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突破！五項考古成果實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丨文博中華

四臺遺址位于河北省張家口市尚義縣，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遺址，距今10400年至6400年左右。

四臺遺址面積約15萬平方米，考古發現房址40余座，出土了陶、石、骨、貝類遺物800余件，可以區分為年代不同的5組文化遺存，其中，第一、二組遺存處于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階段。

考古學家在第一組遺存中發現了距今1萬年左右的6座半地穴房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張弛認為：“這是四臺遺址最大的亮點，它們是證據最充分的、迄今中國境內考古發現的最早的房子。這就是定居的開始?！?/strong>第二組遺存中也有4座半地穴房址。這些成組的房址，是北方地區最早的村落定居的實證，表現了人們從舊石器時代那種流動性棲居，向新石器時代早期逐漸定居的轉變。

遺址還出土了壓印紋陶器、細石器等遺存，再結合半地穴房址等，文化特征鮮明，初步判斷為一支新的考古學文化，是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考古的重要突破。細石器工業繼承自泥河灣盆地1萬余年的楔形細石核技術傳統，表現出文化與人群的連續性，為中國北方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研究提供了典型和直接的證據。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趙戰護表示，這是北方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可被命名為“四臺文化”。“這是我們北方萬年文化史的最新實證。”他說。

第五組遺存出土了一只大口尖圜底罐。趙戰護介紹，在目前國內的報道中僅此一件，它在紋飾和器型上展現了四臺遺址與更遠的北方文化的交流與互動。四臺遺址在不同時期與周邊文化的交流與互動，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收并蓄、綿延不斷的見證。

古城村遺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是一處商周時期的大型湖濱貝丘遺址。

古城村遺址面積約4.2萬平方米，現存的貝丘堆積最厚處達6.5米，由大量尾部被敲破的螺螄殼與灰土層交替堆疊形成。這些貝類，主要是來自滇池的螺螄。

經碳十四測定，古城村遺址年代為距今3600至2500年，約相當于中原地區的商代至兩周時期。商代遺存可分為早晚兩段，早段發現保存完整的橢圓形環壕聚落，由中心臺地、外圍環壕和護坡組成，中心臺地面積約27000平方米，環壕和護坡周長約600米，這種聚落格局一直延續至兩周時期。商代晚段發現一批土坑墓和甕棺葬。兩周時期的遺存以房址、螺殼堆、灰燼、活動面等居住類遺跡為主，房址多為方形半地穴式。出土青銅器、陶器、玉器、石器、骨器、木器等遺存4000余件。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周然朝介紹，古城村遺址是首次在滇文化核心區內發現的一處完整商周時期環壕聚落，文化特征鮮明，是探索滇文化來源的重要線索。此外，相關發掘成果也為建立云南滇中地區距今4000年至2500年前后的考古學年代框架和文化譜系奠定了基礎。

螺螄與滇池區域生活的人們關系密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介紹：“貝丘遺址在云南地區是一種文化現象，南詔起源神話傳說就有和螺螄相關的故事，滇池早期建成傳說也是如此。”古城村遺址厚達數米的螺殼堆積，以及大量獨具貝丘遺址特色的遺跡遺物的發現，再現了湖濱古代先民泛舟滇池、撈螺捕魚的文化景觀，也為全面探討滇文化出現之前，滇池地區的聚落形態、生業模式、族群構成、古滇池環境變遷等重要問題提供了關鍵性證據。

四角坪遺址位于甘肅省隴南市禮縣，是一處秦代大型建筑遺址。

四角坪遺址坐落于禮縣縣城東北四格子山頂部，海拔1867米，原有山頂被削平，形成面積約2.8萬平方米的山頂平臺，勘探發現平臺外圍有夯土墻環繞，內有大量夯土建筑基址。

四角坪遺址建筑群以大型夯土臺為核心，整體呈明顯的中心對稱格局。已發掘部分主要由中部方形夯土臺基、土臺四邊正對的四組附屬建筑以及四角曲尺形附屬建筑組成，各方向對應位置的建筑，平面及柱網布局一致。中部夯土臺基邊長約為27.8米，土臺中心有一邊長為6.5米的方形半地穴空間，土臺四邊各連接兩處踏道，有柱洞緊靠臺緣，四周環繞散水。

中心夯土臺四面中部分別對應四組附屬建筑，現存相對的兩個近方形夯土臺，土臺邊緣環繞柱洞和柱礎石，二者共同被一圈散水包圍。中心夯土臺四角分布曲尺形夯土臺基，同樣由散水包圍，臺基邊緣環繞柱洞及柱礎石，臺基上散布零星的柱礎石。附屬建筑以夯土墻相連，并分隔出多個院落將中心土臺圍合。出土遺物主要以建筑用材為主，包括云紋瓦當、繩紋瓦件、回紋地磚、空心磚、陶水管等。

