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檔案 | 《無名英雄背后的故事——三十余載親歷記》之《解讀神秘的“二局”》

我們先說說紅一方面軍司令部的第二局，這個機構的設立和發展過程中與“半部電臺”和“半張電文”有著密切的聯系。

紅一方面軍第一次反“圍剿”中，取得龍岡戰斗的勝利，繳獲國民黨18師張輝瓚電臺一部，其中發報部分被毀，收報部分完整，史稱“半部電臺”。這是紅一方面軍首次擁有電臺。接著，王諍和劉寅在江西寧都縣小布鎮創建第一部無線電偵察臺。隨后，偵察臺劃歸紅一方面軍司令部偵察科領導，曾希圣任偵察科科長。1932年5月，偵察科建立第二個偵察臺。

1932年8月20日，紅軍攻占江西宜黃，在搜集敵情資料時發現一份國民黨孫連仲致吉鴻昌的密碼電報，其中20余組密碼附有譯文。這就是“半張譯文”的由來。“半張譯文”對紅軍初創時期的破譯工作有著極大的啟示。在此基礎上，曾希圣和曹祥仁專門收抄吉鴻昌所發的密報，反復鉆研，于11月16日終于首次解開了國民黨軍隊使用的密碼。1932年紅一方面軍在福建建寧成立司令部二局，這是紅軍建立的第一個執行無線電技術偵察任務的職能機構，開始由總司令部參謀處長郭化若兼負領導責任，不久任命曾希圣為二局局長，二局下設破校譯和偵收兩個科。

我們要說的第二個“二局”是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第二局（簡稱中革軍委二局），1933年5月成立于江西瑞金烏石垅，局長曾希圣（兼），副局長錢壯飛、譚震林。它的前身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葉坪建立的偵察臺，每日將偵獲的敵情整理成書面材料，報送臨時中央副主席項英參閱。當時，稱紅一方面軍司令部第二局為前方二局，中革軍委二局為后方二局，前方二局由局長曾希圣負責，后方二局由副局長錢壯飛負責。錢壯飛是大家熟悉的上海“龍潭三杰”之一，在上海完成了驚人舉動后回到蘇區任“二局”副局長。

1934年1月，紅一方面軍總部與中革軍委合并，紅一方面軍所屬部隊由中革軍委直接指揮，對外稱中央紅軍，這就是“中央紅軍”提法的由來。實際上可理解為中革軍委直接指揮紅一方面軍，并隨軍行動。為此，史書上常把中央紅軍和紅一方面軍相提并論，其實中央紅軍的提法時間段僅是1934年1月至1935年6月，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后，即恢復了紅一方面軍的番號。在對外稱中央紅軍時期，紅一方面軍司令部第二局與中革軍委第二局合并，統稱中革軍委第二局，局長曾希圣，副局長錢壯飛，下設破譯、偵收、校譯三科，電臺七部。

那么，蔡威的“二局”是怎樣由來的呢？原來是1932年2月，來自上海的無線電技術骨干宋侃夫、蔡威、王子綱在鄂豫皖蘇區創建了紅四方面軍無線電通信工作。同年8月發展為兩部電臺，一臺（稱后方臺）臺長宋侃夫，二臺（稱前方臺）臺長蔡威。1935年1月，紅四方面軍設電務處，下轄3個臺，一臺（通信）臺長王子綱，二臺（偵收兼破譯）臺長蔡威，三臺（通信兼偵收）由電務處長宋侃夫兼臺長。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6月與中央紅軍會師；8月為加強紅軍總司令部工作，調整了內設機構。朱德、張國燾、周恩來、王稼祥、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7人聯名簽署命令，任命蔡威為紅軍總部二局局長。

來自上海黨中央特科無線電培訓班學員，有著紅四方面軍“情報三杰”之稱的蔡威、宋侃夫、王子綱，他們三人聯手于1933年3月解開了四川軍閥的密碼一一“通密”。與紅一方面軍“半張譯文”啟發破譯密碼不同的是他們白手起家，全靠猜譯出來的，時間比紅一方面軍晚了4個月。蔡威他們先是破譯了國民黨地方軍閥密碼，接著破譯了國民黨嫡系部隊胡宗南等密碼，最后他們連偏僻的馬家軍和甘肅魯大昌軍閥密碼都盡數破譯。同時在電臺功率偵收范圍內的敵方電臺密碼也逐一告破。蔡威領導的二局為紅四方面軍反三路圍攻、六路圍攻和配合紅軍長征都做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由于蔡威在無線電技偵戰線上屢建奇功，紅四方面軍的實際最高領導人張國燾譽蔡威為軍中“千里眼”；徐向前總指揮稱蔡威是“無名英雄”，具有“獨特建樹”；陳昌浩政委說蔡威是軍中“活菩薩”。在一支軍隊中，前三號領導人都給出如此之高的贊譽，這在黨史和軍史上是少之又少的，甚至可以說是僅有的。

