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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英雄都是值得后人們用時間去書寫他們意氣風發的一生的，這其中便包含了那位愿意用生命，來奪回那片只是暫時離開了“母親懷抱”的新疆國土的將軍：左宗棠。 30年的安寧，是左宗棠主導的這場大清收復新疆的戰后之戰所換來的。  誓死復疆，抬棺出征1866年初，隸屬于清廷的新疆大部分地區的統治都被地方突起的起義軍推翻，而原本駐守在新疆的區區一萬五千名清軍，根本無法與那些熟知地理優勢，并儲備了足夠糧食的原住民起義軍們進行長期對抗。 百般無奈之下，戰后殘余的清軍只能退而其次，選擇守住塔城、巴里坤和哈密等地。  大起義推翻了清朝的統治，而清朝原本在新疆地區所掌握的政治權利也隨著被推翻的統治，落到了新疆當地大大小小的伯克手中，伯克們為了占領更多的個人領土和擁有更多的話語權，便進入了爭奪政權的大混戰之中。 在伯克們為了權利爭得頭破血流之時，南疆地區卻有一個人正在悄悄地發展自己的勢力，最后幾乎是不費一兵一卒，就把整個南疆地區都吞下了。 他不僅很好地詮釋了“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個寓言故事，也將“渾水摸魚”這個成語演繹到了極致，他便是伯克穆罕德·雅霍甫，也是歷史上鼎鼎有名的阿古柏。  拿下南疆之后，阿古柏又率兵征戰了新疆的其他地區，陸續消滅了天山以南的那些實力不均的“蘇丹”、“帕夏”等地方領袖，并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國”：哲德沙爾汗國，還自封為“畢條勒特汗”，也意為“洪福之汗”。 1870年，新疆的烏魯木齊和吐魯番地區也相繼被阿古柏攻克，劃入了“哲德沙爾汗國”的版圖中，然而阿古柏的“帝國版圖”雖然一直都在逐步擴大，但是他所建立起的政權卻十分脆弱，因為他只懂得靠武力來鎮壓百姓，所以從未得到過民心。 在得知無法籠絡民心可能會造成政權潰敗的結果后，阿古柏選擇在被他侵占的地區，恢復了軍事封建采邑的舊制，也就是讓軍官們根據不同的官職級別，領取相對應的采邑，而且這些軍官每月領到手的月錢并不從阿古柏那里支出，而是出自于各個轄區向百姓所征收的賦稅。  至于賦稅的多少，則完全取決于這些軍官的意愿，坦白而言，就是如果這些軍官在某個月的心情還不錯，向百姓征收的賦稅較少，那么在那個月，百姓的生活就會好過些。 反過來的話，就是如果軍官們的心情不好，向百姓們征收的賦稅較多，那么在那個月內，家中確實貧困的百姓則會面臨饑餓甚至是死亡的困境。 除此之外，這些百姓每隔一段時間還需要向軍官們繳納一次“保護費”，否則他們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劫難”，是不會受到軍官們的“保護”的。  但一直安分守己的過著平凡生活的百姓，遇到“劫難”的概率其實很低，由此可見，在阿古柏這個“洪福之汗”的統治下，百姓根本沒有任何的“洪福”可言。 1864年，太平天國運動失敗，洋務運動開始興起，在平復了血腥風雨般的內亂，付出了銳減約1.56億人口的代價之后，清廷在內陸的統治也逐漸恢復了秩序，并趨向于穩定，故而“收復新疆，嚴懲阿古柏”一事也被提上了朝廷的議事日程。 1873年11月，時任陜甘總督的左宗棠，被指派為此次收復新疆的主要將領，但天有不測風云，在左宗棠調兵遣將正要前往新疆的正當口，朝廷接到東南海疆的信使來報，日本已經以“琉球的船民被臺灣高山族的居民殺害”為借口，出征臺灣。  因內亂而元氣大傷的清廷，雖然對此及時做出了反應，加強了臺灣地區的戰備，但還是無力與有備而來的日軍分庭抗禮，最后只能無奈與日本簽訂《北京專約》，以50萬兩的賠銀為交換條件，達成讓日軍從臺灣撤軍的目的。 日軍撤臺這件事情，看起來好似已經和平解決了，但其實已經嚴重影響到了清廷在此前下令的“收復新疆”這一決策，因為巨額的賠銀，導致如果真要征戰阿古柏，便意味著朝廷要額外向軍隊支出一大筆資金，來備足糧草、軍火、人力等開戰條件。 因為資金的缺口，清政府內部就“海防”與“邊塞”兩個主要的領土關卡，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海防”方認為：“水師無法殲敵于海上，炮臺無法御敵于海岸”，故而加強海防便成為守住帝國的重中之重，而建設海防需要的大量資金，則可以將原本用于“收復新疆”的軍隊的錢財，來轉用于建設海防。 而“邊塞”方也打出了：“新疆不復，于肢體之元氣大傷；則腹心之大患愈棘”的旗號，意指海防建設固然重要，但是清廷如果在此時選擇了放棄新疆，便等同于自斷了手腳，再難前行。 故而可以從“收復新疆”的軍隊中，抽取部分資金來建設海防，但是不能完全撤銷“收復新疆”這一決策。 而左宗棠身為此次收復新疆的主帥，本應該會被朝中持兩個不同意見的“派系”推上風尖浪口，但其實在他的心中，卻早已擁有了屬于自己的堅定答案。 