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蘭西學院收藏的《天下諸國圖》與韓國奎章閣收藏的《輿地圖》，在圖的構成及內容上很相似，特別是包含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穆克登定界地圖的摹本，但一直未能準確考證出其制圖年代。結合地圖上的地名變更，再參考后記中出現的朝鮮國王的廟號，可以斷定法蘭西學院收藏的《天下諸國圖》制作于1767-1776年（英祖四十三年至英祖五十二年），而奎章閣《輿地圖》制作于1834-1849年（憲宗在位）。兩個圖集包含的兩幅“穆胡定界時所模圖”，是清朝畫員繪制的長白山圖的摹本，為研究穆克登定界提供了珍貴的圖像資料。 前言 2010年，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在巴黎進行的“國外韓國古文獻調查”過程中，在法蘭西學院發現了法國東方學家莫里斯·古朗在韓期間（1890-1892年）收集的資料，其中包括《天下諸國圖》。2013年，韓國學者鄭大榮根據這一線索前往法蘭西學院調查，他發現《天下諸國圖》與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收藏的《輿地圖》很相似，于是他撰寫論文介紹了《天下諸國圖》，以及對比分析了這兩個圖集。他在論文中指出，法藏《天下諸國圖》與奎章閣《輿地圖》有四個不同：一是地圖的排列順序不同；二是制作年代不同，即認為奎章閣《輿地圖》制作于1735-1767年，而法藏《天下諸國圖》制作于1767-1795年；三是“朝鮮八道圖”后面的郡縣順序不同；四是《天下諸國圖》中有新增加的內容等。基于此，他判斷奎章閣《輿地圖》制作在先，而法藏《天下諸國圖》制作在后，或者二者有一個共同的母本。 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注意到了奎章閣《輿地圖》中的“穆胡克登定界時所模”圖，認為這是清朝畫員繪制的長白山圖的摹本。其依據，除了題記標有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時“所模”以外，圖上標注的兩條行進路線，與朝鮮隨行譯官金指南寫的《北征錄》及朝鮮接伴使樸權寫的《北征日記》等能夠相吻合。但是，一直未能準確考證出該圖集《輿地圖》的制作年代。鄭先生的研究無疑是開山之作，頗具啟發意義。 不過，筆者對于鄭先生提出的制圖年代不敢茍同，因為發現他利用地名變化及干支年份來判斷制圖年代時出現了差錯，尤其是奎章閣《輿地圖》的制作年代相差較多。比如，他根據《輿地圖》附錄（職官）部分出現的年份“英宗乙卯”，來判斷制作上限是1735年（英祖十一年），這顯然是錯誤的，因為圖集出現“英宗”廟號本身說明并非英祖時期的作品，而是英祖以后的作品，因為國王的廟號不可能出現在生前。 針對以上問題，本文試對法藏《天下諸國圖》和奎章閣《輿地圖》的制作年代，進行考證，同時對兩個圖集里的“穆胡定界時所模圖”進行對比分析，再結合中韓兩國文獻資料，分析其與清朝畫員繪制的長白山圖之間的關系，以闡明其對穆克登定界研究的史料價值。 一、法藏《天下諸國圖》與奎章閣《輿地圖》的異同及制作年代 法蘭西學院收藏的《天下諸國圖》與奎章閣《輿地圖》是兩個很相似的圖集，里邊包含的地圖的構成及內容都很相似，只是圖的排列順序稍有不同，主要包括“天下諸國圖”、“中國圖”（明兩京十三省圖）、“琉球圖”、“日本圖”、“東國八道大總圖”、“朝鮮八道圖”、“盛京輿地全圖”（康熙23年《盛京通志》的插圖）及“穆胡定界時所模圖”等。這其中，除了“盛京輿地全圖”和“穆胡定界時所模圖”以外，其他地圖在朝鮮王朝13幅“天下輿地圖類八道圖”中常見，比如，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就收藏了多套類似的13幅《輿地圖》。