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品讀|豪?路?博爾赫斯【阿根廷】：歐洲

博爾赫斯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作  林一安譯

一九一四年，我們動身去歐洲。父親的視力開始惡化。我記得他說：“等我審閱不了法律文件了，我怎么在上面簽字呢？”他被迫提前退了休，不多不少他正好花了十天時間準備我們的旅行。當時的世界還不怎么疑神疑鬼，不用護照也不要辦別的什么手續。我們先在巴黎逗留了幾個星期。我跟任何一位好樣的阿根廷人不同，這座城市無論那時還是后來，都沒有怎么太吸引我。也許（我不知道），是因為我已經有點英國人做派了吧；事實上，我一想到滑鐵盧，就似乎想到了勝利。我們此行的目的是要讓我和我妹妹去日內瓦上學。外祖母和我們同行，我們將和她住在一起。后來，她在那里去世了，其時，我父母親正在歐洲游歷。同時，我父親準備接受日內瓦一位著名的眼科醫生的治療。那年頭，歐洲的東西比布宜諾斯艾利斯便宜，阿根廷貨幣當時還值點錢。然而，我們對歷史一無所知，居然對八月份即將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毫不知情。戰火燃起時我父母親正在德國，但是他們設法回到日內瓦和我們團聚了。一年之后，盡管戰事正酣，我們還是越過阿爾卑斯山，到了意大利北部。維羅納和威尼斯，我至今仍然難以忘懷。我在維羅納一座空曠的圓形劇場，曾經大膽地高聲朗誦好幾段阿斯卡蘇比的高喬詩歌。

博爾赫斯一家

第一年秋天（一九一四年秋），我開始在讓·加爾文創辦的日內瓦中學上學了。那是一所全日制學校。我們班一共四十位同學，一半以上是外國人。主要課程是拉丁文。我很快就發現，要是誰拉丁文的水平高，誰就可以在別的課程中放松一點。不過，所有這些課程（代數、化學、物理、礦物、植物、動物）都是用法語學習的。那年，我順利地通過了所有課程的考試，可恰恰就是法文不及格。我的同學們沒有向我透露一字，便向校長遞交了一份由全班同學簽字的請愿書。他們指出，我又得用法語學習各種不同的課程，同時又得學習法語這門語言。他們請求校長考慮這一點，校長寬容地接受了。一開始，我連老師什么時候叫我答題都鬧不清楚，因為我的姓讓他按照法語發音了，念成了一個音節；可按照西班牙語，我們是發兩個音節的，而且字母g這兒與字母j的發音相同。每次該我答問的時候，我的同學都用胳膊肘捅捅我，提醒我。

青年時代的讀物 

我們住在城南或叫老城的一套公寓里。我至今對日內瓦要比對布宜諾斯艾利斯熟悉得多。這很容易解釋，因為日內瓦沒有兩個相同的街角，人們很快就能掌握彼此的差別。我每天沿著羅納河行走；那條河河水碧綠，結著冰，流經市中心，架著七條截然不同的橋梁。瑞士人相當傲慢、相當保守。我兩個最好的朋友是波蘭籍猶太人：西蒙·吉克林斯基和莫里斯·阿布拉莫維茨。他們一位當了律師，另一位成了醫生。我教他們玩“摸三張”（阿根廷一種紙牌游戲），他們學得又快又好，結果第一局，就把我贏得一分不剩。我終于學好了拉丁文，盡管我個人大部分讀的還是英文。我們在家里講西班牙語，不過我妹妹法語很快就講得很好了，連夢里也講法語了。我記得，母親有一天回到家里，發現諾拉躲在厚厚的紅色簾子后面，害怕地喊道：“Une mouche，une mouche!”（意為“蒼蠅，蒼蠅！”）看樣子，她是接受了法國人認為蒼蠅是危險的這么一個概念了。

童年時期的博爾赫斯和妹妹

“你出來！”我母親對她說，口氣有點不大愛國了：“你就是在蒼蠅堆里生，蒼蠅堆里長的！”由于戰爭的關系，除了去意大利旅行和在瑞士國內幾次旅行之外，我們沒有到別的地方去過。我的英籍祖母后來不顧德國潛艇的威脅，只和四五名乘客結伴，來和我們團聚了。

