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董氏族譜研究動向與隱憂

      廣西   賀州    董全吉

一、歐蘇后出現私修家譜，明清統宗統系的泛濫

先秦時期，最早記載族譜是《周官》、《世本》等這種譜學通書，秦漢以后，出現《帝王年譜》、《潛夫論·志氏姓》、《風俗通·姓氏篇》等譜學著作。魏晉南北朝時族譜作為世族間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據，（宋）鄭樵《通志·卷二十五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于簿狀，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定而藏之秘合，副在左戶”。唐朝抑制以門第高貴妄自尊大的舊士族，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奏上，太宗令不準沿襲舊士族為高門，改以新的官品論門第高低，士族隊伍的擴大,譜牒上郡姓增加，增加者多原屬寒門庶族。

唐末至五代十國時期，天下大亂，門閥士族的特權制度遭到毀滅，包括《姓氏錄》的士族譜牒在戰亂中焚毀殆盡。（宋）蘇洵《嘉祐集·卷十四·譜例》：“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于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從此無論是士族還是庶族均無譜牒，徹底失去譜牒的士族從此再也沒有證明其身份、門閥的依據了，以維護門第為主的官方譜學也由此徹底消亡了。

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歐陽修（1007～1072）主持編篡國史《新唐書》。《新唐書》前后修史歷經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完成。（元）托克托《宋史·卷三百十九·列傳第七十八·歐陽修傳》：“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于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新唐書》設置了《宰相》、《方鎮》、《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歐陽修發現《宰相世系》中有關自己的遠祖世系并不清，遂以已知的五世祖為始祖，并用“小宗之法”編修了自己的家譜。不久家族顯赫的蘇洵也始修并編成《蘇氏族譜》。依據《國語》及《史記》等，（宋）蘇洵《嘉祐集·卷十四·族譜后錄上篇》載：“蘇氏之先出于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為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后為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為昆吾；次曰惠連，為參胡（注：參胡，董姓）；次曰篯，為彭祖；次曰來言，為會人；次曰安，為曹姓；季曰季連，為羋姓。六人者，皆有后。其后各分為數姓，昆吾始姓巳，氏其后為蘇、顧、溫、董（注：此董氏始祖董父），當夏之時，昆吾為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后無聞，至周有忿生為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

自《歐陽氏譜圖》和《蘇氏族譜》，宋真宗《敕文武群臣修家譜詔》，在歐、蘇修譜的帶動下，許多士大夫紛紛編修本族家譜，如《宋史·志第四十八·藝文二》“右譜牒類十七家，三十九部，一千六百一十七卷。王元感以下不著錄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如曾肇《曾氏譜圖》、許元《許氏世譜》、王回有《清河崔氏譜》以及王安石、黃庭堅、董槐、文天祥等編修的家譜等。宋代私修家譜以歐蘇譜所定譜例為典范，形成了宋代私修家譜盛行的局面。

二、族譜的作用與意義

族譜稱家乘、宗譜、族譜、祖譜、公譜、譜書、家牒、族牒，是記錄家族組織檔案材料。主要記載全族戶口的名諱、字號、行次、封爵、謚號、姻配、生歿、遷徙、安葬及血緣關系等。動機是“溯淵源、分疏戚、序尊卑”，代系排列分明、不容混淆，使之世系疏理、長晚有序、昭穆不紊。世系不同有不同輩分，同輩年齡次序排號區別。世系排行、標定昭穆用字。

族譜有尊祖、敬宗、睦族的功效。加強溝通，增進彼此間的了解和信任，促進互幫互助，有助于提升家族的凝聚力。重生報本、尊祖敬宗，明世系源流，知親疏遠近，方便尋根謁祖、起到強宗固族作用。

族譜具有提升家族自豪感，隱惡揚善，構建良好的道德規范，構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重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教育。常記載家族歷代重大事件、土地權屬范圍、嘉獎物傳記、科舉仕、名傳記及義行節烈等撰修族譜，提高家族自豪感、增強家族凝聚力。構建道德規范，諸如尊老敬長、和睦鄉鄰、端肅風俗、重視耕讀、宗親和睦等族規，正是中國文化組成部分。具有隱惡揚善特點、也容易衍生出夸大甚至編造家族歷史。

族譜常記載全族墳墓、族田族產契約、祠廟管理使用、家族規約訓誡、修譜凡例等，教化諭世，具有道德教化作用，提升治理族人的功能，并達到尊祖收族的效果。

推行里社禮制，彌補王政的不足。構成了社會最底層的治理網絡，鞏固統治階級的政治基礎和意識形態，加強上層建筑建設，創立良好的政治環境。宗族是同姓同宗的親屬集團，也是一種文化和生活方式。古時子孝、婦從、父慈所建立的家庭關系是民順、臣忠、君仁的社會關系的縮影。家齊國治是倫理與政治整合，宗族是維系社會結構的紐帶，是穩定社會的因素。傳承優秀家訓，建樹良好家風家教，規范家族行為、提升了家族的精神，涵育了家族的文化，也注入了家族的情愫。

