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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新覺羅·胤禛（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清朝第五位皇帝，康熙帝第四子，其母為孝恭仁皇后，即德妃烏雅氏。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封為雍親王。1722年11月13日，康熙在北郊暢春園病逝，胤禛繼承皇位，次年改年號雍正。 雍正，上承康熙，下啟乾隆之治，使康、雍、乾三朝持續(xù)發(fā)展，成為清朝的鼎盛時期。與雍正在位期間重整機構并且對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加強對西南少數民族的統(tǒng)治，實行改土歸流；大力整頓財政，實行耗羨歸公等；出兵青海，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設置軍機處加強皇權等是分不開的。 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寅時，胤禛出生于北京紫禁城永和宮，生母為德妃烏雅氏。胤禛六歲（康熙二十二年即1683年）進尚書房，跟從張英學習四書五經，向徐元夢學習滿文。少年和青年時代，受父皇和師傅的嚴格管束，以四書五經為主要內容的學習。稍長，便跟隨康熙四處巡幸，并奉命辦理政事。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二十一歲受封為貝勒。二十三歲侍從康熙視察永定河工地，檢驗工程質量。二十五歲，隨同父皇巡幸五臺山，次年侍從南巡江浙，對治理黃河、淮河工程進行驗收。 胤禛善于治國，深諳韜光養(yǎng)晦之理，他尊釋教道學，自稱“天下第一閑人”，與諸兄弟維持和氣，與年羹堯和隆科多交往密切，同時向父親康熙表現誠孝，畫西藏于版圖，贏得康熙的信賴，可見心機之深。 康熙六十年（1721年）大慶，胤禛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回京參加貢士會試試卷復查事務，冬至時遵命代康熙南郊祭天。次年，清查京、通兩倉，又奉命冬至祭天。這個過程對胤禛來說有重要意義，一是由于他多次隨從巡幸、外出代辦政務，足跡遍于中國主要地區(qū)，使他有機會了解各地經濟物產，山川水利，民間風俗，宗教信仰，歷史問題，取得了關于民事的第一手資料；二是觀察康熙處理政事，考察地方行政和吏治，鍛煉了處理某些政事的能力，獲得了從政的經驗。這兩個方面的因素，對胤禛日后治理國事都有很大的實踐意義。 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在北郊暢春園病逝，胤禛繼承了皇位，次年改年號雍正。即位后，雍正開始在政治上采取多種措施以鞏固自己的皇位。 首先是消除異己，分化瓦解諸皇子集團，將胤禵從西北軍前召回，加以圈禁。晉封胤禩為廉親王和總理事務大臣。將胤禟發(fā)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鑒于清朝沒有行之有效的立儲制度，常因皇位繼承權產生爭端，創(chuàng)立了秘密立儲制度。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青海平叛勝利，雍正政權力量增強。四月，對胤禩本人聲罪致討，曰“肆行悖亂，干犯法紀，朕雖欲包容寬宥，而國憲具在，亦無可如何，當與諸大臣共正其罪”。削宗籍和圈禁，并被改名為“阿其那”（意為待宰的魚），胤禟被削宗籍和圈禁，并被改名為“塞思黑”（意為討厭的人）。皇十子胤娥被圈禁，皇十四子胤禎（胤禵）先是派去守陵，再后來受圈禁。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后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圈禁。同年五月，革去蘇努貝勒，七月發(fā)出《御制朋黨論》，進一步開展反對胤禩黨人的活動，不久年羹堯、隆科多問題的出現，遂放松了對胤禩的攻勢，迨至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年羹堯賜死，便加速懲處胤禩等人。至雍正四年（1726年），胤禟、胤禩先后囚禁致死，胤禵遷于京城景山，蔡懷璽自殺，郭允進梟首示眾，其他胤禩黨人也遭到處分。至此，經營二十多年的胤禩集團徹底垮臺。