無疑，曾希圣和蔡威是神秘“二局”的兩位領軍人物，巧合的是長征中的兩位“二局”局長還有過一段會晤，同仁相見，結下了深厚的友情。

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勝利會師，時任中革軍委二局局長曾希圣回憶了當時的情景：中革軍委直屬的紅軍通信學校政委曾三與時任紅四方面軍二局局長的蔡威，同是周恩來在上海培訓的無線電通信干部，老相識，便約（中革軍委）三局局長王諍，在曾三陪同下主動拜會蔡威。他和王諍介紹了中央紅軍無線電偵察和通信的建立發展情況，長征以來對敵無線電偵察的體會，特別是遵義會議黨中央糾正軍事上“左”傾錯誤的情況。蔡威也介紹了紅四方面軍無線電通信和偵察部門的建立與發展情況，并且介紹了四川軍閥各派和甘肅軍閥魯大昌的密碼編制和使用情況，對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無線電偵察的體會。兩個部門（中革軍委二局和紅四方面軍二局）建立了聯系后又常常往來。曾希圣聽說蔡威二局沒有汽油，特地將在瀘定城搞到的汽油送了兩桶給蔡威，以解燃眉之急。蔡威聽說曾希圣二局充電機時常出故障，把所部僅有的一臺充電機借給他們應急。曾希圣與蔡威來往多了，同行加戰友，有了深厚的感情，無話不談。

關于這次會晤，現能查找到的有陳福初將軍的回憶。陳福初在蔡威領導的紅軍總部二局任譯電科長，解放后任總參某部政委。陳福初回憶到：“1935年7月下旬的一天，我們紅四方面軍的二局來了三位客人，是從一方面軍來的，他們是軍委二局局長曾希圣、三局局長王諍和曾三同志。曾三同志與蔡威局長像是老相識，見面后就道離別之情，并由他介紹其他兩位，大家都很高興。蔡威吩咐我和劉忠生（現名劉昆）燒水泡茶，告訴司務長弄飯。曾三同志聽到弄飯，帶開玩笑地說：“老蔡，做點好吃的啊，我們真餓壞了。”蔡威抿嘴微笑說：“管你吃飽。”他們四個人邊喝茶邊談心，有說有笑，很是融洽。司務長聽說是從一方面軍來的客人，他把從江油帶來的臘肉，中壩帶來的銀耳，都拿出來了，還搞了一大盆牛肉和大米飯。他們邊吃邊說：“好久沒吃上這么一頓啦，太好了！沒想到在這里能吃上這么好的飯，謝謝！”的確，在毛兒蓋能吃到大米飯是不容易的。吃完飯，他們繼續交談。蔡威介紹了四川軍閥的密碼編制和使用情況，對胡宗南密碼的破譯情況，還談了甘肅魯大昌的密碼等。他們聽得很仔細，直至5時左右客人才走。”“第二天，他（們）三人又來了。曾三同志走進門就說：“我們來打牙祭，再弄點好吃的吧！”蔡威笑一笑說：“有你吃的。”這天仍是蔡威介紹情況，主要是紅四方面軍通信、電臺和原川陜根據地情況。王諍、曾希圣講了遵義會議和長征途中的情況。在這之后，他們幾乎每天都來，每次來都談情況。……他們來的次數多了，大家熟悉了，也就比較隨便了，聯系也更加密切了。軍委二局和四方面軍二局在工作上互通有無，有了困難互相幫助。”

劉昆是蔡威的勤務員，后任宣化通訊學校負責人，50年后對這次會晤印象仍然深刻：“他們之間有說不完的話，一連暢談了三天三夜……他們無所不談，然而更多的還是交流各自偵察破譯敵軍電臺密碼的工作，談得很興奮，很熱烈。我一直守在他們身邊，為他們打水做飯。”