三、民間流行修譜、建祠廟、聯譜統宗收族泛濫，攀援附會成風

自宋代私修家譜，并漸漸地從官方流行到了民間。由于程朱理學在朝廷得以推行，逐步把古代宗法制度民間化。嘉靖十九年（1536）禮部尚書夏言上疏改變“庶民不得祭其祖”并建議“乞詔天下臣工建立家廟”，推恩許可民間建祠堂。自明朝中葉，設置家祠家廟合法化，民間建祠堂之風興起，以江西祠堂最為發達，每立春、冬至各族都要匯聚祠堂，祭祀祖宗。姓族間競爭攀比，為緩解籌資，逐步興起了連宗修祠，又催生了各姓各氏的統宗統系的族譜、宗譜、大宗譜。

明清盛行的聯譜統譜，聯之以譜，化弱為強，轉柔軟為堅剛，旨在擴大家族勢力，繼而又引發鄉族械斗。修譜中，既有對族譜的不斷修改，“以臆見向壁虛造”；也有各地族譜均有認先朝名人為遠祖習俗，使其家系倍增光彩，形成附會的譜風。隨著出現隨意上溯，攀援望族，趨附名門，冒接世系，亂認先祖的統宗統系現象。古有“崇韜拜墓，貽笑千秋。不附梁公，流馨百世”。明清以來，一方面反對遠攀華胄，牽合附會；另一方面又主張姓族源流不可不考，不憚其煩追溯始祖以前的遠代祖先，以致世人修譜時競相仿效,莫不以攀援附會為尚。（見2012年劉志偉《明清族譜中的遠代世系》），致使家譜世系人物真偽雜羼， 甚或背離史實而失其真。清朝以后是譜牒編修最為興盛，也是統宗統系現象最為泛濫的時期。附會望族的修譜心態，往往導致家史失真和對后代的誤導。

（宋）王應麟《玉海·卷五十》載：“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但攀強名流古已有之，（清）李天根《爝火錄·卷七》：“見文昌廟，仰視其題；曰：'此姓張，吾祖也’！追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忠不知書，其從官進諛，比于李唐之追王混元，誑耀百姓；自謂文昌之孫，宜霸巴蜀。獻忠乃自題詩于廟；自嚴錫命以下，皆有恭和御制詩刻石紀焉。《西皋外集》載獻忠祭文昌曰：'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為甚嚇咱老子？咱老子與你聯了宗罷。尚饗’！”，（清）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十卷·文集·李仁華，仁蕃等偽譜情節論報狀》：“故欲知其系派真偽。索其族譜。則所謂族譜。偽端百出。奸狀盡露。所列系派。無非架虛鑿空。其中故領議政鷺渚公之派。府使平日所嘗明知。今觀此譜。子孫列錄。荒亂顛錯。全不成樣。卿宰文蔭。項背相望。而初不舉論時存立朝之人。比仁蕃年紀益尊者。一不載錄。乃于李仁蕃之派所謂貴才莫同貴萬等物。詳細載錄。偽接于綾城副令之下。而所謂繼子弼溟生父東柱者。此是偽接之始也。噫嘻痛矣。海西偽譜之斃。罔有紀極。府使到任之后。因巡營申飭。有偽譜獄事。尚未出場。士族諸姓之偽托者。尚當嚴懲。煌煌璿派。金枝玉葉。此豈尋常百姓所敢仰望者。”；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乾隆初年整飭民風民俗史料（上）》，記載

為江西山界糾紛令地方親勘其地以成信讞 yàn事折（見《歷史檔案》2001年1期）：江西按察使翁藻在乾隆十年正月初十日所上的奏：“竊照江西風俗偏信風水，謬謂：獲福致祥，全憑秀穴，遂至爭山奪地，疊構釁端，或假捏契書，或偽造譜牒，或私埋碑石，或暗立封堆，情偽百出，訟獄繁多。”， 受當時風氣影響．各家族在纂修家譜時大都遠攀古代君主作為自己的祖先，行文中也經常出現一些僭越之詞。隨意上溯，趨附名門，攀援望族，冒接世系，亂認先祖的統宗統系現象十分泛濫。于是《清高宗實錄》載：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輔德《奏復查辦祠譜完竣折》:“在追溯祖先時,禁止妄自攀附”，建議采取毀祠查譜的措施。于是，引發了一次規模浩大的全國性譜禁。輔德遂在江西境內逐族審查，調驗譜書，發現問題很嚴重：江西各族譜中，始祖推到唐、宋，已屬近代，而以兩漢之前，三皇五帝為始祖者，比比皆是，甚至已遠涉到盤古帝皇。僅輔德在江西境內，就查出1016姓的所謂始祖荒誕不經，這些家譜也全部遭到了刪節或毀版處理（見李火德，201012，《族譜-追宗溯源 》）。導致不少各姓宗譜牽引遠年君王將相的部分被刪減，還要追究偽托冒認上祖者的欺君罔上之罪。“輔德向乾隆帝詳細反映了江西修祠修譜中存在的問題，并建議采取毀祠查譜的措施。從我所見的一些江西舊譜序例記載看，此舉的確在一些地區產生了一定的震懾力，有些譜牒刪去一些“違礙”內容，有的宗族更是急慌慌把老譜付之一炬，以免惹禍。”（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梁洪生《江西公藏譜牒目錄提要》）