雍正登基伊始就說：“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托，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面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之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者，較之古來以藩王而入承大統(tǒng)，如漢文帝輩，朕之見聞更過之。”他深知康熙后期的社會問題，針對現實，結合自己的理想，產生他的政治綱領。即位當月，諭令大學士、尚書、侍郎：“政事中有應行應革能裨益國計民生者，爾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緊接著，在雍正元年（1723年）元旦，給地方各級文武官員分別發(fā)布的上諭中，講古代純臣，皆“興利除弊，以實心，行實政”，發(fā)出為國計民生進行興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號召。 反對因循茍且。雍正認為他即位時“人心玩愒已久，百弊叢生”，“若不懲創(chuàng)，將來無所底止”，屢屢告誡臣下，不可“因循玩愒”。他針對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張“著意搜剔”，把攻擊這是“多事”的人斥為“淺見無知輩”。他反對因循守舊，是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礙。 雍正死后，根據他的秘密立儲方法，由皇四子寶親王弘歷繼位。廟號世宗，謚號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誠憲皇帝，葬于清西陵之泰陵。 雍正做了幾件比較典型的事，我們來看一看下。 強化密折制度。雍正擴大密折的范圍和內容。密折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密折有助于皇帝更好地了解下情，掌握動態(tài)，有針對性地制定措施，有效地實施統(tǒng)治。為充分發(fā)揮密折作用，雍正把遞密折的范圍擴大到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等，內容則擴大到生計、風俗等方面。 設立軍機處。為了加強皇權，順治時期恢復明朝內閣。康熙成立南書房都旨在分散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以內閣在太和門外，恐漏瀉機密，始于隆宗門內設置軍機房，選內閣中謹密者入值繕寫，以為處理緊急軍務之用，輔佐皇帝處理政務。雍正十年（1732年），改稱“辦理軍機處”，簡稱“軍機處”。軍機處的大臣由皇帝挑選，由內閣大臣兼任，他們直接聽命于皇帝，跪受筆錄，他們的活動都是在皇帝的監(jiān)督下，旨意完全是按皇帝的話記錄。可見，軍機處本為辦理軍機事務而設，但因它便于發(fā)揮君主專制獨裁，所以一旦出現之后，就被皇帝抓住不放，而且其職權愈來愈擴大。軍機處成立之后，排除了王公貴族，也排除了內閣大臣，使皇帝乾綱獨斷——既不容皇帝大權旁落，也不允許臣下阻撓旨意，皇帝通過軍機處直接向各地方官員下達命令。軍機處的設立是清代中樞機構的重大變革，標志著清代君主集權發(fā)展到了頂點。 密建皇儲。鑒于康熙在預立太子問題上的失敗，雍正于元年（1703年）八月宣布秘密立儲法——將他的繼承人弘歷的名字寫好，雍正御筆《夏日泛舟詩》軸放匣中，置于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后，駕崩后從匣中取出宣讀。又以密旨藏于內府，以備核對。這個方法避免了皇子爭權而引起的激烈斗爭。后世幾代都效法他。改善秘密選儲制度，即皇帝在位時不公開宣布繼承人，而將寫有繼承人名單的一式兩份詔書分別置于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后和皇帝身邊，待皇帝去世后，宣詔大臣共同拆啟傳位詔書，確立新君。這樣使得使皇位繼承辦法制度化，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康熙晚年諸皇子互相傾軋的局面。 廢除賤籍。雍正在人權方面的一項改革，就是削除了一類人的賤民籍。雍正元年（1723年），山西、陜西因明建文末年未依附朱棣而被編入“樂戶（官妓）”籍的后代，雍正命令摘除其“樂戶”籍，使其成為民戶，同年九月，他下令除掉紹興曾反對朱元璋的那些人后代的“惰民”籍，使其成為民戶，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下令免除粵東“蜑戶”籍，使其成民戶。
