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兒童精神科，我目睹太多的家庭生病了

孩子們越來越抑郁了，能幫助他們的醫生遠遠不夠。這幾年，北京大學第六醫院（以下稱為北大六院）兒童精神科常常爆滿，一些患者只能被收進成人科。

一個令人擔憂的數據是，《 2022 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報告》對全國范圍內超過 3 萬名青少年的調查數據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參加調查的青少年中有 14.8% 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風險，其中，有 4.0% 屬于重度抑郁風險群體。

孩子們身上發生了什么？「有孩子都跳樓了，父母還是完全不能理解自己的孩子怎么了。」北大六院兒童精神科醫生林紅見過太多這樣的遺憾。

從 2009 年開始，林紅使用「家庭治療」的方式救治兒童抑郁癥病患。「孩子病了，很可能是整個家庭病了。該治療的不只是孩子。」

但她并不認同將責任只歸咎于父母。她看見這些父母也在痛苦中掙扎、困惑乃至恐懼。他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該怎么做，甚至，「他們的童年也沒有被好好對待過」。

很明顯，能到我們精神專科醫院的多數都是上學出現困難，甚至休學幾年無法上學的孩子。

在門診，有個孩子已經嘗試過五次自殺了。醫生問父母，你們來就診最主要目標是什么？父母說，你看這不是剛開學，他要是再不回學校上學就又落下一年了。他已經2年沒上學了。

醫生說，你孩子目前情況不適合上學，自殺風險太大，最好能住院系統治療。父母說沒事，我二十四小時跟他在一起，保證他的安全。你看，父母多矛盾。

之前孩子跟父母說了很多回，帶我去找個心理醫生。父母覺得沒必要，帶孩子出去旅游玩玩，應該就沒事了。像我們做家庭治療的，當孩子不愿意來時，我們就鼓勵父母來。

但許多父母都不愿意，「孩子不來，我們來有啥用」。他們覺得邁進這個門太丟人了，不接受孩子有精神障礙，更不接受自己有，有深深的病恥感。

他們來看病目的也非常明確——怎么讓孩子趕快上學。

很多人不知道，如果孩子已經不能上學，叫社會功能受損。其實孩子走到這一步，往往已經經歷了一個非常艱難的痛苦過程。

我在北京見過太多焦慮的父母。條件不好的盼著孩子逆襲，條件好的期待孩子能更上一層樓。能到我們這看病的多數父母條件都不錯。尤其是那些經過自己奮斗實現社會地位躍遷的父母，心里就默認孩子只能比他好，「你看我當時啥條件，她現在的條件比我好太多了。」

但我們一跟父母溝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父母會說，我們對孩子沒有任何期待。

其實他們的期待已經是無意識的了。有個父親說，我已經不指望他上清華北大了，但是總得上個大學吧。說明還是不能接納孩子真正休息一下。還有個母親說，我跟女兒說了先別在乎考試結果。可是這次，她學得最好的英語居然沒有考過班級平均分。

父母感覺特無辜，覺得是孩子自己卷，不是自己。其實父母的期待早就被孩子給內化了。內化是什么？外界怎么看我，變成了我怎么看我自己。

許多成績好的孩子往往有完美主義、強迫行為。在他們小時候，父母曾經對孩子要求特別高，寫錯一個字就要重寫。后來孩子學習任務重了，就熬夜寫，然后白天犯困，聽不進去課。孩子如果為了追求完美，過于緊張，情緒就會大量消耗，影響他把能量放在學習上，然后出現惡性循環。

所以，往往是優等生才容易得抑郁癥。差等生的心理障礙更多是一些破壞性暴力行為。

圖片來源：電影《深海》劇照

有父母特別不能理解，說我的孩子考了年級第一名，怎么突然就不要上學了。這個孩子早被家長「過度開發」了，拼了自己所有的力氣才考了第一。他又不能接受自己再也考不了第一。怎么辦？不再上學，就可以永遠保持第一了。這種揠苗助長的拔尖，等真實水平出來了，他就不太能接受。

這孩子后來一直沒能上學，就把自己關在家里。十幾年后，媽媽還是不解，「他是我的孩子里最優秀的一個，為什么會這樣？」

因為患抑郁癥來就診的孩子越來越多，多少有強迫、退行、自殘、自殺等行為。

父母們困惑又焦慮。我跟他們說，現在早點發現孩子出了問題不是壞事，別以為孩子生病一兩年就要了命，這個問題不解決，有可能拖一輩子。到我們這看成年精神科的，追溯病史有一半得追溯到青少年期。

