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新刻金瓶梅詞話》于1931年冬，由北平琉璃廠某書商以“很低的價格”，從山西介休收購來京，轉手給文友堂，徐森玉、胡適等人以950元從文友堂購得此書，并出資預約影印104部，原本贈送北平圖書館收藏。鄭振鐸等沒有參與其事；參與人中徐森玉、馬廉等出力最多，胡適起到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新刻金瓶梅詞話》；文友堂；影印；胡適；北平圖書館；版本 百年來古代小說版本的發現，《新刻金瓶梅詞話》當推為最重要者之一。 此版本的發現、購藏與影印，當時就有人記載，后來也不時有學者述及。但由于各種原因，至今有些重要細節的說法，已經很不一致，其中肯定有不合于史實的成分，難免將來更加以訛傳訛了，所以有必要提出來，存疑或加以辨正。 我所見到有關記載或考述的資料如下： 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此文署名“郭源新”，發表于1933年7月生活書店《文學》創刊號，以下或簡稱“鄭文”）一文中說： “半年以前，在北平忽又發見了一部《金瓶梅詞話》，那部書當是最接近于原本的面目的。北平古佚小說刊行會的諸君，嘗集資影印了百部，并不發售。我很有幸的，也得到了一部。”[1] 238 又，鄭振鐸《記一九三三年間的古籍發現》一文中說： “小說的發現，沒有戲曲那么多，重要者尤少。去年冬，北平圖書館所獲的《金瓶梅詞話》二十冊，當為近年來最大的一個收獲。”[2] 451 朱星《〈金瓶梅〉的版本問題》（以下或簡稱“朱文”）中說： “今傳世最早的一部萬歷丁巳年本《金瓶梅詞話》，我曾請問吳曉鈴先生是怎樣發見的，他告訴我此事可問舊琉璃廠古書鋪文友堂的孔里千同志。 他現在是今琉璃廠古書裝訂部的老工人，快六十歲了。他記憶力很好，告訴我說： '文友堂在山西太原有分號，收購山西各縣所藏舊書。在民國二十年（1931）左右，在介休縣收購到這本木刻大本的《金瓶梅詞話》。無圖，當時出價很低，但到了北京，就定價八百元。鄭振鐸、趙萬里、孫楷第等先生都來看過。最后給北平圖書館買去了。’ 到民國二十二年，孔德學校圖書館主任馬廉（隅卿）先生（曾在北大兼課）集資，用古佚小說刊行會名義把這部書影印一百部……”[3] 294 黃霖主編《金瓶梅大辭典》（以下或簡稱《辭典》）“古佚小說刊行會影印本”條云： “《新刻金瓶梅詞話》影印本之一。一九三一年山西發現的《新刻金瓶梅詞話》由北平圖書館入藏后，于一九三三年二月，由北大教授、孔德學校圖書館主任馬廉集資影印（縮印）了一百零四部。”[4]1009 黃霖主編《金瓶梅大辭典》“北平圖書館藏詞話本”條云： “《新刻金瓶梅詞話》藏本之一。此本于一九三一年冬，北平琉璃廠古書鋪文友堂的太原分號，在山西介休縣購得。以二千銀元賣給北平圖書館。” [4]1009 梅節《全校本〈金瓶梅詞話〉前言》曰： “一九三三年馬廉以古佚小說刊行會名義，醵資將中土本影印一百二十套。”[5]3  山西介休本（1931） 王汝梅先生著《王汝梅解讀〈金瓶梅〉》（以下簡稱《解讀》）一書中說： “1931年冬，北平文友堂（琉璃廠的一家古舊書鋪）的太原分號，在介休縣收購到一部木刻大本的《新刻金瓶梅詞話》，十卷、無插圖、無評語。 當時只把它視為一般古籍，未認識到他的重要價值。在北京，經過專家鄭振鐸、趙萬里、孫楷第等鑒定，才確認它是《金瓶梅》的最早刻本。后由北京圖書館出價二千銀元收購入藏。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孔德學校圖書館主任馬廉（隅卿）先生采用集資登記的辦法，以古佚小說刊行會名義影印了一百零肆部。”[6] 231 胡頌平編著《胡適先生晚年談話錄》（以下簡稱《談話錄》）“1961年6月12日星期一”載： 胡適說：“這部古本《金瓶梅詞話》，你們是不知道的。日本圖書館在重裱中國古書時，發現古書內的襯紙有《金瓶梅》的書頁，共有8頁。 日本人不知道這8頁是什么本子的《金瓶梅》，于是照大小照相下來寄到中國來，問問徐鴻寶（森玉）、馬廉（隅卿，中國小說專家）和我幾個人。 我們幾個人都不知道是個什么版本，都不曾看過。恰巧在這個時候，北平書商向山西收購的大批小說運到北平，其中有一部大字本的古本《金瓶梅詞話》，全部二十冊，就是日本發現作襯紙用的《金瓶梅》。 這部《金瓶梅詞話》當初只賣五六塊銀元，一轉手就賣300塊，再轉手到了琉璃廠索古堂書店，就要一千元了。 當時徐森玉一班人怕這書會被日本買去，決定要北平圖書館收買下來。