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平常無奇的中國菜市場，竟然藏著一個“世界謎題”？｜文化縱橫

鐘淑如

中山大學旅游學院

【導讀】在中國大小城市，分布著數量眾多的菜市場。它們鑲嵌在街頭巷尾，裝點著千家萬戶的菜籃子，是最重要的民生設施之一。中國的菜市場看似平常無奇，但從世界范圍看，卻制造了“超市革命”浪潮下的謎題。為什么超市革命的預言在中國失靈了？為什么菜市場在中國生生不息？

本文指出，菜市場在當今中國的流行，有著厚重的歷史根源，但更是中國獨特經濟生態與社會文化的產物。一方面，相比于歐美國家食物系統的高度集約化，國內生鮮農產品的生產端呈現高度零散化，這決定了菜市場必然存在。菜市場向上對接小生產者的生計，向下勾連小餐飲的供給，是食物系統流通端的關鍵一環。如果沒有菜市場，小生產者的產品將無處可去；而菜市場的攤販具有很強的創造性和靈活性，他們可以根據生意需要接入食物系統的任意環節。另一方面，中國獨樹一幟的新鮮食物消費文化，也與菜市場獨特的生態系統相契合。菜市場由個體商販經營，他們大多數是從農村到城市的流動人口。為競爭客源，每個攤販都陷入制造新鮮的“內卷”中。他們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個小時，為的就是保證食物新鮮。

作者認為，菜市場的獨特價值在于：它不僅是鏈接小生產者和餐飲小商業的經濟價值，還包括居民社交休閑的社會價值以及保育地方飲食傳統的文化價值，甚至“成為替代性社會和經濟實踐的再生產場所，可以超越消費主義的價值和實踐”。不過菜市場的發展也面臨挑戰：基礎設施不合時宜、經濟效益上處于邊緣地位、年輕人不愛去菜市場。為此，菜市場也在不斷轉型，有的菜市場內部經營結構集聚化、產品中產化，轉型為“高級菜市場”，有的則成為所有社區居民共享共建的社交空間。作者認為，超市革命在現在的中國沒有發生，將來可能永遠也不會發生。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12期刊，原題為《菜市場的活力》，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讀者參考。

▍“超市革命”的中國謎題

在中國大小城市，菜市場的數量眾多，分布廣泛。它們鑲嵌在街頭巷尾，裝點著千家萬戶的菜籃子，是最重要民生設施之一。截至2021年，上海有超過800個菜市場登記在冊，廣州有584個，南京有360個。這些數據表明，菜市場在中國城市依然生命力旺盛，承擔著居民日常食物主要來源的關鍵角色。

中國菜市場看起來平常無奇，但是在世界范圍內制造了超市革命（supermarket revolution）浪潮下的謎題。“超市革命”指的是連鎖超市憑借技術革新和經營模式升級導致的地理擴張。超市革命首先在歐美發達國家發生，從20世紀20年代到70年代，這些國家絕大部分的菜市場和小規模生鮮店都被大型連鎖超市所取代。目前，在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家，超市占據了食品銷售80%以上的市場份額，而菜市場則急速萎縮，數量變得屈指可數。有學者認為，超市革命將分階段席卷全球。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也被卷入了超市革命。彼時，包括沃爾瑪和家樂福在內的外資超市在中國迅速擴張，本土的連鎖超市則以每年將近30%的增速占領市場。相比于超市，菜市場由小攤小販組成，投資少、購物環境差、進入門檻低、勞動密集、經濟效率低。此外，加速的城市化、不斷增長的中產階級和強勁的消費需求等因素疊加，似乎預示著超市的全面勝利。所以，一些研究曾預測，“落后”的菜市場將會在中國的超市革命中被無情淘汰。

然而，在所謂的超市革命于中國上演三十余年后的今天，菜市場被超市取代的情況卻并沒有發生。雖然中國的菜市場也面臨著新零售的強烈沖擊，但是依舊在中國城市的食物分銷系統中占據重要的位置。為什么超市革命的預言在中國失靈了？為什么菜市場可以在中國生生不息？