軍事方面。雍正繼續(xù)執(zhí)行清朝的擴張政策，康熙三征噶爾丹，噶爾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于雍正元年（1723年）支持青海和碩特部首領羅卜藏丹津糾集二十萬人進攻西寧反清，雍正命年羹堯、岳鐘琪率兵討伐，大勝，青海完全歸入清朝版圖。 整頓財政。清理錢糧虧空，是雍正關注的另一重大問題。他即位不到一月，就將此事提上日程。雍正認為錢糧虧空的主因是上司勒索與官員自身侵貪，這一判斷切中要害。據此，他向各級官員發(fā)出警告，要求不得苛派民間，限期完結虧空，否則從重治罪。之后，雍正又成立了專司審查錢糧奏銷的機構——會考府，由其親信怡親王允祥主持。同時，他還令允祥管理戶部三庫，以整頓財政。 除此之外，雍正還加大對虧空錢糧官員處分的力度。他一改其父的縱容態(tài)度，凡虧空錢糧者一律革職，并由本人負責歸還。雍正二年八月，雍正鑒于相關案件量刑過輕，加重處罰：“那（挪）移一萬兩以上至二萬兩者，發(fā)邊衛(wèi)充軍；二萬兩以上者，雖屬那（挪）移，亦照侵盜錢糧例擬斬。”對因貪污、勒索而造成虧空的官員，雍正毫不留情，凡有犯者即革職抄家，用其家產賠償虧空。他特別設置了一個封樁庫，“凡一切贓款羨余銀兩，皆貯其內，至末年至三千余萬，國用充足。”經過多年努力，康熙朝遺留的虧空基本追繳完畢。各級官員也大受威懾，不敢輕易以身試法。 清查使財政好轉，但要說明的是，康熙朝末年存銀為2000多萬兩，雍正朝末年存銀也為2000多萬兩，極大的夸大了雍正朝理財效果。 火耗歸公。清初沿襲明制，各地征收錢糧，加收“火耗”（碎銀加火鑄成銀錠時的折耗，亦稱耗羨）。實行中，官員任意加派，一兩可加至數錢。因不在上交正額之內，官員從中任意侵貪，成為官場公行的陋習。康熙末年，各地官員以火耗為名，肆意橫征中飽，已無法限止。雍正清理錢糧時，山西巡撫諾眠與布政使高成齡在雍正二年（1724年）奏請將該省各地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庫，以二十萬兩補完該省虧空，除公用外，分發(fā)給地方官員，稱為“養(yǎng)廉”。雍正指出，歷來火耗皆州縣征收而加派橫征，侵蝕國帑不下數百萬。原因是各州縣征收火耗分送上司，種種饋送，名目繁多，州縣肆意貪污，上司曲為容隱，這是從來的積弊，應當消除。他采納山西官員的建策，說“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yǎng)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yǎng)州縣。”州縣養(yǎng)上司是公開的非法賄賂。上司撥州縣便成為合法的“養(yǎng)廉”，即官俸的補貼。山西實行后，各省相繼仿效，以火耗補完虧空的錢糧，并分撥州縣養(yǎng)廉。雍正五年（1727年），又命各省督撫，就該省情形酌議具奏，著為定額。這一改革形成制度，稱為“養(yǎng)廉銀制度”，又稱“耗羨歸公”，即由上級官府依定額發(fā)給官員。以后火耗一分為三：一份給地方官養(yǎng)廉，一份彌補地方虧空，一份留地方公用。這樣，既增加了財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 攤丁入畝。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從直隸巡撫李維鈞之請，實行丁銀攤入田賦一并征收的原則，改變過去按人丁、地畝雙重征收標準，減輕了無地和少地的農民負擔。到乾隆時，這一政策推廣到了全國。 官紳一體當差納糧。古代收稅，只到老百姓家，官紳自外。老百姓還要當差，即服兵役和徭役，官紳是屬于統(tǒng)治階級，不必當差不交稅。“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就是讓他們也交稅當差，當然不是真要他們服兵役和徭役，可用銀兩兌買。但由于觸及官紳利益，因此實行起來有較大難度。但為了鞏固王朝的統(tǒng)治，必須暫時犧牲官僚士大夫的利益，而官僚士大夫的這種暫時的利益犧牲是為了王朝鞏固之后能夠享受到更多的利益。 實行銅禁。雍正用了很大精力，實行禁用銅器的政策，這是保護錢法的需要。雍正五年（1727年）命令各省城派出官員，設立收買銅器公所，動用藩庫錢糧銀子為基金，大力開展民間收購。雍正帝注意銅的生產，然而它的產量沒有達到鑄錢的需要，所以盡管他大力開展銅禁活動和嚴行私鑄處分，仍不能達到預期目的。