“俯瞰遺址，如同一個編織精美的中國結?！备拭C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侯紅偉表示，如此規模、規制的建筑群在國內同時期考古發現中是相當罕見的，推測為秦代大型禮制性建筑，是中央集權國家統一的標志之一。

文獻記載，秦始皇在東巡之前，曾在統一全國次年進行過一次西巡，所到區域為秦的北地郡（今平涼、慶陽地區）與隴西郡（今天水、隴南、定西地區），禮縣作為秦人的祖庭之地亦在巡視范圍。該遺址建筑層級分明、秩序井然，初步推測是一處有著特殊形制和特殊功能，與祭祀相關的禮制性建筑群，很可能就是為始皇帝西巡準備的祭祀場所。對于研究秦代政治、禮儀制度及建筑歷史等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蘇峪口瓷窯遺址位于寧夏賀蘭山蘇峪口內，為一處西夏時期精細白瓷手工業生產遺址。遺址面積約4萬平方米，發現窯爐13處，外圍的山坡上還發現了開采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瓷原料與燃料的礦坑。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柴平平介紹，蘇峪口瓷窯遺址是全國瓷窯址作坊遺跡保存最好的窯廠之一。在窯廠周圍發現了作為原料的石英礦、瓷土礦，作為燃料的煤礦，還有作為水源的沖溝，揭示了完整的窯業布局。此外，蘇峪口瓷窯遺址還揭露了完整的窯廠遺跡，有石英加工區、成型區（瓷土堆放與拉坯成型區）、施釉區、存儲區（原料存儲、晾坯、倉儲）、燒成區和廢品堆棄區。

窯具以直筒型瓷質匣缽為主。燒制時均用匣缽正燒，匣缽之間用釉封口。瓷器產品主要為精細白瓷，以碗、盤、盞、碟等日用器為主，另有花口瓶、執壺等大型器物及建筑材料等。胎白細膩，釉色溫潤、白中微泛青，玻璃質感和透光性強。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秦大樹指出：“過去總說宋代人喜歡青瓷，考古證明，宋朝統治階層、士大夫可能更喜歡白瓷。西夏統治者也喜歡白瓷，西夏'官窯’生產白瓷，說明西夏雖和宋朝在激烈交戰，但文化上還是受到宋朝影響。”

此次在蘇峪口瓷窯遺址還出土了“官”字款匣缽。專家綜合推斷，此處遺址為西夏宮廷用瓷的燒造地，具有西夏“官窯”的性質。

蘇峪口瓷窯遺址是目前發現最早的西夏瓷窯址，揭示了一個全新的窯業類型，是考古人員首次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區發現大規模用釉封匣缽口的裝燒技術，首次在西北地區發現在瓷胎、瓷釉和匣缽中大量使用石英的制瓷技術，填補了西北地區精細白瓷燒造的空白。秦大樹認為，可能是蘇峪口瓷窯派人去景德鎮學習，甚至可能是景德鎮窯工來此生產，反映出兩宋時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化互鑒融通的史實。

遼上京遺址位于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林東鎮，是遼代五京之一。城址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漢城兩部分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總面積約5平方千米。

遼代是由契丹民族創建的多民族王朝，遼上京是遼代五京中營建最早、地位最為重要的都城。此次發掘的是上京皇城西南部一號大型建筑基址。

一號大型建筑基址位于皇城南門大街西側的一處院落中，坐北朝南，是該院落中央的主殿?？脊虐l掘證實該建筑在遼金兩代經歷過三次大規模營建，三次營建過程中建筑的軸線位置、朝向和院落規模沿用未變。該建筑在遼代始建時殿身面闊九間、進深四間，前出月臺。遼代的改建是規模最大的一次營建，殿身面闊九間、進深五間，前、后均出月臺。至金代改建后，建筑規模略有縮小，殿身面闊七間、進深四間，殿內中央設壇安置塑像。出土遺物主要包括建筑構件、陶瓷器、泥塑和銅錢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汪盈介紹，一號大型建筑基址所在院落為南向，“這是首次在遼上京皇城內確認遼代始建的大型南向建筑，對認識遼上京城址布局在遼、金兩代的沿革具有重要意義”。

一號建筑基址是遼上京皇城南部區域內規模最大的建筑基址，超過了目前發掘所見的遼代宮城內宮殿建筑，推斷應為都城內極為重要的皇家建置。根據《遼史》記載，遼上京皇城西南分布孔廟、國子監、寺院和道觀等重要遼代早期建筑。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朱巖石認為，遼代契丹人在宮殿等建筑固守自己“坐西朝東”的傳統，另外，也吸納、尊重中原傳統，像南部的孔廟、國子監這些建筑，沒有改變它們“坐北朝南”的特質，這也是各民族文化融合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歷史進程的生動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