為了較為系統地回答這一問題，從2016年起，我在海南進行了為期14個月的田野調查，共訪談了113位攤販，330余位消費者，以及20余名菜市場、超市及批發市場的管理經營者。調研期間，我在魚攤菜攤打工，到碼頭參與海鮮批發，跟著攤主到送貨的餐廳收賬，深度參與觀察他們經營和生活的日常。2018年起，我跟蹤調研全國各地的菜市場。本文正是基于在海南省菜市場的長期田野調查，深入剖析中國菜市場的活力源泉。

▍菜市場的歷史根源

菜市場在當今中國的流行，有著厚重的歷史根源。中國城市的菜市場要追溯到西周時期開始萌芽的坊市制度，“坊”是居所，“市”是街市，即菜市場的雛形。坊市分治最早實現了居民區和商業區的地理區隔，也創造了城市里日漸繁榮的商貿空間。到了宋代，嚴格的坊市分隔逐漸被打破，商業活動擺脫了時空限制，出現了全天候市場、商業街和夜市。至今，北方很多城市還保留著按農歷隔幾天露天擺攤的早市，南方一些城市還有墟市（如中山市的雞籠墟），吸引了諸多熱愛古早味、地方味的人們頻繁光顧。

國內最早的“現代”室內菜市場，要屬1890年建立在上海法租界的三角地菜市場，來自中國、日本、俄國等地的商販經營著1500個攤位。林徽因曾描述這里“葷腥同樣豐富，有雞鴨豬牛魚羊，還有野雞野鴨等野味。豆制品不僅有中國的豆腐和百葉，還有'用綠紙一塊塊包起來的’日本豆腐，從日本直接進口的各種海鮮……”, 其熱鬧豐富可窺一斑。但是，三角地菜市場實為在租界內生活的外國人和名流階級所設立，非平民所能及。民國時期，廣州等地的政府開始營建面向廣大居民的菜市場，北京著名的東單菜市場也建于這個時期。但因為當局財力不濟，時局動蕩，新建的菜市場數量也不多。

新中國成立后，菜市場成為城市食物分配體系的樞紐，數量迅速增加，蓬勃發展。在統購統銷的制度下，農產品從鄉村統一收購，市級的商業局控制著肉菜等生鮮食品的分配。在每個區，菜市場就是負責分配的核心站點，每個菜市場還附屬數個深入到居民區的小菜店。豬肉、雞蛋等緊缺商品需要憑定額分配的票證購買。那時，菜市場屬于國有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菜市場攤販也屬于國企員工，掌握著肉類等稀缺產品的銷售，是當時的香餑餑職位。在“工業學大慶”時期，為了滿足三班倒的工人們的生活需要，還有24小時營業的菜市場。彼時，菜市場已經烙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

改革開放以來，菜市場在保障民生方面的重要性有增無減。20世紀80年代啟動的“菜籃子工程”，把菜市場建設推向了新的高潮。各地政府把建設新一批菜市場納入城市規劃，一個兩三千平方米的中型菜市場，服務周邊的兩三萬人口，一般步行十分鐘內可達，存留至今的大部分菜市場均是這個時期所建。菜市場的爆發式增長和居民釋放的消費需求相輔相成，形成供銷兩旺的迸發局面。在品類方面，以肉蛋奶和新鮮果蔬為主的跨省市“大市場、大流通”物流體系讓餐桌豐富起來；在從業人員方面，從五湖四海流動到城市打拼的人們成為菜市場的第一代個體戶。這一時期，菜市場在食品零售行業處于壟斷地位，幾無競爭對手。菜市場造就了那幾代人的買菜記憶，他們自然地成為菜市場的忠實擁躉，對家附近菜市場的每個攤位都爛熟于心。

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國有體制改革，菜市場產權逐步私有化、復雜化。各地市政府只保留了少數菜市場的所有權，其余大部分轉變為私人產權。產權的變化意味著菜市場不再是政府公共服務的必要組成部分，反而加入到動態的市場競爭中。20世紀90年代末，超市興起；21世紀前十年，社區菜店、網購冒尖；21世紀20年代，社區團購遍地開花。在一輪輪的殘酷市場競爭中，的確有不少菜市場被淘汰了，但是很多的菜市場仍屹立不倒，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特別是對于中老年消費者而言，逛菜市場已經成為習慣，是割舍不掉的煙火氣。