雍正的過失和局限。 他在位期間雖沒有出現大規(guī)模農民起義，但零散的反抗經常發(fā)生，雍正的鎮(zhèn)壓措施十分嚴厲。不論具體情節(jié)，抗官者即以反叛論處，斬殺不赦。甚至拒捕時，有人“共在一處，雖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觀，即系同惡共濟”,均斬立決。對民間秘密結社，囑咐官吏們“時時察訪，弋獲首惡，拔樹尋根，永斷瓜葛”。蘇州手工業(yè)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罷工叫歇，雍正嚴加懲處，立碑永禁叫歇。 重農輕商，雍正繼續(xù)執(zhí)行先王發(fā)展生產的政策。他像前輩君王一樣鼓勵開荒，康熙六十年（1721年）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全國田地從735萬頃增至890萬頃，疏浚了衛(wèi)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其它水利工程已完成的有直隸營田工程、浙江和江南海塘工程，修建了黃河、運河堤岸。雍正繼續(xù)蠲免錢糧政策。據《清史稿·世宗本紀》，他在位13年，免了12年災區(qū)的賦稅和一些地區(qū)的漕糧。 重農抑商。他說“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趨為工，則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農，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據這一理論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業(yè)的發(fā)展。他又認為：開礦"斷不可行"。因為開礦將引誘人們離開農本，追求末業(yè)，而且礦工聚集一地，易于鬧事。 文化專制。雍正時文字獄日益頻繁，汪景祺因“諂附”年羹堯而立斬梟首，查嗣庭因趨奉隆科多而戮尸示眾，陸生楠因議論時政而被軍前正法。最為轟動的是呂留良案，呂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學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靜、張熙讀呂氏之書，受其影響，竟去策反岳鐘琪，要他反清復明，釀成大案。呂留良被開棺戮尸，其兒子、學生處死刑。雍正朝文網甚密，株連人眾，處刑嚴酷。知識分子動輒得咎，形成閉眼不敢看現實，緘口不敢談政治的沉悶風氣。同時又將唯唯諾諾已經去世40多年的湯斌入祀“賢良祠”，樹立為正面典型令漢人效仿。 固步自封。當時外國商人來華貿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卻不許中國商人出洋貿易，設置種種障礙，聲言“海禁寧嚴毋寬，余無善策”。后來，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雖稍放寬海禁，但仍加以種種限制。尤其對久住外國的華僑商販和勞工，“逾期不歸，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不許其復回內陸”。當時，西方先進國家正在鼓勵海外貿易，而中國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對外交往，故而成為國際潮流中的落伍者。 好大喜功。正因如此，故河南墾荒，四川清丈，陜西挖井，直隸營田，本意為利民，卻勞而無功，反成民間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無常，手段殘酷，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他死后，乾隆繼位，一反雍正苛嚴之治，實行“寬嚴相濟"的方針，昭雪死者，釋放囚犯，緩和了矛盾”。故后人評：“純皇帝(乾隆)即位，承憲皇帝(雍正)嚴肅之治，皆以寬大為政，萬民歡悅，頌聲如雷。” 雍正是史上最勤政的帝王，在位期間銳意改革，果決強硬，心系百姓。最大貢獻在于他使康熙盛世由晚期的停滯再度走上發(fā)展之路，為乾隆鼎盛奠定基礎，即承上啟下的過渡作用。 對于雍正的評價，我比較喜歡易中天先生的說法：“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無情。雍正一朝無官不清的說法，也許夸張了點，卻是對雍正治國的公正評價。雍正無疑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也是一個杰出的人物。他感情豐富，意志堅強，性格剛毅，目光銳利，而且奮發(fā)有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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