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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干部南下接管浙江 1949年元旦，毛澤東主席在《新年獻詞》中向全黨全軍發出號召:“將革命進行到底”，明確提出了“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的戰略任務。那時，我還在先遣縱隊工作。先遣縱隊廣大指戰員聽到《新年獻詞》全文播發之后，無不歡欣鼓舞。無論是指揮員，還是戰斗員，對全國革命形勢發展之迅速，都始料不及。我當時的心情也是很激動、很喜悅的。  華東野戰軍前委(1949年2月改為第三野戰軍前委)為適應形勢發展之需要，先后兩次在徐州東北的賈汪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關于擁護中央1月8日政治局會議對目前形勢和黨在1949年的任務的決議》，制定了華東解放軍1949年的六項任務，研究了如何順利完成我黨從城市工人運動中產生，然后走向農村，經過20多年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又重新回到城市這一根本性轉變問題。我沒有參加賈汪會議，但前委擴大會議精神，對于統一全體同志的思想和行動無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野總部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緊張籌備渡江戰役準備工作的同時，對進軍華東各省市的行軍路線、物資保障和對新區的接管工作進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同年2月，在安徽省蚌埠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領導機構—中共浙江省籌備委員會，譚震林任書記，我任副書記，委員有楊思一、黃知真、李豐平、陳洪、張雨帆、劉格平(未到職)。 3月初，三野第七兵團按預定計劃沿津浦路側翼南下進至廬江地區，抵達長江北岸。在廬江我與譚震林、王建安、姬鵬飛諸同志匯合。在我軍兵臨長江之際，國共兩黨的北平和平談判也即將開始。望著翻滾東流的滔滔長江水，我腦海中不禁又回想起北撤時，在古窯浦泣別浙東父老時的情形。那個時候有誰會想到時隔四載，浙東新四軍隨南下大軍就要打回來了!這時，七兵團的主要任務除安排好部隊的訓練和休整外，還要派出部隊組織輕重武器以火力封鎖和控制敵江防工事，確保有效地控制江面、渡口和船只，保障大部隊全面展開渡江前的各項準備工作。 總前委在渡江戰役中安排第三野戰軍副政委譚震林統一指揮三野第七、第九兵團在裕溪口至獄陽鎮(不含)一線的渡江作戰。 譚震林與我分工，由我負責籌備接管浙江的組織實施，主要任務是把華東局從山東調赴浙江的大批南下干部帶到浙江，做好分配工作，爭取一到浙江，就按省、地、市、縣委成套的班子迅速撒向全省各地，不能隨作戰部隊同時渡江。譚震林在指揮渡江作戰中兼任第七兵團政委。所以渡江前后第七兵團由譚震林和我兩個人擔任政治委員。 4月1日，我從七兵團駐地安徽的廬江到華野總部駐地蚌埠。從華野總部了解到，華東局確定調到浙江工作的干部，有魯中南區黨委調配的區黨委級全套，地委級10套，縣、區委級30余套;渤海區黨委調配的地委級3套，縣、區委級10余套。加上鐵道財辦干部，總數約8000人。另外，還有早在1948年春季，由華東局、華東野戰軍總部調出，隨華野先遣縱隊南下，赴浙江工作的一批浙江籍和曾在浙江工作過的地、縣、區干部。這些干部包括各級(區黨委、地委、縣委、區委)擔負主要工作責任的和專門從事黨務、軍事、政府、民運經濟、文教等各個方面工作的，他們經過根據地建設的各種鍛煉，各有一定領導工作及本職工作的經驗。 南下前后，在山東滕縣和蘇中又經過集中學習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的約法八章、毛主席關于加強紀律性的指示和接受城市的有關政策，是開辟浙江新區工作的一支主要力量。 