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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共創始人之一，是南昌起義負責人之一，卻被“左”傾路線所害，導致失去黨籍;他是國民黨最早的黨員，官至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卻被國民黨開除黨籍;他雖然受蔣介石之邀恢復國民黨黨籍，蔣后來卻派特務暗殺他;在新中國成立時，他作為民主人士，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監察委員會主任。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像譚平山這樣經歷的人絕無僅有。譚平山的人生有如一出大劇，每一步都在意料之外，卻又在情理之中--不過，終歸還是一出正劇。他的一生，是為中國革命奮斗的一生。
談中共黨史，不能不談譚平山。 但是這個不能不談的人，卻并不為眾人所知。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作為中共創始人之一，他因事未能參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而是委派陳公博參加，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名單中沒有他。第二，他和周恩來等直接組織指揮的八一南昌起義最后失利，很長一段時間，中共一些極“左”的領導人把責任推諉于他，開除了他的黨籍，因此，黨史上極少再提到他。第三，他被國民黨開除黨籍后，后來受蔣介石之邀恢復國民黨黨籍，雖是受到蒙騙，但從常人的心理來看，畢竟不太光彩。第四，他最后以民主黨派的身份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監察委員會主任任上，故人們很正常地把他當民主人士看待。 如果說譚平山的一生是一出大劇，那么譚平山本人就是一位性格演員。他嫉惡如仇，性格剛烈，為人正直，不懼權威，只重真理，當然有時也免不了簡單粗暴、得理不讓人。他晚年那個滿面胡須的民主人士的形象，并不是他性格的寫照，倒有可能是他晚年意在戒怒的一種提示。  1886年，譚平山出生在廣東佛山市高明區明城鎮明陽村。在明城東洲書院度過了6個春秋后，1908年，譚平山考進了廣東省最高學府--兩廣優級師范讀書，并在那里參加同盟會。 在明陽村里，譚平山家的老房子還在，兩間低矮的房子和周邊的老房子相比也顯得相當寒磣。據說，父親曾變賣家中僅有的值錢財物供譚平山上學，臨終前仍叮囑他一定要讀大學，“守成創業，振發家聲”。從房子上看，譚家確實屬一般的勞動階層。 隨著知識面和社會接觸面增加，譚平山的思想逐漸起了變化。當時，各帝國主義國家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腐敗的清朝政府對內鎮壓人民的反抗斗爭，對外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與侵略者訂立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賣國條約。譚平山進入兩廣優級師范學習前后，也正是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在全國各地紛紛發動起義的時候。雖然這些起義都失敗了，但教育了廣大人民群眾，動搖了清政府的統治基礎。正是在這一背景下，1909年，譚平山毅然加入同盟會，進行了一系列秘密反清宣傳活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912年1月，孫中山出任南京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正式成立。按共和政體和臨時約法，在南京成立臨時參議院、各省紛紛成立臨時參議會。譚平山在雷州中學積極宣傳反清斗爭，又是同盟會員，很快被推選為雷州代議士。不久，譚平山升任為雷州中學校長。同年8月，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等4個政團組成國民黨。翌年1月，廣東同盟會也更名為國民黨，譚平山以同盟會會員身份轉入國民黨，成為國民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雷州中學是湛江師范學院的前身，如今的湛江師范學院院內，譚平山2.95米高的半身塑像聳立在綠樹叢中。但當時的雷州，交通不便、文化落后，雄心勃勃的譚平山決心尋找新的出路。1916年，他調任陽江，第二年考上北京大學。從此，譚平山走向了另外一個新的天地。 譚平山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時，蔡元培剛出任校長。陳獨秀在上海主辦的《青年雜志》也遷來北京，并改名為《新青年》繼續出版。1918年，譚平山和羅家倫、傅斯年等人一道，組織了“新潮社”，出版《新潮》雜志。《新潮》是在“五四”前后僅次于《新青年》在全國很有影響的刊物。 已經31歲的譚平山很快成為“新潮社”最積極的成員，并與文科學長陳獨秀、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和助理館員毛澤東等相識。譚平山為《新潮》的創刊號寫了一篇哲學論文《哲學對于科學宗教之關系論》，蔡元培審閱后加了批語:“右論甚有見地。”隨著在《新潮》陸續發表了多篇論著，譚平山的名字也逐漸為人們所熟悉。 1919年5月，“五四”反帝愛國運動在北京首先爆發，譚平山成了“五四”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的積極分子。譚平山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集會和游行示威，參加了痛打章宗祥，怒斥陸宗輿，火燒趙家樓曹汝霖住宅的斗爭。在這場斗爭中，譚平山被北京反動軍警逮捕關押，成為“入獄三十二愛國學生”之一。后在社會輿論的廣泛支持下,經過全市師生的堅決斗爭,譚平山和其他被捕學生終于被釋放。釋放后，譚平山聲稱“正義的事業是一定會勝利的,正義的事業也一定會有群眾的支持”。