在校外，我開始自學德語。啟迪我進行這一嘗試的是卡萊爾的《成衣匠的改制》。這本書令我吃驚、困惑。其中的主人公第歐根尼·丟弗斯德羅克，是德國唯心主義學派的一位教授。我那時正在德國文學中尋找一種類似塔西陀的日耳曼東西，只是后來在古英語和古斯堪的納維亞語中才找到。德國文學讓人覺得浪漫、病態。起初，我試圖閱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不過，就像幾乎所有的人，甚至幾乎所有的德國人一樣，我失敗了。后來我想，詩歌因為簡短，可能會容易一些。所以，我趕緊搞來海涅的一本早期詩集——《抒情插曲》和一部德英詞典。就這樣一點一點地，也多虧海涅用詞簡潔，我發現我可以丟開詞典了。很快我就打開道路，漫游在這一語言的美妙佳境中了。我還讀懂了梅林克的長篇小說《假人》（一九六九年，我在以色列曾經跟杰出的猶太神秘主義研究專家格肖姆·肖萊姆說起過假人的放蕩不羈的傳說。我還在我的一首關于假人的詩里，再次使用了這位學者的姓，作為惟一合適的韻腳）。一九一七年前后，為了對卡萊爾和德·昆西表示敬意，我曾試圖把興趣也投向讓·保羅·里希特，然而我很快就發現，我讀得枯燥乏味。盡管有這兩位英國作家的推薦，我覺得里希特這位作家言過其實、熱情不足。不過，我對德國的表現主義倒極感興趣，而且我仍然認為它超越了當代其他流派，如意象主義、立體主義、未來主義、超現實主義，等等。幾年之后，我就要在馬德里進行把一些表現主義詩歌譯成西班牙文的第一次、也許也是惟一的嘗試了。

在瑞士的某段時期，我開始讀叔本華。今天，要是只讓我挑一位哲學家，那我就挑他。如果宇宙之謎能用言辭來表達的話，我想這些言辭就在他的著作里。我和我父親以及他的好友馬塞多尼奧·費爾南德斯一遍又一遍地閱讀叔本華的德文原著和他的作品的譯本。我至今仍然認為，德文是一種優美的語言，也許比它產生的文學還要優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對流派和運動有著某種偏好，法文卻產生了一種優秀的文學；但是依我看來，這種語言本身很糟糕。事情要是用法語來表達，就會顯得很平淡。確實，我認為西班牙文盡管詞匯很長、很啰嗦，但是要比法文強。作為一個阿根廷作家，我必須使用西班牙文的這些詞匯，所以，我深知其局限性。我記得歌德曾經寫道：他不得不與世界上最糟的語言——德語周旋。我想，大多數作家對于自己必須與之周旋斗爭的語言都是這么想的。至于意大利語，我讀過并重讀過十余種不同版本的《神曲》。我還讀過阿里奧斯托、塔索、克羅齊和秦梯利，但是我卻不會講意大利語，也看不懂意大利語的戲劇和電影。

也是在日內瓦，我通過約翰內斯·施拉夫的德文譯本，第一次接觸到沃爾特·惠特曼( “當我清晨在亞拉巴馬漫步的時候”)。我很快就發覺，用德語來閱讀一位美國詩人是荒唐的。于是，我從倫敦郵購了一本《草葉集》。我還記得那本包著綠色封皮的詩集。有一段時期，我不僅把惠特曼看做一位偉大的詩人，而且還把他看做惟一的詩人。事實上，我甚至認為直到一八五五年全世界的詩人還都局限自己走向惠特曼，而且，不向他模仿就是無知的表現。對于卡萊爾的散文以及斯溫伯恩的詩歌，我也曾有過這種感覺，但是現在我卻難以忍受卡萊爾的散文了。這就是我所走過的幾個階段。后來，我還有過幾次對某一位作家特別著迷的類似經歷。

從日內瓦到馬略卡 

我們在瑞士一直待到一九一七年。在日內瓦住了三四年之后，我們又在盧加諾生活了一年。那時候，我已中學畢業，我很明白，我將來得從事創作了。我想把我的手稿給父親審閱，但是他說他不相信別人的指點，我應該不斷探索，不怕犯錯，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一切。我已經用英文和法文在寫十四行詩。用英文寫的是對華茲華斯的拙劣模仿；而用法文寫的，則是象征主義詩歌的仿作，寫得平淡乏味。我還記得我試寫的法文詩中的一句：“為破碎的小提琴而準備的黑色小盒子。”該詩題為：“用俄國口音朗誦的詩。”我知道，我寫的是一種外國腔法文，所以我就想，俄國腔總要比阿根廷腔高明得多。至于我寫的英文詩，我使用了一些十八世紀的守舊筆法，如把over寫成o’er；而為了押韻的方便，把sings寫成了doth sing。然而，我知道，西班牙文將不可避免地是我的歸宿。