▍食物系統中的拼圖

菜市場連接著居民餐桌和田間地頭，是食物系統流通端的關鍵一環。縱向來看，中國的食物系統由許多不同的生產者、收購商、中間商、批發商、零售商組成，包含從田間到舌尖的諸多環節。橫向來看，每個環節形成各自的圈層。不同規模、等級的玩家同臺競技，生產端是小農和小農之間優勝劣汰，流通端是大收購和小收購、大批發和小批發之間相互較量。每個層級競爭者眾多，充分競爭，誰也沒有打贏誰。相較之下，歐美國家的食物系統集約化程度高，縱向上，超市等零售商掌握話語權，通過訂單生產和自建生產基地等方式向上整合了生產端，削減了中間環節。橫向上，連鎖零售商規模效應明顯，美國頭部的四家連鎖超市占據將近一半的市場份額。

國內生鮮農產品的生產端呈現高度零散化的態勢。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顯示，全國小農戶數量約為2.03億，占各類農業經營戶總數超過98%，經營耕地面積約占耕地總面積的70%，其中戶均耕地10畝以下的農戶占總數85.2%。這些小生產者供應了中國大部分的食物，比如中國八成的雞蛋供應，都來自養殖數量在5萬只雞以下的散戶。除此之外，標準化、規模化的生產者也在不斷增加。在云南、山東等農業大省，占地上千畝的蔬菜生產基地愈發普遍。總體而言，生產端沒有特定的主導者。

在中國低度集約化的食物系統中，菜市場是一個必然的存在。菜市場和食物系統內的億萬小生產者互相成就。如果沒有菜市場，小生產者的產品將無處可去。而菜市場的攤販具有很強的創造性和靈活性，他們可以根據生意需要接入食物系統的任意環節。我觀察到，海南菜市場的一家普通菜攤，陳列的四角豆等本地時令菜，是小批發商從周邊農村一家一戶收購的，還有來自山東、東北等地大批發商的胡蘿卜和西紅柿，以及讓廣州的批發商直接快遞過來的冰菜、鮮蓮子等本地不常見的菜品。

再以海魚為例。海南的海魚供應商包括本島的小漁船、本島的漁業公司和島外的供應商，菜市場攤販可同時售賣這三種來源的產品。小漁船只能近海捕撈，漁獲幾乎全部流向菜市場，小漁船的海魚在當地很受歡迎，因為從捕撈到上市的時間只有一兩天，新鮮度有保證。漁業公司有遠航捕撈的能力，他們的漁獲交給碼頭的代銷。代銷一般是船長的親戚或者信任的商業伙伴，通過出海對漁船運營進行數萬元的投資而獲得該船漁獲的專營權，以所售漁款的5%作為傭金。代銷對接收購商，具體又分為“大批發”和“倒二手”。大批發收購量大、質好的海鮮，簡單加工后發往全國市場；倒二手團隊作戰，收集不同漁船的同種漁獲，在碼頭擺攤轉手售賣。海南菜市場的魚販每天凌晨去漁港進貨，需要大量進貨的時候，就直接從代銷處獲得，少量時即從倒二手處購買，根據市場行情隨時變通。島外的冷凍海魚聚集在市中心的海鮮批發街，菜市場攤販只在封海期間青黃不接的時候作為補充，或者客人有特殊需要的時候才從這里進貨。

我時常跟著魚販英姐到碼頭進貨。凌晨時分，漁船靠岸，英姐拖著筐，在碼頭里尋尋覓覓。她不止走一趟，而是來來回回，不厭其煩地審視著盯著剛剛拉過來的新鮮魚，問價，然后和代銷交談，不感興趣的話，繼續走，心理估計盤算著今天哪些魚最賺錢。她每天要不同品種的魚，包括大眼雞、海鯧魚、紅杉魚、比目魚等，組成了當天魚攤的商品。每買好一種，她就用筐拖回打冰的地方，把魚洗干凈，碼好，上冰，蓋上布，然后重新出發尋找目標。從漁港的一頭，走到批發攤盡頭，再繞回來，相信自己的職業敏感度。每天購貨的過程大概持續三個小時，一刻都沒有停下來。等最后的筐也裝滿了，她把冰錢結了，然后招呼一個相熟的拉貨工，幫她把六七個大筐，碼在她的電動小三輪上，沉甸甸地奔赴市場，交給已經在攤位守候的小姨來售賣。正是攤販不計投入的高強度勞動和靈活的進貨策略，保證了海魚短時間內從海里到鍋里的持續運轉，也成為菜市場不可比擬的優勢。海南超市售賣的海魚，多來自島內的大批發商，或者是島外的冷凍海鮮，而且品種非常有限。超市很少和小漁船、代銷或者倒二手建立聯系，因為他們的供應在時間、數量和價格上都極度不穩定，不符合超市的標準化操作。而海魚偏偏是海南餐桌上的重頭戲，因此菜市場能吸引人們每日光顧。