但這一譜禁并沒有持續多久。清嘉慶、道光以后，統宗統系現象再度泛濫。

   1985年以后，隨著祖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臺灣丶港丶澳地區和世界各地宗親尋根問祖熱的蓬勃興起，民間修譜再度掀現了高潮。

四、史料記載不同的修譜

一是世系難以考證取其多者列世系。（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卷十九·與王深甫論世譜帖》載：“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士不自重，禮俗茍簡之使然。雖使人人自求其家，猶不可得。”；（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卷二十一》：“以考正其同異大抵，文字殘闕，其言又不純雅，然取其所同多者并列其世次為譜圖”這些情形屬于史料匱乏，難以考證，只能通過殘缺的文字進行整理。

二是初修創意為之。修譜，有歷史的局限性。（元）托克托《宋史·卷四百三十九·列傳第一百九十八》：“咸平三年，召入翰林為學士，受詔與趙安易同修屬籍。唐末喪亂，籍譜罕存，無所取則，周翰創意為之，頗有倫貫。” 周翰則屬于“創意為之”，當然南宋董槐也是首修族譜，同樣遇到籍譜罕存的情形，有人戲謔稱之“造人”，是其記載的前部分世系難以考證，世系年代間隔過短，至少有一部分屬于“創意為之”。但這些不屬于攀援附會。

三是明清各地出現大量的攀援附會修譜。明末清初大學者黃宗羲著《南雷文案·卷四·唐氏家譜序》中說：“今日譜之為弊，不在作譜者之矯誣，而在偽譜之流傳，萬姓蕓蕓，莫不家有偽譜。”，唐代學者顏師古早已提出，但后來反而愈演愈烈，編修家譜中的胡編亂造，似乎已經成為一種頑癥。這一現象，即使在今天新修家譜中亦同樣存在。乾隆三十年的時候，福建有一個人叫做胡學成，他們就是去修撰家譜，受到了皇帝的重視，結果遭到了控告。江西一個大家族，家族傳承上千年，就因為胡編亂造族譜，結果被抓了，主要負責人被殺了，這在當時還引起了轟動，所以其余的家族都很謹慎，將亂編的族譜都燒掉。（見2013年3月23https://wenku.baidu.com/view/a1611f4ba717866fb84ae45c3b3567ec102ddcdb?aggId=a1611f4ba717866fb84ae45c3b3567ec102ddcdb&_wkts_=1679747446417《亂認祖先亂寫族譜下場有多慘》）

四是受輔德毀祠查譜的影響以及亂編造族譜影響，謹慎修譜或改譜得以保存。

五、研究與新修族譜中引人關注的幾點思考

據不完全統計：較早研究董氏族譜的有董炎星、董承榮、董孝忠、董世策、董鳴鴻、董有田、董佰剛、董立夫、董玉山、董增華、董書堯、董常惕、董順慶、董世恩、董金水、董金鎖、董韻、董振民、董金榮、董全吉、董光生、董文才等人，其后不斷增加。

開始的探索圍繞姓氏源流、董子思想、譜牒、字輩、遷徙、匯譜、宗親（聯誼）會、典籍、事跡、遺址、宗祠、文物等內容。此時，主要對主張的全國統一在董仲舒下建立全國統一世系不同觀點：董孝忠（已故）為主的主張統一世系，也有認為董狐至董仲舒就存在多世代，至漢代不可能僅僅董仲舒一人。其次是董姓源流上，以及惠連與董父的關系有不同看法。對族譜記載與史不符的，開始逐步探討。但對各地宗長存留的原版不同的族譜，僅僅意會，明哲保身，不予探討。

隨著研究人員的增加，各省董氏QQ聯誼群的建立，甚至全國董氏QQ聯誼群的出現。族譜研究進入活躍期。大量的族譜公布，進入的探尋參胡董姓、尋根問祖、族譜比對、探討先祖、尋求差異原由、追溯修譜歷史、探索古時聯譜統譜、挖掘偽造的譜序即墓碑、《華夏董氏通譜》的編印發行等方面。并在2015年以“圍攻”福建董炎星告一段落。此階段因網絡的普及，出現拉幫結派的“聯宗統宗”的現象，詆毀對己不利的研究，把公布族譜以某宗親在網絡販賣進行詆毀，在網絡、會議上進行人身攻擊、鼓動亂認祖宗。

