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銅鼓是我國南方青銅文化的典型代表，它在“蠻”疆的遠古時期就已盛行。 海南島銅鼓的發掘是北部灣銅鼓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總體上來看，海南島位于該地區的中部，也是南海地區中國文化的咽喉要道。 中國的銅鼓是廣東、廣西、海南、云南、貴州、四川、重慶、湘西、湖南省、廣西、海南等地。從鑄造、使用、流傳地區來劃分的，可以將其劃分為滇系銅鼓和粵系銅鼓，共八種風格。  根據一九八零年全國12個省、市、區的銅鼓普查，各地文博機構、科研機構共收藏銅鼓1460余件，但尚未涵蓋河南，遼寧，吉林，安徽，福建，山東，江西，陜西，臺灣。 中國銅鼓的現存數量，其實已經遠遠不止這些，而且，廣東，廣西，云南，貴州等省份也陸續有新的銅鼓被發掘出來，新發掘銅鼓的地方包括海南島建國后的陵水，文昌，儋州，昌江等地。 海南是南方銅鼓文化的重要發源地。海南的銅鼓數量相對鄰近的廣東和廣西來說，雖然銅鼓的絕對數量不多，但是它的分布范圍非常廣泛，如海口，文昌，萬寧，陵水，澄邁，東方，儋州，臨等地。  這些珍貴的銅鼓樂器，不但是海南古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物證”，同時也是研究華南少數民族銅鼓文化、東南亞地區銅鼓分布、人口遷移、民族流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一個重要課題。 歷史上海南島銅鼓的發現情況雖然時代變遷，但曾經使用過它的人，在他們居住的地方，都會有它的痕跡。根據古籍記載，瓊州地區早在明代永樂時期就已有關于銅鼓的記載。 海南各類地方志記載的銅鼓約有十余件，它們大多分布在瓊山，昌江，東方，文昌，定安，萬寧，海南島周圍的沿海地區。 另外，在文昌、屯昌和萬寧等地，也出現了以銅鼓為代表的地名，這些地名都與銅鼓的出土有一定的聯系。南宋中葉《輿地紀勝》記載： 
《瓊州府志》中也有這樣的記載：
《瓊臺志·山川》中記載，儋縣馬蝗山“相傳有一支軍隊駐扎在這里，每挖出一件銅鼓、一件鐘。” 從“俗傳”中的記載可以看出，海南島自宋朝起就已經出土了銅鼓，并且被視為“稀罕”物品，由此可以看出，“風行”銅鼓在海南的歷史，應當十分悠久。 雖然文獻記載不能作為考古學的實證資料，但是它也能為我們提供大量的歷史資料。  從歷代地方志對海南銅鼓的描述來看，主要有：線紋、龜紋、太陽紋、乳釘紋、水紋、回紋、弦紋等；從立體的角度來看，主要有蛙、蛙（幼蛙）、獅等； 通過對銅鼓的記載和對銅鼓的形制的研究，可以推測出海南地區主要是北方的銅鼓，這與海南近幾年發現的銅鼓的實際情況是一致的。現在試著列舉一些例子，并進行分析。 1.多輝溪銅鼓. 《道光·瓊州府志·金石》記載：
根據這一段文字的大小，可以看出，這面鼓的形狀很大，鼓面很寬，直徑171.6厘米，鼓高100厘米，鼓的中央有一個凸起的太陽紋，而青蛙則是一只小型的蝌蚪，與北流型的銅鼓非常吻合。  根據海南島近幾年發掘的銅鼓資料，海南地區的“北流式”也是最普遍的一種。 2.府學宮銅鼓. 《咸豐·瓊山縣志》中記載了一件藏在府學宮中的銅鼓：
