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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張叔觀天下 編輯丨張叔觀天下 前言北宋時期，北宋執政者放寬階層限制，士大夫數量迅速增加，但由于重文輕武的國家政策，北宋陷入了“內憂外患”的境地。 生活在宋朝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的知識分子，內心充滿了矛盾。一方面，由于統治者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知識分子的地位不斷提高；另一方面，由于趙匡胤的諸多措施使得他們經常卷入激烈的黨爭之中。 因此，一些士人選擇留在宮廷，將琴棋書畫等繪事活動作為修身養性的重要方式，而另一些士人則選擇離開政治舞臺，去探索自己的內心世界，尋求精神層面的滿足。  有權勢的官僚和無權勢的知識分子影響了各種藝術風格，包括反映官方意志和審美傾向的正統權威的院體畫和反映士大夫階層審美情趣的非正統的文人畫。 院體畫和文人畫在宋代有了很大的發展，并呈現出交融的趨勢，這對后世產生了重大影響。 本文將探討北宋時士人繪畫對元明清三代繪畫所產生的影響，以尋求北宋士人的精神世界與北宋社會內涵本質。  對元代繪畫的影響由于統治者的威壓和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元代畫家的人物、花鳥畫風格傳統保守，鮮有新意，陷入了低潮。 這給元代繪畫帶來了新鮮自由的氣氛，文人山水畫的風格占據了畫壇的主流。但在山水畫方面卻發生了重大轉變。 畫家們脫離了宋代繪畫的嚴謹性，創作出更加自覺和隨意的作品，逐漸放棄正統的山水畫，轉而以水墨寫意，以書法作畫，為元代繪畫帶來了清新自由的風格，文人山水畫風格占據了畫壇的主流。  作為文人畫發展的開拓者，趙孟頫反對院體畫過分追求形似的技法，將書法用筆引入到繪畫中以增強畫面的藝術表現力。 同時作為南宋末年的亡國之民，他的作品大多表現出對家鄉的思念和對處境的無奈之情。高克恭是兩宋文人墨戲的忠實繼承者，他將米氏畫法與董巨的披麻皴畫法相結合，與趙孟頫同為元代山水畫的先驅。  元代后期，在江南隱居的山水畫家逐漸形成了以董源、巨然畫法為主，并廣泛吸收北宋五代名家畫風，在書寫江南景物中抒發情感的風貌，完成了山水畫的變革，元四家在這一過程中功不可沒。 他們不求形似，但求意趣，以畫抒發和宣泄感情，充分體現了元代文人畫家的高尚情操。黃公望不僅發展了趙孟頫的水墨畫法，還學習了董源的披麻皴技法。  作品主要可分為淺絳和水墨兩種風格，筆墨蒼潤，大氣磅礴。王蒙是趙孟頫的外孫，他的山水畫以水墨為主，意境輕松，筆墨隨性，偶有著色，用色雅正。 王蒙擅長枯式筆法，在布局和結構上都很豐富，運用牛毛皴和解索皴法畫出的山峰層層疊疊，樹木茂盛。 吳鎮的山水畫借鑒董源和巨然的平遠構圖，發展了平遠和深遠相結合的闊遠構圖，筆力雄渾，墨色醇厚，題材多為水邊漁人，主要描繪長江南岸的湖光山色，表現了游走于江湖寄情于山水的隱士生活。  倪瓚早期的山水畫，掌握了董源畫法，用干枯的筆觸和偶爾著色，后來用荊浩、關仝的筆法寫山石，借湖光山色撫慰心靈，畫面中呈現出一種荒涼的氛圍。 倪瓚的《秋林野興圖》是他最早的作品，一位老學者獨自坐在靠河的茅草亭子里，身邊有一仆從，樸素安靜，仿佛是自身寫照。 從此以后，人物很少在他的畫中出現，經常描繪冷山、冷水、枯樹和空亭，他在孤獨中得到頓悟。  四位元代藝術家以自己創新的風格和簡明超越的藝術手法，將中國山水畫帶入了新的階段，代表了這一時期山水畫發展的主流，從而確立了元代文人畫山水的典型。 元代繪畫似乎沒有宋代繪畫那么鮮艷規整，但這絕不是元代畫家缺乏寫實技巧，而是一種有意識選擇的藝術行為。 