微信時期進入圈內研究，不同圈內的重新組合，研究集中在各自族譜的研究、共同有或可能有關聯探討、董姓與董氏源流、遷徙分布、同一先祖在不同族譜的記載探索、譜序的真偽、修譜歷史變化中的古譜遺闕緣由、聯誼活動、尋根溯源等。

從研究方向看，在如何對待古人修譜、研究的不同異議、不同的溯源等方面，筆者與多位各地宗長的交流中，感嘆如今董氏之間的不同態度及其行為，實為堪憂，主要表現如下：

1、研究一葉障目，忽略修譜的變化

每個人所處的環境不同，經歷的人生不同，知識面亦有不同，必然會碰撞出不同的觀點。再正常不過。端正對待觀點相悖的態度,是非常不容易辦到的一件事。需要平和的心態對待、理智地對待,不致因情緒波動而影響。不同的觀點也是別人經驗的總結，可以不接受，但沒必要讓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不少人似乎覺得自己的觀點肯定是正確的，覺得別人的思想方法有問題，或者認為別人并不真正全面地實事求是地了解事實真相。對待皆然相反的觀點，采取其合理之處，揚棄其不合理之處，兼收并蓄是唯一正確的聰明睿智辦法。也提升個人的修養。然而，卻出現研究一葉障目，蒙蔽心智。

（1）、   對古人偽造修改視而不見（包括族譜、墓碑）

個別人以為有族譜或墓碑的依據，就信誓旦旦沒有修改，如明萬歷乙未年邑庠生董桂生撰寫的《晉公申公議》：“吾家自受氏以來，世居隴之河中，晉申二公歷仕唐德、憲、文、敬間，討朱沘不克，出守睦州，遂柝廬陵、德興以居，居廬陵者祖晉，居德興者祖申，二公實為兩派不祧之祖”，否定海口董申是董晉“胞弟說”或“堂弟說”，撇開這申公與乂公變化不予探討，可卻有偽造的《歷代源流考》“未卜先知的纘李薦之晉丁滂之槐；把董申與董晉的謚號，李代桃僵；變成把乂公為董申，把董申的弟弟董三，實際是把乂公兒子集于董三于一身”。然至今仍有人津津樂道以此再臆斷編造“尋找堂叔之說”。

如《宋·泉溪原譜序》與《虞鄉游臨川擴源源流考敘》、《虞鄉游臨川擴源源流考序》三篇皆不同。“虞鄉游臨川擴源”增加了“原譜序”沒有的誼公與世系官爵以及晉公四子的次序，變動“素生子二”為與史矛盾的“溪生子二”，兩篇“虞鄉游臨川擴源”省去不同支系“原譜序”中的 “熹吾肇遷祖也”世系。《敘》加入了“讓公世系”，《序》僅保留謙公之子的記載。

《虞鄉游臨川擴源源流考敘》添加讓公世系的記載，明顯是以董槐名義增列。個別人以筆者給其尋找祖宗？ 忘卻其先祖的“增列”行為。

（2） 、  對古人聯譜統譜危害缺乏認識

（明）宋訥《西隱集卷六》：“同姓通譜者有之，同姓妄認譜系者又有之，非譜之義也譜之義”；（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三》：“近日同姓通譜最為濫雜，其實皆植黨營私，為蠹國害民之事”。

（清）宗派思敬公裔董誥撰《辛未董氏統譜序》“以董氏前有合譜，欲邀請各族能文之士聚集省垣設立總局，重修統譜”。明確了多省統譜有兩次，畢竟“前有合譜”，四十六年(1781)歲次辛丑《乾隆辛丑重修譜序》載“簡前辛巳年（乾隆辛巳年(1761) ）……常以聯譜事”，這樣明確屬于聯譜統宗。一般來說，明清聯譜統宗，就如上文所論：“聯之以譜，化弱為強，轉柔軟為堅剛，旨在擴大家族勢力”，然而，從《乾隆辛丑重修譜序》載：“后唐兵亂，長眉隱公諱珪遂家于此”卻不看熹公字德昭，卻連上南宋的德昭，以“德昭公所衍而流焉者也。……信不誣也。”，這樣的聯譜混亂，把南宋人作為后唐的先祖？同在一序中就可發現聯譜的荒謬，以致該聯譜流傳至陜西鎮安。個別數典忘祖，不仔細閱讀《泉溪董氏譜系訂訛》：“ 述之子德昭生于唐，大椿之子德昭生于宋。生于宋者以其服內之兄德元中南宋進士廷試狀元知之，辛譜果有確見，則何不曰自南宋來而仍曰自后唐來，不已自相矛盾乎？……而吾祖之為唐人，蓋于此可見矣，非則俱非，是則盡是，必能辨之者，何事支離其說而與創始者相刺謬乎？”，然卻有數典忘祖者亂認祖宗，又有個別人拿《乾隆辛丑重修譜序》以游說。