我們決定回家，不過此前還得在西班牙逗留一年左右的時間。那時的西班牙，正逐漸為阿根廷人所了解。甚至像萊昂波爾多·盧戈內斯和里卡多·吉拉爾德斯這樣杰出的作家，直到那時候還故意把西班牙排除在他們的歐洲旅行之外。這從來不是什么怪事。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西班牙人總是干卑下的工作——當傭人、侍者和短工——或者做小買賣；而我們阿根廷人從來就不認為自己是西班牙人。而事實上，我們于一八一六年宣布從西班牙獨立的時候，我們確實就再也不當西班牙人了。我小時候讀普雷斯科特的《秘魯征服史》時，我發現該書把西班牙征服者寫得很浪漫，我感到很吃驚。我也是這些冒險士兵的后裔，可依我看來，他們這幫人根本無足輕重。然而，在法國人眼里，拉丁美洲人一定把西班牙人看成美妙如畫，用加西亞·洛爾卡獨特的詞藻來想象西班牙人：吉普賽人、斗牛和摩爾式建筑。盡管西班牙語是我們的語言，我們大都具有西班牙和葡萄牙血統，但是我們家從來沒有把我們這次旅行看成是離別大約三個世紀之后回歸西班牙。

我們去馬略卡島，因為那兒風景秀麗、物價便宜，還因為除了我們之外，幾乎沒有什么游客。我們在那兒生活了將近一年，住在帕爾馬以及山頂上的一個小村莊巴爾德摩薩。我繼續學習拉丁文，這次是由一位神父督教。他對我說，他與生俱來的天賦足以滿足他的需要，所以他從來就沒有想過要看什么小說。我們重新讀了維吉爾，至今我對他評價仍然很高。我記得，我的游泳技巧讓當地人大為驚訝，因為我是在諸如烏拉圭河和羅納河這樣幾條水流湍急的河里學會的，而馬略卡人只習慣于風平浪靜的海洋。我父親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故事發生在他的出生地恩特雷里奧斯，時間追溯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內戰時期。我記得我向他提供了從德國表現派那里搬來的一些很拙劣的比喻，他無可奈何地接受了。這本書，他印了五百本，然后帶回布宜諾斯艾利斯，分送給他的朋友。每當原稿里出現“巴拉那”（這是他的出生城市）這個詞，印刷人員就把它改成“巴拿馬”，還以為他們改了一個錯呢。我父親沒有計較，以免給他們添麻煩，況且，他認為這樣更加好笑。對于我對此書幼稚地說三道四，我現在很后悔。十七年之后，他在臨終前對我說，他非常希望我以直截了當的手法重寫這部小說，摒棄所有華麗的詞句以及大而無當的段落。那時候，我自己也寫了一篇短篇小說，講的是一個人變成一只狼的故事。我把稿子寄給馬德里一家通俗雜志《環球》，但是被主編明智地退了回來。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的冬天我們是在塞維利亞度過的。我在那里看到自己第一首詩刊登出來。這首詩題為《致大海》，發表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希臘》雜志上。我在這首詩里，使出渾身解數，要成為沃爾特·惠特曼： 

就像當初渴望星星一樣，我今天已經很難再想到大海，想到我自己了。幾年之后，當我讀到阿諾德·本涅特“三流的雄偉”那句話時，我立即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然而，等我幾個月之后到了馬德里，由于那是我惟一發表過的詩作，人們便把我看成是大海的歌頌者。

在塞維利亞，我接近了以《希臘》雜志為中心的一個文學團體。這個團體的成員自稱極端主義派，宣告要革新文學，其實他們對這門藝術一竅不通。他們中的一位有一次告訴我，《圣經》、塞萬提斯、達里奧以及他們的導師拉斐爾·坎西諾斯·阿森斯的一兩本書，就是他們的全部讀物。當我得知他們不懂法文，也毫不懷疑世上還存在叫做英國文學的東西時，我的阿根廷頭腦真給搞得迷惑不解了。我甚至被介紹給一位被老百姓稱做“人文學家”的當地才子，可我很快就發現，他的拉丁文比我還貧乏得多。至于《希臘》雜志，其主編伊薩克·德爾萬多·比利亞爾曾經做到了這一點：他的所有的詩歌創作都由這個或那個撰稿人代筆。我記得有一天一位撰稿人對我這么說：“我忙得很：伊薩克正在寫詩呢。”

