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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講毛選第一卷第12篇《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相關歷史背景。 反對策略這篇文章，是教員在陜北瓦窯堡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定稿于1935年12月27日。 這個時間點，可以說是我黨我軍最關鍵、最要命的時期。 幾個月前是張國燾爭權奪利的高峰期，搞得中央壓力極大。 1935年中旬，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紅軍兩大主力會師，原本是一件大好事。 結果張國燾從朱老總那里套的消息，得知中央紅軍只剩下一副骨頭架子了，只剩下一兩萬人，而紅四方面軍還有七八萬人，實力上的巨大差距，立馬壯大了張國燾的野心。 在隨后的沙窩會議上，張國燾仗著實力強，開始向中央要權力，要控制權，當時張國燾列了個名單，想把四方面軍的很多領導，都送進政治局，以達到人數過半，掌握政治局的目的。 后來因為南下北上的問題，雙方鬧出了不少矛盾，張國燾執意要帶部隊南下，而教員斷言：南下是絕路。 甚至一度鬧出了個密電事件，電文中有：“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教員在1934年3月召開的會議中提到的） 在關鍵時刻，教員審時度勢，不得已來了個不告而走，沒想到剛走出去沒多久，四方面軍的副參謀長李特騎馬趕來，讓四方面軍的人回頭，停止前進。 大喊：“不要跟機會主義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 中央紅軍的同志氣得要直接跟李特開干，教員勸阻了并說：“捆綁不成夫妻。他們要走，讓他們走吧！以后他們自己會回來的?！?/strong> 后來教員稱贊葉劍英“呂端大事不糊涂”，就是在說這段時期葉劍英的表現。
張國燾帶著部隊南下后，在卓木碉會議上公然“另立中央”，自己給自己弄了一些名頭后，張國燾還當場宣布“開除”教員、博古、周恩來、張聞天的黨籍，要對楊尚坤和葉劍英免職查辦。鬧得很厲害。 此后跟斯諾回憶這段往事時，教員直言這是“最黑暗的時刻”。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陜北，教員也隨部隊進駐吳起鎮。大概11月份左右，南下紅軍在百丈關戰役中吃了大虧，折損過半，已無實力繼續進攻四川軍閥，這大大挫敗了張國燾的氣焰。隨后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奉命返回中國向中共傳達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精神，帶著密電碼，從外蒙入境，一路跋山涉水，穿過茫茫無際的沙漠，成功到達陜北瓦窯堡。
林育英的到來，重新恢復了中共和共產國際的聯系，壓力一下就給到了張國燾那邊，畢竟中共內部鬧成這樣，誰先跟共產國際恢復溝通，誰就能占得先機。而林育英代表共產國際多次與張國燾交涉，才算從根子上讓張國燾意識到自己沒機會了，答應取消“中央”。值得一提的是，這期間王明是持批評張國燾態度的，從莫斯科那邊發來了電文，批評了張國燾，起到了撥亂反正的作用。
這可能也是教員一開始對王明回國，持極大歡迎態度的原因之一。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一是為了聽取林育英的匯報，二是為了討論接下來的政策。1935年，中國的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中日矛盾已經逐漸取代國內矛盾，成為主要矛盾。
1935年1月中旬，日軍首先制造了“察東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認察哈爾沽源以東地區為“非武裝區”。隨后南京政府又答應了小鬼子一系列過分條件，達成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導致河北、察哈爾省大部主權淪喪。而老蔣一邊對日本采取妥協態度，另一邊又調集了重兵圍困陜北紅軍。把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以及中央軍的胡宗南、關麟征、毛炳文等部，都調過來了，準備一口吞下陜北紅軍。此時中央紅軍處境是很艱難的，陜北原本就沒有啥產出，窮的要命。養活幾千紅軍就已經很吃力，一下又多了上萬紅軍，部隊的穿衣吃飯補給都成了大問題。率領紅軍來了一次東征，打了閻老西的秋風，《沁園春.雪》就是這段時期寫的。留下了千古名句“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面對如此困境，教員的思路是不能再走老路了，這也要打擊，那也要殺絕，只會把自己弄成孤家寡人，走上絕路。簡而言之，這個策略就是：建立抗日統一戰線，要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放開思想上的束縛。