古人及典籍皆載聯譜統譜之荒謬，今人不看是否出自聯譜，以董槐為浙江譜董宗本之裔分析，58世董晉至76世董敏，出生相距140年，平均一代8年；78遵訓、遵謙、遵誨（926--981）…79祈、旺、隆…（？世）董槐；可以粗略計算至董槐（譜1191～1262）世代間隔。況且，乾隆五十七年《重修董氏宗譜序》一致：“始遷始祖以宋賢相槐為率，其后瓜綿瓞衍，棋布星羅下埠頭、董家塘、馬秣橋、稠溪、大根、杜墓皆統此大宗”。明確以“始遷始祖董槐”，何以在此前有“遷徙祖”，豈不自相矛盾。“始遷始祖”是一支的始遷，卻又被統宗聯譜？既然，董槐為右丞相序“熹吾肇遷祖也”，則以“熹公”世系，名正言順、實至名歸。

（3） 、僅從數字探討，不了解修譜過程

《虞鄉游臨川擴源源流考敘》添加《宋·泉溪原譜序》沒有的讓公世系，明顯是以董槐名義增列。個別人以筆者給其尋找祖宗來詆毀？ 忘卻屬其先祖的“增列”行為。進而以偏概全大加鞭撻董槐譜序，譏諷“造人”，如此不加區分首修的族譜匱乏與后人偽造的區別。卻又連嘉靖譜為何毀棄，僅存一分支存“敘”，然“溪十三傳”臆斷“十”為“于”，然譜中“晉十四傳”、“二十三世孫（某）（分支遷徙祖）”、“數傳”等皆源于董槐譜世系，實證就可以否定想當然的猜想為“于”的荒謬。其后，與遷徙祖世代間隔統計九世到分遷徙祖。到應該數一數“溪公”下來世代數，且是明朝嘉靖的新譜序。個別人居然以“11世”算，也不看譜序“二十三世孫（某）”？然個別人依然不認為自己的譜多為后人造假偽造，大言不慚以“就預料到這譜就給某人（筆者）殺手锏”，卻不反思嘉靖譜到哪去了？唯獨此譜流傳？

然而，卻有以族譜對照史料，看看年代是否吻合，以為吻合就是“世系清晰無誤”？這樣的數學計算，如何也計算不出修改族譜刪除多少世代，就算數字如何的精準，是得不出偽造后如何刪除“二十三世孫某（分支遷徙祖）”、“數傳”中一些世系的。如此的修改，況有后修譜的再改“玄孫”？

（4）、對古人文獻記載一知半解、斷章取義

如“世系殊多繆戾……而于吾始遷之祖，所自出之世次，或亦未之深考耳。”這整句是連貫的，“……”前“是因，“……”后為果，最后為“于吾家先后源派，豈曰小補之哉。”。不詳讀者，以“世系殊多繆戾”，進而臆斷總譜源流，卻不知實為對分支先祖“所出之世次”記載有不同看法。如此斷章取義，不得要領。

對待古籍記載的“無后”，當作今天的語義沒有后代的誤解。古人無后，是其后沒有出現候伯氏族。以致對參胡董姓部落曲解。

（5）、混淆第一次修譜與后人改譜的不同取向

借托宋人未卜先知“纘李薦之晉丁滂之槐”；以龍泉寇彭時中降于朱元璋繼續征戰，不是“館授”，亦不在寧都，卻偽造從彭時中手中購譜；信誓旦旦以憑《萬姓統譜》為董晉之孫為佐證，與宗長擺譜論道。然明《萬姓統譜》卻不是“生子一”反而是（清）陳夢雷《氏族典》僅記載 “一子”，無疑偽造明朝作序，實則清朝時假借作序；楊筠松早于某派遷徙祖的曾祖去世，卻杜撰楊筠松給遷徙祖指明遷徙與點穴，匪夷所思；宋真宗皇帝時期也只有到京都開封，卻偽造至金陵參加南唐省試？；同樣，五季開寶以五季開平，一字之差，有意而為，造成后人對遷徙的誤解和錯誤記載；其年十二月壬午葬墓碑“況人生七十自古所希，季將及矣”與“年八十有六”矛盾，沒有記載何時刻碑或重刻碑，也就不能否定重刻碑的情形。實際為68歲，結果變成86歲，混淆出生時間，以致出生時間推前……同一族譜中出現多有偽造者，卻不是首次修譜。與董槐譜對比云云，以各地族譜或多或少存在缺陷為搪塞難以說得過去？然董槐是首修，如上文引《宋史》周翰則屬于“創意為之”，南宋董槐是首修族譜，同樣遇到籍譜罕存的情形，才有的創意。而此譜不是原修，多以偽造著稱。然其本使用董槐譜世系幾百年，今人卻說董槐“造人”或反對他人給他“安個祖宗”？誣以“不要隨便去纂改別人的族史，亂了他人的世系”，或扣上“閉門造車”的帽子？或直接道德評判“沒有素質”？喜歡以制高點打嘴炮。實則沒有別人亂其世系，是其先人執意修改董槐譜世系，然后接到董晉之孫作為要務。以當今的世系對比幾個地方？對歷史該譜不去探索，難以恢復原貌。嘉靖譜為何不存，僅在外省分支延續，固然會與清朝乾隆“毀祠查譜”有關，也與有意改世系存在一定因果關系。

