舉人，落第者可以參加大挑而給以出路。對于科舉經費，如路費，考場支出等費用，都有規范程序。 雖然防范作弊的制度如此嚴密，但清朝仍爆發了數次科舉舞弊案，順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科，順天府鄉試舉行后爆出舉人陸其賢和同科陸貽吉用銀3000兩賄賂考官。不僅順天府鄉試出問題，江南、河南、山西、山東均爆出舞弊案。順治帝命令嚴查，結果考官被判處斬首，抄沒家產，父母兄弟妻子都流放東北。此后各種舞弊行為仍時有發生，咸豐八年（1858年）戊午年又爆發舞弊案，因考生滿洲附學生平齡涉嫌舞弊引起，暴露了考生羅洪澤“遞條子”入考場，請托兵部主事李鶴齡、翰林院編修浦安，浦又托大學士柏俊，羅因此得以中式。李、浦共得白銀500兩，而柏俊并不知情。結果，浦、羅、李照例處決，柏俊也以“辜恩藐法”即行處斬。柏俊以一品大臣被殺，實與同僚私恨有關，但其責任是不能逃脫的。此案歷經五年才審結完成，最終九十余人受到懲處，五名軍機大臣等被殺。
四、科舉制的影響 科舉制是是歷朝歷代試驗多種選官制度后的產物，相比依據血緣、軍功、門第選官，它具有公平、公正、平等、擇優等優點，從隋代開創科舉開始1300年，雖然經歷不斷改革，但科舉依舊是主流選官方式，各階層人才都被選拔出來，增加了社會活力，擴大了統治基礎。 讀書人一旦中舉，社會地位馬上如同火箭般躥升，唐朝就把中進士稱為登龍門，考上后有曲江宴會和大雁塔題名，宋朝皇帝賜宴新進土于瓊林苑,稱為聞喜宴。皇帝還要賜詩,賜綠袍、靴笏，詔給進士第一人金吾衛七人，清道導引，招搖過市,以為榮寵。北宋時期洛陽人尹洙說:“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虜于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科舉制也使得中國人特別重視教育，這與實行科舉制不無關系。在民間成為一種文化，“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雖然如此，經過科舉制的選拔，大部分官員頭腦僵化，沒有獨立思想，很難提出不同意見。而且士人入朝為官后，他們容易和主考官以及同榜考生結成關系網。主考官為座主，中考者被稱為門生，同榜考生為同年。他們之間關系緊密，結成一個小團體。明朝人顧炎武批評說:“至于有明，則遂公然謂之座師,謂之門生,乃其朋黨之禍,亦不減于唐時矣。”他們結為朋黨，無非是借此謀取富貴。科舉制下社會誕生了很多人情冷暖的故事，很多出生寒微的人變得有權有勢后，家里賓客盈門，但是當他失勢后，就會變得門可羅雀。唐朝宰相元載，宋朝宰相王安石，都經歷過這種事情。 表面上看，統治者和士子都是為了更好治理國家，但實際上統治者是想借此馴服民間精英，士子則是想借此獲取高官厚祿，所謂“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生動形象的說明了科舉已經變成一樁買賣。很多讀書人都忘了孔子教導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將做官當成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明朝內閣首輔高拱說說:“科目以文藝取士,士只文藝是競。父兄師友督勉,惟此而已。而性命之理,禮樂之實,存心制行之方,事君澤民之術，漫然其不知也。遂使天下之人,惟務得官以為耀,積橐以自肥。始乎利,終乎利。寡廉鮮恥, 患得患失,甘為鄙夫而不知。”即諷刺士子除了當官別的什么都不知道。科舉制本來是為了選拔人才，但是也有很多人才沒有考上好名次，或者干脆就沒有考上。晚清很多重臣如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沈葆楨、李鴻章等不是沒有好名次，就是只是個普通的生員，那些出身于科舉好名次的人，很多人對于當時的國家大事都毫無辦法。 雖然近代以來對科舉制采取的主要是否定態度，但歐洲人卻對科舉制大家贊賞，明清時代來中國的很多傳教士都認為科舉制分公平、民主，如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啟蒙運動先賢都用科舉制作為批判當時社會的武器，在當時的歐洲掀起了一場學習中國的潮流，丁韙良認為科舉制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孫中山對科舉制也十分贊賞，他認為科舉制是中國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 不管怎么樣，科舉制離開我們已經100多年了，但是它的影響仍然在我們心中，比如官本位思想，揣摩窺測領導的意思等等。科舉制促成了中國古代的先進，也造就了他的落后。現在中國想要從傳統中汲取力量，就必須全面客觀地評價科舉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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