元代對宋畫形式和色彩的簡化只是一種表面現象，他們進一步豐富了筆墨內涵，完成了中國畫從物質到精神的重要演變，發展和豐富了中國畫的審美范圍，深化了中國畫的意境和韻味，為后世文人畫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  對明代繪畫的影響明代沒有像宋代那樣建立畫院，但仍實行宮廷畫家制度，征召畫家入宮為皇室服務。 受皇家審美和社會文化潮流的影響，宋元畫作注重追求詩意的境界，用富有感情的筆墨創造出世俗中遙不可及的世界。 但戴進的山水畫則更多地表現普通生活的世俗境界，增加了通俗的審美趣味。他用感性的筆觸勾勒下層勞動人民的場景，人物形象簡潔生動，對生活的描繪具有高度的真實性。  戴進的山水畫以南宋邊角布局為基礎，同時吸收北宋全景式構圖，他一改元代以來文人畫蒼茫沉寂圓潤的畫風習慣，賦予山水畫以奔放雄渾的氣勢。 為明初畫壇注入新鮮活力，其筆墨蒼勁奔放，綻放出現實主義的瑰麗之花，而其栩栩如生的意境表達則充滿了強烈的人文關懷，不僅影響了當時的學院派畫家，也影響了明中期的文人畫家，如沈周等。 明代中期，隨著院派和浙派的衰落，吳門畫派在蘇州興起，影響達一百多年之久。沈周是吳門畫派的奠基者，既強調向傳統學習，又強調創造新意。  并賦予其特定的時代氣息和審美趣味。山水畫根據筆墨風格分為粗沈和細沈，其中粗沈最具特色。 筆法上借鑒了宋代院體和明代浙派的硬朗，同時保留了元代的精妙筆法，用墨流暢多變，代表作有《京江送遠圖》等。 文徵明是沈周的學生，也是吳門畫派的重要奠基人，他的山水畫以青綠山水為主，筆墨細膩，以趙孟頫為主體，融入了元四家和米氏云山的筆墨趣味。  形成了工細、勁健、雅致的山水風格。明代宮廷花鳥畫受到北宋繪畫的強烈影響，邊景昭主要繼承了宋代院體花鳥畫。 在學習黃筌工筆寫法的同時，又引入了新的時代氣息，在作品中傳達出優雅和奢華，開創了重筆花鳥畫的新風格，傳世作品《竹鶴圖》。 林良以寫意繪畫和草書筆法而聞名，他多描繪野逸的自然生物，氣勢恢宏，但筆觸強烈而柔和，形式生動而令人回味，瀟灑而不失野性，最著名的是《蘆雁圖》。 呂紀的花鳥畫筆墨粗細兼備，常常以精細的線條和飽和色彩描繪鳥類，背景多用坡石和流泉的雄偉景觀襯托，用雄渾的筆觸和淋漓的墨跡將優雅與輝煌、野性與壯麗結合起來。 呂紀的工筆花鳥畫，造型嚴謹，暈染微妙，氣韻生動，色彩鮮而不濃，墨色比例恰當，筆畫粗細結合，代表作有《桂菊山禽圖》等。 呂紀水墨寫意畫的特點是簡潔奔放，但也可以看出其輪廓精確、形式嚴謹，是一種不離法度的自由表達，形神兼具，創造了明代花鳥畫的標準樣式。 晚明社會階層不穩定，加之文化雅俗分明，院體畫和文人畫之間矛盾激烈。一方面，院體畫的衰落和文人畫的盛行，許多人開始模仿文人生活，以顯示他們的清高。 另一方面，文人不得不靠出售書畫為生，所謂的文人趣味左右了市場的選擇，題材更貼近現實生活，從山野到城市庭院，雅俗共賞，文人畫走出了雅趣，向世俗化和商業化轉變。 對清代繪畫的影響清朝初年，畫界展開了一場研究推行古代山水畫方法的運動，這場運動的主要人物是占據畫壇主流的四王：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祁。 他們學習前人的畫法，重視宋元名家的筆墨技法，追求意境和諧之美，將古法融入畫法之中，使中國畫的筆墨發展到極高水平。 由于他們社會交往廣泛，學生眾多，加之藝術情趣得到了皇室的賞識，因此被視為山水畫史上的正統，對清初山水畫的繁榮功不可沒。 在清初畫壇有一些四王畫派之外的畫家，他們不贊成四王癡迷前人筆墨的做法，而是強調在繼承前人筆墨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個性，從而進行藝術創作。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四僧：石濤、八大山人、髡殘和弘仁。 他們因個人原因出家，不受當時政局和畫風影響，作品與生活緊密相連，在自由創作的同時影響了普通畫家的藝術創作。 在四王壟斷山水畫的時代，他們用自己的藝術特色打破了當時藝術界的摹古風氣，為山水畫創作提供了新思路。 