自4月15日至月底，我與籌委會楊思一、李豐平及朱訊等同志一起，先后到界首(屬高郵)、寶應、揚州，向南下干部縱隊政委兼華東局黨校校長溫仰春，及干部縱隊一支隊(即魯中南支隊)、三支隊(即渤海支隊)和鐵道財辦的負責人，了解調赴浙江工作的干部情況，重點是了解區黨委級和地委級千部的情況。渡江前后，籌委會研究了全省行政區的劃分，杭州市軍管會和省委的組織機構，以及各部干部的配備方案。 為了便于南下干部到浙江開展工作，在渡江前，還向華中工委、鎮江地委、揚州市委多方收集浙江和杭州的情況資料，了解接管城市的準備工作經驗，供南下干部學習、參考。 在這項工作中，我們得到了陳丕顯、楊帆、陳光和其他有關負責同志的熱情支持。 4月30日下午，我和籌委會諸同志從六燈(屬江蘇)南渡長江，到達鎮江。 5月3日上午，我去丹陽向華東局匯報和請示工作。 陳毅和饒漱石都在，華東局指示:對接管浙江及省委的組織安排，按中央原定方針照辦。南下干部帶到浙江后，盡快分配下去。我軍可能于今明兩天進占杭州，你們今晚就出發，兼程趕赴杭州。下午，我們就到南下干部縱隊接收去浙江的干部。汪道涵向八兵團部交涉了汽車、火車，把全部南下干部分批連夜送往浙江。 5月3日，七兵團解放杭州。5月4日晚，譚震林與七兵團司令王建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姬鵬飛等同志即進駐杭州。 5月5日晚，我奉命率南下干部兼程趕到杭州，與譚震林會合。至此，籌委工作結束。 勝利會師.加強團結 我率南下干部8000余人之一部，進入杭州與譚震林會合后，原于1949年2月在安徽蚌埠成立的中共浙江省籌備委員會(接管浙江的領導機構)的工作即告結束。隨后，我所率領的南下干部團也先后分批到達杭州，他們是開辟浙江新區工作的一支生力軍。 這樣，當時浙江的干部來自四面八方:有野戰軍的，有老解放區隨軍南下的，有原在當地堅持敵后游擊戰爭和地方工作的(其中又分別來自浙東、浙南、浙西等各自為戰的游擊區)，有杭州地下黨堅持城市秘密工作的。這各路干部，在解放軍主力入浙，不斷殲敵的進軍中，而先后勝利會師后，南下大軍及干部與原在浙江的游擊部隊及干部的團結，是有關我黨我軍在解放全省的戰斗中統一政策、統一行動的重大關鍵問題，是有關我軍與全省廣大人民的政治聯系的根本政策問題。 1949年5月10日，即杭州解放的第七天，我們就召開了盛大的會師大會，隆重慶祝南下大軍與堅持浙東、浙西游擊戰爭和杭州地下斗爭的同志們勝利會合。6月18日，省委又召開省直機關干部大會，熱烈歡迎堅持浙南敵后斗爭達10余年之久的浙南的同志們。在這兩次大會上，譚震林都強調，在新的形勢和任務面前，只有把解放軍主力、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三方面的力量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才能適應建設新浙江的需要。 他告誡全省同志，南下大軍與地方游擊隊的團結，南下千部與堅持浙江地下斗爭干部的團結，是取得今后工作勝利的基本保證，一定要搞好。中共浙江省委還相繼發出了《關于結束前杭州和浙東、浙南等地方黨工作的決定》，做出了《關于南下干部與堅持干部會師后處理團結間題的指示》，號召來自各方面的干部，都應在省委和新建立的地(市)、縣各級黨委的領導下，步調一致，加強團結，做好工作。 由于我在浙江解放前與上述各方干部工作上都有所接觸，對他們的情況有所了解，因此，按照省委分工，我對各方干部的協調工作做得多些。我還親自到浙南，具體幫助做好會師的團結工作。我們在做南下干部與當地干部的團結工作時，始終堅持了如下的原則:對南下干部中個別不尊重地方干部的同志，提出嚴肅批評，并責令改正;同時教育地方干部要與南下干部坦誠相見，彼此取長補短，做到互相學習、互相尊重，互相諒解、互相支持，從而比較妥善地解決了會師中的協調配合，保證了城市接管和新區開辟工作的順利進行。 全省的會師，總的說是順利的，尤其是在縣級以上，一般各方都較自覺地注意互相團結，只是在個別地區一度發生過一些不夠團結的問題。