這說明，法藏《天下諸國圖》與奎章閣《輿地圖》的獨特之處在于包含了盛京圖和穆克登定界圖。 如前述，鄭先生論文提出了兩個圖集的四個不同，除此以外，兩個圖集的名稱也是不同的。如法藏圖實際上并沒有總圖集的名稱，分為上、下兩冊，上冊叫“天下諸國圖”（其中一幅圖也叫“天下諸國圖”），下冊叫“咸鏡黃平兩西圖——京內各司職品列錄附”。實際上，鄭先生用上冊圖的名稱代替了總圖集的名稱，此即《天下諸國圖》。與之相比，奎章閣圖有總圖集的名稱，叫做“輿地圖”，不分冊，將全部圖和文都粘連在了一起，形成一個總圖冊，此即《輿地圖》。這兩個圖集都是彩色筆寫本，規格稍有不同，法藏圖為30cm×17.5cm，奎圖為31.8cm×21.2cm。 另外，鄭先生在論文中，還指出奎圖制作于1735-1767年，即英祖11-英祖43年。但是這里發現一個大問題：法藏圖里的文字信息“今上乙卯”，到了奎圖那里變為“英宗乙卯”，這恰恰說明奎圖并非英祖時期的作品，因為國王的廟號不可能出現在生前。另外，兩個圖集里的職官“各陵殿參奉”條中，羅列了從太祖到當朝國王及王后的陵號、陵址及祭日，其中，法藏圖只列舉到景宗及其王后為止，而奎圖補充了景宗以后的國王及王后的陵號，包括英宗、正宗、純宗、翼宗等國王。對于這些文字信息，鄭先生根本沒注意到，他只利用地圖上的地名變化來考察制作年代，因而出現了差錯。顯然，奎圖的制作年代不可能是18世紀的英祖時期，而是19世紀的憲宗時期，具體而言，制作于憲宗在位的1834-1849年。 再看一下法藏圖的制作年代，鄭先生認為是1767-1795年，即是英祖43年-正祖19年。但筆者認為下限不可能到正祖時期。除了該圖集的“今上乙卯”指英祖11年（1735）以外，還有其他英祖時期的標志，如功臣號寫作“當朝奮武”，指的是英祖4年（1728）平定“李仁佐之亂”時授給吳命恒等人的“奮武”功臣號，這是英祖時期獨有的功臣號；又如記載“萬寧殿：當寧影幀”，指的是保存英祖國王肖像畫的殿名，這些均將法藏圖的制作年代指向英祖時期。另一方面，全圖集里并沒有出現英祖及其以后國王的廟號，只是到景宗國王（英祖之前）為止，這說明法藏圖應該是英祖時期的作品。 再看一下法藏圖的地名變更，如前述，慶尚道的“安陰”“山陰”，于1767年變為“安義”“山清”，該圖集反映了這一變化，標為“安義”“山清”，說明是1767年以后的作品，這是制作上限。另外，1777年平安道的“理山”改為“楚山”，但該圖仍標為“理山”，說明是1777年以前的作品，如果考慮英祖在位截止1776年，那么制作下限應為1776年。換言之，法藏圖的制作年代應為1767-1776年（英祖43-英祖52年）。 總之，法藏《天下諸國圖》與奎章閣《輿地圖》在圖的構成及內容上很相似，但總圖的名稱、圖的排列順序、朝鮮八道郡縣順序，以及制作年代等不同。法藏圖制作于1767-1776年，而奎圖制作于1834-1849年，并不是法藏圖抄奎圖，而可能是奎圖在法藏圖的基礎上重新編纂，或者另有一套類似的早期母本存在，奎圖在此母本基礎上編纂。 二、《天下諸國圖》及《輿地圖》中的“穆胡定界時所模圖” 法藏《天下諸國圖》和奎章閣《輿地圖》中，都收錄了“穆胡定界時所模圖”，這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新發現，以往學者們只知道奎章閣《輿地圖》里包含了穆克登定界圖。考察這兩幅“定界模圖”，所表現的地理范圍、山水形勢，以及地名標識等很相似，肯定摹自同一幅地圖。盡管如此，仍發現兩圖有一些細微差別，如題記稍有不同，長白山即朝鮮所稱白頭山的畫法不同，以及地名標識略有不同。以下試對比分析這兩幅“定界模圖”的異同，對從前釋讀錯誤的部分地名予以更正。 這兩幅“定界模圖”都表現了長白山以南的地理形勢（見圖1、圖2），主要包括鴨綠江上游和圖們江上游地區，即從西邊的惠山到東邊的茂山為止，以及從北邊的“白頭山”（中國稱長白山）到南邊的“長白山”（指朝鮮冠帽峰）為止。