火燒趙家樓 “五四”運動使譚平山從舊民主主義的小圈子中跳出來，逐步向馬克思主義靠攏，并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譚平山在《新潮》發表的《現代民治主義的精神》一文中說，“現代的民治主義，不是單獨向政治領域上，和這般資本家爭些地位，和爭些勢利便罷。一定要抱著個去惡務盡、萬死不顧的大決心，沖入社會上產業上，而要求人間精神的滿足”。 1920年夏，譚平山從北京大學畢業后，回國立廣東高等師范學校擔任教授。他與北京大學同學陳公博、譚植棠一起創辦了《廣東群報》，支持和指導廣州工人階級的斗爭。同時，他與轉居上海的陳獨秀等聯絡，在廣州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后來，在陳獨秀的啟發教育下，譚平山和陳公博、譚植棠重新整頓和建立了廣東共產黨組織，不久，正式稱為中國共產黨廣東支部。支部的領導最初由陳獨秀兼任，后由譚平山擔任支部書記。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譚平山因事未能出席而讓陳公博代表赴上海參加。 1921年9月，陳獨秀離開廣州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書記，廣州的工作則由譚平山全面負責。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譚平山任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書記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廣州分部主任。1922年，陳炯明在廣州叛變，孫中山被迫離開廣州赴上海，黨的工作無法展開時，黨中央調譚平山到北京繼續進行革命活動。7月16日至23日，譚平山代表廣東黨組織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后回到廣東工作。 1922年“五一”節，譚平山以勞動組合書記部南方分部書記的身份，發動廣州10萬工人群眾舉行大游行，他本人舉著紅旗走在隊伍最前面。1923年6月，譚平山在廣州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并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中央局委員,后任中央駐廣東委員。 1924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一大進行改組，譚平山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并被孫中山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長。譚平山積極幫助孫中山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促進了國共合作的實現。他還利用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的機會，安排了許多共產黨人擔任國民黨的各級領導職務，有力地促進了國民革命的蓬勃發展。 1925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譚平山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并擔任中共駐國民黨黨團書記。2月，廣東革命政府舉行第一次東征，譚平山與彭湃隨軍出發赴海豐，解放了海陸豐大片土地。6月，為抗議帝國主義制造的“五卅”慘案，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爆發，譚平山從各方面給罷工工人以支援和鼓勵。 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國民黨右派開始排斥共產黨人，譚平山組織大規模反擊。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譚平山再次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還兼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和中央組織部部長。1926年11月，譚平山赴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會上，譚平山代表中國共產黨向全會致詞。在這次全會上，譚平山被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中國委員會主席。 1927年春，譚平山出任武漢國民政府農政部長，他在黨的五大上又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跨黨”期間在國共兩黨兼任要職的主要代表。同年，在蔣介石發動一系列反革命政變后，譚平山與蘇兆征一起發表辭職書，指責國民黨背叛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8月，武漢國民黨中央宣布開除譚平山的黨籍，剝奪其一切職務，并緝拿訊辦。  學過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南昌起義中共最高領導人是周恩來，卻很少有人了解作為南昌起義發起人之一的譚平山。 1927年7月，中共中央正式發表聲明，宣布退出武漢政府，譚平山與李立三、鄧中夏等人從武漢抵達九江，決定實行“南昌暴動”。譚平山了解到賀龍不滿國民黨和軍閥爭權奪利，于是找到賀龍，大膽地提出了南昌起義的想法，賀龍當即表示參加。之后，譚平山與周恩來、鄧中夏、惲代英、李立三等人投入到緊張的起義準備工作之中。因為前委作為秘密領導機構不公開,起義的對外機構是革命委員會,譚平山擔任了主席團實際上的主席。 7月29日，張國燾從九江連發兩封密電給南昌前委，說暴動應該慎重。30日，張國燾又從九江趕到南昌阻止起義，性格剛烈的譚平山大罵張“混蛋”，并在情急之下提出，如他繼續反對就拉出去槍斃。與會同志經過激烈的斗爭，終于否決了張國燾的錯誤意見，決定8月1日起義。 8月1日凌晨2點，南昌起義爆發并取得勝利。上午9點，譚平山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的名義，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委員、各省委、特別市、海外黨部等代表聯席會議。會議討論并選舉產生了新生的革命政權--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譚平山和宋慶齡、鄧演達、張發奎、賀龍、郭沫若、惲代英一起組成主席團，譚當選為主席，領導革命委員會主席團的工作。 南昌起義打響后，國民黨軍隊開始從四處圍攻起義軍，于是，前敵委員會決定南征廣東，重新建立廣東革命根據地。但由于國民黨方面兵力占優，又以逸待勞圍攻起義軍，加上中央的指示脫離了當時的實際，起義失敗，譚平山革命委員會委員長職務也被中央取消。 后來，當輾轉香港、澳門的譚平山回到上海找到黨組織時，他才知道自己已于1927年11月被開除共產黨黨籍。
