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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興盛，書院繁榮，這的確是南宋的社會現實。
白鹿洞書院禮圣殿
但這并不意味著以朱熹為代表的南宋理學理所當然會得到朝廷的認可。早在北宋徽宗崇寧以后，程頤的理學就被禁止了25年之久。朱熹的理學雖然比二程的影響大得多，但他并沒有獲得比二程更好的命運。朱熹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僅沒有享受到理學被官方認可的榮耀，相反地，他和他的理學一再受到來自朝廷的打擊。先是在淳熙五年(1178)，御史謝廓然和秘書郎趙彥中相繼攻擊程學，對朱熹的理學進行迂回攻擊;接著是淳熙十年，以宰相王淮為首的政要對朱熹的“道學”展開車輪戰。當時，朱熹任浙東提刑，因彈劾宰相王淮的親家、臺州知州唐仲友，得罪了王淮。王淮通過吏部尚書鄭丙上書，攻擊朱熹的“道學”是“欺世盜名”;又通過御史陳賈當面向孝宗告狀，說朱熹的理學是“假學以濟私”，請求孝宗擯棄勿用。朱熹于是被解職。淳熙十五年(1188)，兵部侍郎林栗因與朱熹政見不和，學術觀點相左，彈劾朱熹，說朱熹剽竊張載和程頤，“不學無術”，是“亂人之首”。寧宗慶元元年(1195)，即朱熹逝世前5年，爆發了一場波及朝野的反理學(即“道學”)的斗爭。這場斗爭雖然導源于內廷的權力之爭，但對理學打擊非常嚴重。當時，朱熹的朋友趙汝愚任右相，獨斷專行，壓制外戚韓胄。韓胄痛恨這位從前的盟友，意圖報復，并想取而代之。于是，經過周密部署，韓胄指使趙汝愚的政敵李沐，向孝宗告趙汝愚“自居同姓，數談夢兆，專政擅權，欺君植黨”，韓說趙汝愚將禍及朝廷，危害社稷，于是孝宗將趙汝愚罷免。太府寺臣呂祖儉上書請留趙汝愚，并論不應罷黜朱熹和彭龜年，得罪了新右相韓胄，也遭貶謫。太學生楊洪中和左正言劉德秀上書請留趙汝愚，同樣遭到韓胄的殘酷迫害。韓胄將這些不合心意的人統統貶謫到邊遠之地，并且還將他們一概斥之為“偽學”。在隨后的6年中，不僅那些同情趙汝愚或者對理學和朱熹有好感的人遭到迫害，連《論語》、《孟子》、《中庸》和《大學》也被列為禁書。趙汝愚于慶元二年服藥自殺，呂祖儉死于筠州，朱熹被落職罷祠，甚至有人上書“乞斬(朱)熹以絕偽學”。由于朝廷以道學為逆黨，讀書人被搞得人人自危，“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至別其非黨”，一場內廷黨爭，竟然演化為一場可怕的討伐理學乃至儒士的文化戰爭。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慶元黨禁”。     朱熹的理學原本勢力不弱，他的學生和同情者也稱得上是浩蕩之眾，可是在鐵腕政治面前，他們顯得非常脆弱，完全不堪一擊，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理學的失敗，更不意味著理學的終結。政治的力量是一種強大的機械的力，有時候還是一種盲目的力，來得迅速，去得迅速，變化得也迅速;文化的力量則是一種自然的力，像野火燒不盡的青草，在春風的吹拂下就可再生，像冬日里被堅冰封凍的河流，在夏日里必然要洶涌。韓胄死后，朱熹就被詔賜謚文;不久，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1227)，贈太師，追封信國公。  朱熹的理學和朱熹本人終于被朝廷平反了，他的“心性論”理學也慢慢成為正統的官方哲學。這就更加鼓舞了朱熹弟子們和再傳弟子們的士氣。他們在書院建設上和朱熹理學的研究與傳播上就更加賣力。不僅如此，他們也開始像朱熹當初對待周敦頤那樣，大量修建祭祀朱熹的祠堂，或者修建紀念朱熹的書院，如紫陽書院就是一個類似濂溪書院那樣的紀念性“連鎖店”。朱熹也就從民間的理學大師，變為官方認可的理學宗師，又從理學宗師再變而為文化與教育之大圣和尊神。朱熹的這種被偶像化的歷程，可以看作是朱熹自己創造的那種宗教性文化禮儀病的延時發作，也是周敦頤圣化和神化歷程的一次戲劇性再現。這種戲劇性事件在后來的理學傳播中又不斷地被翻演。到王陽明時，再一次達到偶像化戲劇的高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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