這是中央軍委二局局長和紅四方面軍二局局長的會晤，從曾希圣、陳福初、劉昆三位當事人的回憶中，我們得出這樣的分析，一是會面次數多，時間長。從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以來，“常常往來”，“幾乎每天都來”，“一連暢談了三天三夜”。二是互通情況，交流經驗。曾希圣通報了中央（遵義會議）和紅一方面軍無線電偵察和通信建立、發展情況；蔡威則介紹了紅四方面軍無線電通信和偵察部門的建立與發展狀況。更為重要的是彼此交流經驗，三位當事人中曾希圣和陳福初都具體地提到，蔡威介紹了四川軍閥各派和甘肅軍閥魯大昌的密碼編制和使用情況，對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無線電偵察的體會。這里，讓我們自然聯想到胡宗南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一直在追剿中央紅軍，蔡威研究并破譯了胡宗南的密碼。四川軍閥眾多包括楊森、劉存厚、李家鈺、羅澤洲、鄧錫侯、田頌堯、劉湘等，蔡威對他們密碼了如指掌，這些軍閥中有一部分參加了圍追堵截中央紅軍。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紅軍突破臘子口，正是蔡威研究并破譯密碼的甘肅軍閥魯大昌管轄的地盤。蔡威在兩軍會師前已將破譯的情報發給中央紅軍共享，現又當面交流破譯心得，讓中央紅軍更好地掌握這些密碼破譯要領，為紅軍長征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長征勝利后，毛主席在延安曾對宋侃夫說：“你們紅四方面軍電臺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勞啊！在我們困難的時候，在四渡赤水前后，是你們提供了情報，使我們比較順利地克服了困難。”三是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在這之前就有過情報交流和共享，此次會晤更多的是對密碼內在編排規律的交底。從曾希圣、王諍他們多次登門拜會情況分析，除了蔡威二局伙食好，可以打打牙祭外，是否對蔡威精深的破譯才華感興趣呢？這次會晤后同行建立了很深的感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來曾希圣在回憶中寫道：“可惜的是在三大主力紅軍會師的前一個月，紅四方面軍二局（紅軍總司令部二局）局長蔡威病故了。……為戰友蔡威的故去而萬分痛惜。”

會晤之后，兩軍建立了更加密切的情報共享機制。

統一后的“二局”，包括了紅二方面軍無線電技偵機構。紅二方面軍的技偵工作是任弼時創建的，在1933年的下半年破譯了國民黨軍的第一部密碼，破譯密碼的時間比紅四方面軍晚了幾個月。1933年6月將無線電隊改為無線電中隊，轄兩部電臺，兩部電臺兼做無線電偵察工作。1935年1月，紅二、六軍團成立無線電大隊，下設一個專門偵察臺（對外稱小電臺），1936年7月，紅二、六軍團無線電大隊小電臺改為紅二方面軍總指揮部機要科小電臺。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統一后的“二局”下設機構與蔡威任紅軍總部二局局長的機構設置幾乎一樣，破譯、偵收、管理三科均相同，只不過由原來的譯電科改名校譯科而已，其實譯電科是把阿拉伯數字譯成漢字，讓人們看懂內容，而一組組數字譯成漢字是很仔細的活，需要校對，必須準確無誤，如果出差錯了，那內容就會離題萬里，密碼破譯史上有過這種譯電出錯的案例，因此校對環節顯得尤其重要，所以在設置科室機構中突顯了校對工作，改為校譯科。這種幾近相同機構設置是巧合嗎？原來情況是這樣的：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當時中央紅軍是2萬左右兵力，紅四方面軍有8萬多兵力。會師后，中央紅軍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紅軍主要領導人做了調整，朱德為總司令，張國燾任總政治委員。隨后充實健全總司令部機關，成立了五個局，蔡威被任命為二局局長，當時對二局下屬科機構設置的考慮是蔡威局長根據密碼偵聽、破譯、校對、譯電這幾個必要的環節來設制，由于電臺多、技術人員多，增設了管理科做好后勤保障，所以這個“二局”機構的下屬科室設制是專業的，合理嚴謹的。1936年9月22日，蔡威局長病逝。這之后二局領導人經過了如下變動，10月中旬，朱總司令調新聞臺的羅若遐到總司令部二局任局長。11月，經朱總司令同意，羅若遐調回新聞臺，任命羅舜初為總司令部二局代理局長，并從三局調伍云甫任二局政委。

至此，我想應該把神秘的“二局”機構由來說清楚了吧。其實，紅一、二、四方面軍的密碼破譯部門整合成統一的“二局”，就是如今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支研究密碼破譯部隊的源頭，我們稱這支部隊為隱形方面軍。三大紅軍的“二局”代表人物分別是紅一方面軍的曾希圣、錢壯飛，紅二方面軍的任弼時，紅四方面軍的蔡威。令人痛惜的是錢壯飛和蔡威先后犧牲在紅軍長征路上，他們就像蠟燭一樣，燃燒了自己，照亮了漫漫長征路，為紅軍長征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獻出了年輕寶貴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