大概是在九·一八之后抗戰之前的幾年內。 那一天夜里，已經九點了，他們要我同到索古堂去買。索古堂老板看見我去了，削價50元，就以950元買來了。那時北平圖書館用950元收買一部大淫書無法報銷的。 于是我們——好象是20個人——出資預約，影印104部，照編號分給預約的人。我記不起預約5部或10部，只記得陶孟和向我要，我送他一部。 我們將預約多下來的錢給北平圖書館收買這書。也就在這時候，這書被人盜印，流行出去了。這書里有一百幅的圖，其中有些完全是春宮，是一部大淫書。 志明不知道，為了發財就亂印出來了，怕他會出大亂子，便中你去告訴他，要他審慎。”[7] 174-175  《胡適先生晚年談話錄》 以上資料涉及《新刻金瓶梅詞話》的發現、收藏、影印等情況比較一致的方面： 一是此書由北平（今北京）書商在山西介休發現并收購； 二是此書后來由北平圖書館收藏； 三是這部書當時曾集資影印。
一是此書被發現的時間。 這一點朱文記孔里千“在民國二十年（1931）左右”語焉不詳，《談話》未具體涉及，可以不論。《辭典》、《解讀》等都說是1931年。 鄭文沒有明確說，但該文以筆名“郭源新”在生活書店《文學》創刊號刊出時間為1933年7月，文中稱“半年以前，在北平忽又發見了一部《金瓶梅詞話》”，應該是指1932年的冬天。這就與1931年說有了矛盾，未知孰是。 但從鄭文稱“忽又發現”來看，他對此書的發現過程似不甚了了。所以，筆者傾向多家1931年冬在山西介休被發現的記載，較為可靠。 二是北平收購《新刻金瓶梅詞話》的書店是琉璃廠的文友堂，還是索古堂。 對此，諸家都說是文友堂，唯《談話錄》記胡適說是“索古堂”。對胡適的說法，黃永年先生《讀書求疵錄》已經指出：“彼時琉璃廠并無名'索古堂’的舊書店，不知是哪個舊書店被錯聽成'索古堂’？”[8] 黃先生的“求疵”是對的。補充一點說，他沒有深考的那個“被錯聽成'索古堂’”的舊書店，應該就是諸家所稱北平琉璃廠的“文友堂”。 三是書到北平后，是否曾經“轉手”。 按諸家之說是書到北平后，直接由文友堂賣給了北平圖書館，但《談話錄》記胡適說“這部《金瓶梅詞話》當初只賣五六塊銀元，一轉手就賣300塊，再轉手到了琉璃廠索古堂書店，就要一千元了”。 這里，雖然《談話錄》稱“索古堂”應是聽錯記錯了，但“一轉手”、“再轉手”與“轉手”的過程，卻不大可能是聽錯記錯的，更不會是編造出來。 所以當時一定是胡適這么說，胡頌平又這么記下來的。而胡適是當事人之一，嗜好古本，他在30年后的回憶，縱然不一定百分之百的正確，卻比較1980年“年近六十歲”，即1931年可能還不到10歲的孔里千的話，應該要可靠得多，北平琉璃廠古書鋪文友堂的太原分號，在山西介休縣購得的說法并不可靠。 而盡管胡適講得不很明確，但《新刻金瓶梅詞話》到北京后，曾經被“轉手”應該是事實，但轉手后的所有者是文友堂也是事實。  《新刻金瓶梅詞話》 四是此書收購、“轉手”與最后入藏北平圖書館的價格。 朱文記孔里千說介休原主“當時出價很低，但到了北京，就定價八百元”；《辭典》等稱“以二千銀元賣給北平圖書館”；《談話錄》記胡適說“這部《金瓶梅詞話》當初只賣五六塊銀元，一轉手就賣300塊，再轉手到了琉璃廠索古堂書店，就要一千元了”，所謂索古堂書店老板因為看他的面子，“削價50元，就以950元買來了”。 三說的是非，孔里千說“當時出價很低”，與胡適說“當初只賣五六塊銀元”相合，應該屬實。 雖未知“定價八百元”與“出價兩千銀元”兩說的根據是什么，但我們以為，盡管胡適晚年記憶與記錄者都有不準確的可能，但同樣因為胡適是當事人，又這種面子上的事不容易忘卻，所以他的說法應該更可信一些。 又，因為“那時北平圖書館用950元收買一部大淫書無法報銷的”，所以胡適等“好象是二十人”以預約發售的方式集資影印，“將預約多下來的錢給北平圖書館收買這書”，也應該是不錯的。 這就說，《新刻金瓶梅詞話》最后的收購價很可能不是孔里千說的“八百元”，也不是當今學者所述的“兩千銀元”，而是950銀元。 這錢是胡適等人出的，也就是說書不是北平圖書館出資收購，而是胡適等人集資收購后贈送給北平圖書館入藏的。 五是“北平古佚小說刊行會”影印此書的時間與部數。 朱文、《辭典》、《解讀》等都說是民國二十二年即1933年，鄭文發表于1933年7月，已稱“北平古佚小說刊行會的諸君，嘗集資影印了百部”，作追憶口吻，似此書不當影印于當年；稱“鄭振鐸說是“百部”，朱文說是“一百部”；《辭典》、《解讀》、《談話》都稱104部，梅節先生稱為“一百二十套”。 看來稱“百部”的是約數，梅節說“一百二十套”肯定是錯誤的，可信是胡適與后來多家所認可的104部。 