菜市場攤販和供貨商構筑的社會網絡是確保食材多樣化且新鮮的關鍵。在我調查的113名攤販中，75人（66%）有至少一位長期合作的供應商。因為水產碼頭像人類學家格爾茲描述的巴扎（bazaar）經濟，海魚交易的信息是貧乏的、稀缺的、錯配的和效率低下的，所以取得關于漁獲和價格競爭的信息，就成為交易鏈條中最重要的角逐。這類信息的獲得者能在復雜混沌的競爭中確保一個有利的位置，同樣的漁獲，回港時間早晚帶來的利潤差異是巨大的。信息的搜集以親戚等強關系為基礎，在不斷的生意交往中波動推演，每個人都在嘗試組成以自己為中心的、相對穩定的信息集合。水產碼頭因此形成熟人社會，船老大、代銷、收購商、市場魚販之間，有千絲萬縷的關系。盡管利益最大化是魚販的最終目的，但是利益得非短期可得，而是需要細水長流，不能追求每次交易的即時獲利，偶爾的“吃虧”反而是維持交易關系的必要條件。基于適當的讓利，達到貿易伙伴在長期交往中都獲得收益時才皆大歡喜。不少市場魚販都有開船的或者做代銷的親戚，從熟人處拿魚，可能有比較優惠的價格，但是作為回報，在市場供應飽和的時候，攤販也要幫助熟人消耗庫存。類似的，代銷和收購商之間也傾向于形成穩定的交易伙伴關系。

此外，菜市場連接著大量的非正式餐飲經濟。如果把菜市場從城市地圖中抹去，那么成千上萬的小吃店、快餐店、夜宵攤也可能隨之消失。我在調研中發現，61%的攤販都和餐飲從業者保持相對穩定的合作關系。對于部分攤主而言，他們每天供應給周邊小吃店快餐店所賺取的收入比零散的家庭顧客還要多。小餐館老板被菜市場多樣性的選擇、便宜的價格和高效的送貨服務所吸引，接地氣的大排檔也喜歡用菜市場里的本地季節性食材。可以說，菜市場是非連鎖小餐飲店的心臟，源源不斷地為它們供給新鮮食材。

菜市場是中國高度分散化、低度集約化的食物系統中嚴絲合縫的一塊拼圖，向上對接小生產者的生計，向下勾連小餐飲的供給。在食物系統越分散的區域，菜市場的生存空間就越大，因此，理論上，菜市場在農村比在城市活得好，在小城市比在大城市活得好。

▍“新鮮”的食物消費文化

“新鮮”是菜市場保持活力的另一關鍵。我所做的消費者問卷調查顯示，90%以上的消費者購買食物時非常關心“新鮮程度”，因為“新鮮”和“好品質”幾乎是同義詞。此外，67%的消費者認為菜市場的食物比超市更加新鮮，只有10%的消費者認為超市更勝一籌。為了保證食材的新鮮，不管工作多么忙碌，有高達56%的海南人選擇每天去菜市場買菜。這種少量、高頻的購買習慣在西方國家是難以想象的，在大城市的年輕人群體也難以效仿。