為此他還特地上奏朝廷，以強硬的姿態提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的觀點，以詮釋收復新疆對于整個國家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雖然明確了收復新疆的決心，可左宗棠也非常清楚，國家不可能真的會因為邊塞而放棄海防，而他也從未表達過邊塞重于海防這一說法，因為在他的觀念里，西北的防御就是一個完整的體系，邊塞和海防都缺一不可。 所以為了不拖沓海防建設的進度，又不丟失朝廷對于收復新疆的關注度，左宗棠在出征之時，竟讓下屬用車拉上了一口為他量身打造的棺木來與軍隊同行，借此來向國家表示了自己誓死也要收復新疆的決心。  疆回國土，栽柳“三千”就在清廷正為選擇“海防”還是“邊塞”這兩塊“香餑餑”而搖擺不定時，新疆的統治者阿古柏已經為了獲取外界的支持來鞏固政權，向自己原先的祖國，也就是浩罕的死敵：沙俄，做出了搖尾乞憐的做作姿態。 甚至還放言到：“我把俄國人看作我最親愛的朋友”，以此來拉近他與沙俄之間的關系。  而彼時的左宗棠也已經向西出發，朝著阿古柏所在的方向前進，他率領著約五萬人的軍隊，邊行進邊思考，在清廷能夠提供的有限資金之下，如何確保整個軍隊在戰爭之前口糧、衣服等物資的充足，以及在戰爭之時所要消耗的的糧草和武器，構成戰勝阿古柏的優勢。 而清廷的統治者和所有官員都知道，想要打一場有把握的勝仗，在沒有經濟和物資上的支持下，光有赴死的決心是絕對不夠的。 但他們的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為了不讓將士們寒心，清廷向左宗棠頒發了一道特令：“只要邊地安寧，朝廷何惜千萬金”，意思就是朝廷雖無法給予他和軍隊過多的資金上面的支持，但是卻默許他自借外債，用于解決燃眉之急。  得到了這道特令，左宗棠這才敢真正地放開手腳去想辦法充盈軍隊的“糧倉”和“武器庫”，他先從內陸采購了兩千四百八十多萬斤的糧食，利用車輛、駱駝等運輸工具來將糧食送到還沒被阿古柏占領的古城子、巴里坤等地。 又奏請朝廷，購買當時由德國制造的一款名為“義耳炮”的軍事武器，因為這個武器它的測距準、殺傷力強，命中率也高，威力遠超阿古柏軍隊所使用的那種英式大炮，力求能夠從武力上直接壓倒敵軍。 在籌備好軍糧，且購買好了武器之后，左宗棠便迅速制定好了作戰計劃，力求穩打穩扎、速戰速決，爭取早日將新疆收復，不讓只會運用權勢和武力來壓榨百姓的阿古柏，繼續在本就屬于清廷的疆土上作威作福。 1876年，左宗棠正式開啟了漫漫“復疆之路”，期間他還提拔了一名名為劉錦棠的湘軍將領，命他討伐北疆和南疆那些阿古柏侵略軍的前敵總指揮。 而劉錦棠按著左宗棠所制定的“先北后南，緩進速戰”的戰略決策，加之他本身所擁有的軍事天賦，在討伐侵略軍的過程中竟達到了屢戰屢勝，所向披靡的至高狀態。 1877年，阿古柏所建立起的“王朝”，在左宗棠和劉錦棠以及他們所帶領的清軍部下的強烈攻勢下，很快便分崩離析，潰不成軍。 同年5月29日，阿古柏暴斃于喀拉沙爾，劉錦棠得知此情報后，趁勢進攻，并在新疆各族百姓的支持下，接連攻克了阿克蘇、烏什等地。 阿古柏雖逝，但是新疆可不止一個野心勃勃的“阿古柏”，這便意味著左宗棠的“復疆之路”還有很長的一段路程要前行。 但這并未消減他收復新疆的任何一絲熱情，甚至為了避免阿古柏的部下“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留下反叛的隱患，他還下令道：“不留生俘，降了也殺”。 1880年，左宗棠將軍隊的總部遷至新疆哈密，率兵拿下伊犁，而此前本想著奪取新疆“這杯羹”的沙俄國家，眼看著“盟友”阿古柏大勢已去，又感受到了清軍的來勢洶涌，便不敢再輕舉妄動，最終與清廷簽訂了《伊犁條約》，同意撤軍伊犁，徹底退出清廷的國土。 至此，新疆在左宗棠和其部下的不斷努力之下，終于回到了屬于它原本的“母親懷抱”，不擔心會繼續顛沛流離，也不用害怕再次被強權所壓迫，而左宗棠也帶著當初那份“誓死復疆”的信念，交給清廷一份滿意的答卷。 而在左宗棠西征的大道沿途，包括城道的兩旁，都會栽種著楊、柳、沙棗等樹。 這是他要求部下每人都要隨身攜帶一顆樹苗，邊走邊栽，為的是要改變新疆氣候干燥、了無綠意的惡劣環境，后來還形成了“連綿千里綠如帷幄”的邊塞奇觀。 在新疆收復之后，人們還給那些柳樹命名為“左公柳”， 意為紀念左宗棠在新疆留下這濃墨重彩的一筆。 參考文獻：《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歷史功績 邵純 實事求是 2019-11-10 期刊》 《左宗棠收復新疆始末 郭曄旻; 文史天地 2010-11-03 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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