六是參與鑒定、集資影印和收購的人。 文友堂的老板為第一人是不必說了，我們也缺乏有關的資料。 此書到北平后，其他最早見到并鑒定此書的學者，朱文記孔里千說“鄭振鐸、趙萬里、孫楷第等先生都來看過”，《解讀》說“在北京，經過專家鄭振鐸、趙萬里、孫楷第等鑒定，才確認它是《金瓶梅》的最早刻本”。 但從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一文中說“半年以前，在北平忽又發見了一部《金瓶梅詞話》，那部書當是最接近于原本的面目的。 北平古佚小說刊行會的諸君，嘗集資影印了百部”的語氣，我們感覺他不象是最早親見過此書的人，不然他就不會稱“集資影印”者為“諸君”和以得影印本為“有幸”了。 今人以此書一開始就經過了鄭振鐸等人鑒定的說法，似當存疑。按《談話錄》提到參與鑒定、集資影印和收購的人，除胡適本人外，還有“徐鴻寶（森玉）、馬廉（隅卿）”，應該是可信的。 三人中徐森玉是發起人，他們“一班人怕這書會被日本買去”，而集資收購此書，是文化人愛國的義舉，應予褒揚。 其中胡適當時地位名望最高，是玉成此事的主要人物，他也出資較多。但親自主事也出力最多的，當推馬廉（隅卿）先生。 所以，諸家記此書收購影印多只提馬廉先生，雖然不夠盡情，但也說得過去了。但若細說此事，徐森玉、胡適的功勞，也實在不該忘記，而值得一提。 綜合以上所述論，《新刻金瓶梅詞話》被發現、收購與影印入藏的細節雖然還有不甚明晰處，但基本的事實已經可以確定下來。即是書于1931年冬，由北平琉璃廠某書商以大約“五六塊銀元”的“很低的價格”，從山西介休收購來京，“一轉手就賣300元”給了文友堂，文友堂再轉手就把價格抬到了一千元。 徐森玉等人唯恐被日本人買去，決定要北平圖書館買下來，夜九時造訪胡適，邀胡同去買書。文友堂老板以950元轉手給了徐森玉等。 但是，由于“那時北平圖書館用950元收買一部大淫書無法報銷的”，徐森玉等20個人“出資預約，影印104部，照編號分給預約的人”，用“預約多下來的錢給北平圖書館收買這書”。 《新刻金瓶梅詞話》是先影印再歸北平圖書館收藏的，馬廉等為影印此書出力甚多；它不是北平圖書館收購的，而是徐森玉、胡適等人為避免被日本人買去流出國內，出資收購送給北平圖書館的。 因此，這是《金瓶梅》流傳史上的一則佳話，除徐森玉、馬廉之外，胡適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這使人想到胡適后來收藏《紅樓夢》甲戌本的故事，雖具體情景有所不同，但與此可以并稱他對中國古代小說版本流傳的兩大貢獻。以后有關的記載，都應該考慮統一到這些基本的事實上來。  本文作者 杜 斌 副研究員 注 釋： [1]鄭振鐸:中國文學研究（上）[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2]鄭振鐸:中國文學研究（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3]吳晗、鄭振鐸等著，胡文彬、張慶善編:論金瓶梅[C].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 [4]黃霖主編:金瓶梅大辭典[N].巴蜀書社.1991. [4]黃霖主編:金瓶梅大辭典[N].巴蜀書社.1991. [5]梅節:全校本《金瓶梅詞話》前言[J]. 重校本《金瓶梅詞話》[M].香港:夢梅館.1993. [6]王汝梅:王汝梅解讀《金瓶梅》[M].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7. [7]胡頌平編著:胡適先生晚年談話錄[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8]黃永年:讀書求疵錄[J].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4). 文章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 本文獲授權發表，原文刊于《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轉發請注明出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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