北邊的松花江水系則做了簡化處理，只畫出了源頭和東邊的幾條支流。 這兩幅圖最明顯的特征是畫出了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時的考察路線，共有兩條路線，其中一條是清朝二等侍衛布蘇倫和朝鮮年老的接伴使樸權、咸鏡道觀察使李善溥及譯官金指南等，從惠山出發，經三池淵前往茂山的路線；另一條是清朝烏喇總管穆克登帶領朝鮮年輕的差官、軍官及譯官等，從南坡登上長白山天池，順圖們江而下，前往茂山的路線。在這兩條路線上分別用小圓圈和三角形標注了兩撥人馬的住宿處，這些內容與金指南的《北征錄》和樸權的《北征日記》相吻合，表明法藏、奎藏“定界模圖”反映了穆克登定界結果，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然而對比這兩幅“定界模圖”，仍發現有細微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其一，題記內容稍有不同。法藏“定界模圖”標為“壬辰穆克登胡定界時所模”，而奎圖標為“康熙五十一年我肅宗三十八年， 壬辰穆胡克登定界時所模，樸權定界使”。可見兩圖均為康熙51年穆克登定界圖的摹本。另據記載，穆克登定界時，清朝畫員繪制了兩幅長白山圖，其中一幅轉交給朝鮮國王，另一幅上奏康熙帝。那么，法藏、奎藏“定界模圖”，很可能就是穆克登送給朝鮮的長白山圖的摹本。  圖1：“穆胡定界時所模圖”，引自法蘭西學院《天下諸國圖》 首爾：國立中央圖書館網上資料  圖2：“白山圖”，引自奎章閣收藏《輿地圖》 其二，兩圖的地名標識略有不同。如圖1、圖2所示，法藏圖在碑的右側標注了“玉關”二字，而奎圖標注了“玉門”二字。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未能準確釋讀出奎圖的“玉門”，誤以為是“土門”，在此應予以更正。如果只參考奎圖，那么定界碑旁邊的“玉門”二字不太好辨認，由于碑正好位于土門江伏流處，所以誤以為是“土門”。但是如果聯系法藏圖的“玉關”二字，那么奎圖上的“玉門”應該是正確的，“土門”是錯誤的。總之，法藏圖、奎圖將立碑處視作玉門關，這體現了制圖者對立碑處的重視，顯然將這里比作漢代西部重要關隘玉門關。 此外，法藏圖還在碑下標注了“江源碑”三個字，這是正確的，而奎圖標為“江原碑”是錯誤的。另一處地名也略有不同，法藏圖在“緩項嶺”以北標注了“輦巖”，而奎圖標為“輦峰”，如果對照韓國文獻，會發現“輦巖”是正確的。如1766年徐命膺的《游白頭山記》記載：“東南見輦巖，東見寶多山（指甫多會山），東北見枕峰，北見小白山。”又如他的《白頭山詩》記載：“巖巖彼寶多，實為此山胄，群巒列在傍，仙女珮容臭，東南依輦巖，象以屬車副。”在兩圖還發現有兩個相同的錯誤，如“水盧隱東山”中的“水”字系衍文，應指“盧隱東山”；鴨綠江上游支流“申大信大”，應為“申大信水”之誤，這表明兩圖共同沿襲了同一個母圖的錯誤。 其三，白頭山即中國所稱長白山的畫法不同。法藏圖將白頭山及其南邊的第二高峰“長白山”（朝鮮冠帽峰）均涂成了白色。這是因為兩座山海拔較高，夏季很短，幾乎四時披雪，所以稱之為“白頭山”和“長白山”。而奎圖則將“白頭山”和“長白山”都涂成了綠色。 兩圖上長白山附近水系的畫法也略有不同。眾所周知，長白山三大水系是鴨綠江、圖們江及松花江，只有北流的松花江源與天池水相連（從瀑布落下形成二道白河），其他兩個水系都不與天池水相連。但奇怪的是，兩圖均將鴨綠江西源和天池水連在了一起，此外，奎圖還多連了一個松花江源，這是為什么？奎圖作為稍晚時期的作品，可能認識到松花江從天池發源，所以將二者連在一起，但兩圖為何將鴨綠江西源和天池水連在一起？這恐怕與朝鮮隨行譯官、軍官及差使官等力爭以鴨綠江西源為界，以及天池以南屬于朝鮮有關，這部分內容將在后面詳述。 其四，兩圖的保存效果不同。法藏圖雖然制作時間早，但是其保存效果優于奎圖。