英國地理學家彼得·杰克遜發現，西方語境下的“新鮮”是一種技術成就。冷鏈、催熟等技術決定了食物的外形、顏色、氣味甚至味道，循環產出高度一致的、穩定的新鮮。但是，中國食物消費文化中的新鮮，實為另一種本體論——原真的、接近自然狀態的食物才算新鮮。中餐食材的“新鮮”有兩層含義，涉及時間和味道。在時間上，新鮮意味著一種即時性，從田間地頭到餐桌以分秒計算，時間越短越新鮮。比如，符合廣州人新鮮標準的魚必須是游水活魚現殺，從生物到食物的轉換在一兩個小時內完成。此外，新鮮還蘊藏著時空的凝結，符合時令的本土食材為至鮮。在味道維度，鮮味被廣泛接受為酸、甜、苦、咸之外的第五味。鮮味清淡，可以刺激唾液分泌，令人食指大動。科學上，鮮味實為谷氨酸鹽和核苷酸等物質的味道。中餐料理中，鮮味很大程度上指食材的本味，不需要復雜的烹飪技法，白灼清蒸才能最大程度地保留鮮味，比如白切雞、白灼菜心。只有時間上的“新”才能確保味道的“鮮”，而菜市場，就是獲得新鮮食材的最佳去處。

在菜市場，新鮮是一場感官游戲。菜市場“煙火氣”十足的熱鬧氛圍容易讓消費者感受到撲面而來的新鮮。在海南，菜市場的早高峰從六點就開始了。這個時間點，可以看到拉著各色新鮮蔬菜的小三輪魚貫而入，剛從屠宰場出來的整豬還保留著溫度，魚蝦在水缸暢游；到處充斥著攤販們熱火朝天的叫賣聲，走道里摩肩接踵，空氣中混雜著蔬菜的泥土味、腥味；同時，門口的老字號包子鋪已經排起了長隊，蒸汽升騰，香氣四溢。在持續的感官刺激當中，人們被新鮮包裹著。買菜需要充分動用五官，望聞問切缺一不可。一些入門的新鮮知識包括但不限于：綠葉菜葉子挺拔且干爽，瓜菜蒂部依舊綠色不皺，海魚眼睛不凹陷，魚肉戳起來緊實，豬肉色澤光亮無異味。菜市場的老主顧在日積月累的買菜過程中摸索出私人的新鮮判斷法則，對日常食材的特性如數家珍。懂行的消費者還能在上百個攤位中精準地識別本地菜。本地菜因為在城市周邊生產，運輸距離短，比較新鮮，也被認為更具風味。有些市場外圍的臨時攤販區，就有本地農民擺攤賣自家的菜。雖然網購的食材未必意味著不新鮮，但在菜市場里挑挑揀揀的感官體驗卻已不復存在，到自提點拿菜就像是在開盲盒。

菜市場的新鮮既是注重消費體驗的文化建構，也是基于其特殊經濟生態產生的社會事實。中國獨樹一幟的新鮮食物消費文化，和菜市場獨特的生態系統互相契合。菜市場由個體商販經營，他們大多數是從農村到城市的流動人口。為競爭客源，每個攤販都陷入制造新鮮的“內卷”中。豬肉攤用紅燈照射、剛剖開的草魚抹上魚血、每根蔬菜仔細整理碼好，都已經是基本操作，且不論凌晨到批發市場、漁港碼頭進貨的辛勞。他們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個小時，為的就是保證食物新鮮。此外，在食物系統中的靈活性，也使得菜市場食材的新鮮程度遠超超市等渠道。

▍菜市場的現代化轉型

菜市場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最大的生命力源自自身的不斷改變。現代城市追求空間整潔有序，經濟效益優先，生活快捷便利。菜市場的主動求變，就是為了應對當前中國現代化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首先，基礎設施不合時宜。國內現存的菜市場多在20世紀80年代建造，沿用至今，設施老舊。有個別菜市場的衛生問題和設備老化問題“相輔相成”，一時間污水遍地、垃圾成堆、臭味難擋，被扣上“臟亂差”的帽子。其次，是“中心-邊緣”的矛盾。很多菜市場在建立時，占據了市中心最有商業價值的地理位置，但對于經營管理者而言，菜市場在經濟效益上卻處于邊緣地位，微薄的攤位費是唯一的收入來源。最后，年輕人不愛去菜市場。菜市場從來沒有贏得過中國年輕人的青睞，南京菜市場協會提供的數據顯示，80%的菜市場顧客是中老年群體。當代年輕人快速的工作節奏使得“住家飯”成為奢望。偶爾買菜做飯，也傾向于社區菜店、買菜app等更加便利的選擇。與當前的現代化話語比照，菜市場的短處被置于顯微鏡下，變成“問題化的場域”，已經到了必須轉型以求發展的緊要關頭。