 這是《張志》中所說的。鼓面直徑91厘米，高47厘米，鼓面有八圈，鼓身也是三根琴弦，分成二十一圈，上面布滿了花紋，花紋精致，雖然扁平，沒有青蛙，但個頭很大，很有可能是北流的。 3.天寧寺銅鼓. 海南地區的歷史文獻中，曾出現過一種有銘文的銅鼓，這一點在《中國古代銅鼓》中被歸類為“麻江式”。 據《道光·瓊州府志》記載，原瓊州府城的天寧寺有一面銅鼓，上面寫著：“李福通，大明成化十二年，廣州府番禺縣的一位客人。” 《民國瓊山縣·志卷十四·金石志》中記載，天寧寺的銅鼓上寫著：
此鼓有明顯的鑄造年代，因此無須斷代，屬后期麻江類型，而鑄此鼓者，亦可確認為廣東番禺李福通。   4.莫氏祠堂的銅鼓. 在我國古代青銅鼓族中，曾有過將銅鼓劃分為“雌雄”的情況，但很少有文獻中有明確的例子。 《宣統·定安縣志·卷十雜志》中有一對男女銅鼓：一男一女，高八寸，高一尺四寸，一面倒，一掌拍在上面。腰部稍有束帶，肚臍微微凸出。 兩側各有一對耳朵，因年代久遠而磨損，母耳朵少了一只。全身都是連結的線條和水蛇紋、回字紋，或用篆書，或小圓圈或星形，多生銅綠苔。  東廂莫氏祖上是宋人，元襲職為土兵。莫氏祖廟的銅鼓，是祖上流傳下來的一種古老的樂器。這兩個鼓的大小和形狀都是一樣的，應該是同一時期的，應該是莫氏的祖先們在軍隊中使用的。 5.臨高四獅銅鼓. 民國年間，王國憲在《瓊崖志·金石志》中記載：
此鼓直徑六尺，形制龐大，雕工精細。獸形為走獅，銅鼓上飾有獅子，似乎是少見的。銅鼓立面的獸形形象多見于蛙、龜、鳥、牛、羊、象、虎等，反映了銅鼓民族的信仰和生活。  我國并沒有獅子，獅子的形象是從西亞傳入我國的，所以“千百年前”的獅子圖案很有可能是老虎的錯誤。裝飾有虎紋的銅鼓很少見，均來自于粵式銅鼓的北方和靈山。 根據海南島各時期對銅鼓的記錄，可以看出，在我國的歷史時期，出現的主要是“粵式”，這與近幾年在島上發現的銅鼓的狀況是一致的。 麻江銅鼓是粵式銅鼓中較晚出現的一種，它在廣東也有分布。這些銅鼓是歷代流傳下來的，大多存放在寺院祠堂，所以容易被漢人學者所發掘，并以文字記載，但是至今沒有任何關于這種銅鼓的實物資料。 然而，這些“貴為重器”的大型樂器卻沒能逃過百年風霜，掩蓋了歷史的痕跡，從而使得我們對古銅鼓的研究失去了延續。 尤其是海南島上真正使用青銅鼓的先民，由于他們沒有書寫的文字，單憑文獻資料很難了解他們的文化，而在資料上，他們更多地依賴于最近出土的青銅鼓。 存世銅鼓的發現和出土情況與已有文獻記載的銅鼓比較，現存的銅鼓是較為可靠的資料，不但能為我們提供有關銅鼓的形制、紋樣、裝飾、構造、出土地點和埋葬方法等資料，而且還能反映古代青銅冶煉、鑄造、樂器制作、調音設計的特殊技術。 到現在為止，在海南，陵水，昌江，儋州，文昌，臨等地，已經發掘出了20多個古代的銅鼓。從類型上來看，主要為北流型、靈山型、石寨山型，以北流型為主。 從出土位置來看，銅鼓主要是在海南島沿海一帶，從瓊北部向東西兩邊擴展，最南端不超過陵水和西線東部的兩個城市。 另外，海南的一些銅鼓因為各種原因流離了海島，已知的有廣東吳川縣在海南樂東農莊購買了一塊北流式銅鼓。 臺灣大學考古學、人類學系，昌江峻靈王廟銅鼓；日本東京國家博物館中的海南北流式銅鼓也有文獻記載，是海南銅鼓文化的一種寶貴的實物資料。 海南現存的銅鼓數量不多，因此十分寶貴，現將所知資料公諸于眾。 昌江十里田銅鼓.此鼓為清代昌感縣（昌江縣）出土，原為海口市博物館藏物，目前已移交海南省博物館。 此鼓高56公分，表面直徑100公分，底部直徑101公分。鼓面突出，邊緣向下彎曲，形成垂檐狀，胸壁向下傾斜，最大直徑向下，胸部和腰部的收縮速度較慢，以淺的凹陷為胸、腰部的界限，腰部的彎曲是反向的，腰部和腿之間有一條凸起的凸起，向外移動。 銅鼓上鑄有四個豎立的幼蛙，3個豎立，1個豎直。銅鼓裝飾古樸，鼓身中央有八芒日紋，三弦分圈。