奎圖由于蟲蛀厲害，有些字跡難以辨認，但法藏圖都很清晰。如法藏圖里圖們江涌出處的“甘土山”，在奎圖里只能辨認“甘”字，其他兩個字都被蛀掉了。又如，法藏圖里甘土山上的“水出”二字很清晰，但奎圖卻很模糊。以上兩圖有關圖們江伏流之水在甘土山涌出的信息，與《朝鮮肅宗實錄》的記載相吻合，如記載：“甘土峰下一息許，始自土穴中涌出，凡三派，而為豆滿江云。”這里的“一息”相當于30韓里（12.6公里），那么圖們江涌出處即真正的源頭，位于甘土山以東約30韓里處。 總之，法藏、奎藏“定界模圖”，除了少數地名和長白山畫法略有不同以外，其他內容都很相似，肯定摹自同一個母本，表現的是長白山以南的鴨綠江、圖們江上游的地理形勢，最突出的特點是標注了穆克登定界時兩條不同的行進路線，是了解穆克登定界的不可多得的珍貴圖像資料。 三、法藏、奎藏“穆胡定界時所模圖”與清朝畫員繪制的長白山圖的關系 據史料記載，在穆克登定界時，清朝畫員一路繪制山水形勢，特別是受朝鮮譯官金指南的要求，穆克登曾將清朝畫員繪制的長白山圖交給朝方。這個長白山圖一共繪制了兩幅，其中一幅交給朝鮮國王，另一幅上奏康熙帝。但中方的長白山圖至今沒有下落。 通過爬梳文獻資料，可以了解清朝畫員繪制的長白山圖的特征，主要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長白山圖所表現的地理范圍是長白山以南的朝鮮地方。如穆克登曾在茂山對金指南說：“此是白山以南朝鮮地方圖本也。畫出二本，一則歸奏皇上，一則當送國王。而繕寫未完，完后出給。你告重臣，歸達國王前可也。”穆克登的這一番話與樸權的《北征日記》也是相吻合的，如記載：“自吾時川至魚潤江，長白山（今朝鮮冠帽峰）以北、白頭山以南，周圍千余里之地，本是我國之土。而以《輿地勝覽》及《北關志》中，皆以'彼地’懸錄之，故我國人之采獵者，恐犯潛越之禁，不敢任意往來是白如乎。今則界限既定，沿邊之人，皆知此之明為我境。其間西水羅德、虛項嶺、緩項嶺等地，及甫多會山左右前后，皆是參田是白遣，貂鼠則在在產出是白乎?。白頭山下，所謂天坪、長坡等地，樺木簇立，一望無際。三甲（三水、甲山）、茂山三邑之民，若許采于此中，則衣食自可饒足是白在果。”即從東邊的鴨綠江上游吾時川，到西邊的圖們江上游魚潤江，以及從南邊的冠帽峰（朝鮮長白山），到北邊的今長白山為止，都屬于朝鮮領域。樸權所說的這個范圍與法藏、奎藏圖所表現的地理范圍相吻合（見圖1、圖2）。 其二，在清朝畫員繪制的長白山圖上，既有圖們江伏流之水，也有圖們江水源。比如，在茂山穆克登與樸權爭論哪一條水是“真豆江”（圖們江源）時，“穆克登即出山圖一一指示，曰：'我與鮮人在山時詳察形勢，下山后遍尋水源，此水之外實無他水。’”這里穆克登指的“真豆江”應指紅土水，而樸權爭的是在臨江臺附近匯入圖們江的今紅旗河。此外，在討論設柵問題時，穆克登也拿出了長白山圖，如記載：“總管（指穆克登）即出山圖，令二使（樸權、李善溥）離席近前，親手一一指示，其間道里遠近，斷流與否，縷縷言說，不啻千百。”以上穆、樸二人對話是在圖們江斷流處設標之前，圖上肯定沒有土石堆、木柵等人工標識，長白山圖的這一特征與法藏、奎藏“定界模圖”相同，后者只畫了斷流之水和水出處（見圖1、圖2），而沒有畫出后世朝鮮地圖普遍存在的土石堆、木柵等人工標識。 其三，清朝畫員繪制的長白山圖的東邊范圍到茂山為止。如果繼續往下畫的話，穆克登不會剛過茂山（在豐山）就將長白山圖交給朝方。這一點對照法藏、奎藏圖也是相吻合的，其東部范圍到茂山為止。那么，長白山圖的西邊是否截止惠山為止呢？史料對此無明確記載，但是考慮到穆克登在送給朝鮮二使（樸權和李善溥）的咨文中強調，“于茂山、惠山相近此無水之地”，“如何設立堅守，使眾人知有邊界，不敢越境生事”，由此可以看出，兩國邊界模糊處正是長白山以南的惠山、茂山之間，那么長白山圖所表現的就是這一段地理形勢，亦即表現了穆克登定界的結果，以防止后世空口無憑，還可以防止朝方隨意移動碑址或移設堆柵。 