但當時我黨走的路線還是“左”傾冒險主義那套，教員的思路是對舊路線的一種挑戰，當時也不能直接說這個路線是錯誤的，只能提“關門主義”。果不其然，在大方向上，博古等人是同意的，然而在“要不要團結民族資產階級”這個問題，發生了嚴重分歧。為了說服博古等人，讓他們認清形勢，教員費了很多口舌，舉了很多例子，把歷史上紅軍遭受的損失，背后的原因，都做了分析。《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這篇文章，主要說的就是這個事。如果知道了這個背景，再去看這篇文章，就會驚嘆，教員講話實在太犀利了，半句廢話都沒有，直中要害。教員在發言中提出，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入侵華北，中華民族面臨危亡關頭，不僅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要求抗日，民族資產階級也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應當聯合他們抗日。博古表示反對，而反對理由是根據蘇聯的經驗：“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strong>（龍超清等人就是借助這一經驗，殺了袁文才、王佐）博古還發揮專長，引經據典，通過階級分析，引用列寧、馬克思等言論，講了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得出反對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抗日的結論，說這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教員回懟，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一樣，在亡國滅種的關頭，他們是有參加抗日的可能，甚至就連大資產階級內部也會有分化的可能。在小鬼子的壓迫下，我們都快亡國滅種了，在老蔣的圍困下，陜北紅軍都陷入如此險境了，隨時都有可能覆滅。都到這個時候了，還不想著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還在搞關門主義這一套，還搞什么“圣經”。“革命的力量是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筆直又筆直。”“圣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span>“對于富農，是一步也退讓不得。對于黃色工會，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鍇握手的話，那必須在握手的瞬間罵他一句反革命。哪有貓兒不吃油，哪有軍閥不是反革命？”“知識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們是危險的。因此，結論：關門主義是唯一的法寶，統一戰線是機會主義的策略。”最后教員向博古發出靈魂一問：“難道這樣做，就是對祖宗不忠？對祖宗不孝嗎？”（這里的祖宗大概是指共產國際）經過一番論戰后，教員最后得出結論：“同志們，統一戰線的道理和關門主義的道理究竟哪一個是對的呢？馬克思列寧主義到底贊成哪一個呢？我堅決地回答：贊成統一戰線，反對關門主義。”
“人中間有三歲小孩子，三歲小孩子有許多道理都是對的，但是不能使他們管天下國家的大事，因為他們還不明白天下國家的道理?！?/strong>“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革命隊伍中的幼稚病。堅持關門主義策略的人們所主張的，就是一套幼稚病。”博古這樣的思想看起來自然幼稚，但在座的諸位，誰又敢拍著胸脯說，在做事的時候，真正做到了求同存異，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在現實中，不要說合作了，但凡觀點有點差別，就要趕盡殺絕。教員的這番論述，十分有力，說服了黨內大多數人，讓大多數接受了教員有關統一戰線的策略。要是沒有這個政策，張學良和楊虎城就算愿意接觸紅軍，也要被博古等人拒絕。連民族資產階級都不愿意合作，還能跟大軍閥、大資產階級合作？西安事變對于中共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就不用多說了。實在不知道內情的，這個我們也寫過了，感興趣的可以回看。周恩來評價：“不論張學良將軍死活，我們中國共產黨評張學良將軍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span>而在張學良的壯舉背后，鮮為人知的是教員的超前謀劃。教員也不可能預料到西安事變的發生，但他指出了方向，知道朝什么方向努力才有希望，朝哪里走才有生路。后來很多老干部回憶教員，都喜歡用“一貫正確”這個詞，這是有歷史原因的。在重要關頭，教員的意見每每都能證明是正確的，是對的。這種情況不是一次兩次，幾乎是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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