這一方面是由于野戰軍和南下干部中的領導同志工作方法不夠注意，在奉命限期到達當地之初，沒有首先向當地領導干部了解情況，處理會師中的問題過于性急，曾引起當地組織的一些誤會和不滿。另一方面，由于當地主要領導同志在勝利形勢下，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生長，組織性、紀律性欠缺，說了一些不利于團結的話，做了一些不利于團結的事。 省委對會師中的團結問題，作出了如下處理原則:本著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報告的精神，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對各方做耐心的說服教育工作，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解決思想性質的問題，以求團結五湖四海匯集攏來的同志一道工作，齊心協力創建新浙江。 會師中發生的問題，涉及省委負責的事情，省委就說明是省委的責任，不應責備其他任何一方的同志。如野戰軍和南下干部的領導同志到達浙南時，事先組織手續不周，也是引起當地領導同志誤會的原因之一。譚震林就在發給溫州地委的電報中說，這是由于省委初到杭州，工作繁忙所出現的疏忽，不應責備野戰軍和南下干部的領導同志。又如以后當溫州工作一度落在其他地區之后，受到責備時，譚震林又明確指出，這并不是什么缺點，因為省委首先要解決溫州會師后的領導問題，需要謹慎，是省委有意識地把溫州工作放后一步，不怪溫州同志和南下干部中的領導同志，也不要急于追趕，一急，將留下后遺癥，使今后工作被動。相信溫州的領導同志，經過省委的教育提高以后，只要虛心學習其他地區的先進經驗，小心謹慎，緊張工作，是可以迎頭趕上的。 對各游擊區和杭州地下黨的工作，省委都明確肯定基本上是正確的、有成績的，并指出勝利的到來，主要因素是靠解放軍大量殲滅敵軍和解放區群眾大力支援前線。在會師全過程中，省委堅持劃清這種界限，始終如一，毫不含糊。 如對溫州過去工作的是非，當有的領導同志之間認識有分歧時，譚震林明確肯定溫州過去的工作基本上是正確的、有成績的，同時指出有嚴重的缺點;當地干部和黨員，大多數政治上是好的，同時指出組織上存在的一些不純，是可以而且必須下決心搞清楚的。但是，如果認為溫州工作過去一切都錯了，須采取另來的政策，又如果因為組織上有某些不純、干部只是思想作風有問題，而采取“搬石頭”的政策，不依靠原有組織，那是完全錯了。那樣，要搞好溫州工作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并且溫州工作將永遠翻不過身來。 至于說南下干部去溫州工作的領導同志“右傾”問題，譚震林也明確指出:省委認為不是“右傾”問題，而是領導方法有缺點。所謂“右傾”的認識，即應糾正。否則，很容易發生“左”的問題。 在召開有關雙方領導干部座談會和作個別談話時，譚震林和我分工談話，對任何一方的同志，有缺點當面指出、批評，啟發他作自我批評;在他尚無自我批評的覺悟時，予以等待;當他作了基木正確的自我批評以后，給予肯定，勉勵他向前看，在實踐中改正、提高。 在配備干部時，政治上(尤其是執行政策)、組織上，以南下干部為主。但領導班子的組成，本著承認山頭、照顧山頭、消滅山頭的原則，重視照顧當地干部，以利于黨與群眾的聯系。 由于游擊區的大發展是在淮海戰役之后，時間短促，新發展的黨員、于部又未經整頓、鞏固，因此，會師后，對縣以下當地干部先后舉辦短期集中訓練班，進行形勢、立場、政策、組織、紀律和黨的優良傳統的教育。 經過省委一系列工作，至1949年8月，會師在全省范圍內大體上就沒有什么嚴重問題了。建國初期浙江的干部隊伍，雖然來自五湖四海，但是團結一致，工作積極，朝氣蓬勃。后來，譚震林自己回顧三年來在浙江的工作時曾說:“雖然浙江的干部來自四面八方，各有山頭，各有一套作風，而在三年中始終是團結的。”他的這個說法，是符合實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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