之后，我們移居馬德里。應該說，我和拉斐爾·坎西諾斯·阿森斯結交是我在那兒的一件大事。至今，我仍然喜歡把自己看成是他的學生。他在塞維利亞，曾經是神學院學生。但是，由于在宗教裁判所的檔案里發現坎西諾斯這個名字，他就斷定自己是猶太人。這促使他學習希伯來文，后來，他甚至還行了割禮。安達盧西亞的文學界朋友們帶我去拜見他。我怯生生地祝賀他寫了一首關于大海的詩。“是啊，”他說，“我在臨終之前多么想能見見大海啊！”他身材高挑，舉手投足顯出安達盧西亞人對卡斯蒂利亞的一切的蔑視神情。最值得一提的是，坎西諾斯完全是為了文學而活著的，毫不在乎名利。他是一位出色的詩人，著有一本贊美詩集（大部分是情愛詩），叫做《七分枝燭臺》，一九一五年出版。他還寫過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散文等。我結識他的時候，他正領導著一個文學團體。

每星期六我都去“海外”咖啡館。我們在午夜聚會，一直要聊到第二天凌晨。有時候我們多達二三十人。這群人對所有帶有西班牙地方色彩的東西——如“深歌”（西班牙詩人加西亞·洛爾卡曾著有《深歌詩集》。）和斗牛都瞧不上眼。他們欣賞美國爵士音樂，喜歡以歐洲人自居而不喜歡自稱西班牙人。總是由坎西諾斯出話題：隱喻、自由詩、詩歌的傳統形式、敘事詩、形容詞、動詞等。他辦事不動聲色，卻獨斷獨行。他不允許別人對當代作家有敵意的影射，力圖使討論保持在較高的層次上。

坎西諾斯博覽群書。他譯了德·昆西的《鴉片服用者》，從希臘文譯了馬爾庫斯。奧勒利烏斯的《冥思錄》，還譯了巴比塞的幾部長篇小說以及施沃布的《想象的傳記》。后來，他可能又開始譯歌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集。他還把《一千零一夜》首次譯成西班牙文。和伯頓或者萊恩的版本比較，他的譯文極其靈活；不過，依我看，讀來也更令人愉快。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把我領進圖書室。也許，我得說他的整幢房子就是一座圖書館。我們好像在森林里穿行。他很窮，連書架也沒有，書就一本疊著一本，從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直逼得人在一根根書柱之間挪動步子。

在我看來，坎西諾斯代表了我正要摒棄的那個歐洲的過去（仿佛那就是整個文化——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的象征），不過他太剛愎自用，處不好與他同時代最重要的作家的關系。他寫的書，總過分地贊揚二三流作家。那時候，奧爾特加-加塞特的聲譽達到了頂峰，然而坎西諾斯卻認為他是個糟糕的哲學家、糟糕的作家。我從他那兒學到的，主要是文學交談的樂趣。他還鼓勵我，讀書不要走別人已經走爛了的路，要走得更遠。我開始在寫作上仿效他的文體。他下筆句長而流暢，不像是西班牙文，倒帶有濃重的希伯來文風味。

說來奇怪，“極端主義”一詞是坎西諾斯于一九一九年發明的。他認為，西班牙文學總落在后面。他以“胡安·拉斯”的筆名，寫了幾篇短小精悍的極端主義文章。我現在看來，這件事不過是故意策劃的一場玩笑。不過，當時我們這些年輕人卻很當真。最熱心的追隨者里有吉列爾莫·德托雷（西班牙詩人、文學評論家），我是那年春天在馬德里認識他的。九年之后，他和我妹妹諾拉結了婚。

那時的馬德里，還有聚集在戈梅斯·德拉塞爾納（西班牙小說家）周圍的另一群人。我到那兒去過一次，但我不喜歡他們的做派。他們那兒有一個戴著手鐲的小丑，手鐲上又掛著一個鈴鐺。他們讓他跟別人握手，于是，鈴鐺就響了起來，戈梅斯·德拉塞爾納就千篇一律地問道：“響尾蛇在哪兒呢？”這種事，還被認為很風趣。有一次，他還得意地朝著我評論了一番：“你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從來沒見過這玩意兒吧？是不是？”謝天謝地，我可從來沒見過。

我在西班牙寫了兩本書。一本是題為《賭徒的紙牌》（如今我不禁要自問為什么要起這么個書名）的文論集。那是一些受皮奧·巴羅哈的影響而撰寫的文學和政治評論（我還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不信奉宗教，贊成和平主義）。人們以為，這些文章一定辛辣尖刻，但實際上卻相當溫和。我最多不過用了諸如“傻子、婊子、騙子”之類的字眼。由于找不到出版人，我回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不久，就把手稿銷毀了。第二本書好像叫做《紅色的贊歌》或者《紅色的旋律》。是一本自由體詩集（約二十首），歌頌俄國革命、博愛及和平主義。其中三四首，即《布爾什維克史詩》《戰壕》和《俄羅斯》等，曾在雜志上打開局面披露。在動身回國前夕，我在西班牙把這本書也銷毀了。我于是一切就緒，要回家了。

原載于《世界文學》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