菜市場的現代化轉型可歸結為三種模式。第一種轉型模式是更新改造。2017年起，我見證了海南全省各城市陸續發起的菜市場更新改造運動。在“創建全國文明城市”等政策刺激下，某市政府成立專門的工作組，8700多萬資金立即到位，打響“菜市場升級戰”，在兩個月內就完成了全市所有菜市場的改造，速度令人稱奇。根據海南省統一的菜市場建造標準，菜市場變得整潔明亮，增加了電子屏、通風等設備、外墻裝飾也整齊劃一，舊貌換新顏。技術升級也是改造模式的一個趨勢。杭州在建設各式各樣的“智慧菜市場”。干凈整潔敞亮的新環境下，還融入了掃二維碼實現菜品溯源、刷臉支付、交易數據云端管理、線上下單30分鐘送菜到家，甚至直播帶貨等元素。在許多城市，建筑師、藝術家也經常和菜市場關聯起來。他們參與改造設計，營造了多個裝修風格別具一格的高顏值網紅菜市場，其中較為出名的包括上海的烏中菜市場、蘇州的雙塔菜市場、南京的科巷菜市場、廣州的東山菜市場，等等。歸根結底，更新改造是一種“由表不及里”的模式——菜市場的內部經營結構如故，攤販的人員構成也能較大程度上維持原狀。事實上，由于購物環境優化，攤販、居民、市場經營者多方都能受益。成功的更新改造案例也證明，菜市場和現代生活可以并行不悖。

第二種轉型模式是“士紳化”（gentrification），指菜市場內部經營結構集聚化、產品中產化的過程。菜市場的士紳化通常與居民區的士紳化相伴相生。隨著更多中產階級和企業的涌入，原來社區的特征被逐步改變，部分菜市場也變成“高級菜市場”。士紳化包含的不僅是購物環境的改善，經營者還會引入連鎖經營的食品公司租賃承包攤位，或者原來獨立經營的小攤販轉變為品牌代理。在蘇州，“杜三珍”“天府齋熟食”等大品牌的老字號開始布局菜市場，為市民增添更多的本土特色和口味。在南京某提檔升級后的菜市場，連鎖經營的品牌豬肉占到總豬肉攤位的一半。在香港的高級菜市場，可以買到日本空運過來的海鮮和俄羅斯的魚子醬等食材。士紳化可能會造成攤位費提高，原有的小規模經營者的淘汰流失，食品價格會相應提升，但同時，食物的差異化會更顯著，選擇也更豐富。

最后一種模式是社區化轉型。菜市場曾經是社區商業中心，地理位置優越，周邊業態富集。有好多老市場以前是一樓賣菜，二樓賣衣服，周邊修鞋制衣、花鳥魚蟲、家居百貨一應俱全。隨著業態升級，這一功能被商場所取代。為了吸引更多的年輕人，有些菜市場在走重新社區化的道路。在南京，部分改造的老市場套嵌餐飲區，方便周邊工作的白領就餐，也可直接在市場買新鮮材料，現場加工現場享用，此外還配套鮮花店、烘焙、咖啡館等設施。而新規劃的市場選址緊鄰中小學、社群服務中心，方便群眾。這些新市場采用一站式設計，配置文化活動室、老人活動中心、包含開鎖裁縫服務在內的便民中心等，試圖把菜市場打造成“十五分鐘生活圈”的核心。在社區轉型模式下，圍繞菜市場的社會交往不分性別、年齡，也不分收入、階層，日常且真實。從而，菜市場不僅是買賣菜的地方，也是所有社區居民共享共建的社交空間。

不僅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離不開菜市場，在日益集約化的全球食品系統中，菜市場的存在也具有獨特的價值。中國菜市場具有鏈接小生產者和餐飲小商業的經濟價值、居民社交休閑的社會價值，以及保育地方飲食傳統的文化價值。菜市場可以“成為替代性社會和經濟實踐的再生產場所，可以超越消費主義的價值和實踐”。超市革命在現在的中國沒有發生，在將來可能永遠也不會發生，因為菜市場還煥發著蓬勃的活力。基于自身求變的多元轉型模式，未來，菜市場也將繼續在競爭激烈的生鮮零售版圖中保留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