在海南省現存的最大的一面，是一個典型的北流式銅鼓。 昌江軍營銅鼓此鼓于1979年出土于昌江縣十月田鎮南嶺新村，位于南羅河岸，故俗稱“營寨”，現收藏于海南省民族博物館。 根據當地居民的說法，海南解放前，軍營一帶曾經發掘出2塊銅鼓，但有一塊已經遺失。 此鼓直徑94公分，高55公分，壁厚0.5公分，鼓身上鑄有八角，共有九個角，均飾有雷紋，鼓的表面比鼓的大，鼓上有一對圓形的盤形耳朵。 四個青蛙在鼓面的邊緣，三個是順時針的，一個是反向的。鼓腰分3個部分，由3條鉉紋構成的環狀、網狀花紋，腰間有四只耳朵，造型簡單、莊重，是典型的北流式銅鼓。 陵水英州銅鼓.1978年，陵水縣陵水縣發現了一件文物，現藏于陵水縣博物館，現為海南省文物保護單位。 鼓的表面已經發生了扭曲，有57公分的直徑，22公分的殘高，只剩下胸腹和腰部。 鼓面比鼓身要大得多，中間有一個六芒星，三環被分成七圈，中間有一條直線，從中間的太陽紋開始，一直延伸到整個鼓面。 三蛙順時針方向，一蛙反向。兩側有兩對纏絲紋環耳，一對已經損壞。 這面鼓的形狀很簡單，胸膛筆直，腰身彎曲，四只青蛙呈四足蹲坐，僵硬而笨拙，鼓身兩邊都是圓形的盤絲狀花紋，這是北流銅鼓的典型特點。 臨高擁武銅鼓臨高縣博厚鎮擁武村出土的一面銅鼓，后來被發配到海南省文物保護單位。 這是一種靈山式的鼓面，鼓的表面比較薄，鼓的直徑60公分，鼓身已經破損，只有29公分高。鼓上有八個光圈，每一個光圈都有十三個光圈，光圈上有四個圓圈，中間有鳥紋和花紋，看起來很是漂亮。 鼓胸腰間的肌肉逐漸萎縮，以一槽為胸，腰部為界。左右各有一對耳根寬，中間窄的橋形耳廓，六只三腳成熟的青蛙，中間有一對大而小的青蛙，這是一種很好的配合。 儋州泊潮銅鼓儋州泊潮銅鼓是在儋州光村鎮泊潮新村于1999年進行的，現收藏于海南省博物館。 鼓面直徑44.5公分，有裂縫，鼓身缺得很厲害，只剩6.5公分。從現存鼓面部位來看，其體形較小，扁平無蛙形，其上有十芒日紋，紋間嵌有角形花紋。 太陽紋外側有不同寬度和寬度的環圈，由二弦分成八圈，由主暈分成兩個小圈，每個小圈由櫛紋、環紋組成。 兩組之間的主暈比較寬，有四只鷺鳥同時出現，這種栩栩如生的鷺鳥圖案多見于石寨山銅鼓，也就是黑格爾 I型銅鼓，廣泛分布于云南和廣西。 儋州光村銅鼓此鼓與泊潮銅鼓出地相同，均屬石寨山類型，現收藏于儋州市博物館。 光村鎮是儋州市北部，毗鄰臨高縣，光村鎮泊潮新村于1999年1月發現的一面銅鼓。 鼓面直徑46公分，殘高17公分，破壞程度比較嚴重。鼓面四到七圈之間有局部缺損，體形較小，扁平，沒有蛙形。 鼓面和鼓身都有兩個弦分暈，光環層層疊疊，裝飾精致。鼓的表面有八個圓圈，中間有一個十芒的小圓圈，圓圈中間有一個角。二到四環的順序是雷紋、環紋和櫛紋。 第五圈為主要光環，有四個展翅的白鷺，順時針方向。六、七、八暈分別是：櫛紋、環紋、鼓面的紋飾，對仗整齊，氣勢雄渾。 此鼓胸腰部分殘存，胴體凸起，也有精致的環紋、櫛紋等裝飾。從總體上來看，它屬于石寨山類型。 文昌珠潭銅鼓.文昌市羅豆鎮珠潭村的一位村民，于2000年12月21日在海南省文昌市發掘，是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口市博物館發掘的。 這是一種非常明顯的銅鼓，鼓的邊緣有四只青蛙，鼓的中心是八個太陽，七暈，中間有一個回線，身體微微隆起，上面有一對圓形的耳朵，腰帶上有一條菱形的花紋，腳上有一個缺口。鼓面直徑76.5公分，殘高44公分。考古學家對該鼓類的研究結果進行了初步的研究。 陵水新村鎮的銅鼓.
