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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于“被遺忘角落里”的高梁古橋 自從兩三年前啟動西直門北側之道路改造工程以后，我便很少再去高梁橋了。即使要去北京海洋館（動物園東北門），也一定得從五塔寺門前經過，再狠狠地兜上一圈才算過癮。由此，我與高梁橋之間就再沒有了交集。直到某一天，有位住在北展后身的朋友對我講，沒事兒該去高梁橋看看了，那里可落寞得很啊。經她提醒，我才打定主意，要去看看這位“老朋友”。于是，才有了而今的這篇小文。 一座與后門橋“同庚”的古橋，問世于郭守敬主持漕運工程之際 高梁橋存世久矣，它的生命力是與后門橋一樣“頑強”的。此前，總聽人家說起，“先有后門橋，后有北京城。”然此說法不確。倘若換成“先有什剎海，后有元代大都城”，我倒能多些認同。當然，與后門橋同樣歷史悠久的高梁橋，則流傳著另一個～關于“高亮趕水”的民間傳說（故事的發生地，能一直扯到老西頂廟）。此傳說出現的時間，乃明永樂帝遷都北京之后。然無論如何，高梁橋與后門橋“誕生”的時間，大體上是一致的。其時，大約為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也就是在這一年，郭守敬主持修建的通惠河工程基本完工。作為長河（高梁河）終點的高梁橋，亦建成于此時（當然是一種推測）。至于長河與漕運之間的那段姻緣，則是因為要解決元大都漕運之水源不足，郭守敬提出引昌平白浮泉之水入都，而高梁橋又是長河水利工程的重要節點，此二者之間才“搭上了紅線”。
風光旖旎的高梁橋水道，與橫跨于河上、以裝點時人之夢的高梁橋 待到明清時期，身處北京城垣外側的高梁河水道流經之地，到處呈現一派迷人的郊野風光。由于風景極佳，使得此地酒肆林立、茶館遍布，有錢有閑之京城民眾且紛至沓來，從此將這里打造成京郊地區的一道閃亮風景。根據明代《長安客話》中的說法：每年四月八日的浴佛節，四面八方前來休閑游覽之人，多得如過江之鯉。由于高梁河兩岸的古剎眾多，所以善男信女雜于其間，擺攤交易者亦不計其數。這樣的盛況，一直延續到晚清時期。 被歲月無情摧殘后的高梁橋，如今仿佛是件“出土文物” 當然，高梁河兩岸之繁華市井，與高梁橋的優雅身姿，是絕不會逃過乾隆皇帝目光的。也正是在乾隆時期，于高梁橋的兩側，同時矗立起一對高大的牌坊。其中，南側牌坊上寫著“長源”、“永澤”；而北側牌坊上則寫著“廣潤”、“資安”。只可惜，此兩座牌坊，已然被歲月的巨磨碾壓得無影無蹤了。 現而今，高梁橋已經成為第七批國保文物，且被重新修葺并加以維護。然穿梭于兩側馬路之上的行人，以及居住于這片區域的市民，卻幾乎對其視而不見。高梁橋已然不是遲暮的美人，它更像是被從地底下挖掘出來的具有數百年歷史之老古董。雖然有所保護，但卻總讓人覺得如此“灰頭土臉”，狼狽不堪。期待能有一日，讓高梁河的水面與高梁橋的石拱再度交匯，且讓人們以美的眼光去再次聚焦這座古橋。
京東八里橋的概念，原本就是不對的 所謂京東八里橋，這一說法其實并不對。八里橋并不是在明清北京城東側4公里開外，而是位于通州城西側4公里之處。因此，將八里橋劃在朝陽區的東部區界上，對于通州的民眾而言，并不是件開心的事。（當初的永通橋之“長橋映月”景觀，乃是舊通州八景之一。）除此以外，位于八里橋東側不遠處的“通州石道御制碑”，盡管與八里橋一同被列入北京市級文保、此后又升級為國七文物，然卻隸屬于通州區的管轄范圍。這種“一保兩區”的古怪現象，令人啼笑皆非卻又無可奈何。 而今的朝陽路附近，曾經擁有過一條長達“四十里”的京東石板大道 先來說說這“石道碑”吧。此碑建成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其通高6.4米，記載著雍正七年（1729年）修筑——自朝陽門箭樓至通州城之大道（將土路改造為石砌路面）的過程。也就是在此碑文上，明確寫著“自朝陽門至通州四十里，為國東門孔道”等語。這條四十里（實際建成的石板路，大約為18公里左右），位于而今的朝陽路附近。由此可知，修路對于大清王朝而言，確實是件很不得了之事。
“居京城大不易”當中，也包括了“行路之難” 清代京師，首善之區，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必然是一派宮闈之內莊重威嚴、市井巷陌繁華喧囂的景象。雖說“居京城大不易”并非新近出現的說法，然適宜官民生活還是不成問題的。這便是數百年后出現在老舍先生《茶館》中的那段臺詞：“哪怕是條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可這清時的北京城，確實就是如此好么？起碼，在每年春節至初夏，于沙塵暴侵襲之下的京師，應該并不能讓人舒服。當然，除了沙塵暴以外，京城的市內道路，也很不令人感到愜意。個別不說，單講乾隆盛世結束的半個多世紀之后，在晚清重要官員翁同龢的筆下，京城道路的窘境便不絕如縷。關于“入城曛黑，路猶難行，泥深處幾三尺”、“后門外流潦縱橫，始悟昨夜雨西城較大也。皇城拐角望北泥深數尺，車陷騾蹶”等語句比比皆是。作為兩代帝師的翁同龢，于其私人日記中，估計不會是信口胡言。而作為旁證者，則是同朝為官的王文韶筆下的一段說法：“大雨傾盆，竟夕未已，丑正冒雨上車，水深處將及馬腹”。由此看來，修路之事，確實關乎朝廷的安危，亦涉及民眾的福祉。
見證了近代中國屈辱歷史的永通橋 作為明代拱衛京師四大古橋之一的永通橋，其建造于明正統十一年（1446年）。與朝宗橋、安濟橋等一樣，永通橋亦算是朱祁鎮的功績。這座全長50米、寬16米、3孔拱券的石橋，擁有著一群憨態可掬的小石獅子，亦擁有4只威風凜凜的戧水石獸。在橋的南北兩側，原來各有石牌坊1座。坊額上方，刻有“永通橋”三個大字。只可惜，這兩座石坊皆已無存。在“庚申國變”（1860年）與“庚子國變”（1900年）中，永通橋皆被戰斗的雙方所擊傷。盡管有中方版本的“八里橋大捷”，然英法聯軍還是火燒了圓明園。由此可見，外來侵略給永通橋留下的民族恥辱與傷痛，確實是難以讓歲月抹平的。
不堪重負的古橋，被一直使用到本世紀之初 及至抗戰時期的1938年，日軍于修筑京通公路時，將永通橋頭的兩端墊土，以減小坡度。及至20世紀60年代中期，于永通橋的橋面上，又鋪設起瀝青。再至20世紀80年代，市政當局于古橋北側開掘分水渠道，且于分水河道上另建起一座3孔混凝土橋，與老橋南北相連，從而疏解京東地區的交通壓力。當然，已經不堪重負的永通橋，還是在1984和1986年，由于遭遇持續降雨以及洪水所帶來的嚴重危害，導致橋北、南券東端坍塌。此后，為保護古橋，政府決定于橋下建造混凝土涵洞，且疏浚通惠河水道。 至今，已經不再允許大中型車輛過往的永通橋，正在慢慢地長舒一口氣，一點點地邁向自己無法預測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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