我是做系統式家庭治療的，跟家庭一起從生物、學校、家庭和社會大的系統去看孩子到底怎么了。通常會先畫個家譜圖，爸媽、姥姥姥爺、爺爺奶奶和保姆都畫上。有時也會擴大成家庭幫助者地圖，跟孩子有關系的所有人事物都納入進來，例如老師、伙伴、寵物。

當系統壓力越來越大，里面最脆弱的社會群體，也就是孩子們會最容易受傷。疫情以來，孩子的心理問題急劇增長，我們怎么加班也不夠人手，直接原因就是因為整體系統的壓力在增大，系統各個環節出了問題。

疫情期間孩子們天天待在家里，師生關系、伙伴關系都混亂了。對孩子們來說，同伴關系很重要，但如果人都見不著，關系沒辦法去維系。

孩子們「突然特別孤獨，壓抑、悲傷，帶著一點點害怕」。這個時候，我們很多高知父母面對孩子的情感需求卻難以感知。

我遇過一個女孩，之前跟姥姥很親，疫情來了，姥姥在外地回不來。母女間平時看起來在溝通，實際上處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女兒個性比較正義，不喜歡小團體，但又渴望融入三五成群的朋友，有一回難過地跟媽媽說，自己在學校沒有朋友。媽媽說你不是有一個嗎？女兒就會自責，「自己是不是野心太大了？」

剛好女孩成績也出了問題。媽媽說我都沒有對你施壓了。孩子自責，你看我爸媽都對我這么寬容了，對我也很用心，覺得特別對不起他們。

圖片來源：電影《深海》劇照

媽媽搞了幾次家庭會議，孩子也表示的確是自己沒把書弄懂，說下次改進方法。媽媽自以為挫折教育很成功，但她不知道為什么搞完孩子反而更崩潰，說她每天都很痛苦，人為什么要活得這么累，有時心里會突然劇痛，不敢呼吸了。

其實在女兒看來，媽媽哪里是在開會，搞得跟打官司似的。從那之后她每天噩夢。每個禮拜都要大哭一兩回，自己也不知道在哭什么。

這個女孩主見多。有一天她跟媽媽說，自己懂幾項才藝，是不是可以發展才藝，反正文化課也不太好。但媽媽直接「把她弄絕望了」。媽媽說，哪個公司會要你？你學才藝，干脆現在就退學！別上學了，專門學才藝！

女孩在焦慮地尋找自己未來的出路，沒想到被父母一下掐斷。她會覺得自己沒有被當成獨立的個體和有自我意志的人。

在心理層面成長來說，十幾歲正是人格成長過程中的關鍵階段。他們開始思考自己該成為什么樣的人，學習的意義是什么？自己的未來會是什么樣子以及這個世界的本質是什么？他們希望被看見、被尊重，有平等對話的機會。

世界衛生組織在《世界青少年的健康——第二個十年的第二次機會》指出，精神衛生問題在生命的第二個十年尤其突出。自殺是全球青少年死亡的第三大重點死因，而抑郁癥是生病和殘疾的最重要原因。有一半的精神疾患開始于 14 歲，但大多數病例沒有得到識別和診治，從而對一生的精神健康產生了重要影響。無論心理還是生理層面，這個成長周期都極為艱難的。

這個時期的孩子們作為人格主體，在試圖理解這個世界發生了什么。疫情這幾年，現實世界又非常難理出個頭緒，特別需要成人世界給個答案。但父母自己也很無力，他們也沒答案啊，也很惶惑。他們的信息有時候還不如孩子多。

有個媽媽跟我說，孩子可喜歡問這個社會怎么了，政策又怎么了。你說他想這干嘛？這不都多余的嗎？她自己也無能為力，沒法給答案，就只想堵回去。

我們會建議父母認可和支持孩子的獨立思考能力，去開展對話，而不是一味去堵、去否定那些青春期的困惑。不一定有答案，但孩子們正是通過思考、提問來認識和探索世界，慢慢長大。