（6）、混淆名字號的不同以及時間的不同

  人們尋根問祖總數查對名字，就如今年湖南岳陽縣黃沙街鎮田上董村為宗親尋祖，清末老譜只載十七世仁興公有從江西遷該地。然而，需要查閱字、號等，有時候，若記載世系多的，就需要查閱核對幾代人，不可能一撮而就。

   同時，名或字有一個相同，仍需要核對時間是否一致。可是，有的為了統宗收族，明明時間不對，也已有個“郎”或“官職”，就斷然決定為同一人？這在廣東某地一兩個地方出現此類情形。

考慮同名同姓的雷同情形。如史籍記載歷史上除了元朝董俊之外，同名同姓不少于6位：五代十國時期有（清）沈清崖《陜西通志·卷二十一》載：“董俊(唐廣順中)”；明朝時期有（清）魯曾煜《廣東通志·卷四十一》：“董俊，河南人；有南樂人董俊，（明）李賢《明一統志·卷四》：“董俊(南樂人，由舉人擢監察御史”；（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五十》：兵部尚書表“董俊，山西太原人”；（清）沈翼機《浙江通志·卷一百三十一》：“弘治六年（1493）癸丑科毛澄榜……　董俊(鄞人)　”；清朝時期（清）沈翼機《浙江通志·卷一百四十二》：“康熙五十七年（1718）戊戍科汪應銓榜……董俊(會稽人,庶吉士,隰州知州)”。

     同樣，（明）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三》：“董文靖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董文靖即南宋董槐，然而，此《洎川文集序》為董文靖之從孫，竟然取名董俊，字用章”。從孫本義，指的是自己的親兄弟的孫子，出現類似無可厚非。其次、江蘇鎮江丹陽《云陽董氏宗譜》、浙江富春江、廣西賀州鐘山、廣西欽州（譜載“我族乃祥符公之后裔也，公諱槐，號祥符，事宋為右丞相”）的族譜皆記載南宋右丞相董槐。

《清一統志·饒州府一》:洎水“在德興縣南。源出洎山下灘里,西流經縣南,又二十里入樂安江。下流通名洎川。今樂平縣亦名洎陽,以此水為名”。（明）朱右(1314～1376，臨海章安今屬浙江省臺州市椒江區人)《白云稿·卷五·洎川文集序》：“真懶禪師俊公用章，世居番易之洎川，董文靖公之從孫，有慧性”，個別宗親以《元史卷一百四十八》：“董俊，字用章，真定藁城人”、（明）高攀龍《高子遺書·卷三》：“董文靖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董文靖即南宋董槐，然而，此《洎川文集序》為董文靖之從孫，竟然取名董俊，字用章”。從孫本義，指的是自己的親兄弟的孫子，出現類似無可厚非，董俊同名比比皆是，年代不同董俊公的名與字驚人巧合純屬偶然。董文靖即董槐謚號（雖該古籍載：董文靖公槐，有在賜封的謚號后面加“公槐”）。《富春壺溪董氏宗譜序》與《洎川文集序》對比分析，史上明朝有太原董俊、曾經任萊州知府，洪武十二年為兵部尚書。該董俊祖籍不在浙江，士選也不是太原董俊之孫，乾隆五十七年富春江《重修董氏宗譜序》：“始遷始祖以宋賢相槐為率”。今考證董槐有子十一，一些地方的世系仍沒有考證統計(如董槐之子董烈)，況且是董槐的從孫。   若為董槐兄弟的曾孫，但時間不同，也不是元朝藁城董俊。太原有田宗長提出“《富春壺溪董氏宗譜序》以“太原人：士選撰”譜序似有后世編造之嫌”，譜序中“今吾父又遷于茲，……囑予為譜序。”。上文有乾隆五十七年富春江《重修董氏宗譜序》：“始遷始祖以宋賢相槐為率”，若把《富春壺溪董氏宗譜序》與《洎川文集序》對比分析，此董俊，與元朝時間不符，因此，對太原董士選撰《富春壺溪董氏宗譜序》為托名造譜之嫌的論證，我深表贊同。