面對自己被開除黨籍，不服氣的譚平山多次寫報告，并且請一些朋友給黨組織帶話，表示愿意繼續留在黨內，決心克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可是始終未能如愿。 此時的譚平山生活無著，政治上四面楚歌，但他并沒有消沉。 1928年春，許多國民黨左派和一部分失去組織關系的共產黨員，在上海經過協商之后，成立了“國民黨左派聯合辦事處”。他們舉起孫中山的旗號，決定重新組織起來，以孫中山在建立國民黨前曾用過的“中華革命黨”為名，鄧演達為總負責人。因為鄧演達那時還在莫斯科，具體負責人就是譚平山。 中華革命黨在譚平山等人的領導下，反對蔣介石的假三民主義，恢復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愿與之合作”。1930年春，回國后的鄧演達和譚平山等人一起，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繼續從事反蔣活動。因為它既想反對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又不同意共產黨的主張和路線，幻想建立由小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領導的第三種政治勢力的共和國，因而人們稱之為“第三黨”。該黨建立后，在全國14個省、市陸續建立了地方組織。1931年11月，鄧演達被蔣介石殺害，“第三黨”遭受重創，但是譚平山并未放棄反蔣的斗爭。 1935年8月1日，中共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后，譚平山堅決擁護，并不顧尚未取消被通緝的危險出面活動。當同樣被共產黨開除黨籍的陳獨秀發泄對中共中央的不滿時，譚平山當場批評陳獨秀，贊成共產黨的新政策，以至老上級陳獨秀拍桌大罵，但譚平山毫不動搖。 抗日戰爭爆發后，在國家、民族的危難時刻，譚平山不計個人恩怨，不顧安危，投身抗日。在武漢，譚平山以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力，號召全民抗日。在和蔣介石談話時，他明確提出“國民黨已經衰老，現在抗日戰爭要依靠新生力量，要增加新血液，改造國民黨”。天真的譚平山以為蔣介石已經有所改變，便放棄了自己從事多年的反蔣事業。 1938年3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譚平山被恢復國民黨黨籍。但隨著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真面目逐漸暴露，譚平山的態度也消極起來。幾個月后，譚平山對蔣介石政權的幻想完全破滅，繼而開始與中共中央駐武漢代表周恩來、董必武等人取得聯系。不久后，譚平山提出了重回黨組織、到解放區去工作的愿望，但當中共南方局答復說，留在國統區斗爭比起到延安更能發揮作用時，譚平山的回答是，“黨的態度就是我的態度”。 在重慶和成都，譚平山廣泛接觸國民黨上層人士和文化教育界人士，在國民黨內團結了一批反對賣國、堅持抗日的進步人士。他聯系19個省市對蔣不滿并主張進步的國民黨人成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進行抗日反蔣活動。這些活動引起了蔣介石的敵視，1947年春，中共駐國統區的代表被驅逐后，蔣便命令特務干掉譚平山。幸虧及時得到情報，譚平山才得以從上海秘密潛往香港。 1947年11月12日，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聯合代表大會在香港召開，譚平山出席并參加領導了這次代表大會，會議選舉宋慶齡、李濟深、何香凝、馮玉祥、譚平山等20人組成主席團。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推選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何香凝、馮玉祥、李章達、譚平山等為中央常務委員，并發表成立宣言，主張推翻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實現中國的獨立、民主與和平。民革的成立，標志著國民黨各民主派別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的大聯合，使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更加擴大，國民競反動勢力更陷于孤立，也標志著一場以籌備新政協為核心內容，以推翻蔣介石國民黨統治、建立新中國為目的的新政協運動在香港展開。 1948年9月，譚平山以在港民主人士身份率先進入東北解放區，與中共中央代表高崗、李富春等達成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 1949年1月，譚平山和其他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人士聯名發表《我們對時同的意見》，盛贊解放區和人民革命的勝利，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 6月，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首屆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選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李濟深、譚平山等21人組成常務委員會，新政協的籌備工作全面展開。8月，由譚平山分工負責領導起草的組織法草案經過多次修改后提交新政協籌委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 建國初，政治協商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選舉了毛澤東等108名委員組成的第一屆政協全國委員會。譚平山被推選為政務院政務委員。在政務院下設的四個具體領導全國各項工作的專門委員會中，譚平山被任命為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 1956年4月2日，譚平山在北京病逝。蓋棺論定，譚平山為中國革命奮斗的一生，盡管有過不可回避的缺點、錯誤，但他仍然不失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有影響、有貢獻的革命家。 資料來源： 《先導：影響中國近現代的嶺南著名人物》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出版，該篇目由習風執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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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lixiujuan2012 > 《哲學宗教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