與四王相比，四僧并沒有放棄古老的筆墨方法，他們也沒有根本上的不同，只是藝術的兩種呈現方式，是對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文人山水畫不同風格的展示。 清朝中后期，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和文人身份的轉變，中國繪畫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文人畫不再是純粹自我陶醉的精神家園，而逐漸成為一種追求物質利益的經濟手段，繪畫的世俗化和商業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清朝中期，揚州經濟繁榮程度遠遠超過了蘇州，經濟的繁榮促進了揚州畫派的發展，揚州素有愛花養花的傳統，隨著徐渭、石濤的大寫意花卉的發展。 適合大眾審美情趣的寫意花卉也成了揚州八怪熱衷的題材，金農的梅花、鄭燮的蘭竹求畫者眾多。寫意花鳥成為繪畫的主流，在清朝中后期取得了空前的繁榮。 隨著揚州經濟逐漸衰落，上海成為新的商業中心，揚州畫派衰落，上海畫派隨之興起。 以趙之謙、任伯年、吳昌碩為代表的海派畫家用活潑大膽的筆觸、生動的色彩和活潑的形式對傳統繪畫進行改造，是中國繪畫世俗化和商業化的最成功的表現，也是傳統文人畫向現代轉型的契機。 海派畫家選擇更符合大眾口味的題材，例如任伯年筆下的女性都是年輕聰明、有活力的城市女孩，完全脫離了明代女性五官瘦弱的造型特點。 他們拋棄精細畫法，快速作畫，繪畫逐漸開始工業化生產模式，文人畫也開始變為世俗化的市井畫。 吳門畫派、揚州畫派和海上畫派是中國繪畫世俗化的三個階段。吳門畫派雖然開始走向世俗，但仍然以士人審美情趣為先。 到了揚州畫派時期，文人開始更加追求雅俗共賞。海派與前兩派大不相同，受到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影響，對雅俗欣賞也發生了變化，世俗化程度隨著商品經濟的興起而逐漸加深。 面對商品經濟的洪流，畫家創造出與時俱進、貼近大眾的新風格和畫法，但為了迎合市場的需要，傳統文人畫的價值逐漸被剝離。 被世俗化和商業化改造的中國畫以不同的面貌進入現代社會，宋元文人畫一脈的影響也在逐漸喪失，可以說清代繪畫是傳統文人畫的終結，更是中國繪畫現代形式的開始。 隨著文人畫風的盛行，呈現出影響院體繪畫審美標準的融合趨勢，畫家們不斷變化的審美意識和欲望反映在創作中是對自我意識的不斷追求和自在隨心態度的展現。 畫家們依靠山水、花鳥等客觀物象來敘述內心的壓抑，表達內心的所思所想和所感所悟，追求更理想的精神境界成為北宋畫家的普遍要求。 筆者觀點文人畫家與院體畫家的交游唱和，促進藝術風格、審美取向的互相影響，使繪畫發生了與前朝完全不同的獨特變化。 在繼承傳統技法、創作方法和表現形式方面，體現出更加包容和勇于創新的特點，為中國畫的發展、革新和多樣化做出了貢獻。 文人在繪事活動中忘卻世間煩擾，獲得內心悠閑，給人以思考想象。當繪畫的功利目的減弱，成為文人自我消遣的娛樂功用，繪畫活動就擁有了休閑意味。 士人階層通過繪畫構建屬于自己的理想化的世界，尋求生命的本真與美好，精神得到愉悅，心靈得到自由與解放，為繪畫藝術帶來新的發展，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 參考文獻 [1]張毅，蘇軾與朱熹[M].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 [2]丁傳靖輯，1宋人軼事匯編[M].中華書局，1981 [3]沈松勤，北宋文人與黨爭[M].人民出版社，1998 [4]陳師曾，中國繪畫史[M].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 [5]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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