做了十幾年家庭治療，我最無能為力的還是遇到有抗拒心理的父母。他們接受不了孩子有精神障礙，也接受不了自己有。我們在病房給孩子們做團體治療，好多孩子說，我媽比我病的還重；我爸比我還有病，但他們自己不吃藥、不住院……

孩子是最了解父母的，因為在家里人最難偽裝。父母兩個人鬧矛盾，還往往都分別去找孩子抱怨。

我尤其心疼那些才五六歲的孩子，他們經常在診室里轉著圈、不想走，可能他從來沒見過理解他情緒的人，才不舍得走。這些年紀小的孩子還沒有什么思考能力，遇上父母不肯直面家庭的問題，就更難治療。

對那些年紀大一些的孩子，如果父母實在不愿意面對，我們的工作會重點轉向孩子，幫他們探索解決問題、自我成長的路徑。

有的父母在離婚時會把孩子卷進沖突中，甚至當成工具，我們就要幫孩子抽離出來。有個小學三年級的男孩，雙眼突然看不見了。眼科醫生沒有發現問題，建議來看兒童精神科。

訪談發現爸爸媽媽在鬧離婚。有一天爸爸媽媽打架，媽媽把腰摔壞了。媽媽說可以離婚，但丈夫要養自己后半輩子。她讓兒子出庭作證，證明是爸爸推媽媽導致媽媽腰受傷的。陷入矛盾沖突的男孩很難受，眼睛一下子看不見了，他就沒辦法上法庭作證了。

孩子的智慧有時很高。在治療過程中，我問男孩，父母過不下去了，非要離婚，咱們改變不了，怎么辦。結果男孩說，就這樣吧，我看咱們還是不管他們了。他最后認了這個現實，就放手了。

還有個重要的問題，我們的文化普遍認為 18 歲就是大人了。其實，大腦的前額葉皮層要到 25 歲才完全發育。這一區域與沖動控制、判斷和做決策有關。社會不該過早讓這些孩子承擔成人世界的問題。

我們會發現，在家庭里，許多孩子被過早得放在了大人的位置。

前幾年，有個爸爸來掛號，說兒子上高二了，不服管，認為兒子有問題。我們讓孩子擺格盤（心理治療的一種工具，患者在格盤上擺一堆小木頭人，以此來判定患者和周圍環境的關系。）格盤上，他離父親特別遠，跟同學老師很近。父親看了躥火。我請爸爸出去，單獨跟孩子聊。

孩子告訴我說媽媽被爸爸打跑了，他的繼母、繼母生的小弟弟也被打。他覺得自己長大了，應該處理這個問題。

圖片來源：電影《深海》劇照

我跟孩子說，你沒辦法改變你爸爸，這不是你的錯，每一個孩子都沒有辦法去改變自己的父母，特別在你自己還沒有長大的時候。

男孩今年 16 歲，除了跟父親，他跟奶奶、朋友的關系都不錯，我建議他能夠從家庭沖突的關系里面退出去，用接下來十年努力發展自己。等到他 25 歲長大之后，再來承擔家庭的責任。

有一個孩子說，大夫我以后也甭來看病了，沒用。你說讓他們別吵架了，他們說改，也不改，就跟要把對方殺了似的。我都不想活了。還有孩子說，我都不理解，怎么就那么一丁點小事，他們倆就能吵個沒完沒了，也吵不出個結果。

我們去跟父母溝通，他們會說，我們吵幾句而已，誰家不是這樣。首先不覺得是個問題，就談不上去解決。結果孩子不能上學了，想自殺了，父母還沒明白過來這怎么了。

如果父母不好好說話，或者平常動不動冷暴力，孩子也會習得，彼此之間就更加難溝通。一個孩子跟他媽說，我說一句你懟我十句，那我不懟回去。你還說我，我是跟你學的。

十幾年前，我去德國參觀一個心理咨詢機構。德國老師跟我說她剛完成一個心理咨詢，有個廚師來做咨詢，因為發現自己不會好好說話，一說話就得喊。我當時很驚訝，在我們這個社會，就沒有聽過誰為學會好好說話而尋求心理咨詢。

當父母有跟孩子一起成長的意識，就能夠有效改善家庭關系，改善問題。我和他們一起去分析問題，首先不要繼續激化矛盾沖突，父母不需要指責自己，也不要指責孩子又怎么了。

有個孩子不止一次爬窗臺。媽媽想讓孩子學會管理情緒。媽媽說，我也知道他不是在嚇唬我。媽媽話音未落，孩子惱了，說我從來也不是嚇唬你。因為實在太痛苦，我沒有辦法，才會坐在那。