其中一面是陵水縣新村出土的，它的面徑57厘米，殘高15厘米，四只青蛙順時針排列。三個音圈，每一個音圈都有六個光圈，光圈中央有六個光圈，光圈上布滿了陰紋和云紋，鼓身上有兩個音符，中施斜格子。 陵水北高銅鼓.1982年春天，在陵水縣英洲公社鵝仔大隊北高村，一位農民在耕作中發現了一座“靈山”式的銅鼓。 出土時鼓足朝天，鼓身已經破損，目前被陵水縣博物館收藏。鼓面直徑46.1公分，鼓身僅剩22公分。 此鼓造型古樸，工藝粗糙。鼓面比鼓身大，中心有六個光圈，呈放射狀。一圈一圈，中間用一只鳥的圖案裝飾。鼓身僅剩的一塊，胸、腰都很分明，沒有任何花紋。 胸與腰之間有四只扁平的耳朵，每一對都很相似。 陵水嶺門銅鼓.中國古銅鼓研究會所著《中國古代銅鼓》一書，現已不知所蹤。 《中國古代銅鼓》記載，陵水縣嶺門農場1977年出土的鼓面和鼓體殘片，其面徑55公分。四只青蛙沿著逆時針方向旋轉，三弦分界。 鼓上有七個光圈，中間有六個光圈，光圈上有一道道閃電。鼓體碎片均用半圓形填充線紋裝飾，屬于北流類型的銅鼓。 陵水福灣銅鼓.根據廣東省博物館張維《廣東地區新發現和出土的銅鼓》一文，陵水縣英洲公社福灣村的農民于1983年8月27日在后海灘的一座高沙丘上挖掘一塊銅鼓。 這是一種靈山形狀的鼓，直徑28公分，鼓的中心有一個太陽圖案，它的形狀像是一個圓形的凸起，上面有八個尖銳的光圈，光圈很短，很粗。 從內到外，第一到第五圈是三個音圈，光圈的紋路模糊不清，第二圈和第四圈有同心圓圈，第三圈和第五圈有鷺鳥圖案。六、七圈為二弦分暈，皆以水波為裝飾。鼓面六和七暈間有6只立體蛙，按順時針方向等距離排列。 鼓面比鼓身大，高32公分，分胸、腰、足三個部分，胸和腰間有一道明顯的分界線，腰間有一條弧形的弧形，腰間有一條彎曲的肋骨，腳上有一條褶皺。 胸前和腰際附近，各有四只扁平的耳朵，上面繡著節狀的花紋，每一對都很相似，分成兩組。鼓面上有三弦分暈，一共十一圈，每圈都有云雷紋和水紋。 鼓面及鼓腳均有破損，每件重19千克。目前，這面大鼓的收藏地點還不得而知。 海南島雖然有大量的銅礦，但在古史上卻沒有任何關于銅礦的記載，也沒有關于銅礦的冶煉和鑄造業。直到趙慎畛的《榆巢雜識》中記載：
《德宗光緒實錄》中記載：
從海南昌江可以看出，直到晚清，石碌銅礦才開始大規模的開發，而且主要是通過海口港口出島冶煉的銅礦。以前黎人檢采銅礦，只賣作顏料，或用來做日常生活用具。 因此，不論從年代或鑄造技術上，銅鼓顯都不是本島出產的，而是“舶來品”，由島內內陸引進。 雖然《瓊州府志》記載了天寧寺銅鼓是大明成化十二年“廣州番禺客李福通所鑄”，但這并不能證明它是在海南地區制作的。 海南銅鼓的歷史淵源，是過去海南銅鼓材料匱乏的主要原因。 比如，以往的學者們都認為，靈山型銅鼓的地理位置，不會向東跨越云開山脈，也不會越出雷州。 但實際上，在海南的臨高和陵水都發現了靈山銅鼓。尤其是以往一般認為海南是“粵系銅鼓”的主要產地，儋州出土的兩件石寨山型銅鼓是“滇系銅鼓”的代表，這就要求我們重新認識海南古時的銅鼓文化。 石寨山型（黑格爾 I型）是早期銅鼓的典型類型，主要分布在中國云南，廣西和越南，北部灣地區。 海南儋州，地處北部灣的最前沿，在本區發現了兩座石寨山銅鼓，這兩座銅鼓是海南島銅鼓文化的時代，由以前的傳統觀念，一直延續到了春秋戰國時期。 海南在此期間沒有受到北方漢人的影響，因此，可以確定他們是海南黎族的祖先。從已知的實物資料來看，海南已發現的銅鼓主要為石寨山型、北流型、靈山型，其中以北流型為主。 北流式銅鼓（黑格爾 II）的鑄造時間為西漢和唐朝，靈山型青銅鼓的鑄造時間較晚，唐代青銅鼓的下限也較早，因此可以推測海南銅鼓文化從漢到唐的鼎盛時期。 海南銅鼓分布自瓊北環海沿島嶼向東，東面為瓊山，文昌，瓊海，陵水，西面為臨高，儋州，昌江，東方，中南部山區，三亞，都未發現銅鼓。 海島附近的沿海一帶，曾是黎族祖先的聚居地，宋朝大學者蘇東坡貶居儋州，與黎人混居在一起，他寫下了一首“銅鼓葫蘆，唱此間送別”。 結語由于各種原因和人民的壓迫，黎族人被迫向五指山深處遷移，沿海地區也逐漸被漢人或“漢化的黎人”所占據。 但這時，在我國南方的銅鼓文化已經日漸衰落，新“遷入”的外來人口也不會再用銅鼓了，所以每次挖到這種器物，都會十分驚嘆，這一“稀世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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