其四，清朝畫員繪制的長白山圖標有兩個鴨綠江源，一個是東源，另一個是西源。據《北征錄》記載，最初長白山圖上只有一個鴨綠江源，此即東源，后來穆克登將長白山圖交給朝方以后，接伴使樸權發現了破綻，從圖上看，靠近天池的鴨綠江有二源，但圖上只在東源標注了“鴨綠江源”四個字，西源并沒有標注，他認為這對朝鮮不利，可能會使朝鮮疆土減縮，于是他派譯官金指南與穆克登周旋。在金指南的再三請求下，特別是他提到回國后無法向國王交待時，穆克登百般無奈，只好在送給朝鮮國王的長白山圖上（西源）標了“鴨綠江源”四個字。這個西源是穆克登還在山上時，朝鮮軍官、譯官要求和東源“一體立碑”而遭到拒絕的水源。如果通過法藏、奎藏圖查看（圖1、圖2），鴨綠江西源和天池水連在一起，恰好與圖們江伏流之水（黑石溝）形成“人”字形分水形勢，碑文所謂“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應指此。在送走金指南以后，穆克登考慮到只在送給朝鮮的本子上（西源）標注“鴨綠江源”，而呈送給皇帝的奏本上沒有標注有欠誠實，于是他拿出奏本（西源）同樣標注了“鴨綠江源”四個字。這說明在朝鮮、清朝兩個長白山圖上，都有兩個鴨綠江源：一個是東源，從長白山南邊發源；另一個是西源，從其西北邊發源。 總之，通過爬梳文獻資料可以了解長白山圖的大致輪廓：圖上畫有鴨綠江東、西二源，圖們江源有斷流之水，圖們江上游到茂山為止，鴨綠江上游到惠山為止，整幅圖表現的是長白山以南的朝鮮地理形勢。以上這些特點與法藏、奎藏圖相吻合，可以說，清朝畫員繪制的長白山圖就是法藏、奎藏圖的母本或底圖，更何況后者題記標注“壬辰穆克登胡定界時所模”。今天雖然無法看到長白山圖的原貌，但通過重新摹繪收入法藏《天下諸國圖》及奎章閣《輿地圖》中，從而保存了穆克登定界的珍貴的圖像資料。 結 語 法藏《天下諸國圖》與奎章閣《輿地圖》，是在朝鮮13幅“天下輿地圖類八道圖”的基礎上，增加了康熙二十三年編纂的《盛京通志》的“盛京輿地全圖”和“穆胡定界時所模圖”，這表明了制圖者對中國東北地區及朝鮮北部疆界的重視，這與朝鮮英祖時期強調“寧古塔敗歸說”及加強對清防備的政治氛圍有關。綜合地圖上的地名變更，以及法藏圖只標注英祖以前的國王廟號，而奎圖除了英祖（英宗）廟號以外，還標有其后正宗、純宗及翼宗等國王廟號，可以判斷法藏圖是英祖時期的作品，制作于1767-1776年，而奎圖制作于其后憲宗在位的1834-1849年。 法藏、奎藏圖里的“穆胡定界時所模圖”，其底圖或者說母本是穆克登定界時清朝畫員繪制的長白山圖。兩幅“穆胡定界時所模圖”雖摹自同一個長白山圖，但仍有細微差別，如立碑處一個標有“玉關”，另一個標有“玉門”，以往將其看作“土門”是錯誤的。另外，兩幅摹本對長白山及其南邊的第二高峰（今冠帽峰）的畫法也稍有不同，一個涂成白色，另一個涂成綠色；還有一處山脈，一個標“輦巖”，另一個標“輦峰”；圖們江涌出處一個標“甘土山”，但另一個由于蟲蛀厲害，不清楚標的是“甘土山”還是史料中的“甘土峰”。此外，兩幅摹本中的“水盧隱東山”中的“水”字系衍文，“申大信大”為“申大信水”之誤，看得出兩圖共同沿襲了同一個母本的錯誤，此即清朝畫員繪制的長白山圖。 總之，法藏、奎藏“穆胡定界時所模圖”，是根據穆克登定界時送給朝鮮的長白山圖摹畫的，題記標注“壬辰穆克登胡定界時所模”最能說明問題。兩幅圖的制作時間雖有不同，但可以確定摹自同一個長白山圖。兩圖互為補充，用最直觀的形式再現了穆克登定界的歷史原貌，特別是設柵以前的原貌，彌補了文獻記載的不足，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注】文章原載于《清史論叢》2022年第1輯，插圖為新補充。為方便手機閱讀，注釋及參考文獻從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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