「能不能不要每次總要等到我坐窗臺了，你才罷休。」

父母的情緒管理也很重要。孩子的爸爸反思，我和愛人這么多年都有矛盾，我們倆都是知識分子，生氣了幾天甚至幾周都不說話，家里氣氛特緊張。當大人只會通過冷暴力來處理自己的情緒，孩子也只能壓抑著，通過自我傷害、自我攻擊來表達情緒。

圖片來源：電影《深海》劇照

孩子是父母的復印機。孩子要不像父母，太難了。不得不承認，因為基因遺傳和家庭教育方式，我們最容易成為我們父母的樣子。

這是一個挺典型的東亞家庭，媽媽很有能力很辛苦，但控制欲強，一旦控制不了就冷暴力。

好在這對父母有成長意識。孩子出問題了，夫妻倆開始放下彼此分歧，共同面對。后來，我就建議妻子往后退一退，父親往前進一進。起初父親看起來沒力量，但他發揮了更多家庭功能，發現做得也不是那么差，同時媽媽也輕松了。

女兒說，我生病，不僅為我贏得了很多權力，也為我爸贏得了很多權力。

孩子問題成了整個家庭走向成長的一個契機。關鍵是這對夫妻愿意去直面問題。這個案例已經三年了。孩子剛開始沒辦法上學了，后面又復學，現在在申請美國的大學。

我經常說不能只怪父母。這是整個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的問題。孩子感受到的壓力，也來自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現在生育率越來越低，孩子的壓力也會越來越大。

我看過一個抑郁癥孩子畫的家譜圖，兩邊家庭就只有他一個后代，一直是爺爺管著這個孩子，特別溺愛嬌慣。爺爺在去世前對爸爸說，我就這么一個孫子，你一定要把他培養好。不用天天說， 這孩子壓力也會很大。

無論是哪方面，我們都還沒做好應對措施，包括我們的學校、教育體系、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大眾的科學認知等等方面。像自殺的鑫宇胡，他跟他爸媽打電話說不想上學。但這個時候孩子到底怎么了，父母也不太懂。

父母也沒有被自己的父母讀懂過，也沒人教父母去讀懂孩子，我們現在希望父母都懂，要求也太高了。

我們不必只有悲觀。我們會把負面影響傳給孩子，但同時也能把我們的一些優勢、力量傳給孩子。社會的進步，就體現在我們每代人都能去面對自己的問題、修復創傷、不斷成長。

有一個常識很重要：生命的成長過程本身是艱難而曲折的。

圖片來源：電影《深海》劇照

青少年抑郁是全世界的問題。孩子就跟小樹苗一樣，如果生物遺傳得比較好，后面又養得好就能好，但如果生物性有問題，養得再不行，后面一點風吹雨打就可能折了。這是生命規律。

與艱難成長共生的是本能的強韌。我遇過一些有成長悟性的孩子。

記得有個曾經嚴重抑郁的女孩子，個性敏銳，表達能力也好，說她做夢都夢見「魔鬼掐著自己去上學」。家里也有問題，媽媽說自己的丈夫拿不起事來，過于順從婆婆，又從來不認錯，夫妻長期分居，矛盾很大。

治療了一年，父母沒有太大改變，還是總把她跟別的孩子比。但她一直在自我鼓勵，「我跟自己比就行了」。

她盡量去做自己喜歡做的小事，比如做一份酸奶草莓布丁。出于興趣，還讀很多心理學的書籍。復學后有同學不想考試了，女孩還能給他們疏導，同學夸她，「姐姐說的話，就是深刻。」這說明她能扮演自己的「治療者」，還可以幫助他人了。我們的治療可以結束了。

我記錄過這個女孩的變化：「剛得病時覺得這個社會真煩。你瞧大白鵝那樣兒，長那么長脖子干什么？！我真想走過去，扇它幾巴掌。鳥叫什么呀？心煩。原來看到公園里唱歌的老太太，覺得挺沒勁的。現在覺得她們在抒發自己的情感，在尋找生活的快樂。」

走過黑暗，女孩漸漸成熟了。她也鼓舞到了我。這個時候，我們還是可以相信生命本身的力量。

圖片來源：電影《深海》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