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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春秋戰國到西漢末年上千年時間里，中國總體圍繞關中和中原兩個中心形成文明區域，稍微例外一點的是江淮和四川，前者承載著荊楚文明，后者則孕育了古蜀文明，不過這兩個地區的影響力要弱一些。從部落到國家，再到并天下，人們逐漸意識到關中是一片足以問鼎天下的王業之地，相比其他地區擁有著無與倫比的地理優勢。
受秦嶺和隴東高原的包夾，關中不僅被山帶河，而且坐落其中的渭河平原足以養活稱霸一方的人口。從地理上看，控制關中的政權一般只要守住函谷關、武關、大散關和蕭關這四大關口，外面的軍隊就很難打得進來，這也是秦國在商鞅變法之前能夠蟄伏起來，積蓄力量的原因之一。不過客觀地說，如果僅憑關中的人口和資源要奪取天下，秦國未免有些力不從心，在此之前還要拿下漢中和四川這兩大糧倉。
關中、漢中和四川連為一體之后，除了能夠為秦軍提供部分的糧草和兵源，這三個地方均處于黃河和長江（及支流）上游，從軍事角度上對東方六國的打擊更為便捷。然而隨著長江流域，尤其是東南方向的開發，關中的優勢逐漸喪失，甚至到隋唐以后，關中模式已基本不可復制。從土地規模上說，關中與中原實在不能同日而語，秦國的成功更多是得益于漢中和四川的加盟，而一旦關中與這兩者分離，任何一方的資源都無法與中原抗衡。
在長江流域得到開發之前，東南地區人口稀少、瘴氣叢生，因而四川與江南的物質文化交流甚少，但經過西漢長達二百一十年的發展，沿江地區的文明程度已大為提升。王莽篡漢之后，劉秀沿長江逆流攻入四川，能夠支撐起如此規模的軍事行動本身就證明了人口逐漸稠密的南方漸漸有了和北方抗衡的資本。當長江成為四川對外溝通的主要通道之后，崎嶇難行的蜀道理所當然地成為次要選擇，關中與四川的溝通和聯絡被南方取代，自此兩者之間漸行漸遠。
時間進入三國之后，長江以南更是誕生出吳、蜀兩個能夠與北方分庭抗禮的政權，尤其當西晉崩潰之后，隨著衣冠南渡，江南的開發進入新的高潮。此時僅憑關中一隅之地，輻射中原尚且力有不及，面對蒸蒸日上的長江流域更是無可奈何。進入隋唐之后，天下重歸一統，當帝國的統治者再次將戰略重心移回長安之后，赫然發現昔日秦國賴以成就帝業的關中此時已經承載不起與日俱增的人口規模。
為了養活關中，朝廷不得不從東方大量運糧，甚至極端時期，就連皇帝本人都不得不前往東都洛陽就食。這樣的狀況導致有唐一代，帝國的戰略重心始終在長安與洛陽之間搖擺不定，從宋朝開始，后世再沒有大一統王朝將首都放在關中。當歷史選擇了中原之后，如何在關東尋找一個富裕且足夠險要的都城，成為歷朝歷代都要考慮的問題，北宋的趙匡胤選擇了開封，但事實證明這并不是一個合適的地方。
處在大平原上的開封確實足夠富裕，但幾乎無險可守，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的丟失，使得北方騎兵只要越過黃河，就能夠直接包圍汴梁。趙匡胤也想過將都城遷往洛陽，但過早的離世導致這一計劃擱淺，為此宋朝不得不大量養兵，卻終究擋不住金兵的鐵蹄。
元朝來自北方，關中對蒙古人來說偏南，定都華北平原北端的北京，可能是元朝選擇都城最南的邊緣。 明朝從南往北打跑蒙古人，定都南京無可厚非。然而到朱元璋之子朱棣這里，算是出現了意外，燕王的都城在北京，后來就順勢遷都北京了。 清朝同樣來自北方，選擇北京在中原人看來是偏北，在女真人看來可能正好是中心位置。
元明清三代共同將目光投向了北方，甚至直到近代，這樣的格局也未曾改變，關中作為中國之都也成為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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