   個別人奇思妙想，弄出“金頭御葬”，把元朝董俊戶南宋董槐混為一談。然一人不可分身同在兩地，一人不可伺二主。這樣的研究也太奇葩了。

相反，不能沒有實證就認為是同名同姓而已。史載：董有林，字淑英，北宋建昌麻溪禾場里（今永修縣虬qiu津鎮麻潭大房董村）人。被列為永修縣文物保護單位董有林墓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永修縣虬津鎮鄱坂村316國道旁1公里處。明載：董有林為宋代湖北荊州刺史，為朝廷重臣,歷史上具有重要影響。有人借口同名同姓，把實際是族譜記載且史料《欽定四庫全書》記載，也就進一步否定“乾隆辛丑統譜”，他就無任何實證就想當然認為是同名同姓？無非是想進一步否定董槐譜系以及回歸到錯誤的統譜上，這純粹是一種病態。如南宋董槐世系的熹公后有裔孫在北宋為官，史料記載，他就主觀臆斷“可能是同名同姓而已”？然而，查閱全國的族譜，北宋只有江西泉溪派譜載有董有林，其他支派沒有記載，永修縣虬津鎮麻潭大房董村建村至今近千年為江西泉溪派后裔，信口雌黃以同名同姓的幌子，無法否定是泉溪派后裔，以后唐的裔孫在北宋的熹公字德昭，作為南宋的名德昭之人，豈不荒謬。如此歇斯底里，其他人也不會被空話連篇所忽悠的。

個別人以江西泉溪派董氏族譜記載董槐同字號與《宋史》不同，父輩的名也與《宋史》不同，進而否定譜載。董槐謚號，泉溪譜記“文清”，湖北陽新、大冶等地記“文靖”，筆誤無可厚非，畢竟史籍也多有如此記載。《宋史·卷四百一十四·列傳第一百七十三》“董槐，字庭植，……父永，……贈太子少師，謚文清。”與江西武寧《泉溪董氏族譜》：“藝靖（字執禮，為吉州太守）長子槐，字志高，號萬峰，謚文清（湖北陽新等地譜以'文靖’）”；父輩《宋史》“永”名，原為“字”或“號”或“書名”皆不清，不能因此差別就斷然否定；古人名有正名外、書名、族名等別名不同；同樣，董槐在《宋史》中的字“庭植”與“志高”，《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入關時固已名聃矣，老子數易名字”，且有《顏氏家訓》“名亦呼為字”，《閻博陵畫》：“與史所載不同，或以字為名，或書名而不書字者”。故存在不同的名或字，名亦呼為字，不能因記載的字不同而否定。這些都涉及古代的名、字、號、謚號等。需要指出的是：董文靖即董槐的官謚（雖該古籍載：董文靖公槐，有在賜封的謚號后面加“公槐”），但此公槐是指“公”槐，指董槐公的稱呼倒稱，不是流坑派的全名“公槐”即“董公槐”。

 

（7）、不對各地記載進行橫向對比

自視清高，思維僵化，聽不進不同意見，動輒是鄙視、譏諷或人身攻擊；個別人以本本出發，迎合了一些地方人的心里被奉為上賓，不愿意看修譜是否改變，族譜是否矛盾，修譜是否假托，某一歷史修譜的譜序是否齊全，原來世系是否相同，高高在上，飄飄然到處炫耀，不對各地記載進行對比，不對其他譜系進行橫向對比，卻不知己傳播的是偽造后族譜，不以為恥，反唇相譏，自以為自己掌握精髓，他人就是閉門造車，喪失了謙虛的研究學習風氣。

有的譏諷南宋右丞相董槐譜，卻不知遠在江蘇鹽城、陜西柞水、浙江信安、福建泉州等地，都有與董槐譜世系記載的內容。因此，質疑董槐譜記載世系，無可厚非，同時全部否定世系，沒有確鑿證據，是不可采信的；對“熹吾肇遷祖也”后世系進行統譜也是貽害無窮的。

（8）、不承認明清出現的譜匠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七》載：“常州某縣一富家欲求通譜，士學力拒之，歿后無子，家人不能自存。富家乃以米一船易譜去，以此觀之，則圣賢之后為小人妄冒以欺世者多矣”；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七·“贗譜”》條中，就記載了假家譜買賣的事。明末松江人李延昰的《南吳舊話錄》記載贗譜專賣店招募了一些貧窮的讀書人按百家姓編制，“姓各一譜，譜各分支”，列為始祖的都是歷史上的皇親貴戚或達官顯宦。

太原有田宗親考研《富春壺溪董氏宗譜序》乃為后世譜匠托名董士選的偽作。因此，有的人認為出現譜匠只能是其他地方，起碼自己的族譜沒有出現？若出現過多偽造的譜序，不相信譜匠偽造，那就是先祖偽造了。

（9）、沒有充分證據，采用疑似作為結論

研究族譜，需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言之有據、言之有物、言之有法、言之有度。要求所持的見解和主張有一定的根據。不能空泛而談，需要掌握以史為證、史論結合的方法。

然而，在缺乏佐證材料之時，個別人喜歡反駁別人的研究，只是觀點，沒有佐證材料，不求甚解，自以為是，喜歡盛氣凌人。總以為自己是對的。不虛心、缺寬容。否則，正驗了明初才子解縉送的“蘆葦竹筍”對聯了。來不得浮夸刻薄、徒具虛名。

（10）、嘩眾取寵、研究粗淺

    個別人員因開始研究資料的缺乏研究也就一直沒有更新；在以往被人抬高之后，不愿放下架子，變得狂妄自大起來。遇到不同觀點，不是謙虛平和的探討，而是糾集臭味相投的幾個人有意進入特定的親情群攪渾，兜售那些譏諷謾罵的江湖習氣。這連起碼的研究都算不上了，而是挑戰底線的胡攪蠻纏，本就有失和諧，沒有“百家爭鳴”的雅量，甚至擺出一副道德制高點，諸如造孽、素質云云。研究，不是擺擂臺，研究需要講究證據，沒有一點證據，就是一個論點而已。個別人不求甚解，直接以（6+6）推算，大言不慚以11世也不看嘉靖譜序“二十三世孫（某）”？別人對他懶得搭理了，自己卻沾沾自喜道貌岸然到處炫耀“我把他辯論得無話可說”？一個論點，需要別人的折服，需要大量證據論證，不是靠詆毀就高一截，否則，反而顯示無能與下作。這樣的研究風氣，助長下去，給董氏族譜帶來的不是推動發展，而是扼殺。

2、缺少百家爭鳴的氛圍，不做包容性的相互交流

研究族譜，是為了明晰先祖遷徙，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事，而是造福董氏，讓更多人關心董氏、研究董氏，達到修譜隱惡揚善、修身、齊家、構建良好的道德規范之作用。

有個別人，研究族譜，熱衷小團體，進行對抗比拼，動輒以年紀，出口便是惡語，為老不尊、為幼不敬，反唇相譏，甚至人身攻擊。不是擺事實、列證據；相互提出各自佐證，觀點明確,論證得力。看哪一些論證更切合實際，卻在遇到論及自己先祖的族譜，感情用事、言語偏激，視野狹隘。以爆粗來顯示強者的能耐。然而強者的心態應該在論證中著重體現。以招引異見人士的圍攻，沒有包容性的研究交流，以和諧的名義驅趕擁有研究不同看法的人員，作出不禮貌、不文明，給宗親帶來的是不良影響。

有的對待研究，不是尋求真相的， 對出現的官爵不一致，感覺是丟臉的事情，要求不予公開。有的認為研究矮化其先祖，只想他人提供思路和資料，然后關門自己研究。更有甚至，個別人在宗親會提出不容他人染指本支的心態，提出“不要隨便去纂改別人的族史，亂了他人的世系”？

個別人2014年私下與我交流反對宗親相互分享族譜，借口是發現網上有提供的族譜銷售。我認為不同姓氏的不會或很少會買其他姓氏的族譜，即使有網上買到可研究的族譜，也是對尋根問祖的補充，或提供研究的一個途徑。

3、借聯譜之名收捐資宗祠之實

   史料記載：商周的祭祀的演繹出的宗廟制度,漸漸上升為國家的制度。自魏晉以來，國家規范家廟禮制，最終在朱熹《家禮》的指導下，祠堂制度得以建立。

明清時期的南方的福建、廣東、安徽、江蘇、浙江等地發展較快，以徽州最具有代表性。明清時期宗族的祭祀權力也進一步下移，許多平民也能建祠祭祖。它是宗族的實力標志和象征，同時還是各種道德的場所。當今廣東福建南方祠堂較多，鄉村社會圍繞祠堂生活；北方的廟宇較多，鄉村社會圍繞廟宇生活。就如上文所言：為緩解籌資修祠，又催生了統譜。

福建董承榮宗長年老不辭勞苦，編撰且低廉價格發行《華夏董氏通譜》，但開始較少人知曉，至今出版六卷，深受好評！然而，某地在2012年在沒有人力物力與研究的情況下，編修《華夏董氏聯譜》，結果2013年在收款中標注“捐款”，其后不再兌現《華夏董氏聯譜》？如此食言、失信，完全背離丟棄諾言和道義，棄信忘義，卻裝聾作啞，置身事外  最終推卸責任，既食言而肥，反倒打一耙。完全背離研究的正道、如此欺騙宗親，令人心寒。

4、鼓動冒認祖宗，肆意收宗、會議推廣

受明確統宗收族的影響，個別地方一當出現聯誼，就當作認祖，把查對族譜、尋根問祖追本溯源、拜訪就當作“認祖”；個別地方當提供聯譜的征求不同意見，或對“你情我愿”的聯譜提出不同看法，當作挑撥是非。依然是一言堂的做派。

     以上是董氏研究出現的不禮貌、不文明的扭曲心態，阻礙了董氏研究，也給族譜研究帶來隱憂。

                             2023年3月27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